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请命

　　1991年3月28日上午，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人走进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将一份装订工整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意见书递交给了502号接待员。这是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召开的第四天。这个青年人是北京的青年学者童增。

　　4天后，4月2日黄昏。北京京西宾馆--人大代表驻地，晚饭后的人大代表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大门，漫步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的两个散发资料的年轻人打断了代表们的交谈。这次受人民重托共议国事的代表们突如其来地遇上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话题，一个拖延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正裁决--这两个年轻人散发的是那份《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意见书。这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是童增。

　　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童增，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受道义和良知驱使，凭着一腔热血、以国际法研究者的严谨态度在意见书中简要地回顾了人类战争与战争赔偿的历史，尤其是从中国法律、日本法律和国际法的角度，对"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大战争法概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始终紧扣日本侵华战争这一索赔主题背景。让人大代表弄明白了，我国政府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战争赔款"实际上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和约规定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它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只能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担任主角所应得的那一笔战败国政府应支付的款项。意见书还援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雅尔诺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论证了战败的侵略国向战胜的被侵略国支付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的国际合法性。意见书列举了东、西德在战争结束后向有关受害国家支付这两项赔偿3000多亿马克的事实，也提到了日本向部分亚太国家支付10多亿美元的两项赔偿事实。

　　意见书在人大代表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省的代表团很快进行了讨论，并正式向大会提出"建议案"，但由于提案截止日期已达，未被列入这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中。一年后的1992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贵州代表王录生和安徽代表王工领衔签署的"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大会，并最终被列入此次大会的正式提案。

　　1991年3月28出这是一个普遍的日子，但这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如果历史还不健忘，如果这个世界还有道义和公正可言，那么，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在重翻历史这本大书的时候，在泛黄的书页间或电脑资料库繁杂的条目中，他们将会见到被记载下的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46年后，沉默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终于觉悟到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权利并以国际法为依据发出了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受害赔偿的声音。

　　自199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战争直接受害者或间接受害者站了出来，一宗又一宗向日本国索腊的起诉书送交了日本法庭。8年的时间过去了（刚好是当年抗战的时间），尽管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并不平坦，但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走在这条路上。

　　1993年，美国"世界名人录"总裁致信童增，祝贺他入选当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童增入选的理由是把战争赔偿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出了贡献。

　　童增本是一个理身于书案间的学者，如果说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提出"民间受害赔偿"的理论是他的一个学术成果，那么他完全可以继续沿着学术之路走下去；他最终亲自投身于对日索赔运动已经是有些迫不得已，因为他实在无法平静地面对一个个找到他的老人、一封封求助的信件。迄今为止，已有十几起民间对日索赔的个案在日本立案，而这其中大多数受害者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他从蜀道走来

　　童增，祖籍湖北黄陂县，1956年出生于重庆一个命运多舛的书香门第之家。其曾祖童伯超是前清的举人．辛亥革命后做过湖北省议员，黄陵县志中称其是一贤达人士"；毕业于武汉商科大学的祖父童掘存曾供职于国民党审计部，1949年，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本去台湾执意留在了大陆，但因此失去工作，后被介绍到重庆一家公司当会计，直到退休。其父童强蒙50年代毕业于重庆大学，后因在一首打油诗中写过"党委书记的脚，不要像三寸金莲"，反对技术人员任用上的弊端而被划为"右派"，并被列入全国闻名的右派罗隆基、章伯钧的"联盟"。

　　童增的童年时代，虽家境贫寒，但他已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具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那时候，他每到夜晚便坐在祖父身旁，听老人家讲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10岁那年，童增珍爱的那套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主编的"历史小丛书"被来抄家的造反派一册册撕毁了，造反派走后，他流着泪把破碎的书页收拢藏到床下，夜深人静之时，他便把这些被撕碎的书一页页对起来拼读。

　　由于作为"右派"的子女长期受到歧视，重增形成了寡言少语的内向性格。勉强读完小学之后，他读初中的资格被剥夺了。为了继续读书，他只身来到距重庆千里之遥的一位表姐家，求她帮忙，在她任教的中学当了一个"旁听生"。为了得到校方的好感，读书之外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为学校挑煤，他翻山越岭，箩筐里装了50斤煤，到学校时只剩下了20多斤……

　　高中毕业后，童增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空隙，他还没忘读书。有人说他搞"个人奋斗"，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天，有备而来的公社书记抄起了压在他枕下的"黄"书《唐诗三百首》。重增急了，沿着小路从山上追到山下，他解释说那不是黄书，毛主席还多次引用过那本书里的诗句…书记不听，不肯把书还给他。直到书记在一个村里吃午饭时，童增瞅准机会，把书抓到手里就跑…

　　童增的理想是做一个诗篇传世的大诗人，或者当一个秉笔直书的名记者。"文革"结束后，同来的知青陆陆续续地返城了．童增的母亲经过奔波，三次为他在重庆找到了工作，但他执意不回城。他想留在农村安安静静地读书--他想考大学。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童增考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1982年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他幸运地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1986年，这是他的而立之年，他又考入了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

　　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再加之环境的影响，沉默少言的童增养成了思考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他的使命感也逐渐成熟起来。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学者，童增关注着中国的每一步变化。他曾提出过"新时期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还主编和合著了（经济法实用教程入《世界何处去》等著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上，他的四个文明的提法--"'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环境文明"、"制度文明"，首次把环境保护提到了文明的高度，引起了与会外国学者的广泛兴趣。

