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2日早晨，冬季的清寒引人思绪翻滚，一个12岁的小女孩突然说起明天是南京屠杀发生七十周年，她的历史课本有一章关于这个悲惨的事件。这是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遗忘的日子，看到台湾发生的“大中至正”牌匾的凿掉，听说蒋公的坟墓将迁移，国民党连自己的祖坟都看守不住！为什么只把那些纪念只当做独裁者和所谓不公正历史的遗留？蒋公抗战的功勋不值得我们纪念吗？老吴发来一个音乐会的标题叫做《火祭》，南京城下曾经的累累白骨，和最近在台湾一处日本占领时期警察刑场发掘的尸骨，是一样使人触目惊心，使人痛恨当年任意屠杀中国人的敌人！而这段时间读胡风全集，正好有关于抗战的篇章，那是很真实的记载，当时他把南京说是抗战的心脏，选择南京进行屠城，已不是今天所谓的无差别轰炸，很多受害者是被军刀和枪刺杀死。日本军队的兽行掠夺，都是为了恐吓和灭绝敢于抗战的中国人。对《色戒》津津乐道的人们，可曾认真记住这个日子？其实日本人对那个事件有很多详细的记录，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们展示出来。
最近日本的一家报纸进行四个整版的所谓日中战争的反思，这是大多数中国读者看不到的；日本的电视台也连续揭露了一细菌战的真相，那些做细菌试验而成为专家学者的罪犯们居然很幸福地活着；我们知道，作为当年的敌对国，敌对民族，虽然时过境迁，但看历史的观点和态度肯定是不同的，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日本的遗族会和对所谓为国捐躯者的纪念。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历史事件的修正和涂抹，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看到水岛的翻案纪录片，甚至对很多日本对于历史的记录书籍都不能直接读到。
萨苏是个有心人，他做的工作是很多人其实可以做，但不愿意或不情愿做的事，用日本人自己的书籍和史料，揭示问题，追问根由，帮国内的读者修正一些模糊的概念和记不真切的历史，因此他的文字和出书很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值得赞赏。
我们即使是要批评日本的不正确的历史观，也不能只用他们看不懂也看不到的文字进行谩骂，也不想用我们看不到也看不懂的日文的东西去用作他途。有时，感觉一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友人的正义直言是可贵的，但我们能靠一本〈〈拉贝日记〉〉几部电影和纪录片来表达和证明我们的记忆吗？张纯如的自杀是让人悲伤的，而海外的纪念活动居然没有什么国内的呼应，我们本不想总是揭开民族痛史，去鞭策可耻的遗忘。有很多话语居然无法直接表达！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证明一只老虎的真假，那我们怎么去证明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把汉奸的性虐恋当做审美来欣赏，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南京曾经发生的屠杀？如果我们要修改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去掉过去农民起义改变历史方向的观点，“和谐的历史”能教育出什么的下一代？日本人有与生俱来的危机感，他们过去要搞大东亚共荣圈，现在要脱亚入欧，要占据岛屿和海洋油气资源，我们呢？从最近几部南京题材的电影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战史研究的落后和可笑！拍摄一些不符合史实的影视剧更是可笑，居然还在日本进行播出，最近某台播放的电视剧，出现了不符合史实的战斗场面，虽然是用电脑绘画来加枪视觉冲击力，但暴露出来的无知是让人触目惊心的。那么多翻拍自老电影的电视连续剧展示的却是创作的贫乏，故事的空洞和莫名其妙的爱情多角恋。这还是我们的抗战题材吗？历史有这种娱乐的功能？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日军的“战斗力”很多是吹嘘出来的，在东北，如果我们的张将军不是那么的放弃抵抗，北大营的部队不被日本人用棺材偷运到民房内的大炮直射吓倒，东北军不把从德国采购回来，搞过阅兵的几百架飞机几百辆坦克战车和大炮强弹送给日本军队，数百日军完全会在初战就能消灭！可惜历史不是一本架空幻想小说，东北的陷落，大批移民的迁移，资源开采和满洲国的经营，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越来越强大，大批炮灰被他们送上前线，日本才敢于更大的赌博和冒险！
中国的全面抗战的被迫开始，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美梦！三十万遇难者于南京的同胞，还仅是三千万死难者中的一群。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在试图追问“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时，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做的调查和采访迟迟不能开始。启动整个采访需要资金，我宁愿采写〈〈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我知道，没有艰苦卓越的抵抗，没有中华门下对敌人的火烧和阻截，那些纯种日本军人和他们的炮灰不会如此痛恨这座古都的保卫者和原来的居民。经过上海会战，守军混乱的指挥和撤退的无秩序，守将唐生智是有罪的，而日军早就化装混进难民和溃退军队中，进行袭击骚扰和散步恐慌，最后的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只有正义的国际友人建立人道的篱笆，他们的纪录片和日记，是最好的证词。但他们毕竟是西方的旁观者，没有被屠杀者的感同身受。
