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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说明：同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合影照片挂在胡真一女士家的客厅中央 |
我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工作已经有几年了，最为困难的，其实是采访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农民最为容易，他们本人愿意诉说，我本人高兴倾听。采访原政府军官兵也极容易，他们没有身居高位的。他们的人生轨迹，抗战经历，心路历程也愿意向采访者不加保留地和盘托出。不过，采访他们的人凤毛麟角，除我方军外，还难得听说一、二。与之相比较，采访将军、高级干部不容易，手续比较复杂。第一需要介绍信。开介绍信当然要向上级写报告，要逐级审批。被采访者本人，看到那张介绍信并不容易，还要走一个繁杂的过程，叫“倒置审查”。就是相关单位组织部门、干部部门要审查要求采访者的资质。审查合格了，采访者的申请才放在要采访者的案头。最后，将军，或者是高级干部说：“好吧，来吧。”这样，才能构成采访的一个场面。
我能顺利采访重庆市原领导胡真一女士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和教授们切磋抗战历史。有位老师说，他的老丈人认识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兵。于是，他联系了他的岳父大人，他老岳父也是重庆市前领导，今年84岁了，也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这位长者的上级，就是重庆市前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胡真一女士。长者姓金，我管他叫金伯伯。金伯伯说：
“采访重庆市领导，按照规定，需要开介绍信。”
开介绍信是行，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可以开介绍信。我虽然走下工作岗位，但是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可以开介绍我去采访的介绍信。但是，我感到麻烦。北京的交通，从甲地到乙地，需要一天。介绍信邮寄到重庆需要三天。重庆方面审查，至少需要三天。重庆方面通知我，需要一天。于是，我就给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老干部处打电话，说明情况。请他们上网查查“抗战文学作家方军”的情况。这样，很快有了答复。
能采访到亲历抗日战争并在“抗日联军”中生活、战斗过的老战士，对我来说，是无以伦比的重要。13亿人口的中国，数以千计的抗战研究方面有关的人物；由于没人动手，所以，这个课题几乎被人“束之高阁”和“渐渐遗忘”。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抗战亲历者却在每时每刻地悄悄地离我们而去。当金伯伯真的带领我坐到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87岁的胡真一女士面前时，我同样暗暗感到机会难能可贵。
87岁的胡真一女士容貌慈善，和蔼可亲，没有大领导的架子，非常随和。她不但谈笑风生，而且记忆力清晰，逻辑思维连贯。她非常耐心地帮助我“组织”了我对她的采访。并且，胡女士非常系统地回忆她的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心路历程、反思、今日对日本的印象，以及对未来中日关系的看法。胡真一女士不愧为国家省部级的领导，她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人物。胡真一家，居住条件非常好，有三个卫生间。客厅有100平米。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滚滚流动的嘉陵江；听见江轮浑厚的、带有回音的汽笛声。不用说，山城重庆的宏伟、壮观尽收眼底。胡真一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孙女恰巧都在，使我看到了抗战老兵祖孙三代的美满、安详、康乐的生活场面。可能是有老下级金伯伯在的缘故，胡真一女士还留我们在家吃饭，大家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站在胡真一家的阳台上，可以俯视丛林之间飞驰而过的轻轨列车。胡真一以东北人爱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我老脑筋，我从来不坐。”究其原委，重庆轻轨有日本人的技术，而在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胡真一一家多人被侵华日军杀害。胡真一思维清晰，又是领导干部，坐不坐轻轨列车是小事，而日本侵华给她心灵留下的伤痛却是难以磨灭的。
我采访胡真一受到的最大刺激来自于金伯伯。在重庆期间，这位长者去我的住处与我长谈几次。金伯伯的话，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受到巨大的冲击。
