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力地支持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样，中国的抗战也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的一定的援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浴血奋战并相互支援与配合的结果。回顾中国抗日战场与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相互支援与配合的历史，特别是回顾中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相互支援与配合的历史，总结其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发展中美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新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对中国抗日战场的支援与配合
中国抗战是一场义无反顾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政权曾宣布期望得到任何一个友好国家的援助，中国共产党为此也专门强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急需大量军援。然而，此时美国采取了所谓的“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起了放纵日本侵华的作用。直到1939年2月，中国才从美国获得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同年10月，美国修正了中立法，打开了经济援华乃至军事援华的大门。1941年11月，以马格鲁德为驻华武官兼团长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重庆。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23日，应中国国民政府的提议，在重庆召开了由中美英三国举行的著名的“东亚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了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从而开启了亚太地区反法西斯同盟的军事合作。尽管由于各国的军事战略、军事体制、军队的组织形式、装备训练和实力各不相同，特别是各自的对日战争的考虑不尽相同，因此，在合作过程中，不时有磨擦和冲突产生，但同盟国之间还是在千方百计地寻求加强军事合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例如，1941年12月，在“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说服丘吉尔推荐蒋介石为即将成立的中国战区的司令，随即又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以有力的措施推进了中美军事合作。1942年8月，美国支持陈纳德将军组建“飞虎队”，直接参加中国抗日战争。1942年起，美国成为同盟国中援华的主力。据统计，1941?1945年，中国向美国购买、租赁飞机共1394架。1941年4月至1945年8月，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总额为8.4亿多美元，对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一）在经济上以及国际交通口岸方面的援助，维护了中国国统区抗战经济以及外援接济，打破了日本对中国长期实行的陆地和海空的严密封锁和禁运。
在1938年至1939年，美国给予中国的桐油贷款及中美白银协定有效期的延长，与苏联等盟国的援助一起，对于稳定中国外汇市场和国内经济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进入1940年后，美国的先后几次贷款，尽管数字并不可观，但对于中国克服若干财政难关，避免国统区经济的严重崩溃以及缓解恶性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8年在美国和英缅的帮助下，以中国为主修建的滇缅国际交通线，对于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起到了“输血管”的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滇缅公路被切断后，1942年10月至1945年8月止，美国又开辟了空中援华路线??“驼峰航线”，开始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行动，不惜以巨大的牺牲将大量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地区，支撑中国抗战，其意义及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给予中国抗战以声援，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抗战士气，振奋了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
基于加强国际合作的共同理念，美国等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以国际性重大会议决定、协定等形式，对中国抗战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声援。如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此，美国反响强烈，立即决定将拟援华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美国的这一举动，连同苏联对蒋介石破坏抗战行为的强硬警告，客观上支持了中国抗日敌后战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又如，1942年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同年10月后的废约活动，虽然还留有不平等问题，但仍不失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三）在武器装备上的援助，改善了中国抗战中武器落后和匮乏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扭转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数度出现的危局。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共损失飞机2468架，绝大部分为美国和苏联提供。至太平洋战争后期，在华美国空军已由陈纳德飞虎队改编为美国空军第10、第14航空队，同时另组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形成了一支对日本构成直接威胁的强大机群。1942年美国在印度兰伽对中国的5个师进行了整改，对受训部队实行换装，使之成为后来在缅北反攻中痛歼日军精锐的生力军。1943年后，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第二次远征军组成。期间，计有33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在滇西进行了整军并装备了仅次于中国驻印军火器的美械装备。这些改换美械的部队在滇西反攻中重创了日军。
（四）美国等国派遣来华的陆海空军武装人员和其他人员，补充了中国正面战场各类专业技术和参谋人员等方面的不足，并通过这些“媒介”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光辉事迹。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援华的武装人员首数苏联空军志愿队。继苏联之后，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华成立。自1937年至1941年期间，即击落日机约60架。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队建立。该部先后击落日机2500架，仅1943年以后的两年中，就击沉击伤日本商船227.0689万吨和日舰34艘。美国援华的高级官员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联合指挥以及中国军队的改造和训练以及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上，给予中国抗战以重要的贡献。抗日战争期间，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军事顾问和部分记者在援华抗战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五）战时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除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政府为争取大国地位而积极努力之外，与美国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全面、直接地参加战争，二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条件进一步成熟。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字，然后才由其它国家的代表签署。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四大国”这一身份出现在战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在莫斯科签署《普遍安全宣言》。据此，中国有权参与各大国之间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协调行动，有权参与筹建联合国。因此，后来中国参加了1944年夏天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4月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莫斯科《四国宣言》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四大国之一，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大国角色铺设了道路。
