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抗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来信】

   老吴:您好!

   下面是一位昆明朋友写的材料。我不久前专门拜访了他的母亲,陈庆珍女士。这位老太太是远征军在八莫的野战医院的护士,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他们一次仅仅是为了躲警报,带着伤病员离开医院,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就这样撤退逃跑回到祖国,那时日本人占领了云南西部,所以尽管他们回到云南,也还是在敌占区逃难,十多天后,到达惠通桥才脱离危险。网站上一直说仅仅只有安慰的一位女兵,是远征军撤退回来的唯一女兵。这样的说法太绝对了,我听老人说的撤退中的女兵还有许多呢。八莫我去过,这个地方紧紧靠着云南。
  
   另外,陈女士(实际上姓方)一家都是远征军,他们一家后来当然是吃了许多苦头。

   这是陈老太太的儿子自己写的。您看一看这样行不行?

   我这里还有许多老太太和家人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照片。他们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在您的网站发表。

                                               戈叔亚       2008-8-11
   
   陈庆珍,我的母亲。一位终其一生(这是可以肯定的)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老人。

   她曾经是一位战士,一位抗日远征军的战士;她曾经是一位军医,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尉军医。但是她最终只能是祭坛上的牺牲,被时代恩赐了一枚“内控间谍”勋章而被时代任意宰割的牺牲。特立独行不屈不挠的秉性最终让其得到了更多更额外的优惠,终身助产士!!!

   母亲出生于方家,外祖父是清朝的进士。方家的两个儿子和两位进士家庭联姻,可以想见方家的昌盛与富庶。母亲后来过继给生母的胞妹,改姓陈。陈家同样殷实。母亲就是在这样的家境及两位进士女儿的教育熏陶下,铸就着自己的灵魂。很小的时候,她就研习女红,直至晚年尚痴迷于刺绣。也许她的母亲是要以她们的世界来塑造她。

   时代毕竟在前进母亲更愿意趋向新的时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母亲的胞兄方学文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成为第十一期学员。继而跟随滇军60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数十年后的今天,母亲依然记起“母亲叫儿子要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悲壮场面以及那种“你一定要活着回来”的嘱咐。母亲对胞兄的送别话语是:“你先走一步”。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的声音犹然在耳,但方学文的许多同学,滇军中的许多战士却因此长眠于这块抗日的国土上。方学文身负重伤,英年早逝。他为抗日奉献了半条生命!“你先走一步”的话语,其中包含了多少必死的信守。这就是方家兄妹的约定。此时她已经有了当一名军人,报效国家的愿望。遗憾的是她缺少远见,未能成为其老乡周保中将军的麾下,致使她终身与厄运结缘。

   1939年母亲考入军政部昆明军医大学第二分校,成为第三期学员。四弟方学章则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成为十七期炮科学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组建了抗日远征军。此时母亲在军医大学读书,方学章正担任保卫省主席龙云的护卫团的中尉排长。按常理她和他绝无奔赴战场的可能,他十分精明能干,才被护卫团选中。但他们沸腾的热血,抗日救亡的渴望已无法自扼,投身于远征军就成了必然。同时参战的有她心爱的人伍启伦,四弟方学章五弟方学义。实际上,整个军医大学也只有她一人参加远征军;方学义终于不知所终。方学章任新一军38师上尉连长,在保卫缅甸故都曼德勒的战役和仁羌战役中荣立战功,提升为少校营长。之后再次参加反攻缅北,在胡康河谷战役,在孟拱河谷战役中屡屡建功。1945年由缅甸返昆,在开赴内战战场前夕,自动离职。他在缅甸作战时,脑部、脊柱受伤,致使晚年身躯弯曲(已乎成直角)佝偻,双手颤抖,苦不堪言。

   母亲和自己心仪的人,在缅甸举办了战场婚礼后双双投入到紧张的救治工作中去。此时她担任中尉军医,丈夫担任中校副院长。缅甸战事失利,以伍启伦为首的一组医务人员,护卫着七八十名伤员,经十余天跋涉,终于全部安全地回到了祖国。

   伍启伦,广东台山人。祖上1820年来到了马来亚。其父伍泽亭在马来亚创办华文学校,为抗战募捐作了许多工作。二弟伍启耀毕业于中山大学,继承父业。三弟伍启聪于广西大学毕业后投身抗战,牺牲在广西。

