方军采访李大娘
腊勐村委会
一
“80岁的李连春不久前去世了”，这个消息由远在日本我的好朋友朱弘又一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从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四年前，我曾经在云南的保山采访过李连春女士，接受我的采访时李连春老人还是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转脸儿的功夫，李连春女士已经驾鹤而去了。我四年前曾经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采访她的文章，题目为《忍辱负重李大娘》。文章中我表述了在日本国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她被侵华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悲惨经历；和她老人家要去日本国起诉侵华日军所犯下罪行的愿望。随着她的离去，我感觉，她的故事、她的 经历、她的悲伤、她的悲愤和她的愿望也永远的离去了。
很少有人再会提到她和她在战争中的经历，这应该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了。
在日本侵华期间受到日军性暴力迫害的中国妇女命运是最为悲惨的，??惨到无人知晓的地步。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把苦难埋藏在心底里，这不是最大的悲哀吗？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数也数不清的被迫害妇女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我能采访到李连春大娘曾经得到云南保山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云南抗战专家沙必璐女士、陈祖良先生亲自担当向导，从而得到顺利的采访的。在李连春家采访时遇到的难题不在于老人不说，老人想说！可是，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这就使老人没办法说。在中国农村时至今日：“被人强奸”是耻辱；“被日本鬼子强奸”更是被认为是耻辱的事情。中国是一个从封建王朝逐渐走到今天的国家，要想冲出思想的牢笼、在大庭广众之下控诉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没一点胆子还真迈不开步子、张不开嘴。在侵华战争中受到侵华日军性暴力的受害中国女性何止千万！敢站出来的还真是屈指可数呢。
李连春女士是开明的，李连春女士的家属也是开明的。可是，村里人非来看热闹。村里人对“北京来了个作家”很是新奇，都来看。没办法，我和陈祖良先生就给了围在李连春身边村子里的人们钱，让他们去村口的商店“买啤酒”。但是张三去了，李四又回来了。王五走了，马六又回来了。马瘸子走了刘秃子又拿着啤酒飞跑回来了。唉??。
百般无奈，我们只好搀扶着李连春老人到庄稼地里去，庄稼地里有齐人高的玉米，在那里采访好象游击队进了“青纱帐”。
对于李连春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遭遇，我有我的评判定义。她应该是“日本国在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人性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815日本国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犯下无数罪行，“性暴力犯罪”应该是其中之一。 详细分析的话，侵华日军在性暴力犯罪方面又分为两重定义：
一，为侵华日军自己所说的“慰安妇”。
慰安妇的构成是侵华日军为其军人在其战区内所安排的性发泄场所??慰安所内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人物；慰安妇出现在战场上，其目的是稳定日本军人军心、防止军事机密泄露、保证其军人安全、防止性病蔓延、防止军人对民间的犯罪等等目的而建成的。慰安妇的构成在日军侵华初期为日本人、朝鲜半岛的妇女和少数中国人构成。无疑，日军是在欺骗的前题下达到其罪恶的目的的；虽然在慰安所里打有“金钱交易”的幌子，同样也是违背妇女意愿的性暴力行为。被侵华日军所指认的慰安妇是被日军军部操纵的；是和军马、军炮、物资一样有编号的“物品”，但是，这些慰安妇是不可以随便被日本军人杀戮的“物品”。
