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启一个新时代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民族主义更能代表一种新思想、一个新时代。
      我以前多次说过,民族主义本是西方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扣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一些思想头上的帽子。但我为什么主张接过这顶帽子呢(很显然,不可能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都接)?实际上,我接过这顶帽子是受到很多指责的:一些亲西方的人因此而百般辱骂就不用说了,一些朋友也责备我为什么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现成的、褒义的概念而非要搞出个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回答,因为一方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似乎在各种语言中,爱国主义都是褒义的,民族主义有时却是贬义的。
      我开头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首先,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及其众多的国内帮腔者,你辩不胜辩,这个帽子你不接也得接,不如就主动接过来,这本身就是对于他们的无端指责的一种蔑视,而去没完没了地分辩“我不是民族主义”,倒是说明你自己心虚了。其次,我曾对一些坚持要我恢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提法的人说过:不是我不想用爱国主义这个词,而是这个词在这些年中实在已经被搞得太庸俗了??倒不是因为有“汉奸”整天骂它,而是这些年对于这个词的庸俗使用使得人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发笑,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听一听它还有哪些新内容。著名电影演员姜文有一次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姜文这句话中所批判的打着“爱国”的旗号,却贩卖庸俗、矮化、窝囊、胆怯行为,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民族主义虽然也是个老词,但在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使用的老词往往会起到一个新词的作用,人们会耳目一新,会去注意它的新内容,同时,又由于它是老词,人们会第一眼就大致了解其含义。
      我起初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土气。然而,最近我看到甘阳先生2000年5月14日发表在《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深受启发。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中因此曾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
      我觉得这段话非常好,真正的说出了我模模糊糊想表达却没有表达清楚的意思。有些朋友批评我,说我既然是个民族主义者,何必又事事去到外国人那里找根据?我并非事事都到外国人那里找根据,但如果外国人确实有个非常合适的说法,我又为什么非不去采用呢?更何况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学界的中国人,就是崇拜外国人,就是不肯听别的中国人自己说出来的话,就是只肯听二传、三传来的外国话(如果你自己说自己的话,他们就认为是“不学无术”,你只有完全重复别人的话,特别是外国人的话,他们才认为你有学问,“学界”才会“承认”你),这虽然可悲,却是个现实,顺便用外国人来唬唬他们也是个顺手牵羊的方便之事。
      这里的关键是民族主义想做一种新的解释,并含有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思。
      我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里面的内容我很多都不同意,但有一段写得非常好:“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是做开启一个时代的英武的强者,还是做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的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我的回答是前者。一个新时代一定会来,这一点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努力多想想,能贡献一点智慧是一点,这个新的时代就会好一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它就有可能很糟。
      开启一个新时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恐怕是很急迫了。最近更让我感到急迫的是俄罗斯新总统普京的上台。我听到很多人说普京不过如此,等等。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陷入如此深重的危机之中,除了上帝,恐怕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普京当然要和国内外的各种势力妥协,当然不可能马上把整个颓势翻过来,但他毕竟已经摆脱了前一段俄罗斯主流思想的那种阉者的梦呓。而俄罗斯人民选他上台,说明了俄罗斯人民也摆脱了这种梦呓。也许有人会说,俄罗斯的强大使得我们可以有对付美国一超独霸的一个杠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确实是这一发展的一个方面,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即中国多了一个威胁。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老话了。俄罗斯的复兴对于中国是福是祸要取决于我们中国人驾驭局势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中国主流思想中的阉者的梦呓,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开启一个新时代。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认为,从整个地球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1)生存空间的问题;(2)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1.生存空间的问题
      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生存空间”这个字眼,似乎也因为纳粹德国曾经使用过而成了违反“政治正确性”的概念,谁使用它,谁就会被妖魔化。当中国的学者有时不得不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使用另外一个词:“人地矛盾”,而这样一种替代,至少在传播学意义上,给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大打了折扣。在这里,我丝毫不想掩饰我对于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不敬。他们写了那么多伪善的书,说了那么多伪善的话,却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曾爆发过多次极为血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战后,有了那么一种新的论调,说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一个抛弃了伪善而真正严肃思考我们这个星球的问题的人决不会同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
      所谓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的例子,只限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几个很小、情况又非常特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例子,但日本是靠在战争中侵略中国,然后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而获得它的原始资本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他们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也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资源更多、生存空间更宽敞的地方去。
      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我经常看到媒体上,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说西方人多么多么文明,他们坐公共汽车从不乱挤、抢座,他们的街道有多么多么干净,等等。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反驳此类言论的帖子。这个帖子说:美国人从车里往外丢脏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过因为人少,街道才显得干净。对于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还可以提供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曾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居住过,那里的最豪华的百货公司门口夜里常常有人小便,人数还不少,故此白天也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温哥华的人口少、自然条件好,它仍旧称得上是北美最干净、最美丽的城市。我敢说,如果让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国这种密度条件下,他们会比中国人更不文明、更肮脏、更破坏生态环境、更窝里斗……,甚至连他们的民主制度恐怕都会变了味。