   从缅甸归来,后方的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尤其是对归来战士的冷漠让人心寒。这批人都自动解散,母亲由此经验了“党国”的腐败。这也为后来的她,不惜牺牲家庭的完整,毅然绝然地留在祖国,拥抱梦想中的光明作了注释。她的一生是如此的强烈,如此毫不妥协地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正义,追求希望。面对颠倒的乾坤,有谁会知道她的凄楚?!不屈使她倍受凌辱和痛楚,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抗战胜利后,祖父一家火迫地期望母亲带着孩子们到马来亚生活。父亲又何尝不是如是的期望呢?只是母亲过于崇尚自强自立,再则,她正沉醉于憧憬和理想中,以为温馨、幸福而光明的时代即将到来,终于在1948年初,母亲带着儿女回到昆明,父亲一人到了澜沧,继而到了缅甸。原本是要回马来亚,最终割舍不下妻儿,滞留缅甸。为生活所驱使母亲重返军界,到陆军医院当了一名上尉军医。直至1949年12月9日参加了云南和平起义,突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尉军医。

   母亲是死抱着理想主义的信守,以勇敢决绝的行动来迎接这新的时代。或许她做的牺牲太悖常理,她不但不能见容于新的时代,反而不断地遭受新时代的猜忌、践踏、唾弃。1950年对她是最为晦气的一年,“突变”赠与她的只有恐怖:首先目睹的是一起参与起义的正副院长昆仲身陷囹圄,学长上司命丧黄泉,继而表弟、四弟相继被拘捕,亲朋至亲频遭厄运。她的信守遭到了摧残。自以为理性,自以为清醒的她,结果被自己手制的理想之碑碰砸得头破血流。1950年对她同样是毁灭性的一年,6月,缅甸政府拘捕了一批华人,父亲因为无居留证也身在其中,由滞留地景栋被押解到密支那密提勒监狱关押。在拘押期,母亲 频频发信给拘押地广东会馆,频频给国外亲人发信,到了后来,甚至还给中国驻缅大使馆去信。后来不知何故,父亲竟然音讯全无,生死莫明。十月无情的清洗终于降落到母亲的头上,她被安置到铁路局开远诊所,并被委与助产士的重任,这和当时的原职录用及原职套用的政策相悖。再明显不过的态势是,当时部队处于由战时转入和平时期的生育高峰。妇产科医生缺之又缺,需要的是“招收”。况且,母亲还为军首长习惯性流产的夫人成功地保了胎,产下一胖小子。这样,又何须相煎太急?!遭遇了一系列的无妄之灾,遭遇了一系列打击,母亲才痛彻心扉地感受到被愚弄被践踏的悲苦,落井下石的凶残。这“助产士”的恩宠一直伴随着她58年,也许直至终共一生。时代恩赐,奈之何?!

   为了报效祖国,母亲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为此,她失却了一个完整的家。为此,她只有独自直面这惨淡险诈的人生。面对这无情无常的现实,真是咎由自取,苦不可言!为儿女的生存计,为儿女的安全计,她只能改变自己,失却自己,她决计将自己变成一个动物,一个适应物竟“人择”的动物。在她的一生之中厄运不已,悲苦不已,但最大最深沉的悲苦缘于自己的轻信导致了殃及子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支持她苟活着的信守。自然这也是被她视为神圣的职责。由一个战士蜕变成动物,也是赎罪的动物,时代的神力,实在太伟大了!!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

   ……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上面的话,是鲁迅先生《而已集》上的题辞。

   我曾问过母亲1950年她是否也产生过如是感受?母亲默默无语。其实无须多问,我也知道她受到的是多方位的煎熬,既然已被置身刑场且又不可言说,“而已”二字岂能将她的际遇表述得清呢?

   因为是“内控”,自然只需钝刀。因此一度也给母亲些许错觉,许多时候总以为不至于如此的事,结果竟如此起来。她受过记过处分,但那些真理的占有者们却不敢向她宣布处分结果。她处处碰壁,却如同遇“鬼打墙”永远不知就里。1954年胡风(注1)“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拟将她送往元江劳改,后经尚存天良的同一营垒的人反诘,她的四个子女怎么办以后,母亲终于逃脱了牢狱之灾。她是在几十年之后才得知。如果“早死脱生”也算真理,那么母亲也许可以算早灾早醒罢。面对无情的打击,面对无妄之灾,母亲表现得无比坚韧,无比忘我,也表现得冷漠木然。拜读过吉鸿昌将军的就义诗,她写下了以下文字:

   恨不抗日死            招致蒙难耻。

   若不为儿女            我何惜此头!

