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理性批判”也有，据说思云写过专门驳斥张女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导。楼下就转贴了他的文字。思云好久没来了，我一直疑惑是不是上次我答莫名先生的文字使他生气了，总想跟他道个歉，但又觉得那不过是我一向实话实说而已。我这毛病他是知道的，已经容忍了五年之久，想来不会和我认真吧。

    正因为知道思云的气度，我才敢在这儿公开地说：我根本没兴趣去看他楼下的文字，因为他能说的，无非就是张纯如女士的大作是biased。但照我看来，思云的文字才是我见过的除了共党宣传之外最biased的东西。这里援引一段３年多前我在某个内部文学沙龙里批判他的文字。好在这也无隐私可言，不存在什么泄露隐私问题：

    这里得讲点往事：去年六月间（按，指２０００年六月），林先生在《多维观点》上发了一篇《六四留给我们的教训》，隐晦地指责六四是暴乱。迟延昆先生当即写了一篇愤怒的文章，把他用的诡辩手段一条条列出来，说他太不磊落。我那时非常袒护林先生，但看了老迟的文章也无话可说，因为人家说的一点都不错。于是只好写了篇文章，说一般人写文章思路并不见得总是严密的，林文多半是无心之过，不该随便往坏处想人家。老迟看了也就作罢。

    然而这一年半下来，不管哪次林先生和别人（包括跟我自己）的辩论，他似乎都要非使诡辩这一招不可。这种事看多了，就忍不住要引起我的“毒眼”发作，怀疑他并不是他思维粗疏，而是刻意为之。转过来想想，林先生似乎也有苦衷：要去天使化一个妖魔，本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作此非常之事，当然只能用此非常的手段。或许，在林先生心目中，逻辑也有两种：我们的和他们的，各有各的解释。倘真如此，这篇文章就算我白写。但如果林先生认为人类还是有共同的思维方式的话，则请他看看我在下面信手拈来的几个诡辩例子，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先生的常用诡辩手法，是违反逻辑学上的同一律，对不同证词使用不同标准。凡“我们日本人”说的都是真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明，凡“他们支那人”或“他们美国人”说的都是假的，统统是宣传。

    当年他在《多维》上为“百人斩”翻案时就全靠这把戏。“百人斩”是日军的一个军士，南京大屠杀的凶犯之一。据林介绍，当时南京处决该犯的根据，是日本人自己的报纸登出来的报导，说该犯用军刀一天之内就砍死了百多名“支那人”。而该犯死前写了鸣冤词，说自己其实没干过那样的事，报纸那条消息是捏造出来鼓舞士气。这自白书由林先生翻译成中文，登在《多维》上。这似乎就是林先生为该犯辩护的唯一依据。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上没有哪个罪犯不说他是冤枉的，如果这种一面之词可以当成证据，则世上也不必有法庭了。在毫无旁证支持罪犯自辩的情况下，就武断认定他说的是真话，这种辩护法，似乎只反映了林先生在理智上的贫穷和感情上的丰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日军有什么必要捏造那个报导？林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捏造的？既然是捏造，该犯当时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要到被处决前才出来呼冤？

    退一万步说，就算那报导是捏造的，那么日军为何捏造这种东西来鼓舞士气？既然用原始的军刀能在一天内杀百多人，当然这被杀者不是平民就是战俘。以捏造出来的榜样鼓励将士去放手滥杀平民战俘，这“我们皇军”究竟是什么样的兽军还用得着说吗？林先生就算洗清了百人斩，似乎却把“我们皇军”涂得更黑，可怜无补费精神。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没有参加日内瓦公约，在二战中以野蛮虐杀战俘臭名昭著，比德国人尤胜。德国参加了日内瓦公约，在西线基本遵守公约，但在东线则滥杀虐待红军战俘，因为苏联不是签字国。而日本人则不管什么国家的战俘都滥杀，著名的缅甸的“死亡之路”就是证明。这屠杀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大和魂”斩首。我在“他们的西方”图书馆里找到的书，都说日军秉承武士道传统，以斩俘虏之首为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据许多英军战俘生还者说，让日军军官去斩被俘英军军官的首，在日军军人看来是一种荣誉，跟咱们戴大红花似的。被斩的军官级别越高，施刑者的荣誉也就越大。

