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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苏德战争时期的黑白照片，背景是广袤俄罗斯平原，星罗棋布有些匍匐的苏军步兵，近景是一名年轻的苏联军官，昂起身体，高高举起手枪，扭头朝向背后的士兵，口中似乎在喊着“乌拉”。也许被认为是很好地传递出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这张照片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我也曾很多次见过这张照片，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毕竟这样的黑白历史照片实在很多。5月8日，我在《新京报》又看到了这名年轻军官，照片被放大到了一整版，还是手枪高高举起，还是高喊着口号，但是，在照片的一角，我发现这样一行字：苏军营长耶列明科，1942年6月12日牺牲。我一下怔住了，心骤然紧了一下：原来，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这位军官也不是只出现在凝固的照片里，他有自己的名字，曾经像我一样生活过，而他的生命却被一颗子弹永远静止在了1942年6月12日。而那些浩如烟海的二战黑白历史照片里的男女，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从去年6月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开始，整个西方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5月各国盛大的欧洲终战纪念，更是将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在电视画面上，每当出现各国元首在欧洲昔日的战场上祭奠阵亡士兵的场景，背景大都是军人公墓一望无际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它们排列得如此严整，就像在列队接受检阅的战士。那些墓碑上镌刻着长眠于此的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元首们献上鲜花，逝者昔日的战友则用眼泪回忆着他们容颜，用干瘪的手摩挲着他们的名字。而俄罗斯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仪式，修建了宏大的广场，广场上矗立着许多高大的石柱，每根石柱代表一支参加卫国战争的集团军，石柱上密密麻麻刻着牺牲战士的名字。又想到美国越战纪念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满了5万多个战死在越南的美国人的名字，他们的亲人会在他们的名字下面摆上鲜花。这些死者，无论是美国人、俄罗斯人还是德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偶然间，我看了2004年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的录像。最后被授奖的，是2003年在湖南衡阳大火中牺牲的20位年轻的消防官兵。当宣读对他们的授奖辞时，放映了事发现场的录像，他们最后的背影永远定格在碎石瓦砾之下。猛然间，出乎所有人意料，奢华的剧场的棚顶上，徐徐降下了20位牺牲官兵的巨幅遗像，这时，主持人用低沉的嗓音缓缓地诵起每一位官兵的名字：“张虎，20岁”……一个一个的名字，萦绕在我脑海里，坐在前排的女孩不停地拭着泪。衡阳大火牺牲的官兵，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一位死者都有自己的名字。

　　我们的死者没有名字。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提及抗日战争，出现的总是“千千万万”、“无数”等等无法衡量的数词，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次次伟大的牺牲，每次杀戮和宽恕，都被淹没在所谓“历史必然规律”的洪流之中。除了狼牙山五壮士和个别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杀戮，没有人格色彩的英雄人物，我们找不到多少曾经像我们一样活着，却被战争终止生命的人的名字，看不到他们作为人的情感：他们的冲冠一怒，他们的亲情和友情，他们的所思所想和面对杀戮时的胆怯。他们永远是群像，是遮蔽在历史大幕之后的背影，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量词，似乎仅仅是为了证明这个民族的伟大和现实的合法性，他们出现过又消失过。就像电影《大决战》中那些冲锋的士兵，一批一批的倒下，但他们仿佛只是存在的电影之中。有多少牺牲者，能被我们记住名字？我们曾经的加害者尚且固执地保存一座供奉有十几万个刻有战殁者名字牌位的靖国神社，我们又应该如何为我们的国殇招魂？

