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良铭记家仇国恨：烈士先父捐躯报国，我捐遗体誓不忘本-918爱国网

7月7日，中国抗战纪念日。今年62岁的抗日空战烈士王怡遗孤王恩良先生坐着轮椅在助手帮助下，在这一天与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分别签订了捐赠眼角膜和遗体的协议书。他表示我要学习先父英勇捐躯的爱国精神，我难道不可以捐赠遗体对国家做些有益的事吗？回答其实是肯定的。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老人为此一直在考虑如何纪念作为抗战烈士先父王怡与先伯父王志凯的问题，最后决定捐赠遗体以示爱国来纪念烈士先辈，不忘国耻家仇。

王恩良，是笔者的一位老朋友。今年62岁，下肢残疾，平时走路只能靠轮椅，他现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会长，曾任中国残联第三届主席团成员和评议会委员等职。

7月5日上午老人曾打电话约笔者谈点事情，但没有说见面谈什么内容。老人给笔者带来一包资料交给笔者说：“为了纪念在抗战中殉国的先伯父王志凯和继父王怡，抗战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夜不成寐，心情沉重。我思考再三，想做几件事情。一要准备为先烈的两位亲人整理资料写成文章，在媒体进行宣传，有可能的话，想编一本纪念册，自费出版作为纪念；二要为为先烈的两位亲人筹建一个纪念馆或纪念室；三要继承先人遗志，我也60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精力了，我要与先烈们一样‘捐躯’，我已决定去世后将我的遗体捐赠给国家，作为医学研究之用，我决定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8月15日，准备与协和医院签订捐赠遗体协议。”

那次谈话搁了两天，老人原打算8月15日去协和医院签订捐赠遗体协议改在7月7日抗战纪念日，并正式签订了捐赠遗体和眼角膜协议书。老人说我逝世后的两只眼角膜希望捐给两个盲人，给两个在黑暗中生活的盲人见到光明，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我的遗体就捐给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作医学解剖之用，也算物尽其用吧。

老人还给笔者讲述了他家“一门双烈”抗战爱国的故事，我在下文将作介绍。烈士有王先生这样的孝子，足可告慰烈士于九泉之下了。

王志凯(曾用名王凯（1916-1937）)，籍贯北京昌平，杭州中央笕桥航校第5期毕业。系中央航校暂编34大队上尉副中队长，在反击日本侵略军的空战中于1937年8月25日上海南翔上空英勇献身。时年仅21岁。烈士牺牲时，遗女尚未满月，年轻的妻子守护着他们的女儿，期盼着丈夫的归来，一直苦苦等待了8年，迫于生计才改嫁他人。6个月以后的1938年2月18日王志凯的胞弟，王怡也在保卫武汉，反击日本侵略军的激烈空战中英勇献身，时年仅21岁。

王怡， 1917年2月9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沙河镇。为国民政府空军空军飞行员。1938年2月18日，在武汉上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前线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1岁。

1938年2月18日上午，日本出动12架重型轰炸机和26架三菱96－1战斗机在安徽、江西两省交会处会合直扑武汉，第四大队奉命迎敌。代理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战斗机升空不久后便与敌机相遇，李命令第四大队分头迎战，由22、23中队担任主攻，21中队负责掩护。

空战中21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四机协同作战首开记录，击落日战斗机一架。柳哲生在协同战友击落一架敌机后又单独作战击落一架敌机。该机队其他战鹰又击落三架敌机。与此同时22中队的11架战机与日12战机相遇，且被敌死死咬住。但他们并未惊慌，而是利用飞机的良好机动性与敌周旋。一两个回合后，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局面，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敌机，其他战友也相继击落敌机共四架。23中队的8架战机飞抵汉口上空时见22中队正处于劣势，中队长即命23中队全体增援，一番激战后击落两架敌机。

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十二分钟，国民政府空军击落十二架日机（十架战斗机、两架轰炸机），这也是我空战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但我空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五人，壮烈牺牲。

1938年2月20日，武汉市民四万人举行隆重公祭。

两位英烈为保卫国家、守护家园和亲人壮烈献身，长眠在南京郊外的航空烈士公墓。

时隔半个世纪，两位英烈的亲人、长辈相继辞世。所遗烈士后人也已年逾花甲。英勇之家历经风风雨雨，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对华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造成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流离失所。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数千万民众在战争的恐怖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两位英烈的家庭和亲人同样蒙受了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战争伤害。
两位英烈至今默默无闻，时过境迁，王志凯、王怡的名字和事迹在近代抗日文献史中几乎被遗忘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摄影日报》刊登的《摄影记载历史上的今天》（2月18日）将烈士王怡的名字误写成“王怡之”，实在是不应该。还有一些媒体也是以讹传讹，实在是对烈士英灵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