金伯伯说：“你住在这样的鸡毛小店，每天三碗面条。你这样自费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意义何在呢？采访抗日战争亲历者的最后一批人应该是政府行为，怎么你个人干这个工作？抢救抗日战争老兵口述历史的工作，应该是由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各地的文史资料馆、各地的档案馆、各地的宣传部门做的事情。如果你是国家行为的话，起码，你出差不应该是自费吧？”
金伯伯的疑问，确实让我无地自容。
我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活动已经好几年了，我自认为是对抗战历史中“口述史”的补充。我也没有偷偷摸摸地干，人民网日本版开辟有这项采访的专栏已经有几年了。如果，真是有很多人在做这项工作的话，我就应该“淡出”。因为，我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个人的看法毕竟是有局限的。当今的中国社会，有月薪数千的，数万的，数十万的。我的月薪才千余，还要打肿脸充胖子。金伯伯善意的疑问让我感到深深的自卑、自责、自嘲。坐在“鸡毛小店”里我如坐针毡，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完全失去信心”的念头涌上心头。
“住鸡毛小店，吃简单的面条”，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在国外生活、学习多年，我是很客观的人。我知道人的能力和收入是成正比的，我将长久地感到自卑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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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说明：东北抗日联军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当年珍贵照片 |
对于采访的抗日联军的老战士我并不陌生。6年前，我去黑龙江哈尔滨采访了亲历1931年“9?18”事变十几位老战士。这些老战士中，有原黑龙江省委书记陈雷、李敏夫妇，有黑龙江军区原副司令王名贵，有“八女投江”的战友冯淑艳女士，有东北解放第一任齐齐哈尔市市长、赵一曼的战友朱新阳老人，有抗日联军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哈工大的离休干部李桂林。有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中共北满书记冯仲云夫人薛雯女士。有抗联老战士高玉林。一次战斗中，他的父亲就牺牲在他的眼前。
我采访过的人，都是中日战争的幸存者、是命运的幸运儿。
当我说起这些人的时候，胡真一女士笑着说：“这些战友她全部认识。”
我们一个一个地“对”：王名贵副司令已经不在了。朱新阳已经不在了。薛雯已经不在了。陈雷已经不能说话了。李桂林也已经重病在身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真的是凤毛麟角了，有些没有采访到的人物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默默地、悄悄地走出了历史的舞台。
胡真一女士说起朝夕相处的战友时，满怀深情。
胡真一问我：“知道八女投江的故事吗？当时，领导上派我去执行别的任务，我和其他同志先出发了。要不，这个故事就会变成‘九女投江’了。”
胡真一回忆：“……1938年10月的一天夜里，指导员冷云等8位女兵跟随5军1师剩下的队伍，露宿在乌斯浑河（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境内）西岸的柞木岗下，准备从这里渡河。不料，汉奸发现了我军的篝火。日军连夜赶来埋伏在附近。第二天拂晓，队伍准备渡河。冷云带着姐妹们正要下河，敌人发起进攻，迅速包围了抗联队伍。冷云指挥7名女战士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射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队趁势突出重围。当战友们发现8位女同志还据守在河边与敌人战斗时，立即返回向敌人还击。冷云与姐妹们同声高喊：
‘同志们，冲出去，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抗日要紧！’
再硬拼下去，不但救不成8名女同志，大队也将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下，大队只得忍痛向西山柞木岗上的密林里撤退。敌人追不上大队，便集中火力向冷云等8人猛扑过来，企图活捉她们。到天大亮时，8位女同志弹药全部用尽。前面是冲过来的敌人，后面是水深浪急的乌斯浑河，女战士们明白，要么被俘，要么战死。于是，冷云背起一位负伤的战友，姐妹们互相搀扶着，向河心走去……”。
胡真一老人回忆说：“冷云是知识分子，国高的学生。郭桂琴才14岁。王惠民的爸爸还是抗联的团长，当时她才12岁。安福顺、杨贵芝、胡秀芝、李凤善，和黄桂清，我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那些日子，五军一师茫牛河战败，退往依东，宿营于林口乌斯浑河畔那天，1000多鬼子包围了她们，所有的枪刺都闪着寒光，每一个鬼子都‘哇、哇’叫着，当他们意识到女战士们的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时，就慢慢地涌上来，要活捉这些军衣褴褛的女抗联们。这时，鬼子们看见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弹尽援绝之际，八位女战士从她们隐身的地方站起来，回头用蔑视的目光看一眼敌人，互相搀扶着，背着负伤的安福顺，扛着自己的空枪，坚定地、一步步向滚滚的江流走去。 当时，黑龙江的10月底，气温已经非常寒冷了。能有勇气走进冰冷的水里，自尽！日寇们被惊呆了。乌斯浑河的浊浪，渐渐淹没了她们的身躯……。”
