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不能忘记曾经为了国家利益牺牲的29军官兵

和我一起去河南省项城采访的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副主任陶武亮先生，有中国劳工协会的会长李良杰先生。有项城文人于书章先生，有崔金品的儿子崔廷甫先生。

采访七七事变亲历者对陶副主任来说是工作，而80岁的李良杰则有其他目的。

李良杰也是河南人，1944年他被侵华日军鬼子兵用三八枪上雪亮的刺刀逼着，和4万同胞一起，相继被强掳日本当劳工。日本投降以后，他带着死难同胞的骨灰盒子，坐美国军舰回到祖国。当在水天一线看到祖国的地平线时，所有被强掳日本国当苦力的劳工都大哭着在美军军舰的甲板上跪下了。“还能活着回来呀！”

李良杰到天津港后和其他劳工一起，被编入国民党部队打内战。因为营长拿当兵的不当人看，随意打骂，所以，被一时性起的李良杰用枪顶着脑袋，给枪毙了。

“杀人犯李良杰”后来跑到林彪将军的第四野战军从军，随解放大军一直南下，打到广州，履立战功。他当班长时，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将军还是战士。由于李良杰去过日本，还坐过美国的军舰，属于“历史复杂”的人物，所以，被复员回乡种地。

80岁的李良杰现在是中国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幸存劳工联谊会会长，他多次去日本起诉日本当年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是屡诉屡败！但是，以老李为首的劳工们不气馁。老李、律师康健和日本律师团体最近还要一起去欧美，再一次起诉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为死难的中国劳工讨还公道！

动身海外前的空闲，老李坚决要求和我一起去采访90岁的29军老兵崔金品。

见了崔金品，老李握着他的手感慨万千地说：“你们是英雄哇！全面抗战爆发，是你们29军在卢沟桥开响的第一枪！抗战八年，没有你们的英勇抵抗，我们被强掳日本国的劳工，不出一、二年，就会牛马不如地、像奴隶一样悲惨地累死、饿死、被砸死、被日本工头打死！”

崔老头子笑着谦虚：“别感谢我呀！咱村还有5个人去了宋哲元的29军。70年前的七七事变、以及后来和侵华日军频繁地作战，很多人都牺牲在战场上了。咱村有个叫赵学珍的，他1914年生人，曾经和我一起在29军，是221团的班长。1948年，我们部队在贾汪起义，由于在他的身上有多处枪伤，体质很差，所以，部队同意我们结伴回乡养伤。谁知，他身上的枪伤越来越重，而腿上的枪伤竟然烂成一个洞。1958年，无法劳作、一贫如洗、无食果腹、房漏雨雪、眠望星空、骨瘦如柴、无钱疗伤的他，竟然谢世了。年仅44岁。”

我突然问崔老汉：“你身上有伤吗？”

“我1935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之前，念过7年书。我在军队里一直给团长、师长、军长当副官。在乡村行军，我是骑马的，在城市驻防，我是坐车的。20响德国造驳壳枪挎着，牛。等我也需要参加战斗的时候，部队就拼完了！但是，我目睹过无数铁与火的较量、血与命的争执；我见过战火纷飞，也见过尸横遍野。我见过失败与退却，也目睹日本投降时胜利的喜悦！……我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记录者。”崔老汉回答。

我问崔老汉：“七七事变70年了，有过作家、记者、宣传部的干部、写县志的官员采访你吗？……你认为你自己的人生光荣吗？”

“从来没有人访问过我，你是第一个。1935年我参军时就清楚地知道侵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参军都知道日本人的枪子没有长眼睛，会战死的。但是，我们29军的军歌中不是这样唱到了吗：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村庄！

我们的山川！我们的河流！

我们的父老乡亲、姐妹兄弟！

??岂能容忍外国列强蹂躏！

士兵弟兄们！握紧刀枪！挺起胸膛！

迎着日本军队的炮火，冲锋！’”

……，……。

老李一直感谢老崔，老崔也一直感谢老李；各人的感谢各有不同。

七七事变过去了70年了，崔老头儿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这在乡村可是一件非常体面的大事情。所以，崔老汉还让大家一起，在他家中种上一棵树，照相，以示纪念。

另外，90岁的崔老兵提议：“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同志来了，中国被强掳日本劳工协会的会长来了，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写现代抗战文学的作家也来了。这在我们省，我们县，我们乡村，我们家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们大家凑在一起，应该给29军阵亡的士兵们送个花圈去；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冲锋陷阵的英雄们。”