    令林先生遗憾的是，在这事上，不光是“他们支那人和英美人”那么说，“我们日本人”有的也那么说。

    本人看过一部纪念VJ日的电视文献片，上面有个日本老兵生动地回忆了当年老兵们怎么向他们那些新兵示范用军刀斩跪着的战俘和平民的首。轮到他自己砍的时候，他害怕了，让老兵们笑话“东京新兵真没用”。后来他练出了胆量，先后这么杀死了一百多个中国人。难道说“我们日本人”也会撒谎？那人都七八十岁了，离死不远还撒谎，大概不符合人之常情吧？难道还求哗众取宠不成？照我这个“他们支那人”的一员的迟钝脑筋想来，死前 忏悔，求个良心安宁才是人之常情。不知我这“他们的正义”在林先生看来是否是“我们的歪义”？

    而且，这位日军老兵为什么不受到军队表彰？人家可是真杀了一百多人的啊！实例不取却去捏造出个莫须有的“百人斩”来树为榜样，这说得通么？这里唯一能成立的解释，是“百人斩”确有其事，因为他创下了一天斩杀百多人的一般人难以达到的纪录，充分表现出皇军的神勇，才受到了表彰，而那位老兵杀人虽多，却是几年下来累计的数额，渺小到不值一提。

    我不懂的是，对中方出示的过硬证据（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敌军自己的报导更过硬的证据来），林先生不屑一顾；对举世公认的日本军队野蛮屠杀战俘平民的传统，林先生也不屑一顾；对那个日本老兵的忏悔坦白，林先生还是不屑一顾，而对罪犯喊了两声冤枉，林先生便如获至宝，把几句空口无凭的话当成了翻案的铁据，这种对证据的高选择性，似乎只说明了林先生认定了“他们的证据不是我们的证据”。既然如此，林先生还何必到中文网上来说教呢？“我们日本人”和“他们支那人”既然不是同一种生物，又有什么共同语言？

    原文还举了好几个别的例子证明思云感情上的倾向性已经让他完全失去客观判断力，到了完全没有理智的程度了，因为读者没看过他的原文，我又没拷贝下来，所以虽然那些例子比上面那个更有说服力，但只好割爱。

    我这里不是想和思云过不去，而是想回答一直在折磨自己的困惑：“林思云现象”出现的政治文化背景原因是什么？反映了国人教育中的什么严重问题？为什么一个在中国长大的青年，会以如此炽热的感情去为原来的敌国罪犯辩护，甚至到了不惜践踏常识和逻辑的地步？

    我这不是说“为敌人辩护＝敌人”。相反，熟悉老芦的老网友都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把辩护人和罪犯等同起来，只许自家一面之词成为主旋律，为此不知道为保护思云打了多少次架。老芦第一次大规模网战，所谓“不芦之争”，就是因为不平侮辱思云而触发的。

    我的疑惑在于：

    Why should Siyun go such great lengths to defend those criminals that he did not even hesitate for a second to mock common sense and logic ?

    如果说日本是他从小生长的家园，那么这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他不但是中国人，而且还是南京人（注：这是他对媒体谈话公开披露的，不属于隐私），恰好是大屠杀发生的地方！

    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林思云现像”的发生，恰好是咱们的所谓“爱国主义”的backfire。这现像其实是对官方“爱国主义”陈词滥调的逆反。思云代表着公开叛逆官方陈腐说教的一大批人，因此自然博得了巨大的名声和众多的拥护者。可悲的是，无论是他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注意到这种逆反现像以及“反逆反现像”其实基本是个感情现像，无多少理性价值可言。