“慰安”一词在日本语中有“慰问”和“安抚”的意思。至今沿用。
二，在侵华战争的中、后期所产生的被害妇女。也被今天学者所认同为慰安妇。
在这个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战线逐渐拉长，同时，人数可怜的日军要应付亚洲各个战场及太平洋战场战争行为，这时在中国各地的日军是顾头不顾尾、在相持之中走向败落已经成为定局。这时，日本军部“在战区建立慰安所”的设想已经不可能逐一实施。随着陷入人民战争的沼泽，此时的日军官兵头脑中除去“枪林弹雨”就是“玉碎”。正是这个时期，日军大量走出炮楼和所占领区域去中国各地民间做出性暴力犯罪的；正是在这个时期，日军除去在中国的村庄进行烧杀抢掠之外还强暴当地的中国妇女。同时，他们按照“慰安妇”的模式，在中国的村庄中强掳妇女进炮楼，充当性奴隶供其日本军人长期使用。这时的中国女性已经成为丝毫没有人格尊严的性工具，她们的生命已经丝毫没有保障。
李连春当年被侵华日军强掳进日军炮楼长达半年之久，严格的讲，她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慰安妇”，但是，她却是侵华日军按照慰安妇的模式强掳进日本兵营充当性奴隶的人物。
在侵华日军的档案中她不可能象其他军用品、其他慰安妇一样有编号或者记载，李连春和一起被日军强掳进炮楼的中国姑娘一样是比侵华日军随军慰安妇更悲惨的性奴隶、性工具，她们有随时被杀戮的危险。因为，杀了她们还可以抓到新的中国姑娘。给她们头上戴上所谓“慰安妇”的帽子，我认为更是奇耻大辱。如果说“慰安妇”成为被侵华日军强掳成为性奴隶的代言辞，也只好暂且如此。
总之，“慰安妇”在字表意思上成为一个简单的符号，一个简单的代言辞。要想用其他的简单中文词汇表达一个复杂的词意，也太复杂、太难。所以，也只好如此。其实，“慰安妇”这个辞的背后充满了血泪和苦难。是一言难尽的苦难。
二
侵华战争的血雨腥风飘过中国的土地60年后的今天，才有十几名中国妇女站出来控诉侵华日军性暴力犯罪的行为。侵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需要事实时，需要当事者站出来时，大部分亲历者却卷旗息鼓了。这一历史悲剧之后的悲伤，实在令人刻骨铭心。
当然，问题是复杂的。正因为是“复杂的”，所以才帮助了以往罪恶的忙。
李连春是经过忍辱含垢、羞愧欲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勇敢地站出来，向世间披露那段旷世惨绝的人生遭遇的。李连春原来是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人，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入寇滇西，由于驻缅英军及中国远征军的败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不到一周，龙陵、腾冲先后失守，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尽皆沦丧。白泥塘村地处怒江西岸松山左侧，属日寇的前沿阵地，由日军56师团的113联队驻守，更是成了日寇肆意践踏的重灾区。
1942年8月，就在蜡勐街头，三个日寇把17岁的李连春轮奸了。在这之后，日军又来到她家要把她带走。李连春的父亲坚决不答应，被日军当场打死。在日本兵的营房里，李连春和被抓进来的姐妹们一起每天强装笑脸，应付那一身臭汗、刚从阵地上换下来的日本兵，要陪他们笑、陪他们闹、还要任他们肆意蹂躏、即使是卫生期也不能幸免。数月之后，趁一个黑风暴雨的夜晚，李连春借着盛夏的闷雷和闪电，深一脚浅一脚沿滚滚浪涛的怒江边逃出日本鬼子的魔掌。
李连春回忆说：“当时，日本哨兵因为暴雨大都缩在哨塔里，是暴雨帮了我的忙。”
“日本哨兵开枪怎么办？”我问。
“我逃跑的时候，是借口上厕所。当时，一道闪电伴随惊天动地的雷声就亮在我和日本兵的哨塔之间，我看见了哨塔中日本兵的脸和他脸边雪亮的枪刺，他应该也看见了我吧？我身后是涛声如雷、滚滚而流的怒江。他如果开枪我是死；他如果追我，我只有投江，还是死。我当时就抱着一死的决心。可是，半天，我身后依旧是滔滔的水声，我前面依旧是隐约可见的哨塔。我再试着跑出几步，回头看，一切依旧。又是雷电！我看清楚水流湍急的怒江！怒江就是我的心、我的命运、我的榜样！逃！不死就逃！??在日本兵营里生不如死呀！”
