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笔者采访新四军最后的高级指挥官时声先生

    一，我为什么去采访时生老人？

    根据我的调查，亲历过抗日战争，已经93岁的时生老人，应该是新四军目前幸存于世，为数不多的最后指挥员了。日本投降时的1945年，他在新四军21旅61团担任政委。

    众所周知，新四军有很多高级指挥员，例如：前国家主席李先念（１９０９-１９９２）、前外交部长陈毅（1901-1972）、张云逸大将（1892-1974）、粟裕大将（1907-1984）、徐海东大将（1900-1970）、黄克诚大将（1902-1986），中将皮定均（1914-1976）等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大人物。

    根据我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来当过新四军的“高级干部”，要比原来当过八路军的人数要多得多。研究其原因是：新四军中的文化人多，而八路军中的文化人少的缘故。从地域上看，当年，八路军所在的根据地多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而新四军的根据地在江南、淮河两岸、苏南、苏北、江浙一代。这些地区本来就是富庶之地、文人荟萃。本文所写的时生先生在参加新四军以前就是教师，是抗日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和人生道路。

    笔者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八路军，他所在的连队120多人中只有两人识文断字。当时，在八路军冀中军区里，这样的实例很多。这个故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笔者1991年开始，利用在日本国留学期间的便利采访了多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他们无一例外地回答：“在参加战争之前，我们全部上过学……”

    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2年了，抗日战争的宏篇巨著随着亲历者的逐渐离去，就要放进历史的档案馆了，任何人物也抵挡不了一个“历史新篇章”的到来。

    在战争巨著最后一页即将合上时，有很多朋友问：“你研究的是什么？”

    “98%的学者研究的是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止的抗战历史。”

    “如果1945是天平的顶点，我研究的则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历史。”

    ??我往往这样回答。

    ??而我为什么追踪、采访、记录和研究这些事情呢？

    就象《地雷战》、《地道战》中的老八路、老鬼子、老游记队员，他们是具体的人。战争时，他们亲历了什么？他们今天思考什么？怎么生活？抗日战争胜利62年来，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他们的心路历程坎坷吗？

    98%的学者还在重复拍摄新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而我研究的部分是《地道战》中，游击队长郭全保、伪军军官汤丙贿“抗战胜利”以后的人生故事。“重复拍摄”有“重复拍摄”的道理；说明他的“生存范围”让他重复拍摄。我的研究也有我的道理；没有人填补的空白，应该有人去填补。

    我并没有说我比别人高明。我的退休金低下，足以说明我的能力之局限。但是，我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62年来，“国民党军人们的人生命运”有人记录吗？

    我最近刚刚去了一次上海做采访。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纪念淞沪抗战爆发70年，出版了一套丛书，题为《口述淞沪抗战》。他们出版的图书非常之好，填补了自抗日战争胜利62年来，幸存至今老兵的回忆、感叹、思索、慨叹，可以说是警世恒言。但是，他们也有“瓶颈”没有突破。那个“瓶颈”，就是记录“今天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生活状态。”
 
    淞沪抗战馆的朋友叹息：“我们多么希望记录历史的真实呀。”

    我认为，历史不应该有空白，因为，未来还会有战争。

    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善待军人，不管是精神上的“靖国神社”，还是物质上的“天皇恩给”。所以，日本的行为受到无数各国学者的严厉批判。有的人光批判别人，不思考自己的过失，这是很危险的。我还认为，日本现在是民主社会，日本人手里没有刀。但是，日本人供奉着刀！所以，无数各国学者、历史学家忧心重重。我研究的课题恰恰是日本军队过去的战斗力，和未来的日军单兵战斗力、战斗精神的构成。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的镜子中不但可以看见过去，还可以看到未来。

    战争是国家的、民族的、群体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国情的较量，也是单兵个人的较量。我在日本国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的时候，日军老兵回忆：“……黄黄的一片，中国政府军像潮水一样溃散。中国政府军，在我们日军的一阵炮击之后，当官的先跑，当兵的随后像潮水一样溃败……”

    我相信，我采访的日本老人是真实的回忆。

    为什么逃跑？抓来的，没吃、没穿、没有武器，没名、没姓、没命。

    要不，日本军队怎么会占领中国大片国土15年？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死伤3500万人，其中中国军人牺牲380万人！

    这些为国家牺牲的军人们都有姓名流芳百世吗？多数都没有吧？

    甚至连姓名都留不下，还要迎着侵华日军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伟大吧？

    其实，人民早就释然了。就象平常调侃的一样，“你大爷是八路，他大爷是国军，我大爷是新四军，都打过日本鬼子；所以，都是好大爷。”中国有句老话儿：“30年河东，30年河西。”抗战胜利62年了，刚好一个河东，一个河西。

    关键是：天下不会一成不变，沧海还变成桑田了呢。

    外国侵略者会永远不再侵略中国了吗？入侵再来的话，不是还需要无数单个的士兵上前线作战吗？他们一旦为国作战，就应该是光荣的。要不，岂不是贪官成了英雄，而为国牺牲的军人成了草芥？ 