      日本也许是个例外,但日本人是以极度克制自己的个人自由来适应高人口密度的环境的。曾经有一个非常了解日本的文化,因而为日本人所喜爱的朋友告诉我:日本人的“规矩”之多,真是外人难以想象,如果并非从小在日本长大,绝对是动辄得咎,而这一切都源于日本的拥挤。因为生存空间的狭小,日本人的生活质量与他们的人均收入及努力程度都不成比例。即使是日本,我们也不要忘记,它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掉了几乎所有近代夺取来的生存空间(但不是全部,比如琉球群岛,原来就是中国的属国,现在还在它手里),但它从中国掠夺的金钱和自然资源帮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子。
      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改进自己的行为了,就目前而言,我们就是这个自然资源条件、这个生存空间、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它们,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环境制约因素。这个环境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生存空间的这个因素。

    最近,在英国发生了历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偷渡客死于非命事件。英国海关人员6月19日凌晨在英国南部多佛尔港检查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时,在集装箱内发现58具(54男、4女)尸体,该批偷渡客来自中国大陆。
      类似的新闻我看过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难受。一些西方人,还有一些惯于诋毁中国以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会说,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专制政权”。但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明白,虽然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满意,但这些人决不是在“逃避专制政权”,而是在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实际上,那些生存空间匮乏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吗?
      有些人还会说,这些偷渡客并不穷,否则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费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每年有无数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包括劳力、智力、尊严、女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以各种方式谋求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匮乏、生存空间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欧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则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那些排着长队考托福的莘莘学子们,那些甘愿嫁给又丑、又蠢、又穷、又老的外国人的年轻、貌美、聪明的中国姑娘们,那些挥舞着生花妙笔为中国人抛弃自己的祖国而赞美、讴歌,描绘着一个外国天堂、外国人天使的文人墨客们,我想说,我都理解。可这些人却不肯说出真相,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这个真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的狭小。
      所谓中国人往外跑是因为“苛政猛于虎”是不对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人不应该出去,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去。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中国的生存空间的狭小,很多人都是认识到了的,而其根源,则很多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失误。我想说的是,仅从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看,仅从这几十年看,这种说法未尝不对,但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这种说法就有问题了。在15世纪时,中国的人口已经相当可观,达到1亿至1.3亿,欧洲则只有5000万至5500万。实际上,相对于世界总人口,特别是相对于欧洲人及其后裔,近代中国的人口比例并不是增多而是大大减少的。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中国的生存空间狭小,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多生了孩子,而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中国人打了败仗,而欧洲人打了胜仗。
      面对这种严酷的生存空间问题,西方的政府和一些学人表现出十足的伪善的面孔。据报道: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梅斯纳(Doris Meissner)6月份访问北京和福建时,敦促中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阎学通说得非常好。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来一直敦促中国对外开放的华盛顿现在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像管制监狱一样来控制边境。阎学通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他还认为,迁徒自由应当看作和言论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A国没有言论自由,你至少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享受言论自由。”
      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严格控制刚刚放松的边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国人明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的祖宗没有抢到我们的祖宗抢到的空间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的地盘,你们就活该倒霉,有能耐你们也来抢,那我们也认了,谁让我们抢不过别人的呢?问题是美国在标榜“人权高于主权”。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那个主权稍往下放一放,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以享受人权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这条原则,那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死。
      很多中国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生存空间狭窄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十分荒唐。张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战。挑战什么呢?比比谁消耗的自然资源更少,并认为这最终会“感动”西方人。再没有什么比这种伟大的“新儒家”(张先生自己标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谬的了。张先生应该去看一下美国人写的《文化与进化》一书,这本书明确地说:高级物种与低级物种之间的差别甚至“并不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于利用的数量”。张先生的“高招”不仅不可能感动西方人,恐怕反而会招致西方人的耻笑,笑中国人的愚蠢、低劣。当然,张先生会说,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不对的。然而,就算我们同意张先生的价值判断,我们也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譬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对应该采用西方人的观点,而不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索尔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倾塌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民族利益丧失防卫意识,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前苏联某些政策或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的结果,比如,对所谓的沙文主义的不断批判,诸多不尽合理的民族政策,关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幻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地淡化,整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当然,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过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现在的美国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个劲地批民族主义,这些作为一种理想也许是崇高的,但距离现实太远,在现实中反而会被“劣币”所淘汰。