我想，李连春年轻的时候真够胆大的。李连春的女儿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她很漂亮，我猜想李连春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早想逃跑了，我一直在侦察着逃跑的路线，我真逃出来了，深一脚、浅一脚，我走到天亮又走到天黑。在江边的密林里我遇到一个打柴的老乡，他给我吃的，我不敢要，再逃跑！他就追上我。细细一问、屈指一算，吓了我自己一大跳！我在日本兵营里整整半年时间！我是从人间地狱里逃出来的呀！” 李连春一边说一边浑身哆嗦，似乎心有余悸。
李连春对我说：“其余十几个云南的姐妹，一个也没活着出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几十年来，我从来没听说过她们的任何音信。而且，我听说中国军队攻克松山之前，日本军队把所有抓来的中国妇女都杀害了。还听说有朝鲜人跑出去了。”她说。
李连春回忆：“我所在的日军阵地有日本兵大约800人，慰安妇大约有30几人。慰安妇的1/3是外国女性。由于这只日本军队把守松山高地一线，所以，整个切断了滇缅公路。后来我才知道，这条公路叫史迪威公路，美、英各国的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物资都是通过这条公路从缅甸、印度运往中国四川重庆的。”
云南是中国的大省，风光旖旎，人口：4158.9万人（1997年末户籍总人口）。日本国对中国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军队侵占云南滇西一带三年，时间是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根据云南史志记载：“日军在云南战场战死两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六万余人，云南民众死于战祸与瘟疫者逾十万。三年之中，受到侵华日军性暴力迫害的妇女有数千之众------。”
时至今日，只有一位妇女敢于站出来控诉侵华日军的战争罪行。
当然就是李连春老人。
在玉米地里，李大妈拉开上衣给我看肩头上的伤说：“羞耻呀，这是当年鬼子兵兽性大发时，咬下一块肉落下的伤疤。”我慢慢地对李大妈说：“不，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耻辱。这应该是咱们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难道不是吗？”
我朋友对我所发表的耻辱观大为嘲弄，我却坚持这一看法。
我对李大妈说：“我想带电视人来，您同意吗？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您，好吗？如果您面对电视镜头，您想说些什么呢？”李连春说：“我想告诉日本人，‘你们不谢罪，我到死也不答应’”，李大妈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想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们，千万不要忘了那悲惨的岁月。人呀，一旦当上亡国奴，就不如牛马了。”
我问李连春：“如果云南当地的干部同意，发你护照；中国的律师带你去日本，就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诉日本政府，你愿意去吗？”她坚决的回答：“愿意！当然愿意！”
从采访李连春到时至今日我仍然对一些情节感到费解：
一，日本兵强迫她们穿日本和服还学习日本舞蹈，跳舞时跳不好就挨打。我感到费解。我很奇怪：这和服难道日军还带着来？我又奇怪：这日本舞怎么跳？
二，李连春回忆：还遇见一个放牛的老人。我奇怪：日军阵地有那么大？有中国人的住家圈在其中？那个放牛的听她说中国话还吓了一条，说：“别人不说中国话，你怎么说中国话？还给她一身破衣服。她把破衣服藏在厕所的房柁上，逃跑时，换了衣服的。
李连春家的房子很旧，是纯粹的滇西式建筑。房柁、木版都裸露的外面没有一点修饰。李连春家四合院的前北房就是羊圈、牛圈。李连春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喂羊、牛。她家没有自来水，当然，也没有下水道。我尝了尝井水，清冽甘甜。李连春家门口有个高高的象炮楼一样的建筑，我感到奇怪。后来，我发现家家户户门口都有这样的建筑。原来，里面晾着一排排的烟叶。李连春象其他云南人一样，吸烟。我一直认为云南人吸烟和云南新鲜的空气有直接的关系。??空气太好了，所以用吸烟来“找齐儿”，就是找平衡。