我很感激拉贝，很感激最近在开拍的关于南京的故事片，尤其是美国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我希望大家纪念张纯如，而不要去分析张爱玲为什么要给汉奸写一个爱情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宣扬国家和民族间的仇恨，但如果象某些败类那样去轻飘飘地说战争过去了几十年，我希望我们不要只要求和提出什么日本领导人不能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亡灵的靖国神社，要知道，那里面只有那些甲级战犯才是罪犯么？那么多在侵略战争中死掉的鬼子，难道能够参拜和纪念了？罪行是全体侵略军犯下的，不仅是那几十个甲级战犯！为死鬼招魂，其用心是什么？
日本有人叫嚷“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甚至有个叫水岛悟的家伙还弄了资金和右翼历史学家的本子拍所谓揭露真相的纪录片，这种行径不等于在重复那场屠杀么？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和当年东京审判，把甲级战犯们送上绞架，让一些罪魁祸首被枪毙在南京。当年如果没有证据和审判的胜利，是不可能将罪犯们处死的。现在来翻案，其用心更为卑鄙！萨苏告诉我们：“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这不是比东史郎日记更详细的记录么？这难道都是中国人写的和出的书么？因此，日本右翼和持错误观点的人，是故意的狡辩和突然的文盲和痴呆了！
日本出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研究文献
原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36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他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第二年一月五日，处刑数千人。”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我们如果翻译和出版这批书籍，应该比〈〈拉贝日记〉〉更加真实，比〈〈东史郎日记〉〉更为震撼，只是，我们有关方面没有去做这种搜集整理工作，宁愿对历史的记忆淡化，对悲惨的史实沉默，当幸存者和见证人都死去，历史就不是活的了？就没有活口了？据萨苏讲，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三百七十三页的文字，有九十五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日本人的变态和对女性凌辱的手段，可能在这本书中淋漓尽致。墨写的谎言和狂妄的唾骂不能改变血写的历史！好在这些日本军人的日记和文字实际等同最好的罪证，证据如此确凿，日本官方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死亡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
1999年1月，八十五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 ? “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日本普遍舆论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由于故意的误导和长期的淡化，对历史进行打扮，对罪行进行掩饰，甚至演出了那百人斩名人对官方宣传进行所谓名誉权诉讼，好象他们的罪行不是真实的，是宣传的需要包装出来的，那么，那么多打在历史照片上的“不许可”印章，不是表明当时的宣传机构还是知道过于反人道了吗？
如果说历史问题不同见解的交锋等于是当年硝烟的继续，那么我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我们先冷静地看看这些修正历史的观点吧，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其中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 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难道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军人都早是死人？都是盲人？都是哑巴？可惜他们还写下了日记，拍下了照片，留下了确凿的罪证！）
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方面笔者也曾对一些中国媒体使用照片不严谨进行过批评，甚至把当年马日事变的照片当成大屠杀照片，而被日本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检举揭发。）
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
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一百零二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研究历史，中国人历来是不求甚解，不求实证，是不能占有详细的资料还是没有认真负责的深入调查和核实？拿来主义害死人！）我们的抗战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没有从萨苏这个角度去开展工作，我们有那么多学日语的人，有那么多在日本的留学生，可以象萨苏一样去发现一些史料，搜集一些图书。
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 ? 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信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三十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 “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9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加害者的狡辩是现在都流行的，强国可以轰炸，可以随意枪杀被占领区的人民，而要去谴责弱者的报复，把肉弹说成恐怖分子，而真正的制造恐怖的军火商却在宣扬“民主”。