1943年11月下旬，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聚会埃及首都开罗，商议对日作战问题。12月1日，发表《开罗宣言》，三国表示团结一致，决心把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并规定战后把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战时中国外交的最高峰，是中国政府首脑参加的惟一一次盟国最高级会议，标志着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达到顶峰。
战时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四大国之一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战场是开辟最早结束最晚的战场，是二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言，“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战场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日寇在中国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根据日方缩小了的统计数字，总计达133万人，而在亚太其他战场上被美、英、澳、荷、苏等国军队击毙的日军仅约27万人。中国人民为抗击日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死亡人数达2200万。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称霸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远东太平洋战场、苏德战场、西欧北非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中国政府的积极争取。战时中国政府为争取大国地位作过积极努力，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深受列强宰割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根本改变受人欺凌的局面，争取大国地位可以抬高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形象，有利于维护其在战后的统治地位。
第三，美国的大力支持。在反法西斯大国中，只有美国支持中国应该置身于世界大国的行列，并极力排除中国走向大国道路上阻力和障碍。早在1941年8月美、英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就形成了以美、英、苏、中“四警察”来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设想。英国首相丘吉尔对罗斯福要把中国作为大国对待的看法不以为然，他一再贬低和藐视中国的作用。1941年12月，美英在讨论《联合国家宣言》签名国的排名顺序时，发生激烈争吵，美国坚持中国必须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字，英国被迫让步。当然，美国也作了微妙的让步，因为在美国的最初文稿中，中国是紧跟美国之后排第二位，而不是后来的第四位。1943年8月，在加拿大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说服丘吉尔放弃反对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立场，丘吉尔同意罗斯福关于战后以美英苏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尽管“英国总是不愿意中国成为强国”。而苏联反对中国和美、英、苏一起签署《普遍安全宣言》，美国为说服苏联下了很大的决心。罗斯福指示国务卿赫尔，在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要全力支持四强观念，即使因此而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因为两个三国宣言也比不上一个四国宣言。赫尔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在我看来，把中国排除在四国宣言之外是不可能的。我国政府相信，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如果美、英、苏在宣言问题上将它抛弃，那么，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产生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应”。赫尔表示，如果苏联执意拒绝邀请中国参加莫斯科宣言，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在美国的强硬态度下，苏联不得不同意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但随后又在程序问题上寻找借口，说中国没有代表在莫斯科，是否仍由苏美英代表先签字，企图造成三国宣言的既成事实。赫尔坚持必须由四国代表一同签字，并提出中国可由驻苏大使签字。10月30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莫斯科四国宣言。美国之所以积极明确地支持中国跻身于大国行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充分认识到中国在战时和战后世界的重要性。1942年，罗斯福指出，“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要为维护和平、繁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其次，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使中国成为战时美国有效的军事盟友，打击和牵制日本法西斯，减轻美国的负担和牺牲；使中国成为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盟友，借助中国去制约战后的苏、英、日等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以及重要的原料供应地；向中国输出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给战后世界造成另一个民主主义的巩固园地”。
决定和影响中国成为战时四强之一的上述三个因素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其中，中国抗战及其重要作用是最根本的要素，是中国成为大国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中国人民通过流血牺牲赢得的，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地形成的。而美国的支持则是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唯一外部推动力。虽然战时中国的大国地位不能说是美国赐予的，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中国是不可能取得四强之一的地位的。因此，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和美国的强大支持是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决定性因素。尽管中国政府的争取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是顺历史潮流而动，属于中间润滑环节。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由于它独裁专制和腐败无能，特别是战争后期令人失望的表现，妨碍了中国大国作用的发挥。开罗会议既是战时中国大国地位的顶峰，又是转折点。此后，由于大战形势的根本变化，和某些国家存在无视中国民族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所致，中国很快便沦为盟国中的“小伙伴”，其标志是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六）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对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一军事行动，仁人见仁，智者见智，持不同看法者大有人在，其中包括美国军政要员在内。
客观公允地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7月时，日本法西斯处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歼灭日军100多万人，并牢牢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逼近日本本土，摧毁了日本的庞大海军舰队和空中力量，切断了日本与南方的海上联系，日本的战时经济遭到彻底破坏，国内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灭亡已指日可待，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日本军政首脑中的大多数人仍不甘心失败，一直不放弃所谓进行日本“本土决战”。因此，这时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加上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不容置疑，它起到了加速日本政府作出迅速投降决定的作用，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二、中国抗日战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有力支持与配合