    日本老兵回忆的：“黄黄的溃散潮水”，我理解指的是国民党军队服装的颜色。

    1945年9月9日，日军128万人分别在中国16个战区向中国军队缴枪投降。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中国政府军有接近450万人，在后方牵制大量日军有生力量的共产党军队有“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军事科学院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615页）。

    通过一个人的命运看一个国家的历史；通过一个军人的命运推断未来战争中单兵作战的勇气。一个老兵的命运影响一个家庭三代人，影响一个村，影响一个县，影响到在外敌入侵的枪林弹雨中，“是冲锋？还是逃跑？”??这才是我研究的主题。同时，我还要委婉地将我采访到的故事告诉历史，告诉后来者，告诉未来战争爆发前，思考善待军人的政治家。

    我方军常常慨叹我的自由，我5年前走下工作岗位。虽然只挣一壶醋钱，但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有更加自由的天地来记录历史、记录生活、记录真实。我毫无顾及地采访老八路、老新四军、侵华日军老鬼子、原政府军老兵……长远地看，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产业，并不属于哪个派别。我相信无数学者、作家、记者、抗战历史的研究者的智商、学识、能力、学问、见解、才能在我方军以上。可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笔只能记录、不能发表。

    既然不能发表，当然，也没有人去记录。??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有些历史的空白，往往需要少数人来填补。

    比如，“一个抗日战争亲历者完整的人生”你想看吗？

    又比如：“一个成都街头修理钢笔的、一个贵阳农场喂养奶牛的、一个广州码头的装卸工人、一个在陕西田野里放羊的老汉、一个天津清扫大街的独腿老人，一个伸手要饭的河南老头儿，都可能曾经亲历枪林弹雨！都可能手抡大刀冲锋！都可能身处炮火连天！都可能身历刀光剑影！都可能在战火硝烟中纵横驰骋！都可能是骑兵师长！都可能怀抱咆哮机关枪的射手！都可能是曾经扬鞭越马、叱咤风云的将军！??在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面前、他们都可能为我们中华民族流过血！”

    我说的都是我亲自采访过的，有名有姓的抗战老兵。

    从1991年，我从日本国开始，采访亲历中日间战争的老兵。

    我前面说了：其实，人民早释然了，人民走在了前面。

    但是，更多的在职的笔杆子，他们要生活、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要晋级、升迁、他们要顾及；他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服从当时人文环境和社会现实的需要。

    没有人能超越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我当然也和他们相差无几；我只是一个从窗子缝隙里钻出来站在屋檐下的人物。

    可是，就差这一点儿，我发表了《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最后一批人》。

    再过五年，亲历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将凤毛麟角。那时，我今天所采访、追寻、记录的历史将显现出珍贵的一面；她是在填补从《地雷战》、《地道战》发展至今的，一段历史空白的作品。

    我要写的时生老人正是我追寻的，亲历过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位。

    前面说了，时生是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后来都和执政党有深刻的关系。那么，执政党，执政阶层，就应该生活很好吧？也不一定。

    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命运形形色色，但是没有一个人是顺利的。

    另外，出于私心！

    我为什么去采访时生老人呢？我曾经写过《新四军老兵林益琳坎坷的人生故事》。现年92岁的新四军老兵林益琳在1944年时，曾经在新四军21旅61团当兵。而他的团政委，就是今天已经93岁的时生老人。以后，林益琳随部队去朝鲜作战，屡立战功，而他的师政委，还是时生。按说，93岁的当年师政委时声同志应该给92岁的战士林益琳写一份证明材料吧？

    面对我诚恳的请求，他稍作沉思，给了我合情合理的回答。93岁的时生老人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不管是枪林弹雨还是政治风波。他对我谈了两点看法。

    其一，一个师几万人，师政委怎么可以人人都认识？

    其二，解决林益琳的问题，在地方。确切地说，在林益琳所在的县委。

    93岁的时声在离休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党委书记。

    他如果给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林益琳写证明材料不能说一点用也不管。

    如果93岁的时生不写的话，92岁的新四军老兵林益琳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林益琳又是谁呢？92岁的林益琳1935年参加国民党军队，1943年他的部队投诚新四军。时声在以后，一直是他的上级。林益琳跟着新四军打日本、打蒋介石，1952年，又去朝鲜打美国兵。55年，多次立功受奖的林益琳回到福建老家当地方干部。

    千不该、万不该，他娶了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为妻。

    ??在那个年代，是要被开除党籍的。

    92岁的老新四军战士林益琳最后的人生夙愿是恢复党籍，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了。

    今天的林益琳已经是不醒人事、病入膏肓、苟延残喘、危在旦夕了。

    我采访过林益琳老人，我看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给他的七枚军功章。

    林益琳谢世前、后，没有任何平反的可能，尽管他曾经是新四军战士。

    我本来想为92岁的新四军老兵林益琳，在93岁的新四军团政委处求一根救命稻草的。

    93岁的时生老人也是我的采访对象，也非常难得。所以，我采访了时声先生。

    以上文字，写于2007年8月。新四军老兵林益琳，于2008年1月12日去世。享年93岁。由于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人愿意帮助他，所以，他怀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唯一要求，是恢复他在新四军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年，我从北京出发去福建采访他时，他给我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得到的7枚军功章！

