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痛是永远不该忘却也无法忘却的，尤其当有人总是试图抹杀时。
譬如，南京大屠杀。
明明铁证如山，可日本右翼别有用心的“质疑”之声，仍然屡屡不断。不是通过篡改新编教科书，对历史问题百般抵赖，就是日本政客叫嚣要发表决议，否认“侵略”，甚至还有消息说正要建核燃料厂，暗地叫嚣挑战“无核三原则”……
历史的真相，永远都是无法掩盖的。中国政府在强烈谴责的同时，也在积极保护着日军侵华的重要历史罪证。许多民间个体，主动收集并留下史料。这不仅是一份公众良知，也是社会赋予每一位国人的责任
吴先斌属于那种性格与心境都比较沉稳的男人。小时候，他最羡慕的职业是图书管理员，既有书可读，还能拿工资。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他高中即将毕业的前夕，父亲却因为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家里挣了点散碎银两，结果平白多了４年的牢狱之苦。
吴先斌兄妹４个，他是长子，母亲又没有工作，１７岁的他只好辍学，在面粉厂干起了搬运工。出力流汗没有成为他圆梦的阻碍，转眼２０年过去了，如今的吴先斌不仅藏书数万，而且先后资助过４００多名面临失学的孩子，去继续他曾经的梦想。更令人动容、令人敬佩的是，这个嗜书如命的男人，两年前又倾其所能建起一座“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采访时，吴先斌对自己的所做所为只有一句解释：“书间藏道义。”
苦难是奋斗的动力
１９６４年，吴先斌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当时在一家企业干“冷作工”，由于手艺精湛，父亲在追求母亲时，也把手艺转化为爱情的表达方式，他曾经用一块不锈钢边角废料，打出一把精致的汤勺送给母亲。如今，这把汤勺已被吴先斌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吴先斌说：“这把汤勺的寓意时刻提醒我，记住过去。”
吴先斌不太愿意回忆过去，因为过去他的心灵受过伤。采访的那天，彼此坐在松软的沙发上，他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以前，我们家经常连电费都付不起。母亲没有工作，只好帮人糊火柴盒补贴家用。糊一个火柴盒才挣两厘钱，每天晚上，母亲就坐在窗前，借着月光一直辛苦到深更半夜，才勉强能把几个孩子的肚皮填饱。”
母亲这般含辛茹苦，令父亲感到万般愧疚，就在吴先斌即将高中毕业时，父亲经人介绍，开始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悄悄地替几家私营企业干起了活。这种行为在当时是有很大风险的，几个月后父亲便被抓了起来，随即又以“投机倒把罪”获刑４年。
父亲的入狱，让这个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家庭陷入了绝境，不仅吴先斌放弃了高考，开始在面粉厂干起了搬运工，就连初中尚未毕业的二妹妹，也不得不辍学给别人家当了帮佣。
盛夏酷暑，从面粉厂的仓库到停泊在江岸的驳船，大约有２００米的距离，肩上压着两袋、每袋净重５０斤的面粉，一天折返１００趟才算完成额定的工作量。即便如此，每天都要洗上几遍“汗水澡”的吴先斌，回到家仍要读几个钟头的书。母亲心痛儿子，更懂得他内心里的苦楚，只好把一盏３瓦的节能灯吊在儿子的头顶上。那段日子，邻居们每天都能从吴家窗户里看到这样一幅图景：这边是儿子埋头读书，那头是母亲弓腰糊火柴盒的身影。
吴先斌曾经跟母亲有过这样的谈心：
“你没念上大学，怪不怪你父亲？”
“怪有什么用，何况又不是他的错。”
“那你每天还看这么长时间书干嘛？”
“书间藏道义啊。”
“是啊，读书才能懂得做人，做人比什么都要紧！”
不该遗忘的耻辱与伤痛
１９８６年，父亲刑满释放回到家中。工作没有了，但一家人的日子必须得过下去，于是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钱，在城郊结合部租了间房子，做起了板材生意。那时，邓小平重新复出，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在发生着变化，“个体户”已不再被人们鄙视。初入商海的父亲，生意很快就有了起色，因此，在面粉厂干搬运工的吴先斌，也成了一名个体经营者。
父亲的店铺位于中华门西侧的赛虹桥，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守城部队曾与日军在赛虹桥一带展开过激烈地搏杀。如今，战争的血腥虽然早就灰飞烟灭，但有关中国军人与侵华日军以死相拼的惨烈过程，却依然在当地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酷爱读书的吴先斌自然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怀有浓厚兴趣。早在１９８３年，也就是他父亲入狱的第二年，当时尚在面粉厂当搬运工的吴先斌，就曾带着中国的教科书中为什么没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疑惑，专门拜访过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先生。当时，高兴祖先生刚刚从美国带回一盘详细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录相带，目睹着侵略者在南京惨绝人寰的烧杀奸淫，血气方刚的吴先斌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让人们牢牢铭记，这座城市的和平与安宁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令人遗憾的是，一个仅凭双手刚刚获得温饱的年轻个体经营者，要想将这样的誓言变为现实，难免力不从心。然而，吴先斌偏偏又不是一个言而无信者，为此，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将自己的生活分为三个内容，首先是守法经营，诚信赚钱；其次是大量阅读，广结良友；另外便是有心收藏，以物佐史。