      2.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为少数不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人所决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一个专制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说到;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说,则是美国和西方强国俱乐部的霸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自由主义与霸权”一章里已经有较为深入的解说,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极为欣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类似罗马人的、和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制,统治种族的民主投票可以决定消灭奴隶种族。我认为,中国人的命运不能为另一群人所决定,即使他们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决定的,因为在这个民主程序中,没有中国人的参与。这是我与中国的那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3.从世界普遍公正的角度设想一下国际秩序
      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
      而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恶狠狠地诅咒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我看还是一个已经过世了的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比较真诚,他没有像当代那些伪善的知识分子那样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我实在无法像中国的那些主流知识分子那样,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盲目地相信西方人的道德特别高尚。然而,我还是愿意设想一个新的、可以包容世界各民族的世界体系,但我认为,这样一个体系只能产生于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西方人的道德和仁慈。这个体系必须应对我在前面所说的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个体系必须实现:自然资源与生存空间分配更平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些鼓吹所谓全球化的学者说,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配置生产要素。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这些“自由配置”的生产要素中,为什么不包括劳动力。只有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国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的地球,才称得上是“全球化”或民主的世界体系。管理这个世界的机构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共同选举产生,而不是仅仅由美国人选举产生。
      我认为,在现代,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并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确实还在涌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虽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表现得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思想贫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多半将出在中国。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既处于边缘,对于这个星球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刻的切身体会,又有一定的力量,包括文化的、物质的力量,因而有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和矛盾做深入的思考。 

三.论尚武精神
          当代中国国民精神的矮化,是许多尚存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痛切感受到的。如果中国的国民精神永远保持这种矮化的状态,我们中国人不仅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恐怕仅仅是生存都难。由于痛感这样一种耻辱、这样一种危险,一些年轻人,如文成等人,在网上提出了振兴尚武精神的呐喊。
      1.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
      虽然我认为应当从广义去理解尚武精神,但是,谈尚武精神,首先当然还要从它的原始含义去谈。尚武精神的原始含义,当然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而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当然也和武力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一个民族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与其所占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直接有关。而这个世界上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则是由战争决定的。现今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抢到自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国家和民族。白种人今天在世界上仍旧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他们打了胜仗。有些在列强自己互相之间的战争中落败因而丧失了抢夺来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德国人,仍旧是靠在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过上好日子的。首先,作为白种人的一部分,德国人分享了白种人在战争中夺得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其次,德国虽然在两次大战中战败,但其在战争中及战后的优秀表现却有目共睹,因此,取得胜利的西方列强不得不考虑要对其安抚,以免将其再次逼上战争之路。
      日本也不是一个例外,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打败了,败得很惨。这一仗决定了日本进入列强俱乐部,而中国成了一个更加任人宰割的可怜虫,空前庞大的战争赔款和领土割让,几乎铁定了中国后来贫穷落后的命运。这一结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为什么打败了?原因有很多很多,大家知道,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个时候,要论科技,论军事科技,中日两国是半斤八两,都不怎么样,都得从外国买。要买就要花钱。那么,那时的中国是否花不起日本那么多钱买军舰呢?绝对不是这样。别的不说,《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就赔了2亿3千万两,6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我们又赔了4亿5千万两,两者合计,7年之内一下便赔掉6亿8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能没钱买军舰?但当时中国的钱不花在武备上,而花在皇室的穷奢极欲上。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颐和园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1亿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有这么多钱,中国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中日双方都己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而日本则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皇娘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当时中国绝对是不肯花钱,而不是没有这个财力,这一点从当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判定中国的国力远超出日本之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即使出一些差错,“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然而,由于日本肯在武备上花钱而中国不肯,导致了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大大不如日本海军:中国海军的舰只的吨位虽然不低,但航速大大低于日本(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23海里的快船),火炮的发射速度大大低于日本(以五分钟打一炮,对抗一分钟打五炮)。