是老李出40快钱在乡村买了一个花圈。赵学珍的女儿，68岁的赵凤英和丈夫扛着。崔金品的儿子，李良杰，项城文人于书章和我一行人就向赵学珍的坟地走去。

骄阳当空，一望无垠的麦子像绿色的地毯沿着中原的大地铺散开去，黄色的菜花像一条条的丝带贯穿其中，那美妙的乡村景色难以言传。

我用手机四处发信息：“河南农村绿色的麦子、黄色的菜花好美妙哇！”

有人马上回了信息：“??呸！难道我们云南的乡村景色不美？”

崔金品一路行走一路念叨：“就是为了保卫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数也数不清的中华好儿女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热血和生命！”

他一边驼背走着，一边念叨着：“……70年前，在卢沟桥抗日的29军中，有20%是我们项城入伍的兵！29军中，有6名师团长是我们河南项城人。项城、周口一带，村村有29军的兵！抗日战争中，他们多数人阵亡了。解放后，如果他们在，我们彼此都会知道的；??文革批斗嘛！那你还跑得了？??跑不了的！扇大耳刮子！挨揍！喷气式！游街！……。”

我要扶着他走，崔老汉很生气，他说：“我是老兵，给我的战友献花，我可以走！”

我一边随他走，一边问崔老汉：“你是第一次给29军战友献花吗？”

崔老汉边走边说：“是呀！七七事变70年了，这是第一次！”

崔老汉念叨着：“原来不敢，不敢。我是残渣余孽，应该老老实实的。……七七事变70年了，29军官兵战死疆场，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他们没有坟头儿，没有任何人祭拜他们，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电视上的章子怡访谈能演三天。

……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更是天天有。

……从来没有人采访亲历卢沟桥抗战的老兵。

……我们家有个破电视，我天天看。

可是，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日本人占领我们15年啊！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多了！不能忘了战火纷飞，不能忘了为国捐躯的军人们啊！”

在赵学珍的坟前，空气都凝重了。大家给29军221团班长赵学珍三鞠躬、献花。

我追问崔金品：“你和赵学珍熟吗？”

“那还用说嘛，熟！解放初期，我们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嘛……。”崔老汉说：“我们本村的有赵学珍，范桥的高振华，夏桥的张胜武，本村的赵学勤、赵学法等共六人。是我们一起参军的。他们都是29军221团大刀队队员,作战勇敢。赵学珍与日军白刃血战,曾刺杀数敌,砍掉日本人一胳膊。徐州战役后，我们行军路过家乡时,他回家看老母,其母看到他身上的血迹,母子抱头痛哭。听说他返回部队后,其母伤心得数天滴水未进……；她天天站在村头儿上，希望儿子回来，希望不再有杀人放火，希望战争结束。”

赵学珍女儿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在乡间麦田里悠悠地飘荡，像剪不断理还乱的丝线；在微风中，一直飘向远方。

崔金品驼着背，昏花着老眼念叨着：“……哭好。哭好。……你爸爸听见了，与日军作战阵亡的弟兄们也听见了。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来祭拜你们在天之灵了。……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啊！”

不远的村里是一片狗吠，很多村民都打开自家的房门遥遥地望着我们。

三，即使有了证明又能怎么样呢？

四，最后的叮咛和嘱咐

我采访了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数天，临要分别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第一， 几天来，造访90岁老人，老人太辛苦，我十分于心不忍。

第二，老人最大的心愿是国家相关机构承认他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同时，给予他精神方面的褒奖、或者是荣誉。我采访29军老兵已经有十年的历史，竟然没有一个29军老兵达到这个目的；实现这个愿望。面对一个来日无几的耄耋老人最后的人生夙愿；我个人帮不上忙！我心如刀绞。

当然，这是一个历史和社会的问题。

第三，我每每采访一个29军老兵，他不久就会谢世。这虽然是严酷的自然规律，与我无关。但是，我也十分在意、伤心、伤感采访老人的最后瞬间。

我担心，我拍下的照片是老人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

我担心我录下的声音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心声。

我担心我握的手是最后一次关于人生命运希冀的嘱托和希望。

他说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瞬间是：“……起义前，我给徐廷凯参谋长当副官。当时，徐廷凯参谋长有三个副官，他们是冯世杰，英文杰和我。如果托领导起义的张克侠将军家属调查当年华东野战军的档案的话，这是最后的历史事实了。……华东野战军的司令是陈毅，现在应该隶属南京军区。但是，1948年的事情，已经过去59年了……。如果说一个连队的士兵查不到还有情可原，少将徐廷凯参谋长和他的副官应该是记录在册的……。”