   (1)胡风,一位关注新中国文艺走向而向党中央上呈《三十万言书》,致陷囹圄二十四载,九死而不悔的铮铮铁骨的作家。

   由此可见,母亲连死的权力都被儿女“剥夺”。她是在生不如死的清醒态势下透支了自己的权力,透支了自己的思想,透支了做人的准则!她只能为儿女苟活,也只有儿女能让她苟活!她只能为信守而苟活,也只有信守能使她苟活!

   母亲是学医的,她当然知道表象及背后的症结。她会即刻忘却打手的狰狞与凶残,因为她已经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既然被置身刀俎间,任何哀怨都于事无补。既然被置身刀俎间,由谁操刀,其结果都一样。她所受的恩宠,时代使然政策使然与操刀手何干?!

   母亲不愧为九死而不悔的爱国者。她自己已成过河的泥菩萨,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认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经验过三次浩劫的蹂躏。第一次为发生在1931?45年的抗日战争;第二次浩劫为发生在1957?1962年的一系列事件;第三次浩劫为离我们最近的所谓的“十年浩劫”。

   第一次浩劫为异族强加给的。第二次、第三次竟然是由比爹娘还亲的领袖所恩赐,并且远离了历史的视野,真是不可思议!

   据网上数据,抗战八年“国军”战死133万将士;八路军、新四军及其统帅的部队,共战死16万人。如果资料无谬,那么,抗战八年,中国军人战死数为150万人。论及第二次浩劫,《为邓小平辩护》一书第22页是这样表述的:“由于‘大跃起进’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反右倾造成的‘左’的错误的严重发展,‘人祸’造成了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0年到1962年,全国仅非正常死亡人口即达到四千多万。‘左’的错误使中国在灾难中越陷越深”。通过计算,第二次浩劫中死亡人数为抗战八年战死军人数的26倍。

   必须提及的事实还有,就在1959年,不少省市从年初开始就有人饿死的情况下,有人却不愿承认缺粮的现实,这一年出口了粮食四佰一十九万吨。而到了天天有饿殍横陈四野的1960年,周恩来进口粮食的要求仍得不到批准,《人民日报》仍一如既往的喧嚣“大跃进的高速度,”仍然出口了二佰六十五万吨粮食。即使到了1961年,尚且出口了一佰三十六万吨粮。由于形势恶化,才改出口为进口,扣除出口,1961年进口粮食总计四佰四十四万吨。

   据资料提示,在1959、1960年和1961年,三年间中国并未发生过异常气候和大的自然灾害,相反,这三年的气候相当正常。刘少奇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天灾是一片,人灾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所以,母亲认为,这四仟万饿殍,是苛政的牺牲品。刘少奇也将为自己的率直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二次浩劫是三次浩劫中最惨无人道最荒诞不经的暴政所结的果实,如今恰恰被有意识地深埋起来,致使青年人不知这段历史,中年人淡忘了这段历史,老年人木然于这段历史。殊不知,后来把中国拖入十年万劫不复深渊的正是缘于对第二次浩劫的不同评判。第三次浩劫实际上是第二次浩劫的继续和发展。如果中国人民的生活中还能有真理的准则可遵循,如果社会制度还有一些科学性和法制化的踪影可循,社会何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癌变的诱因呢?那些伟人物连他自己的战友都欺骗不了,难道真的可以欺骗得了历史吗?!

   母亲是三大浩劫的亲历者。不同的是,她首先是战士爱国者继而被推向祭坛,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从为民族而战变成为儿女而苟活。面对外族的侵略,母亲和她的亲人们都表现了高度的同仇敌忾,对党派间的相互杀戮却表现出不解不屑。抗战胜利后,方学章正是听取了方学文及母亲的意见,退出了军界。母亲从自身的经历中,萌生了对战争的厌恶,她认为战争和专制独裁体制,均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孕育的两个怪胎,两个毒瘤。

   陈家为独儿,否则在抗战的队伍中还会见到陈家男儿的身影。即便如此,也不过为新时代多造点牺牲而已!

   母亲是在1979年被告知被恩赐了29年的“内控间谍”的勋章已被收回。对于如此的宣告,母亲木然冷对。特立独行的秉性和勇敢无畏的思想,使她从骨髓里都充斥着对专制,独裁实施的杀戮的仇恨和蔑视。她何需感载皇恩浩荡呢?她何需承认这种无须有的行径的合法呢?!由于蔑视,由于自尊,也许由于心死,一切有可能改善其处境的机缘,都在冷漠与不屑中消失。作为战士,作为一位抗日远征军的战士,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慰军医,一位军政部昆明军医大学为解救民族危难而肄业的大学生,一位把自己的忠诚连同生命都可以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的爱国者,一位受尽摧残受尽凌辱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如果不是党仇大于国恨,她将不会受到如此悠长的优待。如果不是党仇大于国恨,她绝不应该享受终身助产士的荣耀。如果不是崇尚莫须有的法则,战士又何曾会蜕变成敌人,遭受包括吊打在内的一系列无亡之灾!