胡真一老人把那么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说得如此简单：
“……第二年春天，我们抗日联军的部队路过，意外地发现冰层下面隐约有人！我们终于看见还有三位战友的尸体还挂在乌斯浑河水中的大树枝上！有一个人叫胡秀芝，她甚至还背着枪。……其余的战友遗体早就被江水冲走，不知去向了。那时，春寒料峭，河面上的冰正在慢慢地融化，我们急忙凿开冰层，就在河边安葬了她们的遗体。”
胡真一告诉我：“在乌斯浑河旁边那里，早就建了纪念碑。战争过去了这么多年，人民没有忘记她们。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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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说明：1941年为保存力量，抗联进入苏联，改编为苏军88旅。 |
胡真一女士今年86岁，是辽宁省凤凰城的人。家中有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她上过两年小学，1937年7月，随父母迁居黑龙江。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胡真一11岁，她清楚地记得大人们议论：“东北亡了，中国也快要亡国了”。
胡真一对我说。她清楚地记得，在黑龙江的依兰县，她亲眼看见侵华日军用步枪刺刀挑起一个小孩满街走的情景。“当时，16岁的我看见日本兵的暴行后，气得浑身哆嗦。是日本鬼子的行为教育了我要坚决抗日！中国人没有第二条出路可走。”
“1937年，我17岁。父母说：‘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可是，我的老师她很喜欢我。我的老师是共产党员，她总让我去给抗日联军部队送信。一来二去，部队就认识了我，就这样，我很自然地参加了抗日联军。我自己也认为能参加抗联打日本是最光荣的。当时，我的父母并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而且，我们抗日联军平均每周都有几次同日军的作战，每天都在转移之中，生活条件坚苦卓绝。等数年之后，我路过家门才知道，我的两个哥哥已经被日军杀害了。当时，日本鬼子到处抓壮丁，不少青年都被抓去修建碉堡和壕沟去了。后来，听一位逃跑出来的乡亲说，在堡垒修完之后，同哥哥一起修建堡垒的几十个人，都被日本鬼子活埋灭口了。我家乡的村子，也整个被日军烧了，父母为了逃避战火，已经连夜和乡亲们一起开始了逃亡的生涯……”
胡真一说：“侵华日军的暴行更加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鬼子害得我家破人亡，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开始，我在抗日联军妇女团，我们团长是后来担当朝鲜领导集团之一崔庸健的夫人王玉环。我的老师叫李淑珍，她也和抗联中的朝鲜同志结婚了，后来，这个人当到平壤市委书记。1937年，17岁的我，经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介绍，和抗联五军的军长柴世荣结了婚。周保中解放以后担当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胡真一对我说：“你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有介绍东北抗日联军的展版，那上面还有抗联五军军长柴世荣的名字呢。”
“那时，我们东北抗联最艰苦；我们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每当烤火的时候，我们把衣服翻过来一烤，就能听到‘啪、啪、啪’地响，成串的虱子被烤死的声音。”
1938年初，由于叛徒告密，鬼子对兴安岭里的东北抗日联军被服厂进行了扫荡，胡真一的入党介绍人金枝同志被残忍的杀害。“当部队回来的时候，医院已经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几十名伤员都被烧死了。金枝和她的丈夫被鬼子绑在一起吊在树上，活活的用刺刀刺死！”
胡真一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是不轻易流泪的，但那一次看着他们身上的几十处刀伤，我整整哭了一晚上。”第二天，东北抗日联军便对鬼子打了一场伏击战，“当时在一个叫黄鼠狼沟的地方，有一百多个鬼子正准备从河东过河。他们的几十条船刚到河中央，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刻用手榴弹投向鬼子，十多条船一下全被炸沉了！”胡真一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时，显得异常兴奋。“有一个鬼子从河里游到岸边，我用步枪瞄准他开了一枪，鬼子挣扎了几下又沉到了河里。我最感到欣慰的就是亲手打死了鬼子，告慰了金枝和牺牲的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想知道抗日联军的概况，及其抗联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