这些生活内容逐渐构成了吴先斌的人生态度，他的生意不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稳了脚跟，而且从１９９３年起，又独自投资创办起一家装饰材料厂。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营利润的增加，吴先斌更加感到知识营养的重要性，他的藏书在迅速增加的同时，身边也聚集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著名军旅作家徐志耕写出轰动海内外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后，吴先斌就曾与徐志耕一起，多次前往南京师范大学，和著名学者张连红教授探讨过日本当局为何胆敢公然否认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张连红教授的资料室里，吴先斌惊奇地发现，日本做为战争的施害国，但他们拥有的史料却要比我们这个受害国多得多。张连红教授认为，学术研究的关键在于证据，而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史实方面的研究，并不是中国的学者缺乏能力，而是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相关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教授心急如焚般的感慨，在令吴先斌震惊不已的同时，也让他萌生出一种“天降大任于斯”的使命感。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下海闯荡的商人，吴先斌属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受益者，他从一个当初连电费都付不起的辍学青年，变为现在拥有相当资产规模的企业主，这期间，尽管吴先斌也用自己赚的钱，做过不少好事善事，其中包括先后资助过４００多个面临失学的儿童。包括每年拿出好几万元设立“的哥的姐奉献奖”??但凡南京市的出租车司机做了好事被媒体报道后，均可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等等。然而，南京这座曾经遭受侵略者蹂躏的城市，同样也不应该遗忘掉历史的耻辱和伤痛。现在，吴先斌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种实力促使着他，要将灵魂深处的思考传递给更多的人。
绝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开始着手系统收集抗日战争史料后，吴先斌很快就明显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如果按照通常的收藏惯例，他也可以顺其自然，采取“打到兔子是兔子，打到獐子是獐子”的方式。但吴先斌认为，这种收藏方式比较被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散落在民间的珍贵史料极有可能不复存在，因此，他必须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变捐赠为收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具有价值的史料。
２００４年初，吴先斌从朋友那里得知，大连有个民间收藏者，手里有两本战争期间由日本政府出版的图文画册，其中一本详细记录了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疯狂，另一本则再现了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残暴。获此消息，吴先斌立即放下手头工作，于当天赶到了大连，最后以６万元的高价购得这两本图文画册。
这种以经济手段实施的抢救性收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目前，吴先斌已经拥有真实反映侵华日军各种罪证的图片３万余幅、图书１０００余册、地图６０余张，以及各类实物１００余件。尽管吴先斌一再声称，自己收藏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研究，只是希望这座城市的民众能够牢牢铭记这段耻辱的历史，以便将来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但他如此规模庞大的收藏，还是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大量首次公开的图片及实物，更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最新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文集》中，吴先斌就提供了多达７２幅珍贵的图片，并且拒绝接受出版者支付的稿酬。
吴先斌的收藏更是震惊了日本，一批又一批有良知的学者纷纷专程赶到南京，这其中包括笠原十九司、松冈环、近藤昭二等著名权威人士，他们看过吴先斌的收藏后无不发出这样的感慨：“面对铁一般的真实历史，我们为日本当局否认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而深感惭愧！”
２００５年底，吴先斌在南京媒体的支持下，首次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题为“南京城的控诉”抗日战争史料展。尽管此次展期只有短短一周时间，展出的史料也只是吴先斌收藏的其中一部分，但观众数量却高达５万多人，创下近年来个人办展的最高纪录。对此，南京的媒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一个普通百姓的行为，对于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无疑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对于媒体的赞誉，吴先斌却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收藏只是个人的行为。收藏需要经济的支撑，而他的社会角色仍然是一名企业主，“守法经营，诚信赚钱”仍然是他生活当中的先决要素，现在，他首先得将自己的企业经营好，而后才有可能获得收藏所需的各种支持，投资数百万元建造的“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在很大程度上已验证了他的观点。
人的一生通常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愿望、不同结果交织而成的。吴先斌年轻时曾经错失过当图书管理员的愿望，如今，他打算将这个愿望重新变成现实，他说：“等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布馆结束后，我会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存放现在的３万多册图书，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来退休了，我就当一个不拿薪水的图书管理员。”
《都市文化报》2006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