就算中国海军官兵的人员素质比不上日本,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也完全可以购买更好的装备,凭借装备的优势打败日本。结果却是被日本的优势装备打败,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清朝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可难道当时的日本人民有多少政治权力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西化,中国西化不够。可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我再声明一遍,我支持民主制,但历史就是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则普遍的缺乏尚武精神,腐败的满清贵族阶层更是早已忘了武备为何物。缺乏尚武精神的结果是有钱也不行,最后被人家抢个精光。缺乏尚武精神,使得中国舍不得花小钱去买军舰,最后只得花大钱去赔款。从投资的角度说,如果当时那笔钱不是投在颐和园上面,而是投在军舰上面,则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笔钱的回报轻而易举地建一万个颐和园,这就是尚武的经济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地球上现在还幸存的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有优秀表现的种族的后代,在战争中表现过于拙劣的种族,很难留下后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违反“政治正确性”,但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一个事实。 
    现在西方人往往强调贸易的重要性,强调是贸易,是商船走在了向外扩展的最前列。是的,我承认,一开始也许是商船走在前面,但接踵而来的是炮舰,而商船必须跟在炮舰后面才能有大出息。想想鸦片战争吧!难道英国的商船不是跟在了炮舰后面才赚了中国人的大钱?才能把卖鸦片赚来的黑钱安安稳稳的拿回去?难道美国的商船没有跟在英国的炮舰后面沾光?尚武并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我在说了前面这些话之后,已经可以想到会有什么样的脏水会泼过来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更聪明、更诉诸人们切身利益的攻击:说是要把老百姓吃饭的钱糟践在没用的大炮上(其实,就算是糟蹋在大炮上,也比让中国的暴富阶层糟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要强),等等。这些帽子很大,我说不怕是假的,我实在是怕这些帽子的。然而,对于那些如此仇恨和害怕中国人保存任何刚毅精神,企图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弱化到柔媚至骨的人,我想来想去,实在是无法令他们不泼脏水,令他们满意。我讲生存空间问题是客观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并没有主张我们现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扩展生存空间。我讲列强因尚武而过上了好日子,中国因不尚武而落到后来倍受欺凌的地步,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总结历史经验不等于简单地去把历史上的事再补回来,再重新打一仗,事过境迁,很多事情是补不回来的,这些人大可不必着急。但分析中国实际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总结中国不尚武的历史教训,当然是有用的。只有认识清楚了问题和教训,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国人才有可能避免进一步丧失生存空间(不是有很多外国人和中国人急着进一步剥夺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吗?不是有许许多多的“N块论”出现吗?),才有可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新机会。除此之外,尚武是为了振兴中国目前确实十分矮化的国民精神。那么,现在说尚武精神是什么意思呢?
      (1)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当然要包括这个民族对于武备的重视。我认为这一点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对于现实政策的影响,我认为,鉴于现代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尚武意味着重视发展科学技术,而且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科学技术,不是那些搞花架子的什么“知识英雄”之类,因为尚武精神来自战争,在战争中搞花架子就意味着失败。
      (2)尚武精神意味着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意味着不依附于别人,意味着自尊自强,意味着敢于战胜困难、敢于战胜敌人、意味着除强扶弱。我曾经说过,商人也可以尚武:我举的是索尼的例子。索尼的已故总裁盛田昭夫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当时著名的布诺瓦公司表示希望购买十万台索尼的收音机,但有个条件就是在收音机上得印上布诺瓦的名字。这对盛田昭夫来说是笔利润丰厚的买卖,但盛田昭夫反复权衡之后,还是拒绝了他们,他说:“五十年前你们的牌子也和我们今天一样,不为人知。我把新产品带到这里来,现在我要为我们的公司将来的五十年迈开第一步。再过五十年,我可以向你许诺,我们的公司将会与你们今天一样有名。”
      “我对这个拒绝OEM(原设备制造商)订货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个决定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自豪,尽管当我回到东京向井深和其他负责人谈起此事时,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我干了一件傻事。我当时就说过,从那以后也经常说:‘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中最好的一个。’”
      我认为,盛田昭夫在此事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商人有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有个别当代中国商人似乎有点尚武精神,但还需要观察。其实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这是不是当代中国迄今没有几个在世界上值得称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个原因呢?
      (3)尚武精神意味着对于自己人的团结和诚实(虽然对敌人是兵不厌诈)。现在这个提法也会招人骂。有些人总是害怕中国人团结起来,说是这样就会“团结在不得人心的官吏的领导之下”。我很奇怪,难道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自己可以争取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做在别人的“领导之下”的奴隶?难道中国人不可以自主的团结起来?还有人又说了,因为我批判过某些中国人的思想(逆向种族主义者),故此我就没有资格提倡中国人团结了。这些口称自己多么正义、多么君子的人太能胡搅蛮缠了。既然如此,我就明说了吧:那些虽然也算是中国人,但就是拒绝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的主张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如坚持逆向种族主义的人),我并不主张团结,没有什么人值得我们去乞求团结。我主张团结,并以诚意相待的,是抛除这些人在外的中国人。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在这里所提的团结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原则之上的:首先,个人权利是目的,团结是手段;其次,团结必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提倡尚武精神自然也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
      我有时是非常悲观的。看到中国目前的腐败、看到中国目前的涣散、懦弱、看到中国目前的科技于世界先进水平越拉越远,我往往禁不住想:将来的中国人要保生存,可能是不得不爬着出去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即使中国人真的非得爬着出去不可,也应该保持尚武精神,也应该保持内心的自尊。爬着出去,寄人篱下,自然要忍受屈辱,但内心的自尊、内心的尚武精神则不可没有。
