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乔新生  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日前,日本政府修订了1992年制定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简称ODA)”,将援助的“人道目的”改成了“国民的利益”。在新大纲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新的政府援助方案,将对华援助在今年减少25%的基础上,再次减少25%,从而使对华援助总额控制在8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将对印度的政府援助增加了25%,从而使印度获得超过10亿元美元的日本援助。日本外务省的新闻发言人在解释这一变动时,直言不讳地说,日本的决定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而中国将其开支用在军事和其它领域,日本民众反对将援助给中国”。

  研究中日关系,这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细节。在这个政策变化的背后,隐含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日本的政府援助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日本人为什么看重中国军事开支?日本人为什么突然加大对印度的援助?

  从一般常理来看,援助与接受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单务合同”,援助人似乎有权随时中止援助,而接受方则没有要求继续援助的权利。但是,在国际交往中,人道援助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援助的背后是一条通往世界各地的商业大道,在这条商业通途中,日本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占领了世界各地的市场。而一旦铺就了商业坦途,或者日本可以凭借现有的国际规则进入一国市场发展时,“人道主义”的援助就退居了幕后,日本商人就可以粉墨登场了。

  在中国,日本政府援助的这种作用表现尤为明显。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日本的家用电器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许多过时的生产线被拆散安装在中国的各地,日本一举占领了中国的整个家电市场。如今,随着欧美等国商人加入竞争,中国的家电市场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逐渐地夺回了一些失去的市场,日本产品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种带有强烈的经济色彩,并且与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密切联系的援助方式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一贯思维方式。

  现在,日本国内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与国际相适应的贸易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中,世界各国的商人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因此,日本政府的援助在对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减弱了。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调低对华援助的数额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日本在修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时已经十分明白地表述了自己的新思维,那就是去掉“人道立场”的幌子,直接将援助的目的表述为“国民的利益”,从而将让援助更好地实现“开发”之目的。

  面对这样一个极端务实的邻国,任何空泛的“友好”说教对毫无价值。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了解它的政府过去做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今后将会做什么。如果割断历史,中日友好就没有了根基;如果无视眼前,中日友好就没有了意义;如果不能放眼未来,就无法走出历史的危局。

  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中日关系新思维的问题。在我看来,中日两国在现实博弈中从来不乏“新思维”,从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江泽民提出的面向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都是针对中日关系中的问题提出的新思维。问题在于,一些学者的新思维侧重于清算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旧账”,认为中国人应该忘记那段历史,将日本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看待。如果这些学者是在沙龙中做没有任何假定的发言,我们大可不必深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些学者直接采取向决策者建言的姿态,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更为严重地是,日本方面已经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多次邀请这些新思维的倡导者到日本本土讲学布道。这些要求中国人正视历史、将日本看作是正常国家的中国学者,已经向日本方面发出了错误的信息。如果不能正本清源,其流毒的影响将会十分深远。

  第一,中国人需要对日新思维吗?

  答案是肯定的。随着中日两国的发展,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必须有新思维。但是,新思维必须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如果新思维的目的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的新思维应该是日本人的新思维。在当今以国家为基本利益形态的国际社会里,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承认,而以世界居民自居,抛弃国家观念,奉行所谓的世界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问题,那么讨论中日关系毫无疑义。我们的一些学者,一方面企图脱离国家的范畴,而另一方面却在讨论国家的关系。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别有企图。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看,当然希望有一个友好的近邻。但是,现实情况一次次地粉碎了中国人的梦想。无论是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大屠杀事件,还是新近发生的毒气弹泄漏事件,都反映出我们这个近邻并没有认真对对待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并没有积极地清算战争罪行。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一些日本人还沉浸在昔日对中国人烧杀抢掠的“辉煌”之中,他们将中国看作是可以任意蹂躏的弱国,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形式羞辱中国和中国人(珠海买春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如果中国一味地向日本示好,其结果将会是倍受凌辱。所以,中国的对日新思维,首先应该是挺直腰杆的思维,而不是无视过去的一味讲和。

  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无优劣,但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则有好坏。日本人在推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从来没有做到与邻为善。与这样的国家交往,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只有当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示愿意遵守国际公认的准则,并且真诚地就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道歉之后,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我们不能透过历史总结经验,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还会遭受同样的苦难。

  第二,在对日关系上,我们如何实践新思维呢?

  在以往的中日交往中,每当出现重大挫折,我们总是通过谴责“一部分日本人”来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这种处理中日关系的做法虽然有利于稳定中日关系,但也正中日本政府的下怀。日本政府正是通过“一小撮人”的行为不断地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然后通过事后无关痛痒的回应达到政府无法达到的直接目的。日本人的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在处理钓鱼岛事件上表现的尤为娴熟。面对日本有组织的挑衅活动,日本人将责任归结到“少数人”的身上,并以此来应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如果中国放松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则日本通过事实上的控制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日本人似乎早已摸透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而在处理一系列中日关系时,都采取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逐步地获取国家利益。这种策略充分地利用了日本社会多元化的优势,凸现了中国社会一元化的劣势,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处处挑战中国人的极限。

  其实,民间的强硬与政府的友好恰恰为外交斡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由于中国现行的体制以及外交上的过于僵硬,导致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发表中国对日政策白皮书,明确而又坚定地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并且重申中国的国家利益,旗帜鲜明地应对日本政府的各种小动作。

  第三,日本是一个正常国家吗?

  按照国际法,日本早已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日本的不正常表现在日本历届政府对待本国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上。而这种态度又导致亚洲各国无法放心地与日本进行友好的交往。因此,日本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就应当拥有政治大国的气度,通过官方正式文本对过去的那段历史进行清算,以实际行动赢得亚洲邻国的信赖。只有这样,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才会以平常的心态与日本交往。

  在讨论中日关系时,我们必须认真厘清国家利益,企业之间的商业利益以及公民之间利益关系,在处理国家利益问题时,要遵守国际通行的准则。在处理企业之间的商业利益时,应该严格依照合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办事。在处理公民之间的利益时,应该平等相待,互谅互让。

  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出现了“三多三少”: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总量越来越多,而日本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少;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而根本性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中日两国公民之间的纠纷将会越来越多,而政府介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应该积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建立民间救济渠道,依靠国际规则,努力捍卫中国公民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应该积极修改自己的外交战略,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处理日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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