   复水难收,这也许是绝对真理。除了母亲一人外,她军医大学的同学中不乏院长、主任一类的精英。除她一人外,她的同学皆为所在医院的骨干。她被时代丢在茅坑里浸泡了29个年头,之后,又被遗弃在荒原达29个年头。既然乾坤颠倒,那自然无可无不可。但是,历史毕竟属于人民,如果哪一天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又以物以稀为贵的准则度量,相信母亲的历史,可以照见许多的谎言,荒诞,凶残和无道。她的历史属于时代,相信终究不会被掩埋。是金子100年以后也要闪光的,天理如此!

   一个人即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人即可代表一个政党,一个人即可代表包罗万象的真理。“文革”十年的历史,使母亲认识到,时代已由“党天下”异化为朕天下。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经历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换来的竟然是君可以不君,臣却不可不臣;官可以不官司,民却不可不民的愚民时代!“真理”和强权难道真的如影随形一样的永恒吗?

   母亲是以严酷的现实和炼狱般的生活来评断是非。或许是太早太早地感悟到被恩宠,或许是洞悉了什么玄机,或许她宁可异化为动物。当1957年有人动员她“帮助整风”时,她表现出了极端的冷漠与不屑。她从经验过的扭曲和颠倒中,已清醒地认识到,与专制独裁谋真理,无异于与虎谋皮。自此以后,无论遭受什么屈辱,她很少分辩。哀大莫如心死。母亲只能如是的选择。

   1957年看到无数(后来得知全国有55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惨遭诱杀,母亲对专制独裁的凶残无耻极其厌愤。剿杀知识分子实质是在剿杀思想、剿杀科学、剿杀生产力。母亲感受到置身刑场的忧虑。是1957年彻底颠复了她的希望。制度使然,夫复何求。“人灾是一国”的思想被她接受和感悟出来,成为信守。

   尽管备受凌辱、备受摧残,但母亲从未放弃过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从未放弃对疾苦的体察,从未放弃过对弱者的同情与援手,包括如她一样的牺牲。改革开放后,国外的亲人频频到昆明来,她十分关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现状,晚辈跟她开玩笑,问她是否是想出国,她正色到,要出国,60年前就有机会,要出国何必等到今天。母亲对理想国度的理念是,这个国家必须法制化、人性化崇尚科学、民主,人民富庶安康,而非生杀予夺,全凭权势与好恶驾驭,冤狱遍布,民不聊生的社会。

   在一次谈话中,我说有一种叫银河III型的巨型计算机,每秒钟可以运算130亿次。母亲脱口说:“如果能用于制度和法律的设计运算上,不就可以避免和杜绝失误吗?”她的见解跟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右派”分子真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母亲是一位信守难渝的人。为了信守,她挣脱了强加于身的婚约;为了报效祖国的约定,在目睹了兄长流淌的鲜血和悲苦之后,直面死神又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在以为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候,竟然敢于牺牲自己的家庭,留在了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上。为了子女,她在生不如死的苟活中不停地舔舐着流血的伤口,担当了教育与生存两付重担。为了她的病人,她隐忍了许多屈辱。呕心沥血。由于不解,我曾激愤的说,这么丑陋的社会,这么丑陋的人性,有哪一点值得你付出真心!母亲说,我不是为什么党派而活,我是为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我的儿女而活,想到这些一切皆可释然。如果人类没有融入,那么美国飞虎队(注2)的战士,何苦到中国来送死?!她的感恩,她的奉献是由衷而至死难渝的。

   在梦魇般的日子里,母亲无法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但她却守住了做人的气节。很多时候她隐忍着虐待,不避苦楚,也绝不丧失自尊。母亲无法躲过身心的摧残,但她绝不出卖信守和天良。她宁可被视为或自视为动物,而绝不乞求恩宠,绝不咬人。她是宁愿天下人负她,她不愿有负天下人。她的迂执,也是至死难渝的。