中国抗战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始终是亚太地区抗击法西斯的主战场，而且有力地支持与配合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斗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东北，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7日起中国的全民族的抗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人民为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光辉榜样。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中国战场共歼灭日军198.4万余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的70%以上。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最高时达到94%以上，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牵制日军侵华总兵力，最高时达到75%，从而有力地策应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整个东方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也最大。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共伤亡军民3500万余人，牺牲2000余万人。战争经济损失高达6000多亿美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英勇卓绝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决心和信心。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席卷了菲律宾、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由于美国等盟军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丢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据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美国等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缅甸失守，盟军的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危险。当时，美、英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于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都曾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调回澳大利亚本土的澳军2个师改调增援仰光，支援缅甸防御作战，但均遭拒绝。在此情况下，中国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需要，在国内抗战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以第5、第6、第66军等部共约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紧急入缅，与盟军共同作战。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狙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迟缓了日军的进攻。而英军担负的西部防御却被日军迅速突破，英军主力7000多名官兵和美国500多名传教士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岌岌可危，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紧急求援，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长刘放吾奉命解围，才使得他们得以安全撤退。中国远征军的苦战，使日军进攻力量受到阻碍，被迫沿亲敦江东岸和怒江西岸与盟军对峙，同时也使英军得以安全撤往印度，构筑新的防线，保卫了印度的安全。此后，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中，由于英国一直持消极态度，中国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和实施盟国的战略计划，毅然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反攻，胜利地打通了中印公路，挽救了美国等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并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奠定了基础。中国军队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历时3年多，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和光辉的斗争业绩，从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与配合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斗争。中国抗日战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有力支援与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抗日战场的持久抗战，打乱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计划，有力地支持与配合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战场、亚太战场等的反法西斯斗争。
中国有持久抗战，在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战略，有力地支援与配合了欧洲战场的苏联卫国战争的同时，也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并有力地支援与配合了美国等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国在国内抗战处处吃紧，有效抵抗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先后派到缅甸，印度的远征军达30余万人，特别在英国开始极不信任、带有严重偏见，甚至在一定程度了搀杂有欺骗行为的情况下，仍把部队指挥大权交由英国将领掌握。特别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能够客观公平地评价中国在抗日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成功有效的合作奠定了重要、扎实的基础，也为盟国在亚太地区的广泛合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中国派出远征军直接参加了缅印对日作战，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据统计，1940年日本陆军共有51个师，其中陷于侵华战争的就有39个师，占其陆军总兵力的76%，根本无力“南进”。由此可见，正是中国的持久抗战，迫使日本法西斯暂时放弃和推迟了“南进”计划，从而使美、英等盟国争取到了加强战备、准备反攻的宝贵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虽然决心把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但它始终有后顾之忧，不敢放手、大胆地把更多的兵力从中国战场调至太平洋区域作战。1941年底，日本的总兵力已达到210万人，但有140万在中国战场上疲于奔命，能够投入到太平洋战场上的陆军兵力仅有40万人。即使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等盟军作战最激烈、最危险的日子里，日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仍被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动弹不得，使其“南进”计划一拖再拖，从而使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等盟军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出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派出远征军直接支援了有关周边国家的抗日斗争，配合了美国等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反攻作战。
其次，中国的持久抗战不仅是美、英盟军顺利推行“先欧后亚”战略的重要支柱，而且还打乱了德意的法西斯会师中东的全球战略计划。德日意法西斯自1936年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以来所追求的在侵略扩张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设想和计划，从未实现过。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各怀鬼胎，互蓄异志。另一方面是日本陷入侵华作战“泥潭”而不能自拔，不能在德、意军需要战略配合之时发起有力的进攻。这充分说明，只要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其他一切计划都无法实现。是中国的持久抗战使德日意法西斯企图在全球实现战略配合的一个个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与此同时，却有力地保障了美国等盟军“先欧后亚”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略的顺利实施。关于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作用，罗斯福在私下曾对他的儿子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跨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拿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8年版）
