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本文作者和88岁的原政府军少校张建奎、88岁的原中校张访朋

    61年前，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在16个战区给中国政府军缴械投降。如今，在中国的辽阔土地上，曾经亲历日军投降仪式的政府军军官还有两人，他们分别是南京的王楚英老人，和居住在广州的张建奎老人。王楚英老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被中共中央、中央政府邀请到北京开纪念大会；他得到了人生最高的荣誉、待遇；他领受到有中国政府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的纪念章。而88岁在原少校张建奎却被人遗忘了。被人遗忘的原政府军官兵还有很多人，抗日战争胜利60年多来，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从精神到物质的关照。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他们自己就应该是如此的命运；“能活到今天已经不错了。”

    我2006年9月15日采访88岁在张建奎老人，采访一开始他就提到他人生中最为深刻的记忆：“1945年10月15日，我在广东惠阳执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命令，接受侵华日军104师在惠阳一部的投降请求、接收日军缴械投降的武器。我们第七战区余汉谋上将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4师、潮汕支队及第130师之炮兵一大队与步兵两大队半集中汕头，日军投降代表为第23军田中久一，办理投降地点分别在汕头和广东东江的惠阳县。”

    张建奎老人非常和蔼、风趣。他是黄埔军校第15期的学生，1939年8月毕业即分到军队当中尉军官。1942年，在沙市战役中被侵华日军炮火击伤，时至今日身上仍是伤痕累累。

    张建奎激动地回忆说：“受降仪式那天，东江惠阳是阳光明媚、人声鼎沸。所有的百姓都从家里涌到大街上，他们自发地欢呼、歌唱！放声大哭！游行相庆！回想炮声如雷、枪声似雨、黑烟四起的年代，惠阳街头几乎看不见人。可是，那天的广东东江惠阳县一反战火纷飞人烟稀疏的常态，变得是人山人海、万众欢腾。我当时是少校军官，我带领两名中尉军官24名手握冲锋枪的士兵进入受降仪式会场。当时惠阳受降仪式的最高长官是缪陪南中将，他在猎猎国旗、闪光钢盔、枪刺、整齐划一的军队当中正襟危坐。

    日军在佐藤中将的带领下，13名中佐、大佐军官都低头排队进入会场，列队站好，依旧和中国军队成面对面的“对峙”状态。只不过，往日日军的骄横跋扈丝毫不见了。上午10：00，缪陪南中将下令：“受降仪式开始！”坐着的中国军官全部起立，立正。会场庄严肃穆，鸦雀无声。

    我高声下命令：“??升国旗！奏国歌！”

    只见我们中国的国旗在旗杆上徐徐升起！全体军人，包括日本军人都向徐徐升起的中国国旗敬礼、致敬。跟着就是万众欢腾！锣鼓喧天！有个老太太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走出人群径直来到我的面前，这个老太太的行为举坐震惊。她要干什么？！

    老太太大声哭喊着：“……我们全家都对日军杀害了，就在我的眼前呀！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仇恨啊！”老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还想表达什么，可是，她喘不上气来。她刚刚念叨着什么就被卫兵迅速搀扶出去了。

    我接着下达命令：“??缴械投降仪式第二项，日军将校，交出指挥刀！”

    只见日军军官13人排成一队，鱼贯而入，他们整齐地摘下身上佩刀，双手持刀，依次把有指挥权象征的军刀排放的缪陪南中将面前的桌子上。放下军刀的13名日军军官又排好队，向整齐划一的中国军队、表情复杂的老百姓鞠躬，再鞠躬。然后，在中国老百姓的欢呼声中，他们铁青着脸，低头、列队走出会场。”

    88岁的张建奎激动地回忆：“受降仪式完成，我带两名中尉军官，24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去惠阳日军军营执行武器交接仪式。在日军集中地，日军的战车、坦克、大炮、迫击炮、步枪、机关枪、手枪等武器已经整齐地摆在立正站好的日本军人面前。大约有2000多名日军挺胸抬头地站在那里。为首的军官向他们大声命令：“立正！”，然后，他转身跑到我的面前，立正，敬礼，使足力量大声喊道：