胡真一向我介绍说：“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战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的集中体现。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1941年，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一万余人撤入苏联境内，改编为苏联红军第88特别旅。在88旅，胡真一的丈夫柴世荣任四营的营长，金日成任一营的营长。二营营长是王晓明，三营营长是王明贵。”
胡真一介绍说：“1941年，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抗联的主力撤到苏联境内，编为苏联红军88特别旅。在哈巴罗夫斯克，柴世荣的家和金日成的家仅一墙之隔，两家经常相互帮助。1944年，柴世荣在苏联不幸病逝。1945年，胡真一和金日成一家各自踏上归国的征途，此后数十年没有音信。”
我问胡真一，中国抗日联军军人和苏联人、朝鲜人的关系？
胡真一介绍说：“关系？那是相当的好！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呗！自从1939年以后，抗战大局势就越来越不好了。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采取了更加疯狂残酷的封锁，抗日联军处境更为艰难。1941年，经党中央与苏联协商，东北抗日联军的主力一万余人撤到了苏联境内，编为苏联红军88特别旅，并发给苏军装备军服。”
胡真一说：“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金日成一家和我们一家住在一栋木屋里，中间用木版隔开。”
胡真一回忆说，“金日成很喜欢小孩子，空闲时常常抱着两家的孩子唱朝鲜民歌。”
1945年，就在随苏军回国收复东北的前夕，胡真一和金日成一家分手了。依依惜别之际，金日成赠送给胡真一一个金戒指、半小瓶金子作为纪念，尔后各自踏上归国的征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胡真一毅然卖掉了金戒指和半瓶金子，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了朝鲜人民。抗战胜利以后，胡真一所在的88旅随苏联红军收复东三省，回到了久违的故乡。解放前，胡真一又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并在重庆工作、生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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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说明：1994年5月7日胡真一同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合影 |
胡真一在1937年12月，在黑龙江的刁翎第一次见到了金日成同志，那时，新婚燕尔的胡真一才17岁。胡真一回忆，当时开完会，丈夫柴世荣把一个朋友领回家，来人年轻英俊，高大魁梧，文雅潇洒，面带微笑，满面春风。丈夫介绍说：“这位正是被咱们战友们呼为世界美男的金日成，是朝鲜方面的负责人。”
久闻金日成的名字，这是胡真一第一次和他相见。从1937年第一次见到，到1994年最后一次合影留念，总共是57年。风风雨雨的57年，中国和朝鲜国以及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变的，只有曾经在一个战壕里用枪弹抵御日寇的战友情谊。
胡真一最后一次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照相合影是在1994年5月7日。
两个月后的1994年7月8日凌晨2点，金日成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终年82岁。
胡真一女士给我讲了他丈夫柴世荣和金日成生死友谊的故事。
20 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那时，吉林省和龙县警察局有一个副局长柴世荣。柴世荣曾在朝鲜做过4年小工，朝鲜话说得颇流利，加上为人仗义，结交了不少朝鲜朋友，其中有一个曾在吉林上学，之后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年。这位青年胆识过人，高大挺拔，皮肤白净，英姿勃发，他就是此后成为朝鲜人民领袖的金日成。他比柴世荣小18岁，但两人却十分投缘。
有一天，金日成秘密约见柴世荣，吐露了一件天大的秘密──金日成这时已成为朝鲜革命人物，他的7名战友被捕关进了监狱，金日成要柴世荣设法救他们出来。柴世荣当时是警察局里的副局长，他当时虽然可以解救7名朝鲜共产党人的性命，但是，上司追查下来的话，肯定以通匪罪枪决。柴世荣利用副局长的权利，拼着一死将此事办成了，释放了那7人。而那7名共产党员获得自由之时，也成了柴世荣流亡之日。后来，柴世荣去了日本，半年之后，“9?18”事变发生了，柴世荣潜回吉林，约了几名志同道合的旧部举起了义旗。金日成也组织起抗日队伍，投入了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抗战大业。
两个好朋友又走到了一起，并且都成为东三省声威赫赫的人物。然而到1932年，他们和先后举义的十多支部队均受到挫折，鬼子悬赏数万大洋取金日成和柴世荣的人头。党组织安排他们秘密转移到黑龙江，柴世荣蓄起了络腮胡子，金日成忍痛剃光了那一头美发，带领部下，化整为零，转移到牡丹江一带。