      坦率地说,我确实看不起中国的许多读书人。一个留学加拿大的女留学生曾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让大家报一下出身来历,外国学生自然报来自哪个国家,加拿大学生自然报来自哪个省份,但有一个中国学生也报自己“来自阿尔伯塔(加拿大的一个省)”,白人老师非常鄙夷地说,你明明来自中国,明明是中国人,报“来自阿尔伯塔”我们就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了?另一方面,我曾碰上过一些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民,他们没什么文化,多半是爬着出去的,爬出去的时候多半也不择手段,但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你却能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情绪,虽然他们很可能申请过政治避难,但他们内心却仍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不仅如此,他们还非常团结,互相帮助。在北美、欧洲,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跑出去时常常身无分文,但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都生存了下来,有些人确实还发了财。于是那些中国的读书人又会说那是西方的制度好,西方的宽容,我不完全否认这些原因,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人中国人帮中国人的强烈意识。而我们那些读书人呢,刚到异国他乡时,很可能也受过这些人中国人帮中国人的意识的恩惠(别的不说,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从华人那里租房住,同样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场价格低得多。因此,许多发誓一到国外,就要和白人住在一起,学外语、学西方文化的中国留学生,除了在中国已经发了财的,不得不去租华人的房住),但转过头,等到在白人那里讨到了口饭吃,就开始骂那些帮过他的中国人,骂唐人街。
      讲尚武精神、讲内心的自尊,讲中国人帮中国人,我认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质朴的华人那里还是有的。然而,离开了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这些质朴的情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难以超过黑社会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国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义(这时就更难使用爱国主义这个概念了)也是他们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机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思想。
      2.驳“阉者的梦呓”
      80年代是整个中国思想界大骂中国传统文化,到了90年代,又出来了一帮夸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然而,他们又是怎么夸中国文明的呢?他们说: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争”,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和”;今后,中国还要继续发扬这个“和”,以其来战胜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了。网上有人很恰当地把这套说词形容为“阉者的梦呓”。但是,这一套说词还真是颇有支持者,后来又有各式各样的变种。西方的一些大学者,如罗素和汤因比,也想把我们中国人往这条死路上引(我高度敬仰这两位学者的智慧和人格,因此我并不怀疑这两位西方人的良善动机,然而,我还是要指出他们为中国人指的道路是错误的??他们应该首先设法去说服他们自己的同胞)。
      任何一个可以延续的文明,必然既有“争”的要素,又有“和”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应该是平衡的。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里面绝对是包含这两个要素的。今人无知,只择其一。就凭这还能指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能“为万世开太平”?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真理:你必须首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争斗中强于对手,你才有资格来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你的批判仅仅会被人家看作怯懦而已,因而到头来,绝对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战胜你。形象的说,如果你和一个壮汉打架,你打不过人家,在那里喊“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只是怯懦和滑稽;你至少要和他打一个平手,你才有资格向他提出文明的规则。揭露西方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是对的,但妄想中国可以以“和”来劝说别人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全然是梦呓。如此梦呓下去,21世纪非但不会是“中国世纪”,中国人能有多少在21世纪幸存下来都是问题。不管这“万世”是否“太平”,反正是没有中国人的份。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美国人正在准备大张旗鼓地纪念朝鲜战争,准备连续纪念三年。中国也有一些研究文章出现,大意是我们不该打这场战争,我们是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当,否则台湾早拿回来了,跟美国关系早好了,中国早富了。我不反对学者们做这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应该没有禁区,做各方面的探索都是应该的。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给我们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们必须懂得列强是怎么看问题的。
      3.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使得其他国家感到威胁的悖论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威胁,如《联合早报》上一篇文章声称:“……在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中,可能使美国得到中国是其唯一最大威胁的判断,到时美国可能和俄罗斯达成利益交换,以便腾出主要精力来对付日益壮大和反美的中国。不加遏制或疏导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将使中国付出较大的代价并出现21世纪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云云。然而,放弃自我防卫能力,引刀自宫,也许可以换取别人不再把你看作是一种威胁,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人宰割!若如此,我看还是让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更好些。
      更进一步说,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制住,就够了?美国就不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了?美国一些战略家说过,美国是否防备一个国家,并不取决于它的意图,而是取决于它的力量。例如,基辛格曾经说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无比辽阔、资源和人口远远超过美国的欧亚大板块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屿。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是一个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因为由此而形成的集团将具备在经济上,而最终是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能力。美国必须抗击这种危险,即使这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显得十分友善;因为其意图一旦变化,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进行有效抵抗和扭转事态的能力大大减弱了。”因此,仅仅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下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中国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其中的大部分贫弱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水平,人口饿死个十分之九,美国和其他国家才能放心。我看被别人看成是一种威胁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一种光荣??对别人毫无威胁的只能是废物。然而,最糟糕的情况是你本没有任何威胁别人的能力,别人却依然把你看作是威胁,你还怎么解释都没用,因为你虽然本事不济,块头却太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本事练得和自己的块头相符。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有必要在中国人中提倡民族主义,提倡尚武精神。
      有人说,现在是全人类合作的新时代,军事竞争已经让位给了经济竞争,要说有战争,那也是经济战争了。然而,战争也许会换一种形式,但物种竞争的本质不会改变,所需的高尚品质更不会有任何改变。
      从根本上说,西方种族主义的阴魂不散,也不可能散,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不能用各种形式的武力保卫自己的民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作,但与其他民族的合作是以你能否保卫自己为前提的。你能保卫自己,其他民族就会上门来与你合作。你不能保卫自己,如果你弱而小,那倒也罢了,暂时可能先容你口饭吃;但如果你弱而大,本事不大,饭量倒不小,别人岂能容你?