　　中国受害者不能再沉默

　　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几乎就很难找到一个家庭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日本的债权人。

　　童增的家境曾经是殷实的，但在战争期间从湖北被迫迁往重庆的途中，其曾祖多年保留的珍贵文物字画及一切家财被日本人掳夺殆尽。但是，与其他未曾亲身经历过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的青年人一样，童增对那场战争的了解来自于书本和电影。1945年以后，即便是那些亲历了战乱的受害者，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感受也只能是愤懑、屈辱和疼痛，从来就没有人知道自己作为受害者还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恣意歪曲历史事实，试图掩盖其侵略的真相，这一举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受到强烈谴责。这时候的童增意识到，必须让日本彻底谢罪，同时，应该要求日本对中国人民给予赔偿。从这时起，童增在给学生讲课时开始提到日本应该给予中国赔偿的问题。但是，当时他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甚至他还天真地认为，即使中国政府放弃了赔偿要求，日本出于道义和良知也应该主动给予中国赔偿。

　　1988年前后，童增从报上获知，东欧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一些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开始要求当时的东、西德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同时，他也发现，自二战之后，西德已经陆续对给一些战争受害国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给予了赔偿。在深入研究了1953年西方盟国与西德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后，童增认为这一协定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明确区别开来是对战后国际法的一大贡献，有利于国际人道精神的进一步升华。通过研究，童增茅塞顿开，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完全可以区别开来，我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受害赔偿从来也没宣布放弃。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数额的计算，童增与有关人士经反复计算，得出1931年一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的结论。这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

　　1990年开始，童增奔走于报刊社之间，但没有人敢于发表他的研究结果。这种情况直到1991年他上书人大，海外传媒纷纷报道后才有所改观，国内媒体开始做出反应。

　　在呈给人大办公厅的意见书的结尾，童增表示，"客观地说，日本国的任何赔偿都弥补不了1931年至1945年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日本国履行了受害赔偿义务，我们也算给日本国赠了厚礼，给他们反思战争罪行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1992年3月对日由童增起草的《一万中国公民致日本国会公开信》中，他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日本应给予中国民间受害赔偿的范围--

　　对被日军疯狂杀害而死去或受到伤害的中国平民、伤员、战俘进行赔偿；

　　对在日军的皮鞭和刺刀下服苦役的中国人进行赔偿；

　　对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女性们进行赔偿；

　　对被当做试验品的中国人和死在细菌武器下的中国人进行赔偿；

　　对被日机狂轰滥炸不设防的中国大、中、小城市而受到严重伤亡的中国人及财产损失进行赔偿；

　　对由于日本在中国种植和贩卖鸦片而使中国人民蒙受严重损失进行赔偿；

　　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文物进行赔偿和归还；

　　对被日军毁坏和掠去的大量中国公私财产进行赔偿和归还；

　　一石击起千层浪。在人身和财产受到严重侵害，忍辱了近半个世纪，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民众开始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要求。

　　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尾声

　　笔者在童增家中看到，他的书架上堆满了受害者的书信，密密匝匝有一万多封。这位被许多受害者当成亲人和"民族英雄"的副研究员，为了索赔，已多年不能安于书本间的研究，但他认为，这种对索赔运动的直接参与，对他将来的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几年来，童增的同学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做了律师，收入丰厚，只有他仍然囊中羞涩，家徒四壁。他已经没有了可以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尽管如此，重增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山西一位受害者--做过"慰安妇"的侯冬娥老人屈辱一生，在她晚年终于忍受不住屈辱和孤独准备一死了之时，她听说一位叫童增的年轻人在为同她一样的受害者奔走，并且要求日本赔偿的消息后，她又坚强地活下来，并对日本提出了控诉……尽管这位老人最终没有等到胜诉的那一天，但她应该知道，总有一天自己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个"说法"。湖南一位老人，当年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并且，他亲身经历了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回国后，老人受到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猜疑，后来隐姓埋名，不前再说出自己的经历。1991年，老人的长子从报上看到童增首次发起了中国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受害赔偿的报道，他鼓励父亲站出来，公开战争受害经历。可是，老人因为这段并不是被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受害经历，已经尝够了人间的苦辣，好容易熬到退休过上平静的生活，他实在不想再去揭这块心灵的疮疤……最后，全家郑重地开会决定：站出来公开历史真相。于是，子女们以父亲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寄给童增。重增收到信后，即向新闻界进行了公布，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转发了这条新闻：广岛原爆下有幸存的中国劳工……

　　今年早些时候，又有一位受害者代表"慰安妇"走出国门去起诉日本政府；而轰动一时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和受害者李秀英等诉日本政府一案，也将于今年12月做出裁决……

　　8年了，中国受害者的起诉，竟没有一例被判决胜诉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又一遗憾。如果今年12月李秀英一案仍不能胜诉，那我们将极有可能不得不把这世纪之辱带人下一个世纪，这将是对正义、公道和良知的亵渎。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志愿人 员投入了对日索赔的行列。所以，童增并不孤独；所以，那些在战争中饱受磨难的老人仍然有看到正义获胜的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老人得到金钱的补偿对他们个人已无实际意义，他们要讨的，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所以，童增说，他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摘自法制日报《法制与新闻》1998年12期）作者关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