“1935年，我才17岁，怎么就参军打日本了呢？”崔金品自问自答：“我的父亲叫崔文献，他是一位非常爱国的乡绅。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那时，我父亲就曾预言日本必败。理由是：中国太大了,小日本根本无法覆盖。他们借着飞机、大炮、坦克车，可以一日连克三城。但是，占领后的掠夺呢？你总不能让10个士兵镇守拥有30万人口的地区吧？……1938年的徐州会战时,我父亲崔文献数日未进滴水,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我崔金品啊！??担心！??阵亡怎么办？我们家族从此不断了香火吗！”

崔金品说：“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参军打日本的。抗日战争初期，社会、乡间民风纯朴，所有青壮年都认为参军、上前线、打日本，是件光彩的事情。”

“我二叔崔文德是庞丙勋部的军需官。他一直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我三叔崔文理,在孙连仲将军部。1940年对日作战时失踪。叔叔崔文理其妻30岁抑郁而死,未留下后代，至今一座孤坟，快没有人知道她凄惨的人生,也没有人祭奠她。”

“我四叔叔崔文丙,是中央军军官。他在抗日战争中多次负伤。６８年文革一开始，他被众人架到大会上，群起打之，爬着一里多路回家，咽不下这口气，不久便气死了，因我是家里长门长子，死前交代，安葬祖坟，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

“我五叔崔文斌,他是阎锡山部军医。抗日战争中，他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

“我的亲家公，就是我儿媳妇的爸爸。他叫李国良，是孙连仲将军部队所属通讯队队长。他参加过惨烈的台儿庄战役，以及历次孙连仲将军指挥的对日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对日作战中失踪,留下三女一子的孤儿寡母。我的儿媳妇叫李桂芳，他弟弟叫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爸爸在参加战斗前，给襁褓中的他起的名字。”

崔金品向我介绍说：“以上亲属均系抱有爱国思想、自愿报国参军的青年。”

崔金品自己下了结论：“我的家庭、家族，是抗日救亡的家庭、家族。”

我看着劳累地躺在床上向我介绍“整个家族参加抗日战争历史”的崔老汉，大为震惊。

??他都90岁了，他的几个叔叔活到现在该多大了？

??这位为了中华民族贡献过鲜血和生命的人物就睡在这样的破床上？

我对躺在破床上的崔金品调侃：“贪官污吏贪污人民的血汗，是为了睡金床、银床；你17岁参加29军抗日，想过70多年后睡什么样的床吗？”

崔金品严肃地说：“1931年9?18事变之后，中国民众抵御外辱的决心都是自发的。相反，9?18事变之后，日本人高估了自己，认为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们低估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人了。我家有六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只是千万民众的一个缩影。1931年9?18事变之后，尤其是日本借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国人更不会坐以待毙，否则，何以维系数千年的文明历史？”

我对崔金品老人说：“我为什么来采访你，是因为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所以，您好好回想一下关于七七事变的经历？”

崔老汉躺在床上说：“七七事变中，我所在的部队主要是在万寿山（八宝山）打阻击。跟着就是撤退，我们的路线是：北京??保定??河间府。……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时，我们29军军长是宋哲元，副军长是秦德纯、佟麟阁，副参谋长是张克侠，下辖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李文田、132师师长赵登禹、143师师长刘汝明。其中37师下辖110旅，旅长何基沣、111旅旅长陈春荣、255旅，旅长张凌云；38师下辖112旅旅长黄维纲、113旅旅长刘振三、114旅旅长董振堂；132师下辖1旅旅长刘景山、109旅旅长王长海。