   以人为鉴,以史为鉴,这也许也是支撑着母亲苟活到今天的一个信守。仅仅因为一点维护自我尊严的纠纷,母亲被拘禁过;文革中被吊打过。她不屈的秉性让她享受了额外的摧残。这个时候她默念着子女,这个时候她不会去和命运的宠儿比较,她只能将自己和那些比她更凄苦的人更凄苦的冤鬼去比较,甚至向那些曾显赫过的高层人物跌宕无常的命运去比较。以消弭心中的激愤。当历史的天空开始透射出一些光明后,母亲从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的冤案中,从胡耀邦平反的三百万起冤假错案中更坚定了苛政乃万恶之源的信念。
 
   按理说,母亲应该比更多的人有理由诅咒致使她苦难深重的制度和现实。事实却恰恰相反,母亲不但比很多人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点滴进步;感受到从历史的哈哈镜中走出来的快意;感受到专制独裁眼睁睁地走向衰竭的欣慰。而且能从时代的每一点进步中感受到代价的沉重和步履的艰辛。她无须谄谀这时代,但她能从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得到的恩泽中,体味出和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仁慈,温馨和务实。汶川地震引发的事情使母亲感动,她认为是胡锦涛、温家宝将爱心道义和责任,淋漓而众志成城地写在了川北抗震救灾的战场上。而且唯有这一次众志成城的战斗,向世界昭示了“国以民为本”的理念。这也是中国趋向文明世界进程的展现。

   母亲是一个殉道者,如同取经的唐僧,虽经九死而不悔。她的心永远趋向光明。母亲是一个殉道者,她的心中总是充溢着感恩的思想,她不仅仅感载对她有过滴水之恩的人(例如在撤退回国时,腾冲和顺乡给过她及伤病员帮助的人们,她万分感激的常常提及),更感激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对抗战的巨大援助,特别感激陈纳德及其统帅的“飞虎队”的英雄们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是他们的英勇战斗,免除了云南人民的许多除炭。她在感恩于那些为中国今天的到来,不惜以自己的躯骸作基石,英勇奋斗的斗士和先驱的同时,也同样以崇敬的心情,感谢历次运动中的牺牲,包括四千万饿殍。是所有这些人铺就了通往今天这条坎坷之路。

   也许是灾难和凄若成就了她的涅?,让她心中有了对人民对国家割舍不下的牵挂;让她有了对真理,对信守,对人性的执着追求。本以为万劫不复的母亲,何曾想过有今天,但她确实等到了今天,感悟了今天。苍天有眼,终于让她在苟活中看到了如同希特勒一路的孽障,由疯狂步入毁灭,遗臭万年的结果。人算不如天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就是时代的走向,历史的走向,这就是天理!

   陈庆珍,我89岁时日不多的直至今天仍蒙受着不公正,仍然不屈不挠地生存着的伟大母亲,仍然怀着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憎期盼着,她多么希望时代能以史为鉴,结束人治开创法制。她多么希望“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能深入各行各业,尤其希望中国的法典必须要具备高度的科学性。这才是人民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时代之大幸!等到历史进入可以自由宣泄喜怒哀乐的情感时,社会能否为历次浩劫中的蒙难蒙垢者,建树一座纪念碑呢?这是她的一个愿望。和巴金不同的是,一个是“历次”,一个是“文革”。她说的“历次”也包括了陈独秀。“AB”团等等,等等。

   “知我者为我叫屈,不知我者视我为异类”,这是母亲的遗恨。如果国家机器再精密一点,制度再人性化一点,吏治再仁慈公正点,又何必让她留存喋喋叨絮呢?如果文禁不是如此的恐怖森严,如果对思想的剿杀不是如此的凶残无情,如果愚弄不是如此的猖獗,时代又何至于如是这般的毫无风骨,缺乏勇气和公正。

   几年前,我曾告诉母亲,有一本这样的书:《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我告诉她,斯氏一手制造的许多暴行和事件,如今已解秘,斯氏在苏联已近乎腐尸。母亲听后坚定的说:“中国的历史或迟或早,总要恢复其真实的面目的”!

   如果母亲一定要在助产士的恩宠中终其一生,那绝不是她的耻辱。如果母亲一定要在助产士的恩宠中终其一生,历史会因此记住时代的仁慈。世界上很少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作为儿子,作为“池中鱼”,我永远不会淡忘:这是我必须珍藏的遗产!

   母亲是以恨铁不成钢的拳拳之心希望着,憧憬着,这种“复活”可以照见另一类的“复活”。她已经很知足了。如果说她肯定看不到明天了,但她已经不会遗憾了,她已经很知足了,因为她已经从今天之中建树了对明天的确信:真理(天理)是不会毁灭的。思想是绝对扼杀不死的。中华民族是不会毁灭的,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是不会毁灭的。
  
   这就是我铁骨铮铮的母亲陈庆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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