    “报告中国政府军少校军官阁下，我们是日军104师部分官兵。现在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执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上将冈村宁次之缴械投降命令。请您执行清点任务，报告完毕！报告人，大佐军衔，伊田！”

    日军数千人整齐划一，军械排列有续。大佐军官的高声呐喊般军令让人振聋发聩，摆放整齐的日军武器依旧发着耀眼的寒光。我当时，身上被日军大炮击中的十几处弹片好像都在跳，尤其是头上的几处伤疤，隐隐作痛。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15年！数不清的中国军人、老百姓牺牲了！胜利，来的多么不容易呀！可是，我面前的日军在投降的时候依旧整齐划一，军容不乱！这是一只什么军队呢？这是他妈的给谁看呢？

    我对伊田大佐命令道：“让你的军队稍息！我们开始例行清点重武器公事！”

    可是伊田大佐挺胸抬头地立正不动！这令我非常气愤，我手指着他大声说：

    “??你！你！为什么不传达我的命令？”

    翻译跑过来大声说：“这周围都是中国老百姓锣鼓喧天的，伊田长官听不见。”

    我双手叉腰，笑着对翻译说：“你怎么还长官、长官的？！你没有骨头吗？”

    翻译点头哈腰地回答我：“我习惯了，我当亡国奴习惯了。一时难改，难改。”

    在清点坦克、战车、大炮的时候，我告诉身边的伊田大佐：“我身上有你们日军大炮的弹片哩。”

    伊田大佐脱下帽子笑着说：“我身上也有中国军队大炮的弹片，光头上就有三片！”

    抗战胜利61年了，我始终感到奇怪，怎么执行受降仪式的两国军官都是受伤的人？而且，都是大炮打的。在战争结束时，两个军官又都在大炮前数数儿：

    “……这一排30门，那一排也是30门。那边一排，28门。这些炮，口径都是125毫米，射程8公里。有炮弹290箱，炮弹尾部底火处都刻有‘大阪制造’。这些炮都是我们日本国制造的，这些服役大炮从贵国的东北地区，一直打倒贵国的广东地区，陆续参战10年左右，是步兵大队良好的常规武器。你看看，大炮的内膛线还没有坏哩！现在，这些大炮完好无损，全部移交给贵军。”

    我走路有点瘸，是侵华日军炮火炸的。他走路也瘸，是中国炮火炸的。嘿！妈的！

    分别的时候，按照礼节，我和伊田大佐握握手。我们都笑着拍拍对方的肩膀，又都拍到对方曾经受伤的伤口上，再呻吟着回避。最后，我们都笑着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照片说明：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故宫太和殿举行侵华日军受降仪式

照片说明：在故宫太和殿观看侵华日军缴械投降的北平老百姓是万众欢腾

照片说明：投降的侵华日军将校军官列队走向受降仪式主会场

照片说明：右边第一人为投降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高桥坦中将，他是在侵华战争中执行“杀光、烧光、抢光”命令的指挥者。这个凶恶的战争罪犯，后来死于南京监狱。

照片说明：侵华日军华北指挥官根本博率领幕僚进入太和殿投降会场

照片说明：投降日军将校军官穿过在故宫太和殿前观礼的人群

照片说明：我采访88岁参加抗日战争的原政府军少校张建奎

    88岁的张建奎老人命不好，我始终这样认为。他住在9平方的房子里，孤苦伶仃的就一个糟老头子。我照相的时候，需要站在厨房里，才能使镜头夹角宽阔一些。他张口闭口就是：“??我这个老不死的。”抗日战争胜利61年了，只有我一个人采访过他。到现在，他还在问我：“采访我干什么？要不是广州民革中央的李晶如带你来，我也许不想见你。”