看来，李连春一家人生活的很安定祥和。
李连春的女儿是小学教师，她不幸骨折正在家中休息。她对母亲的经历了如指掌，她的母亲和我们说什么时她并不回避，就坐在旁边听。
滇西抗战专家沙必璐女士对我说：“李连春老太太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她被侵华日军强掳为性奴隶时间长达半年，每天被迫受到二、三十日本兵的强暴，她居然没有得性病。逃出后，还和丈夫生了几个孩子。”
三
可惜，李连春老人不幸于今年１月１０日去世，她的夙愿戛然而止。
日本国的右翼学者可以弹冠相庆了，云南的“人证”消失了。我一直认为日本右翼学者的任务是：篡改历史，不承认侵华战争的罪行从而保护日本国的利益。
朱弘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李连春在一周前的下午五、六点钟晚饭时分（当地习惯一日两餐），她突然从小凳子上滑倒在地。从此全身无法动弹、不能说话、水米不进。
（也就是说∶她直到去世，约一周时间水米不进）但直到去世，她眼泪不断流淌，似乎有相当的自我意识。由于她的血管过于脆弱，当地医生试图注射点滴而无效。于是，李连春开始处在弥留时分。绝望的家人按当地习俗，随时（一刻不断地）有亲人守候在她的身边。
一周之后，当最后瞬间到来的时候，由大女婿甫发礼和另一个男子（李丈夫的弟弟的儿子）把她从床上抱到木制靠椅上坐正了，一个人用手托住她的下巴----使她的嘴得以合拢，一个用手揉她的眼帘----使她的眼睛得以闭合。（当地习俗叫做「接气」）
前后约１０分钟，老人轻轻咽下最后一口气，永远地逝去了。
逝后第五天的１月１４日，老人下葬了（土葬）。坟地（据说）距离村子有二公里左右。她的左手是丈夫高习贤的坟墓，右手侧后方是儿子高成树的坟墓。家人预计三年后立碑，而儿子高成树的墓碑则必须等待他自己的后人（儿子）成年之后才能树立。
根据朱弘先生判断∶老人死因大概是脑溢血。在水米不进的状态下，她尚能存活一周时间，那么如果是在城市，任何正规一点的医院都能够挽救她的生命。???可惜，可悲，可恨！
我和朱弘认同一个事实，李连春的病应该属于一般性老年疾病，是早期脑溢血症状，如果医疗条件好的话，及时抢救，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朱弘说：去年１１月，朝鲜朴永心老人离开云南之后，当地保山电视台副台长李根志和戈叔亚等人上山采访了李连春老人。他们当时告诉我的是∶老人头脑清晰，依然健康。直到我通知老人去世的消息，大家在惊愕之下才反应过来∶老人当时提到自己“近来时常头昏”而且抽烟很凶。采访是在１２月初进行的，仅仅过了一个月，她就倒下了。
“李连春老人在八○年代回到过松山（老家是白泥塘村），原因仅仅是“想家了”。第一次没有任何家人陪同，第二次是老三?高玉莲陪着回去的。她回忆中“住在一起的”慰安妇包括朝鲜人、日本人、以及“我们中国北方的女子”。就慰安妇的籍贯而言，滇西一带肯定有台湾来的，在整个滇缅战区绝对有广东来的。但云南山民印象中的“北方人”究竟是哪种概念，这已无法确证了。”
朱弘先生说：以上，是我和高玉兰夫妇交谈之后的总结。
“因为高玉兰不熟悉松山的地理环境，所以无法判断老人当时所在慰安所的具体位置。尽管老人受尽伤害，但她私下还是对女儿说过∶“其实日本人里头也有比较温和的呢”。丈夫去世之后，因为家里太穷困，老人为了生存曾经尝试过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因而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上“历史问题不清不白”，她在村子里被斗过、被强迫办学习班。所以她对子女的期待就是∶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回来！三个争气的女儿确实达到了这个目标。唯一（同样出色）的儿子只所以留在本地，是因为他“独子”的身份----最终失去了参军的机会。儿子善良忠厚，但不幸死于癌症，留下两个幼子。他的遗孀表示∶起码在老人过世之前，她不愿再嫁。
最早指责李连春老人“历史不清白”的是她那个脾气暴躁的公公----他嘴上时常挂着这样一句话∶“这个儿媳是坏人，如果是好人就不会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李连春只能默默流泪，但她始终孝顺这个脾气糟糕的公公，直至为他送终。
我当年在采访李连春时就听到过来自当地官员的非议，这说明李连春遭受过的最厉害的辱骂可能还不是来自她公公的。２０００年，当她试图办理赴日本国际法廷作证的手续的时候，被保山外办的两位主管官员，“居然”都是女的----当场拒绝，说∶‘没听说农民还有出国的，简直开国际玩笑！’”