    那些军功章的后面，不知牺牲了多少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军人呀！

    如今，林益琳已经作古。我对新四军老战士林益琳的老上级，当年的新四军团政委时生先生已经没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了。

    此时此刻开始，我记录时生先生的一生吧？

照片说明：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编纂出版的《口述淞沪抗战》一书

照片说明：我希望新四军干部时声关心老兵林益琳坎坷的人生故事

照片说明：时声先生写的三本抗日战争回忆录

    二，走上抗日道路的乡村教师

    1960年，我家曾经和画家黄胄为邻。不管黄胄多么有名也与我这个草民无关，这表现为：直到现在，我对中国画和西方绘画的区别也不甚了解。

    我听说，一张油画可以随便改动，甚至可以画几个月。

    而中国水墨画、水粉画的画技是几笔勾勒、一气呵成的。

    我听说这样一个笑话：一伙西方人在北京荣宝斋参观，导游安排看现场作画、卖画儿的节目。没有想到，见到中国画的绘画方法的西方人都大呼上当：“怎么寥寥几笔，就卖30万？吃亏了！”实际上，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绘画的画技是经过千锤百炼才“一蹴而就”的。再有，在宣纸上作画，岂能抹来抹去的？宣纸上多画几笔，纸都会破的！

    油画，一天画不完，可以放在那里，等有机会再接着画。

    我也是一样，我的半成品有很多。写不下去的话，就先放一放。

    我采访新四军团政委时生先生时，他93岁。现在，他已经94岁了。

    事隔一年，重新写时生先生。我发现，时生与抗日战争的关系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像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一样，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他只是一个乡村教师而已。

    让我们看看时生先生的履历吧？

    姓名：时生（原名曹万书）

    出生：1914年农历2月。

    籍贯：安徽全椒县

    14岁前念私塾，后在全椒哲学、蚌埠乡师毕业。1935年在乡师参加薛幕桥、冯和法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进行抗日活动。

    1937年8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2月5日入党。

    1938年3月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

    1938年6月到皖东敌后开展抗日工作，任巢县抗日自卫军主任。

    1939年任人民抗日政府和含县委书记。

    1941年任新四军淮南军分区独立三团政委。

    1945年任新四军21旅61团政委。

    1949年任24军71师政委。

    1952年9月入朝作战任24军军委委员。

    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

    1957年被授予三枚勋章：国家独立勋章、国家解放勋章、朝鲜国家二级勋章。

    1957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技术情报研究所任党组书记。

    1958年到浙江大学任党委副书记。

    1960年到北京理工大学任党委书记。

    1982年退休。

    时生先生告诉我，在抗日战争中，他的家属多人阵亡，时生的弟弟就是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时生的第一任夫人也是新四军老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小将活活打死。

    时生先生离开军队时的军衔是少将。

    关于抗日战争，时生先生参与写过三本回忆录。它们是《江河奔流》，（作者时声）。和时生参与编写的，由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出版的回忆录《皖江雄狮征程》上册、下册。

照片说明：抗日军政大学

照片说明：时声先生告诉我：这是当年被红卫兵打的

    三，时生的妻子、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

    时生先生家很荒凉。起码，我有这个感觉。

    时生家里一切都是旧的，时生走路也不稳，需要拐杖一类的东西支撑着，才行。

    时生好像是老两口子单独居住，他有七位子女，都在外面单过。

    时生先生第一任夫人也是老新四军战士，她生了四个子女。她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小将打死时的职务，是铁道部党校的党委书记。时生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他也是在批判斗争中“逐渐”去世的。

    时生先生告诉我，他的两条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让红卫兵用大棍子打的。原因是：“必须承认是叛徒！不承认的话，就打！当然，承认了就更加糟糕了。”

    时生说：“我至今走路不方便，文化大革命差一点儿丧命！” 

    时生先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脆弱，他是亲历过抗日战争枪林弹雨的新四军老战士。

    时生先生现在的老伴儿比时声先生小，她也当过新四军。1945年日本投降前，15岁的她参加了新四军。现在，老两口子都赋闲在家，老太太每月工资4000多，老头子工资6000多。医疗费100%报销。他们居住的房子是1960年，北京理工大学分配给校领导的住房，有90多米，如果装修一下的话，会很好。我看老两口子的生活得不错。

    北京理工大学离休干部有个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有十几个人，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老新四军、老干部。这个党支部一通知，就是学习共产党的文件。时生说，每一次学习他都参加。在这个党支部中，时生先生的年龄最大，有94岁了。我采访过多位新四军的老战士，我想， 94岁的时生先生应该是新四军中最后的高级指挥官了吧？

    中国有13亿人，我想，我是最后采访他的人。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已经先于自然生命，淡出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舞台。能天天念叨他们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方 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8年0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