    四.精英与平等
                这个问题我是看了话剧《切?格瓦拉》之后想到的。看了这个话剧,我和在场的大多数观众一样,深受感动。20多年了,也该有点真正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为弱势群体呐喊的声音出来了,即使这种声音是片面的。从某种角度说,不片面也不行,既然这些年都是“‘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这样的片面,但平静下来想想,这确实是个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冷静地想一想,特别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1.不应反对精英,而应问精英干了什么?
      从民族振兴的角度说,如果我们的精英,我们的贵族阶层,真的为我们的民族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从我们这里多拿走一些东西,只要不超出他们的贡献,对于我们的民族还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在历史上往往能起远远超出他们的人数比例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经济学家刘力群常常讲:那些成为列强的国家,它们的贵族阶层在民族的危亡关头往往是高尚了一把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我认为,日本的贵族阶层应该是高尚了两把:一次是明治维新,另一次是战败后。其他如英国的贵族阶层,平时懒散,养尊处优、不务正业,但在战时,往往是他们冲在最前面,牺牲也最大。但我们的贵族阶层、我们的暴富阶层,他们做的又如何呢?除了从我们这里拿走大把的钱,在国外为自己铺垫一个舒适的家,想着哪怕中国洪水滔天,自己是可以平安无事了,还想过别的吗?想过为我们这个民族做点什么吗?不要说与日本的贵族阶层比,就是和我们中国清末的贵族阶层比,他们又如何呢?恐怕其中心存报国之志的比那时还少。据说一个银行行长,在读到小说《曾国藩》中曾国藩给容闳六万五千两银子,叫他去欧美采购机器时,感叹道:那时的人真好啊!今天,我绝对找不到这样一个人,能放心给他这么多银子,他还能把机器给我买回来。
      然而,作为民族主义者,我认为,还是应该争取团结本民族各阶层的人,包括精英或贵族阶层。我们应该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的能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他们愿意为民族复兴而出力,他们是能够起很大作用的。我希望在未来,中国的贵族阶层也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高尚一把”。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精英或贵族阶层不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力,也无视下层百姓也要活这样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他们确实就没有理由从我们这里拿走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就不愿意给他们这么多东西。
      2.关于知识分子
      我平常经常批评知识分子。然而,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实际上,知识分子也应该算是精英的一部分,他们的力量也是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我认识一个已经退了修的工厂党委书记,困扰于工厂和工人目前的状况,经常问我现在知识分子怎么想。我开玩笑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吗?何必问知识分子怎么想?这位当过志愿军,没念过多少书,但却很有政治见解的前党委书记说:工人不行,还是知识分子管用。事实也是如此:在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大的,而在我们这个科技作用越来越大,信息作用越来越大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大了(当然,起正面作用更大,起负面作用也会更大)??奇怪的是很多知识分子自己偏偏说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因而也不该负什么责任。
      应该说,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那么多的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民族,以反对自己的民族为荣,是与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里受了伤害有关的。而我们这个民族,正在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受了太多伤害而继续付出代价。我这样说,可能又会有另一方面的人批评我:知识分子应该是与其他人平等的,为什么他们就特别的不能受伤害?为什么他们就要特别受到保护?我们的社会凭什么要特别考虑善待他们?我不想在道义上争论这个问题,我只想说,过分地伤害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我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读过大学的人)的代价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负担不起的。然而,今天,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待遇确实还有许多不如意之处,但应该说,那个时代的那种普遍的伤害是不存在了,因此,从知识分子方面说,虽然许多人过去所受的伤害值得同情,但至少不应该因此种伤害而把怨恨没完没了的扩展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头上。
      3.人类历史上的平等思想谱系
      人类历史上建立平等社会的思想谱系自佛、基督开始,在两千年里,一直只是寄寓于天国,然则其间一直积蓄力量,直至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才试图把平等社会带到人间。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之后,虽然不能说人类社会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进步,但在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方面,迄今还是失败了。人类这种追求人间平等社会的冲动在这次失败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吗?这种追求人间平等社会的冲动究竟是会在未来修成正果,还是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的非常态?我确实非常困惑。