（二）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从而延缓了大战在亚太地区的全面展开，为美国等盟国争取了相当长的宝贵的备战时间，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
绥靖主义泛滥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历史现象，它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瓦解和破坏了被侵略国家的抵抗运动，加速了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化。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怪影，在美英等国绥靖政策的培植下，始终笼罩着中国的天空。正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行动消弭了“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使日本点燃的侵华战火长期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中国辽阔的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后方，为美国等盟国军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重要基地，直接支持和配合了美国等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1942年4月起，中国先后为美军提供了诸如昆明、霈益、成都、梁山、桂林、柳州、衡阳、重庆、衢州、丽水等所需机场，使美军得以轰炸沿海日军船只和日本东京及附近战略目标，破坏日本通往南太平洋上的海上运输线，从而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面对“美国在日军投弹后飞到中国浙江省的机场降落……日本大本营命令侵华日军，尽快开始浙赣线作战……占领与破坏浙赣两省内的丽水、衢县、玉山等主要机场。”从而出现了反战者牵着敌人走的局面。（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还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其中，向美军提供了7.4785亿美元的桐油、锡矿和钨矿等，从而直接支援与配合了美军的反法西斯斗争。
（四）中国抗日战争独具特色的游击战理论和卓有成效的斗争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理论宝库，并为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树立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榜样，对欧洲、亚太等地反法西斯战场的军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击战在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广泛展开，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武装斗争形式。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并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中国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理论和战略原则。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的一些有关革命战争的著作被译成英文等外国文字，一些进行游击战的英雄事迹和经验教训也被介绍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人民。这对于正在从事游击战争的人民来说，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三、抗日战争期间中美之间的军事情报合作
1943年4月15日，由中美两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建立。其地址就在当时的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练厂杨家山。中美两国官员的签字仪式就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举行的。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旧译梅乐斯）。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这一战时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的实情并不为人们所知晓，而是成了广为人们误解和熟知的“美蒋合作反共人民的法西斯集中营”的代名词，成了“美蒋罪行”的代名词。原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两座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曾被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也曾一度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使“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深入人心的，则是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红岩》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违背一些基本历史事实的夸大渲染造成的莫大曲解和误解。
历史上的真实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真的像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歌乐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吗？否！有关档案材料和知情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说明，当时的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而且这种机构当时也并非只此一家。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协商而建立的中苏情报合作所。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致使该所建立约三年后撤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曾建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致使中英的军事情报合作于1942年4月夭折。1942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察和破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流亡政府又不大看得上眼，最终未能谈妥。真正较长时间内合作成功的，还确实就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一战时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是基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客观需要而建立的。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和破译技术方面的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就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应该说，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对日作战中是发挥了应有的重要作用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甚至被人曲解和误解。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与此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中美合作所除进行两国间的军事情报合作外，还进行了一些对外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诸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和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刷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至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而在歌剧《江姐》的最后一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江姐在就义前，得知敌人就要逃跑时，嘲笑沈养斋说：“怎么？你害怕了？他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遗憾的是歌剧的编导和演员都不知晓，其实“中美合作所”这块牌子早在这一歌剧剧情发生的四年前就已摘掉了！