此时胡真一刚好正式加入东北抗联。在兴安岭的密林里，胡真一从被服厂转到战斗连队，多次参加和日本鬼子的正面作战。1936年，柴世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面说了，有个叫周保中的领导出面说服胡真一嫁给丧妻的柴世荣。
别看抗日联军五军的军长柴世荣和新兵胡真一相差17岁，可是，夫妻恩爱。
胡真一老人回忆说，别看柴世荣人高马大，其实人很温柔，“一次，他把我形容成小鸟，说关起来怕伤害了我，可拿在手里又怕伤到。”胡真一说，尽管她和柴世荣只生活了不到6年的时间，但至今她仍没有忘记他高高大大的样子，以及生活中他点点滴滴的温柔。
胡真一回忆丈夫的形象时说：“柴世荣蓄着大胡子，我一直希望他刮了胡子，这样可以英俊一些。可是，柴世荣却笑而不答。原来，柴世荣蓄着大胡子，是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追杀。另外，他还非常喜欢一匹缴获侵华日军的东洋大马，作战时，柴世荣总爱挥舞双枪，呐喊冲锋。因为，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狐狸皮围脖，所以，特别显眼。我当时就劝他，日本鬼子一看，当官的！就会专打你。这回，柴世荣算是听了我的，但是，在一次与日军遭遇作战后撤时，柴世荣的日本东洋大战马被打死了。回来之后，在柴世荣摇头叹气，摩拳擦掌、惋惜不已之时，我却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三枚陷在炒面里的子弹头！”
胡真一回忆说：“我后来才知道，柴世荣的胡子和金日成的头发的故事；他们已经在多年前改变自己的容貌了。当时，都是为了防止日军的追杀而改变的。1932年，金日成和柴世荣分别组织的十多支抗日武装都先后受挫折，日本鬼子悬赏数万大洋买他们的人头。当时，汉奸也是层出不穷。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党组织安排他们秘密转移到黑龙江。柴世荣留起大胡子，金日成忍痛剃光了一头的美发，带领残部，划整为零，转移到牡丹江一带。到1943年，柴世荣奉命潜回中国执行任务，算是我们抗战夫妻的最后一面，他仍然留着大胡子。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丈夫柴世容病逝在苏联。”
“我仿佛又回到了苏联红军第88旅的那段时光”。胡真一接过纪念章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2002年，有一位叫邹越摈的记者采访过胡真一。由于，我采访胡真一的录音与他的写作大致相同，我在此引用他的一些文字。“1940年-1941年间，抗联内容形成了坚持抗联，或撤消抗联这样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1941年初，抗联各路军领导人在后方基地召开了联席会议。两种意见激烈争论。柴世荣力主坚持抗联的活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辩，终于取得一致，坚持东北抗联旗帜，直到最后胜利，并决定主力隐蔽整训，另组织15个小分队执行军事侦察、宣传群众、袭扰敌人、破坏敌人交通线等任务。柴世荣身为军长，并且年近五旬，却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常常亲率小分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此时抗联的主力撤到了苏联境内，先在海参崴，以后集中到哈巴罗夫斯克，编为苏联红军88特别旅，发给苏军装备军服，待机反攻。
在哈巴罗夫斯克，大部分女战士编入医院或交通营，作译电和看护工作，而胡真一因为勇敢机敏，被编到步兵第四营第七连当战士，接受苏军教官的作战训练。
和金日成一家成为邻居，金日成乐观的天性，感染着胡真一。他喜欢唱歌、跳舞、开玩笑，那圆形木屋里，经常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每逢周六，部队自己演节目，金日成也常成为台上的演员。军营里有人叫他的外号“世界美男子”时，金日成或要求别这样叫他，或笑而不答。
平时的训练是非常紧张的，除了射击、作战训练外，夏季练游泳，冬季练滑雪，秋季还有跳伞训练。飞机飞上800米高空，教官一声令下，胡真一毫不犹豫就跳出去，那份胆量常常使男子汉们也佩服不已。
就在这紧张生活中，1941年胡真一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金日成家也有了孩子。金日成特别喜欢小孩，空闲下来常抱着两家的孩子哼唱着动听的朝鲜歌曲。
这时的苏联，也处在二战的艰难时期，因为保障军人供给，军人还有黑面包和一定量的肉食保障，兵营周围的苏联老百姓可是在饥饿和艰难中度日。”
人民网日本版 200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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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说明：根据2005年6月19日《重庆晨报》报道：“昨天上午11点，重庆三峡博物馆大厅里，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紧紧地握住了抗联老战士胡真一的手，亲自把“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颁发给了胡真一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