检讨那场保卫战有很多方面发人深省，军队和民众对日军的估计严重不足，不仅军队没有组织有效的撤退，连难民都没有及时大规模地疏散，其实中国军民早应该从上海会战吸取教训，而有些中国人居然还对日本人存在幻想，希望他们占领南京后能象人类而不是野兽，被屠杀的中国人驯服如同奴隶，虽然在保卫战中发生过很多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但到了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乖乖”地被押解到屠杀的场地，居然没有爆发集体的暴动，这也曾是日军感到不可思异的。
从变态心理学研究可以知道，很多暴力侵犯是受害者的退让和害怕刺激起来的，日军付出惨重代价才取得南京一战的胜利，他们任意烧杀抢劫，还不忘记组织一些中国人拍摄新闻宣传照片，显示一些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迎接日军和日军背中国老人的照片。这是表演出来的，摆拍的东西，目的是欺骗，只有欺骗。如果说对历史不认帐也是一种人格扭曲和心理变态，那么希望持错误历史观的人好好去吃药看病，抱着死鬼不能使良心安宁，活在21世纪，还是要多说人话，多做正常的研究。
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二百五十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也许我们无法整理出一个死亡者的名录，但中国在整个日本侵略战争中，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多少倍？和他们辩论一个数字有什么意义？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还有一种说法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 ? 下关有十三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十三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 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阿。”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 ? “杀了三十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么？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11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一直失去控制失去理智和失去人性的军队，能干出什么好事？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 -- 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 ’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八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可见日本军人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依然是害怕的，那肯定是战场上见识过中国军人英勇造成的恐慌，似乎只有死人才不能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安全。因此，大批屠杀战俘成了他们安慰死鬼和以求自保的法宝，用尽残忍的手段就是要使中国亡国灭种，要使更多的中国放弃抵抗，甘当奴隶。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 ? 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 ? 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松冈环编著《南京战》一书的部分目录，若看下去，作为中国人只剩一个感想 -- “字字血泪”。
不过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夜暗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十人或十一人。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无数无名英雄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从我们出版的不多的书籍中，南京保卫战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细节的，在废弃的战车中，两个中国士兵用机枪扫射经过的日军，被写进日军教材，提醒在战场要进行仔细搜索，以免躲藏的“敌人”进行袭击。
我希望从南京保卫战的角度进行我们的重访，总是在悲伤和感叹中萎靡不振是不行的，只有走出受害情结，才能端正我们反观历史的态度。
对于日军和日本人自己出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是很好的证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也被诬蔑为假证人么？那么这些参与过的日本老兵，他们留下这些证词是他们还有做人的一点良心，知道为他们的后人保存一份历史教训。
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不能建立在侵略扩张之上，虽然历史是从殖民地是从腥风血雨走来，但我们不能总在腥风血雨中沉默，更不能遗忘历史的血泪！
南京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民族抗战的一处战场，虽然陷落后成为敌人屠杀军民的现场，但她依然从历史的血污中重生！
太阳照常升起,南京今日沉思.
新的南京,没有忘记历史的血痕.
已是2007年12月13日凌晨,仅以此悼念和缅怀,纪念我30万死难同胞!
感谢萨苏
（因时间匆忙,本文所摘日本书籍段落均辑自萨苏<<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这也是我最不愿意和最难抑悲痛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