    张建奎回忆：1938年，日军飞机天天来轰炸，偌大的中国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刚刚好，黄埔军校招生，那时，去军校学习、投身抗日战争是非常光荣的。张建奎是15期的学员，因为报名完了，还是托人走后门才进入学校的。张建奎1939年12月25号毕业，被分配到前线军队当教官，负责沙盘作战指导和重机枪训练。1942年在指挥平射炮转移时，被日军炮火击中，当时就不醒人事。由于重伤，部队医院医疗不了，被送回家等死。可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竭尽全力相救，使他又回到人间。因为抗日战争事大，1944年1月张建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返回前线继续同侵华日军作战。直到1945年9月，在广东惠阳接受侵华日军缴械投降。
 
    1947年，张建奎的部队调到苏北和解放军打仗，张建奎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张建奎的父亲张化如先生告诫张建奎：“如果和解放军打的话，你就去吧。（意思是到香港躲避）”于是，张建奎就悄悄地跑到香港去了。因为是犯了“临阵脱逃”罪，张建奎被开除军籍，遭到四处通缉。

    解放以后的1953年，张建奎从香港回到广州办工厂。1956年公司合营，财产全部充公。1957年被打成右派。工资从100多降到50元。后被开除。用张建奎的反动言论形容：
 
    “我开工厂（建设工厂的意思），工厂又把我开了。（开除的意思）”

    文化大革命中张建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资本家、黑七类！接受了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还天天挨打。张建奎对我笑着回忆：

    我向革命小将们告饶：“在武装到牙齿的疯狂日军面前，我没有退半步！我身上都是炮弹碎块，求你们别打我了。”

    革命小将们一听说，乐了：“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说他妈的他抗过日？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抗日哇！不是抗日战争胜利你们才下山摘桃儿的吗？这个狗杂种！竟然胆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造谣？他妈的！哪里疼？哪里有弹片？给我狠狠地打！”

    他们一边用皮带抽，一边喊：“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张建奎很认真地向我诉说：“还是女红卫兵打得比较好，她们不管是抽大嘴巴，还是抡皮带都比男闯将们轻些。我喜欢让她们打。男红卫兵力气大，他们常常打得我昏死过去。毕竟，……我身上日军的炮弹炸伤太多了。”

    “??啊呀，那时候奇怪了！造反派把我们押送到农村去，农村也不要。”

    张建奎回忆说：“那时，我小孩没有书念，我老婆不但没有收入，她严重的心脏病还又犯了……”
 
    张建奎回忆说：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被平反了，又补发了工资。可是，我的老婆却突然去世了。”

    “我在台湾的黄埔军校同学在80年代回来探亲还来看看我，现在，老的老，死的死。”

    “我的父亲是广东省第一届政协委员。我哥哥也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人员，他原在第6军，军衔是少将。后来，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当教授。他1988年去世。”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是恢复高考时上的大学，一个在济南大学外语系，现在是广州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女儿在广州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回到公共汽车公司工会。我孙子大学毕业了，也在工作。”

    “我现在收入1209元，我不敢和贪官污吏比，我和我自己比，我很满足。”

    “纵观我的一生是‘九死一生’，是‘劫后余生’，是‘苟且偷生’。对于我的人生经历，我不想再和谁提起。??我都怕了！我还是第一次和你讲呦。”
 
    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坚决地相信：我是采访亲历日军投降仪式最后的少校军官，88岁张建奎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个人。在我们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国家里，再不会有人能想起他了。

    人民网日本版  2006年12月12日

照片说明：在故宫太和殿侵华日军缴械投降的仪式上，孙连仲将军及其美、英、日军人向徐徐升起的中国国旗致以敬礼。

照片说明：1945年10月10日10时，侵华日军在北平太和殿前的缴械投降仪式正式开始。中国政府军陆军上将，曾经同侵华日军血战疆场的孙连仲大声宣布：“我命令！就此时此刻起！侵华日军官兵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给我从中国的土地上，滚出去！”

照片说明：中国受降官招日军投降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率领参谋长高桥坦以及21员日军将校步入故宫太和殿受降会场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