我想，我年轻的时候就每天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永远健康”的，结局是大家所知道的“是生活哲理之外的”情形。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保山外办的官员绝对不会这样思想了??老农民也是可以领护照出国、站在国际法庭诉讼战争罪行的；再过几年，我们的干部会以更加开明的方式应付被侵略战争中所遗留的问题 、并加以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不断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我们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不能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而长寿，她们的离去、她们以自然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她们没有机会在国际法庭公开的以亲身经历的苦难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了。她们的遗憾从而带给我们遗憾和自责，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必然。这个历史的句号，已经由我们自己画上了。
中国云南的抗战学者大约有250多人，从李连春消失之日起，他们对抗战历史的研究应该是从史料到史料、从博物馆到博物馆了，敢于站出来的战争受害者已经自然消亡了。
写到这里，我感到，中国的受迫害妇女真是可怜。几十万人在半个多世纪里把屈辱埋藏的心底里，把微笑展现给他人。少数敢于站出来的控诉的妇女也并不顺利，时至今日，日本国没有就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日本国没有就侵华日军在战争中强暴过的中国妇女作出任何致歉和赔偿。反过来，如果日本国也遭受外国侵略十数年，在日本的外国列强也在掠夺日本国资源的同时、强暴日本国妇女数十万人；日本妇女每人每天也被迫接受数十人发泄、强暴；时至今日，也没获得道歉和赔偿！??那么，日本国民做何感想呢？！日本妇女又做何感想呢？！难道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人和他国人有高贵低贱之分吗？！
李连春老人是敢于站出来的被侵华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中国女性之一，这样的女性占中国受害者的几十万分之一，现在还健在的我知道有两位，她们分别是中国山西省的刘面焕老人和万爱花老人。这两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都去过日本国数次，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诉日本国政府。李连春通过云南的抗战学者知道了刘面焕和万爱花的英勇事迹，所以，她也数次提出诉讼的希望。应该说李连春生平最大的夙愿就是去日本，就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起诉日本政府。她的离去是抗战历史研究界的损失；她的离去，又一次说明，以亲身经历控诉侵华日军罪行的“人证”正在逐渐消亡。
在中国亲历过抗日战争的人物占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明年这个比例会更少。
博物馆学中重要的一笔是：战争亲历者口述的历史。口述史就是人证。
从司法学的角度上分析，“人证”和“物证”孰重孰轻？各位应该有个评判。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早已经离去，她们的在天之灵应该说是得到抚慰的。
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得到了什么？是精神上致歉的还是物质上赔偿？中国人低贱？
历史的一页，正在不以人们的意愿逐渐翻过去，苦难正伴随着苦难的命运离去。
我写下如上的话，是希望战争的血雨腥风不再降落在民众身上，她们有时真是无助。
我曾经采访李连春老人，我祝愿李连春老人在天国中远离战争，平和、安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