      然而,即使实现不了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一个相对公正,一个强者不能肆无忌惮、弱者不致求告无门,一个最穷的人也有一杯清茶、一碗淡饭,这样一个社会总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有上述这样一个水平的公正,又何以能凝聚整个民族,在这个星球上和其他各民族竞争呢?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水平的公正和平等的诉求。
      从世界的角度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平等、世界大同并行不悖,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华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是弱势群体。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取得更高的地位,分享更多的资源,即意味着这个世界更公正、更平等。
    五.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一些人乐观,说是现在至少是安稳的,二、三十年内不可能有外敌入侵,国内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另一些人则悲观,认为国际形势严峻,国内也是矛盾重重,看不出解决之道。这里有趣的是,那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平时往往对于中国的局势非常悲观,悲观到认为中国人、中国文明都烂透了,简直无可救药了,但如果民族主义者一说中国面临的局势严峻,中国人应该振作起来,应对这种严峻的局势,他们马上又会破口大骂,说是中国的国际国内??当然首先是国际??形势好得很,民族主义者在危言耸听。
      我认为,至少我们不应忘了《易经》上的话:“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更进一步说,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期待是比较高的,如果期待比较高,而不是得过且过就算了(更不能眼看着自己的民族慢慢被人家困死,只求自己带着几个家人能逃出去),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下面我想谈一谈对于中国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同时捎带回答一些对于民族主义的质疑。
      1.简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我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我在该文中提出了“人权是目的,族权是手段”,“要外争国权,就必须内修人权”等等观点。我认为我把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民主制,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第一点,为什么赞同?论述民主之好处的文章甚多,我的观点和他们出入不大,故不在此赘言。第二点,更具体一点,什么样的民主制?如何实现?也有很多论者,我有疑惑,但苦于未能有比他们更高明的见识;我也正在思考,如能有一得之见,自会拿出来贡献给我们的祖国;然而,我又想,我们的思考自然不是无谓的,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变迁取决于很多因素,其最终实现形式和实现路径实非吾等所能逆料。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大致就是这些。
      于是便有人出来诟病。说是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总是一带而过,叫我学学何清涟女士,云云。又有人说,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不民主,国际问题仅仅是“次要矛盾”,应该先解决“主要矛盾”,民族主义谈国际问题,就是故意掩盖“主要矛盾”,云云。对此我的回答是,何清涟女士写的反腐败的文章,我很同意,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围攻她的时候我写文章支持过她,但我并不一定非要做和她一样的事,人本来就是各司其职的。至于“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的话,我就打个比方:譬如说空气和水,你可以说空气是更重要的,是“主要矛盾”,因为两分钟不呼吸你可能就活不成了,而不喝水还可以坚持一两天,但现在空气很多,而水却没有,是不是你就不要喝水了?如果是那样,可以很有把握的预料,你也活不成。如果谈“解决”,那么,现在“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没有解决,但我们现在讲民族主义也好,讲自由主义也好,讲社会主义也好,只是一种思想讨论,并不是实际操作(如是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在思想讨论这个层面上而言,我认为民族主义是最少被表达的,但却并不是不重要的,而自由主义则早已占据了90%以上的出版物和讲坛。为什么仅仅因为“主要矛盾”还没有解决,我们就没有权利谈民族主义了呢?
      要讲论述,每个人都有权利论述他认为自己所长并愿意论述的问题,用所谓“主要矛盾”来封别人的口,毫无道理。当然,对于如民主主义这样的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者还是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的。这一点,我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已经做了。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华民族的昌盛和强大极其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确实难以实现富强的目标。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很高的期待,故此当然会致力于对于国家富强必不可少的国内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高期待,他们对于国内政治的清明有着更为迫切的追求。
      2.逆向种族主义与中国的危机
      “逆向种族主义”是我在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用以概括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文明是劣等文明的一些现象。
      这个提法出来之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大致来自这么两个角度。(1)逆向种族主义是一根棍子,打击、压制了中国人对于自身缺点的反省。(2)如果提逆向种族主义,那么,鲁迅是始作俑者,提逆向种族主义就是反对鲁迅。
      我根本不反对反省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自身的缺点,而且极力提倡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我在本文之中就有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自身的缺点的反省(于是又有人说我自相矛盾)。问题是怎样反省,逆向种族主义是不是一种反省?