    这种悲剧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我看还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出了严重问题。在咱们，爱国不是人道主义的延伸，是爱中国人民特别是人民的生命，而是一种政治信仰，一种政治斗争工具，“爱国”与否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正因为这种“爱国主义”的视野里毫无“人”这个主角，“爱国主义者”们便也就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动物，所以，无论是国是共当国，朝野眼中都丝毫没有民命的观念。一场八年大战下来，究竟死了多少人完全是一笔糊涂帐。从来就没人对这些“枝节问题”有兴趣，从来也就没人感同身受地去想象中经历一番受害人的苦难。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特别是人员伤亡问题竟然不是人道主义问题而变成了政治宣传弹，其发射的目的要么是为了抹黑国内的政敌，要么是为了向日本索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世上竟然有这种“以万民为刍狗”的下流国家，当真是让人以自己生为中国人而羞耻！

    正因为统治者以及人民都不把人命当回事，所以正当犹太人满世界追索纳粹罪犯时，正当英美到处立起死难烈士纪念碑时，正当日本人年年宣传纪念广岛、长崎原爆、甚至把传单贴到英美的大学告示版上去时，咱们却对世界缄口不言，糊弄国内百姓的只有弱智文人编造出来的活报剧，那主要目的还是揭露国民党的卖国，并不是谴责日寇战争罪行，并世世代代纪念倒下的死难同胞和先烈。

    这结果，便是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对日本人在中国犯的战争罪行都一无所知。论死难人数、规模和遭受的虐待，中国人民在日寇手下经历的决不会下于犹太人。但全世界没谁不知道犹太人遭受过的苦难，而几乎没谁知道中国人民曾经被日本人疯狂屠杀、抢劫、蹂躏、虐待过。

    在这方面，我个人的经历说起来真是令人黯然神伤。我遇到的几个美国博士生竟然连日本和中国在二战期间是交战国都不知道。９０年代我在英国时，曾向当地电视台投稿，向鬼子介绍南京大屠杀。那则文字登出来后，让我看了无比沮丧：编辑丝毫不能想象一只军队在攻陷敌国首都后竟然会干出中古屠城的野蛮勾当来，以为人员伤亡是轰炸、炮击造成的，把那文字改得面目全非！

    正因为全世界和我们一样无知，日本右派才会如此猖狂。正因为我们无知，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思云等人才会在到了日本后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人家的宣传。这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洗脑。所谓洗脑，无非是控制了你能接触的一切信息，只让你接触人家想让你接触的东西。日本人倒没有意这么做，是不成器的中国政府成全了他们：拿荒唐到是成年人都不能相信的活报剧去跟人家振振有词的严谨说道较量，这结果还用问么？

    这结果便是恶性循环：被日本人成功洗脑的“汉奸”们开始传播听来的一面之词，“爱国者”们既无足够智力更无足够证据去驳倒，便报之以唾液，双方恶战的结果，便是越发刺激原有的bias，彻底沦为感性发泄，甚至感染到执政者身上去，于是两国人民的仇恨便越结越深。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便是彻底剖开当年的重创，翻箱倒柜地查个明白，到底日本人当初在中国作过些什么大孽。非如此不足以面对先辈，非如此不足以教育后人，非如此不足以化解中日仇恨的死结。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是根本不能指望的，因为咱们不是犹太人，只能靠唤起国际舆论的注意，由国际上的仁人志士出于人道主义过问，对政府形成压力，才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就是张女士的不朽历史功勋：她是唤起世界注意的第一人。如今我再跟鬼子谈中日关系，人家已经不再是那么无知了，起码知道了The Rape of Nanking。作为中国人，我为此深深地感激张女士为中华民族立下的这一不朽殊勋。

    这，我想，就是张女士那短暂的一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相信，作为先驱探索者，调查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大量人证物证已经湮灭，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结论当然不可避免地要有失真和不可信之处，正如一切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都难免的那样。任何人如果有心，恐怕都可以从中找出瑕疵来。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开始唤起了世界的注意，那在大和魂无数默默倒下的先辈从此有望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活人，能够让后代追思悼念，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空洞口号。

    让世界知道，让我们自己知道，中国人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