　　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从寻觅他们的名字吗？不是。美国至今仍花费巨额资金，甚至不惜进行政治交易，在遥远的越南和朝鲜寻找阵亡士兵的遗骸，用DNA鉴定那些支离破碎的骸骨，用盛大的军仪葬他们在军人公墓；以色列在几十年间，上穷碧落下黄泉，收集了大量死在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和生平简历，俄罗斯也有刻着失踪者姓名的长墙。而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者，30万人啊，我们知道姓名的有多少？有人说最多不过6万。另外的24万人，难道真是我们编造出来的数字吗？当然不是，他们死在南京，永不瞑目地死在屠刀之下，但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只有数字意义，知道一个总数就足够了，他们不过是历史活剧中过早下场的演员，不需要记住名字的配角。个人，真正创造历史的个人，在这个号称有几千年“人本”思想的国家好像并不那么重要，我们的历史书篇幅太小，除了写上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不下这么多死者的名字；我们的博物馆规模太小，摆好领袖当年的生活用品，刻不下这么多死者的名字；我们的心灵太狭小，和平甫一降临，就不去纪念那些渺小的个人，那些真正的历史创造者。

　　是我们无意中忘记他们的名字了吗？不是。翻开历史教科书上抗日战争的章节，“正面战场”抗战的部分充斥着“不抵抗”、“一溃千里”、“放弃”等骇人的词汇。在我们多少代学生心中，抗日战场上似乎只有一支活跃的力量，而 “国军”只是在不停地投降和逃跑。好在，现在我们知道，历史不完全是那样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太原会战，从华北到华南，多少头顶青天白日徽章的的中国人，战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淞沪会战，当时的政府投入七十多个师，苦战几个月，仅此一役就有三十万中国军人殉国。但是，六十年来，他们的牺牲好像仅仅成了陪衬，那千余名马革裹尸的将校，几百万阵亡的士兵，连同他们英雄的番号和他们的鲜血，被轻易地擦拭掉了。没有这些名字，我不知道日本在远东近94％的军队都在干什么，难道仅仅在进行“扫荡”？普京在5月9日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阅兵式上说：“我们永远不会将胜利分为自己的胜利和别人的胜利”，可悲的是，这种区分也许正是我们做过的。我们有理由斥责加害者有意粉饰历史，但我们也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也忘记了些什么，对那些中国人是否亏欠了些什么？我们是否在史书中为他们留下了和他们流的血成正比的笔墨，我们可曾大张旗鼓地纪念他们，可曾诵读过他们名字和番号？
　　
　　八月就要到了，六十年后，我们应如何纪念抗战胜利？

　　我们的死者也有自己名字，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我梦想，我们也拥有这样一座广场。黑色的长城样式的大理石墙，成八字展开，墙不必太高，和人的视线平齐即可，墙上刻着金色的、毛笔字体的名字，我们的战士的名字，不分党派，不分地域，只是按照代表祖宗血脉的姓氏，一个一个地排列下来，从墙的这头到那头，刻满他们的名字。既然我们永无可能让他们每个人拥有墓碑，就让他们，这些为了共同目标牺牲自己的同胞们排列在一起，再一次团结在一起，让他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读出他们的名字，让他们还原成个人，成为他们自己。广场上还应有很多根石柱，每一根代表一支曾经在抗日战场上战斗过的部队，就按照他们当年的战斗序列，排列在那里，柱上刻上他们的番号和事迹，可能的话再刻上他们的战旗和口号，用石的硬度体现这些军队的刚毅。

　　我梦想，我们也拥有这样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宽恕，不是为了牢记血仇而是为了不忘历史。仪式上，当年的老战士，不论曾经是“国军”，还是“共军”，穿着当年的军服，高举着当年的战旗，相互搀扶着，手挽手行进在一起，年轻的人们夹道为他们欢呼，孩子为他们献上鲜花，就像进行一场迟到的胜利游行。在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的全部荣誉都集于他们身上，他们不代表某一种政治主张，而代表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精魂。
　　
　　每一位为了我们民族牺牲的死者，无论是战士还是平民，都有自己的名字，都曾经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寻找和发现这些名字，体现着我们对死者的尊重和缅怀，也是对生者的教育和激励。历史是指向个人的，只有记住历史中的个人，才能真正记住历史，只有让个人为后人所记住，才能告诉后来者民族之伟大，和平之珍贵；历史是属于所有死者和生者的，任何权力都不应有意抹去历史中个人的色彩。对历史中的个人的尊重，既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也是权力者远见卓识的最终体现。
　　
　　让我们记住，每一位死者都曾经像你我一样活过。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纪念这些曾经活过的死者??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