143师当时驻察哈尔，所以，未参加七七事变的战斗。

七七事变中，我们29军的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崔金品回忆：“……卢沟桥保卫战持续了29天，在这29天的日日夜夜，一直是炮火连天，杀声震地，29军全部投入了阵地，日军不断增援，火力一天比一天强，进攻势头一次比一次猛。29军苦于不是老蒋嫡系部队，装备极差，与日军的精良武器相比，差之千里。仅有的家底也就是将士了，我看见37师师长冯治安身先士大夫卒，亲临卢沟桥前沿阵地，现场指挥，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将士再猛也抵挡不了日军的飞机大炮，眼见得29军将士倒下一批又一批，形势逐渐呈现全军覆没的地步，军长宋哲元一个又一个求急电报发往南京，他哪里知道老蒋的心思。此时此刻，老蒋想的不是29军将士，而是如何消灭共产党。所以，当他接到宋哲元军长的一封封电报时，口头上大加嘉奖，实际上不给29军一兵一卒一粒子弹。宋哲元军长在悲愤中不得不作退出阵地南撤的打算，为了掩日军的耳目，决定撤退前，组织大刀片敢死队夜闯日营，再显大刀片神威。大刀片敢死队乘月黑风高，偷偷潜入日军营地，一个个挥舞大刀片，乱砍乱杀日本鬼子，杀得日本鬼子兵鬼哭狼嚎。日本军队不知虚实，也大规模紧急撤退。”

崔金品接着说：“当天后半夜，29军下达了天明南撤的命令。就在这时，我得知与我同来当兵的赵学法夜袭日军时，不幸牺牲。我不觉痛哭失声。心痛之余，我想，赵学法是为国战死沙场，尸骨尚暴露旷野，我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的尸体掩埋了。想到这里，我走进团部，见同事都忙着收拾东西，就不声不响地来到枪械房捡了一支美式枪顺手挎在肩上，拿了一把军用铁铣，乘着夜色，飞奔日军大营。此时的日军大营仅是一片废墟，日本鬼子早已退去，剩下的是大刀片战士与鬼子的尸体，横七竖八，这一堆、那一片。我想，这么多尸体又是黑夜，上哪找赵学法的尸体，干脆，只要是29军弟兄的尸体，就一个一个都拉在院内地窖里。

我一口气将20多具29军的尸体全部俺埋在地窖里，看看天色即将黎明，我拔腿向团部飞跑而去。当我到了团部，特务团已提前撤离，整个大院空无一人。

我情知29军南撤，就一直向南追去。将半晌午，敌机已追至上空，不时往下撂炸弹，地上的鬼子也打起了迫击炮，我顾不了这些，拼命向前跑。大约上午时分，我已赶上部队，一打听，得知特务团还在前边，直到午夜，我终于追上了团部。团长张振华瞪着眼珠子狠狠训了我，扬言要开除我。我眼含热泪，把夜闯日营掩埋弟兄们尸骨的事说了一遍。”

崔老汉伸出右手比画着说：“团长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对不起，错怪你小子啦！”

90岁的崔金品回忆：“七七事变后的9月，29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司令官宋哲元。37师、132师合编为77军，军长冯治安，38师扩编为59军，军长张自忠，143师扩编为68军军长刘汝明。

根据国民政府的战区序列，1937年10月，68军调归第二战区序列。第1集团军参加了津浦路北段和平汉路北段对日作战行动。1938年自河北退入河南，后驻守湖北北部。10月，第1集团军番号撤消，改称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副总司令冯治安。

1940年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冯治安为总司令。我们起义时，冯治安在上海。”

崔老汉说：“我由于是大军官的副官，所以，从来没有直接参加战斗。”

为了证实自己抗日的历史，崔老汉千叮咛万嘱咐的，我也越发不安起来。

我能为29军老兵崔金品干点什么？

我本来是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可是所有的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都希望历史为自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关键是我根本没有为他们弘扬英雄历史的能力！

不但是我，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有谁能为70年前参加77事变的29军幸存7名老兵正名？有哪一位地方干部在七七事变70周年的时候去和他们握握手？有哪一家媒体可以去采访他们，从而留下最后的影像？凤凰卫视可以吗？不行吧？

我走下工作岗位5年了，一直自费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军老兵、劳工、被侵华日军强暴的妇女、美国飞虎队等、等老人。我家除去接近300个采访人物的档案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用淞沪抗战馆馆长沈建中的话叫：一贫如洗。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又能帮助90岁的崔金品老人做些什么呢？

亲历70年前七七事变的中国29军老兵现在全国还有7人，他们的年龄都在90上下。我常常想：中国29军老兵如果能像贪官污吏一样随便享受用人民血汗换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话，那该有多么美好！