之所以造成对中美合作这种曲解和误解，也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和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党当局用于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当年曾以美国战略情报局雇员身份在重庆与梅乐斯共过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说：“中美合作所确实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加入了反对中共的运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6页）。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历史的原因，在中美合作和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罪责，便被算到了它的帐上。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时发生的对被关押政治犯的集体大屠杀，更被宣传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使“中美合作所”声名狼藉，成为后来反美、反蒋（国民党）宣传中的一个重要靶子，许多人不再清楚它当初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而只以为它是一个“血腥恐怖的集中营”了。再加上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的一系列渲染，“中美合作所”作为反面形象的知名度，竟大大超过了同样在重庆有着更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红岩村。本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第3期《美国研究》杂志上，就已发表了当时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编研室工作的邓又平先生（现在重庆市博物馆）所写的《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澄清了许多史实，以有力的证据否定了以往强加给中美合作所的“逮捕、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营”等罪名。但因该杂志发行面窄，一般读者不易读到，再加上小说《红岩》还在不断再版发行，电影《烈火中永生》还在继续播映，歌剧《江姐》还在不断演出，所以中美合作所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是留下了一个“法西斯集中营”的印象。长期以来中美合作所被认为是美蒋勾结关押、屠杀政治犯的位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座毛骨悚然监狱之上的总名称。
事实上，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是两回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白公馆，原为四川这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做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和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而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至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据邓又平先生等学者查实，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诸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人，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关押在此的，而另一些人诸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由此可见，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和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迄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第33、34页）。此外，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和曾任军统局息烽监狱监狱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等人也回忆说，白公馆和渣滓洞当时和中美合作所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第133?136页）。至于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原型??当年西南的特务王徐远举，从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而当他调到重庆先后任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但在小说《红岩》中却让徐鹏飞口口声声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显然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过去在冷战条件下，在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乃至“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句子、每个词条”的要求下，有些文艺作品无视史实或不能充分尊重史实的情况在所难免。把中美合作所描写成法西斯集中营就是很典型的一例。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混淆的历史用铁的事实加以澄清，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一系列铁的事实证明，当年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中美两国进行军事情报合作旨在共同抗日的产物，而且对打击共同敌人，加速日本投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此点应予充分肯定。历史是铁的，历史就是历史，是不能根据某种政治需要而随意更改的！
诚然，中国抗日战场和欧洲战场、亚洲?太平洋战场等各反法西斯战场的胜利，主要是本战场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其他战场盟军和人民的支援和配合联系在一起的。在近60年前结束的那场世界战争中，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各国人民并肩战斗，携手合作，共同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尽管矛盾和冲突也时有发生，搀杂于合作之中，但合作始终是主旋律。由于各国的地理位置不同，受侵略、威胁的程度不同，国家、民族利益和文化传统有别，观察关注问题的角度和需要解决问题的轻重、缓急要求存在差异，特别在合作中为指挥权力划分、作战力量使用、各种资源分配、具体目标确立等认识不尽一致，经常引发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出现，也曾使统一指挥、协同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干扰了合作的效果。好在合作双方最终都能以大局为重，注意克制、收敛一己之见，从而使合作始终得以维系保持，未使合作破裂或反目为仇。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获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们应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国特别是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支援与配合的宝贵历史经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善于从战略高度通过平等、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合作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环境一体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各国人民都期望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一员并得到健康、和谐和持续的发展。如今的合作领域更加广阔，合作内容是更加丰富，合作重心趋于多元，合作层次更加复杂。世界各国、亚太各国特别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最发达的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尤需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教育、法律、社会、资源、环境、反恐、反对分裂主义、反对极端势力、文体卫生、打击犯罪、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和历史悲剧重演等多方面的合作，尤需各方以合作大局发展为重，充分运用智慧潜能，不断创新更加灵活和丰富多彩的合作方式，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促进中美两国友谊发展，促进中美两国乃至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未来更加美好！
主要参考资料：
1、彭训厚、田玄：《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相互支援与配合》，该文载《战争奇观民族壮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论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60?71页。
2、彭训厚、刘庭华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
3、《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4、何蜀：《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载湖南教育出版社主编《书屋》，2002年第7期第72?76页。
5、徐德荣、向冬梅：《论战时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