      我们对于中国的情况都很不满意,我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丑恶现象都十分痛恨,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缺点都应该好好反省。但假若进行明明白白的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空前绝后的是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竟然是针对自己民族的,还叫反省吗?从这一点讲,我们这个民族确实病得不轻,我们确实要好好反省,首先就要反省这个逆向种族主义。这里我不得不说到鲁迅先生了。首先,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于本民族的爱是明显的,这一点是五四时期鞭挞中国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鲁迅)与80年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根本的不同之处。其次,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并非没有失之偏颇之处。记得90年代初,我在互联网上与人辩论过这些问题。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当时我称之为“民族自虐”)但维护鲁迅先生。在辩论中我收到过一封来自多伦多的电子邮件,寄邮件者声称是鲁迅先生的亲戚。他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很多说法来自于日本人当时的宣传,故此告诫我不应把鲁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说法是否来自于日本人的宣传,我认为,五四时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我曾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一文中写到“‘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无‘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半点位置,它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我认为这段对于历史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健康的反省不会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全盘抽象否定,不会丧失对于自己民族的爱,也不会丧失内心深处的自尊。逆向种族主义绝不是对于自身缺点的一种健康的反省,而是一种民族自虐狂热。10年前我在互联网上就发过一个帖子说:有了错误改错误、有了病打针吃药,和躺在地上哭喊和咒骂自己、捶胸顿足、抓破自己的脸、拿脑袋撞地,完全是两回事。实践证明,20年来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主流思想、中国大众媒体中的大行其道,并没有起到任何提升中国国民性的作用,反而使得中国人进一步丧失了自尊和自信,而丧失自尊和自信则很自然地导致了国民精神的进一步滑落,当然也不可能像它的支持者们声称的那样,给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带来什么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向种族主义是自我完成的。
      我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个人的。我没有权力打什么棍子,有这个权力我也不会打,因为我明白,这种问题绝不是能够依靠打棍子解决的。对于那些具有逆向种族主义思想的个人,我是理解的:这160年来,中国人所受的挫折太多,被浪费的美好情感也太多,都是中国人,他们感受到的东西我也同样感受得到。逆向种族主义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精神深处的认同危机,乃至作为个人的自尊生存的危机。对于民族生存而言,这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危机都更可怕、更深刻的危机。我们只有以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才能克服这一危机。
      3.科技落后的危机
      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现在总是说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科技,而不是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科技先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也会很发达,反之则不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恰恰是中国的清朝。清朝的经济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仅就数量而言,鸦片战争前不久还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其质量已经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这里经济的质量就是指其科技内涵。结果如何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到了今天,很显然,科技的重要性更大了,因为现代科技已经有了比那时可怕得多的力量。比如说,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新材料,等等,在这些方面的重大突破很可能会使得首先掌握这一突破的人们获得对于其他人的绝对控制权。
      从科技落后的角度讲,中国的危机也是非常深重的。这里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精英阶层、我们的大众传媒自己意识不到中国科技落后的严重性,总是在那里用一些虚假的“好消息”来蒙骗自己和大众。比如中国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百分之一的工作就大吹大擂中国在生物遗传科学上的水平,比如大吹大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只比美国落后几个月”,比如大吹大擂与科技基本上不沾边的所谓“知识英雄”,比如大吹大擂所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丝毫不想贬低中国科技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本来出身于理工科,我的许多同学都工作在中国科技的各个重要岗位上,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遗传工程、新材料、航天等,我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不利条件下工作的,我也知道就他们个人而言,在国外同行中也是佼佼者,我对于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然而,正是他们使得我对于中国科技的真实情况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了解,我深深的知道情况很不好。
      然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此却仍然处之坦然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地球村了,美国人的科技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科技。所以,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必要搞高科技,安心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安于低技术劳动就行了。所以,大众传媒把买来的外国高技术产品??我们往往只是做了一些技术含量极低的组装,甚至只是包装??的水平吹成了我们自己的科技水平。
      落后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对于这种落后心安理得、麻木不仁,最后还编出一些谎话来欺骗自己和别人。中国人必须在科技方面真正的振作起来,而不是热衷于搞一些花架子(最近的最大的花架子就是在传媒上大肆吹嘘那些几乎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网络公司。我再强调一遍,这些网络公司也许在使用一定程度的新技术,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是高科技公司: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买个卫星电话来使用,也可以服用最新发明出来的抗菌素,但这能说明这个人已经掌握了高科技吗?)。而且时间很可能并不站在我们一边,仅举一个例子,那些大吹大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只比美国落后几个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人很少提到中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个计算机工业的基石方面的水平。中国人都知道计算机工业的“摩尔定律”,即每隔18个月硅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就会翻一番,但中国人可能还很少有人听说过“第二摩尔律”,它是说,随着芯片的复杂程度加高,每隔4年芯片生产成套设备的成本就会翻一番。这一趋势必将使得技术和生产更加集中到在这个领域现有的赢家手中,而现在的输家在未来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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