可是，不成！??看看他们的破床吧。

五，在可悲、可怜、可叹中走到受降路

我在河南有许多战友，我们35年前一起当兵，我们修建了湘渝铁路、新疆的南疆铁路。我们中的很多人参加了保卫边界的战争。风雨漂泊，历尽艰辛；已经有很多战友牺牲了。

因为采访项城崔金品遇到挫折，所以，我给他们去电话倾诉苦闷：

“刚刚受到全国发行量最多杂志《读者》的批判，这次到项城还没有能力帮助抗战老兵崔金品，惭愧呀！”

30年没见的战友们倒不以为然，他们说：“你不是还活着吗？这就好！”

河南项城距离漯河80公里，告别崔金品后，我用了3个小时才到漯河。

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我和李新会、邵和平、孙爱国和陈治淮都30年没有见了，我们大家都退休了。新会都当爷爷了。战友的家都是140多米，像三星级的宾馆，让我这个北京人羡慕得要死。跟着就是上顿、下顿的酒会。席间，大家回忆：

当了数年铁道兵从来都是蹲着吃饭。??我们铁道兵没有桌子、椅子。

刚刚进入新疆的时候，零下20度。穿皮衣、皮帽，被子上压冲锋枪，还是冷得睡不着。

在陕西的大山里牺牲18人，补充到野战部队在战争中牺牲、受伤11人。

……，……。

战友们说：“你快说说你受到《读者》批判的事情。”

我介绍：我1980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夜大学学习日本语，1984年开始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后来，我在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1991年，我去日本留学。期间，我采访了20几位侵华日军老兵。直到现在，还有6位侵华日军老兵和我保持通信联系，我至今保留有200多封侵华日军老兵的信笺。

日本老兵，日本右翼学者，还有今天的亲日本右翼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历史观：

“侵华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按说，这是历史事实。

侵华日军占领中国部分地区15年。这也是不能歪曲的历史真相。

日本老兵在我长期的采访中，熟悉了，就会详尽说出自己的观点：

“侵略战争初期，我们的一个中队，可以打败你们中国政府军的一个师。”

“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我们不到一万人打败22万东北军。占领满洲。”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们不到一万人，打败10万中国29军。占领北平。”

“1937年上海之战，我们20多万人打败你们70万蒋介石政府军。”

“我们打宋哲元，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和山东的军阀韩复榘就不出兵。”

“我们大军官用日本带来的慰安妇、小军官用朝鲜半岛拐来的慰安妇。我们士兵去抓村里年轻的中国姑娘进炮楼……。当官的看我们用年轻的，就到我们这里来。于是，当兵的和当官的就吵架。……慰安次数？每天有几十人次吧。”

“日中战争15年，以少胜多的战例，几乎包含所有战役。”

“……，……。”

我认为，只有极为熟悉了，日本老兵才会这样和一个中国人如此交谈。

每次，我都认真地向日本老兵分析中国当时的国情：

“中国当时是四分五裂，蒋介石把腐败的四大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提出：安内攘外。??腐败集团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而且，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出现四大伪政权和300万皇协军。四大伪政权是东北的溥仪、内蒙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根据统计，单单东北的皇协军，军、警、宪、特，就有130万人。皇协军人数超过当时的关东军人数。

卖国贼汪精卫一直鼓吹：“在日军精锐面前，我们且战且败，战到最后，只有绝路一条。主张无谓开战者，哪里是什么爱国主义？这明明是变味的爱国主义，是十足的误国行为！”

我采访日本侵华战争老兵时，既不是记者，也不是使馆的外交官员。我在日本不但是单枪匹马，而且社会地位极普通。我只是个骑摩托车送外卖的穷留学生。所以，我时常向日本老兵，日本右翼学者调侃：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你们再去一个师，我们去一个营，再在卢沟桥会一会？”

我对战友们说：“我在日本国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攻击，《我认识的鬼子兵》在日本国出版之后，我还去过日本国参加出版研讨会。日本老兵来华谢罪，继续住在我家。”

我每次在日本大使馆办理赴日的签证都没有过受到丝毫的影响。

《我认识的鬼子兵》在中国香港出版也很平静，香港方面还请我去演讲。

我受到的攻击、嘲讽、漫骂、断章取义，全部来自于国人！”

发表在《读者》上面的“变味的『爱国主义』”一文的作者魏剑明就是这样的人。

魏剑明的断章取义，他删去我和日本老兵对话的前半部分“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而只引用我调侃的后一句：“你们一个师，我们一个营，卢沟桥上再打一回。”从而定性为“变味的爱国主义。”别有用心者用心之丑恶，人格之可耻，可见一斑。

当然，汪精卫和魏剑明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断章取义进行人身攻击是可耻的。

试想，我在日本四处扬言“在卢沟桥再打一回”在事理、情理上可否成立？

战友们说：“当期期杂志都批判方军的时候，就是外国列强再次占领中国的开始。”

战友们说：“断章取义诽谤、古已有之。念好吧。文革中早打死你了！”

战友们说：“知道在美国穿日本军旗装扭的人吧，她家是安徽人，他爷爷是新四军，在对日作战的白刃战中，死于日军枪刺之下。”

战友们说：“断章取义的人也是中国人吧？侵华日军也一定去过他的家乡，说不定强暴过他的家乡、家族、家属、家人也不一定。或者，日本鬼子根本没有去过他的家乡……。”

我向战友们汇报：《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是中央军委相关部门审查过的，是我们尊敬的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的书名，是我们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将军写的序。该书在1997年被评为十大畅销书，1998年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在全国被数家报刊连载。被广播电台连播。

《我认识的鬼子兵》被中国话剧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公演33场，在上海公演5场。公演期间，我曾经邀请我们尊敬的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等15名抗战名将，和前来谢罪的侵华日军兵东史郎同台观看话剧。

战友们说：“有人骂你，这很正常。你帮不了崔金品老人的忙，也在情理之中。”

战友孙爱国说：“你动员地方干部关心29军老兵崔金品的确很难。他又不是老红军。另外，谁说河南媒体不采访自己的抗日英雄？我一定去采访他！宣传他！”

在酒席上战友们大加谴责我：“看你委屈的，在北京受气，在项城也不顺利。好像你是在可悲、可怜、可叹中走到我们漯河来的。咱们30年没有见了，明天带你去个好地方。”

阳光明媚中，李新会、邵和平、孙爱国和陈治淮带我去了位于漯河的受降路。

我的确高兴起来。一路上，我说在项城，项城文化人于书章查过项城县志：“在抗日战争中，只有5名侵华日军鬼子兵到了项城。而且，他们只在项城边上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在抗日战争中，项城只来5个鬼子，而且只站了5分钟。这说明中国是不是太大了？”

战友们说：“我们这里虽然距离项城80公里，但是，我们这里来了几万日本鬼子呢。”

战友们向我介绍自己的家乡如数家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21日，日军侵华军队总司令冈村宁茨的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4人飞抵湖南芷江。同日，中国军队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召见今井武夫，指示投降准备事宜。之后，中国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为河南漯河。

为什么把漯河定为受降点呢？漯河是侵华日军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长年驻着1个中将和5个少将，所辖范围包括西南至老河口、南阳、方城、叶县、舞阳，南至信阳、驻马店，北至许昌、郑州，东至周口等地。因此抗战胜利后，漯河和台湾、广州、上海、长沙等地，被列为中国战区16个受降点之一。

战友孙爱国专门查阅了漯河市的市志。他照本宣科地向我传授历史：

当时，中国军队在漯河受降区的首席受降主官是第五战区总司令刘峙，第二主官是国民党第22集团军司令孙震，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日军北支那军司令长官鹰森孝中将。还有七、八个美国军事顾问参与了受降大典。

战友们说：“1945年9月20日正式举行受降，那天天气晴朗，漯河城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在省立郾城中学(现漯河二中)操场上，只见会场主席台上搭有顶棚，地面上铺着苇席，四周用天蓝色布围着。主席台上的桌椅都是崭新的，上面分别摆着‘受降长官席’、‘美国顾问席’等牌子，整个场面肃穆威严。双方部队各有一千多人。”

走在受降路上，我问战友们：“怎么受降路上连一块纪念的石碑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到了漯河，如果没有战友的讲解，我怎么会知道受降路是怎么回事？在中国的土地上，战祸连绵不断，??谁向谁投降了？卢沟桥事变70年了，日本无条件投降62年了，这么大的事情，全国仅有的纪念侵华日军投降的道路！怎么连个纪念碑都没有？……北京王府井还有个井呢，路过的全国各地的人士一看，啊！??这就是王府井呀！”

孙爱国介绍：“受降碑、受降亭当年都有，但是毁于内战战火和文革。”

日本投降当年，漯河城内就建起了受降亭、受降碑。当时亭内4块石碑现仅存受降碑主碑一块和受降亭记碑的大半块。

据相关史料，当年修建受降亭、受降碑的原因，是漯河民众为了铭记日军投降这一重大事件，自发要求修建碑亭。

由于漯河是全国16个受降区唯一建亭立碑的地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重视，中华民国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院长居正3位国民党元老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分别为4块石碑题写碑名。

1947年，受降亭毁于内战的战火。受降亭毁后，亭内4块石碑流落民间。

1982年，漯河市文化馆副馆长陈国兴在距受降亭100多米远的退伍军人中转站偶然发现，铺在院内自来水管下当垫脚石的石条竟是由戴季陶题字的受降碑主碑，他马上组织人运到文化馆里，发现时还完整，搬运途中断成两截。后又从民间找到大半块受降亭记碑。时过境迁，加上“文化大革命”动乱，另外两块碑已无从追寻。

我和战友们讨论：“应该在受降路上恢复纪念碑，还应该在漯河建抗日战争历史的博物馆。应该马上和台湾博物馆联系，他们会提供至少一百张在漯河受降的珍贵照片的。”

“受降碑如果漯河感觉没用，何不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我说。

战友们感叹：“如今，建楼堂馆所有钱，恢复石碑，建设博物馆就没有钱了！”

“贪官一席酒，石碑一层泥！”战友们告戒我：“反动言论都是出自你的口啊！”

“我应该组织日本右翼来调研。他们上窜下跳的否定侵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应该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必要呢。”我摊开双手说：“有时候中日关系就是奇怪，中国人已经淡忘了，可是日本人老是提醒中国人：‘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屈辱的历史啊！’”

我和战友们走到受降路小学门口，战友们向我介绍：

“听我们漯河当地老人们回忆，受降仪式那天可热闹了，老百姓都去看热闹，那才叫人山人海、人欢马叫呢！上午9点多，受降仪式开始举行。鸣礼炮十八响，刘峙以胜利者的身份作了简短的讲话。然后，步履沉重、面如死灰的鹰森孝，以战败国战地指挥官的身份表示无条件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刘峙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鹰森孝代表日军签字投降。签字后，鹰森孝脱下军帽，面向与会的中国军民后退三步，连着鞠了9个躬，表示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和无条件投降，并把佩戴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刘峙。整个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战友孙爱国专门查的漯河市志，市志详细记载受降当天的情景：

受降广场周围挤满了民众，附近沙河河堤上也挤满了人。

受降仪式结束后，驻漯河日军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日军军需仓库和竹木街日军军营向受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物资的清点移交手续。

日军投降后在等待遣返回国期间，天天闲着，光吃饭不干活，老百姓不愿意，政府就命令他们将竹木街通往煤市街的一条弯曲狭窄的土路加宽取直整修。

后来这条宽8米、长700多米的新修煤渣路，被命名为受降路。

见了战友，我的确高兴。战友带我逛了受降路，我就更乐了。

六，关于河南的印象

我的河南战友们，我一直视为亲兄弟。在军队的时候，我们的饭碗，每天排在一起。我们的冲锋枪，排在一起。我们睡觉的床板下面，是码放整齐的炮弹头儿。我如果中弹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过我手中的旗帜，杀过去！??今天也是如此，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是紧密相连的。

30多年没有见面，即使河南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战友亲情也不会变。

因为我一直追寻、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所以，我常常去河南采访。

6年前，我和中国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当时74岁的李良杰一起去河南襄县采访花冈暴动的领导人，原政府军上尉耿谆时，我们一起挤在乡村的破巴士上颠簸。从郑州回北京，我们一直站着……。一路辛苦自不必说了。

这次看到：乡村巴士，居然全是新的了！

这次在河南采访，我感到河南和全国一样，是蒸蒸日上、一片繁荣。我在日本国生活、学习过多年，目睹国内的丝毫进步我都会由衷喜悦，感慨万千。

另外，在项城和漯河的市区，城市建设的比北京宽阔，绿化的也比北京的好。

如果从空气、居住环境、就业压力、物价指数等客观条件上，仔细分析、比较北京人和河南项城、漯河人的生活水准的话，还是在河南生活悠然自得。

在河南项城，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一望无垠田野里盛开的野花。

阳关明媚里，她们争奇斗艳，生机勃勃。

微风吹拂下，她们欢乐地摇曳着健康、顽强、茁壮的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