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吴 广 义
             日 本 宫 崎 公 立 大 学             王 智 新

  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日本队出场的比赛中,打出了“正视历史,向亚洲人民道歉”、“足球,世界的;钓鱼岛,中国的”等标语,并伴以嘘声,甚至还有不少过火行为。对于中国球迷将政治情绪代入体育比赛的做法,我们感到十分遗憾,认为是不足取的;但是,部分日本媒体大肆炒作,日本某些政客借题发挥,更是值得关注。例如自民党女性局长西川京子扬言:“中国球迷在亚洲杯锦标赛的‘反常’举动,难道不是中国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吗?” ①富士电视台搬来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和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借势对中国历史教育发难,声称:“要彻底消除中国的反日情绪,必须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②川口顺子则以日本政府的姿态放出口风:“在这次的球场反日问题上,日本向中国提出了10多次的抗议。在教科书上,也已经通过日本的一个特别组织,与中国方面进行检讨。对于不恰当的地方,将会提出反对,要求更正。”③可见,日本方面自以为这次可算抓住中国方面的把柄,将这类“历史问题根源在中国”的论调集中释放出来。
  针对日本方面??包括政府和某些政要、媒体、学者??借这次中国球迷“厌日情绪”为题发挥出来的8大论点,我们愿意发表个人看法,与日本方面辩论,目的是探讨其症结,即究竟是谁的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途径。
  
  在与日本方面辩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观点: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中对日本队显示出的情绪,不是“反日情绪”,而是“厌日情绪”。
  
  为什么这么多球队参赛,中国球迷单单对日本队报以嘘声?答案是明确的,从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中当日本队出场时打出的标语“正视历史,向亚洲人民道歉”、“足球,世界的;钓鱼岛,中国的”就可以看出,无疑只是针对日本拒绝对侵华战争反省认罪的历史认识问题,包括战争遗留的领土、赔偿等问题,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中日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所涉及的面之广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而将球迷的反应笼统地指责为“反日情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是没有道理和别有用心的。广大中国民众和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既不赞成在体育比赛中少数球迷出现的偏激行为,也反对部分日本媒体将少数人的行为过分炒作和渲染的做法。
  这次部分日本媒体炒作和渲染非同小可。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言论很有代表性。该报以《“爱国”教育催生的反日民族主义》为题发表社论,称中国国内的反日情感高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中国政府借1995年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爱国团结”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活动”,大量报道旧日本军队的侵略及残忍暴行,并以此将“反日”作为爱国教育的基调;还尖刻地指出,中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缓解国内矛盾”,是为“维持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正统性和向心力”,并且指责说“狭隘的国家主义是中国政府自己培育出的产物”。④
  与日本媒体相反,国际媒体作出的分析则是比较很客观的,例如美联社在专稿中指出:“大约60年前日本残忍的侵略行动,使得中国人对这个亚洲邻居的怨恨依然可以在亚洲杯的观众中看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坚持,日本从来没有表现出适当的悔悟,尤其是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前往东京的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供奉了日本战争时期的死者牌位,其中包括战犯;此外,钓鱼岛争议也激怒了中国民众。”⑤日本自由撰稿人高桥浩?也评论说:“在今天的日本,唯一一个真实存在而又不言自明的禁忌就是谈及中日战争和二战的真正原因。毕竟,这要归结为已故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和美国的占领政策??后者使天皇免于刑事诉讼,得以统治当时动荡不安的日本国土和人民。”⑥
  这次中国球迷所表现出来的“厌日情绪”,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厌日情绪”的一个缩影。中国民众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愿意抛弃宿怨面向未来,而不愿意怨恨世代相传,所以要求日本政府真正反省并认罪,以史为鉴,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对于日本政府拒绝对侵华战争反省认罪的做法,表现出厌恶和义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再则,在奏「君之代」国歌时球迷的嘘声和对「日之丸」国旗的失礼行为,责任又何在呢?每当日本政府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矢口否认战争罪行为战犯翻案时,我们都大声疾呼要求日本政府能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伤害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近邻国家人民感情之举。但是,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对此是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在日本国内强行通过「国旗?国歌法」,使在亚洲人民眼中尚属于侵略和屠杀象征的「日之丸?君之代」成了合法的国旗和国歌,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个巨大的污点。在战争责任尚未解决,正义和公道尚未得到伸张之前,亚洲人民如何能对日本所谓的「国旗?国歌」肃然起敬呢?!
  与受害赔偿相比,中国的受害者更看重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和道歉,恢复他们做人的尊严。在山东,被抓到日本充当劳工、逃到日本深山里过了13年野人生活的刘连仁,临终前也没有看到日本政府的谢罪,于是要求儿子将对日诉讼打到底,替他讨回公道。在滇西,一个曾经被日军轮奸后又强征充当“慰安妇”的李连春阿婆,迄今仍然遭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因而躲在远离家族的深山里,羞见亲人和邻里;她深藏在心中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恢复我的名誉和尊严”,加害者能够在她的家族面前还她以清白。在北京,一位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遗属曾经发誓不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看到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时,向东史郎伸出和解之手。在东北,被「七三一」部队抓去当活体解剖材料而惨遭杀害的受害者遗族,在看到元宪兵三尾丰等主动站出来揭发日军罪行后,便放弃原先的不共戴天之仇,与他们齐心协力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还历史真相。在河北,曾经率领花冈劳工起义的耿谆老人,坚决不接受曾经奴役他们的日本鹿岛公司的救济金,只要求日本政府和鹿岛公司承认加害事实并谢罪。这些受害者及其子孙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真正认罪和道歉,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正义之举。
  迄今,中国受害者在日本、中国、美国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赔偿的诉讼达到30多起,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筹备组)、潘家戴庄惨案受害者索赔会等也都组织起来,准备讨回公道。没有公道就没有人权,也就没有和平。可是,日本政府迄今对这些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没有任何认罪、道歉和赔偿的表示,连日本法院的要求日本政府对这些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赔偿的判决也是一推二拖三赖帐,怎能不叫这些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反感和厌恶。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都是日本方面挑起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每当在历史教科书“改恶”、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和拒绝对受害者赔偿等问题上挑起事端时,预料到必然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于是采取“倒打一耙”的手法,危言耸听地在日本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等论调,以掩盖其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行径,“反日情绪”就是这些“倒打一耙”论调的一种。而所谓的“反日情绪”是日本右翼势力发明的,西尾干二在与笔者辩论的电视节目中就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威信,中国政府将日本当成靶的,煽动反日情绪”等等,竟然向日本民众揭露这是所谓“中共的阴谋”。
  这一策略逐渐被日本政府采纳,到2002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的专题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提出:中国年轻人“反日感情”源于中国国内的教育方法,为此,应该与中国政府开展坦率协商。⑦ 有日本学者也随声附和说:“中国在国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80年代后期起日益增强的反日情绪是它的集中体现。”⑧这次又将中国球迷的“厌日情绪”夸大为“反日情绪”,大肆炒作,借以发泄多年来的郁闷:面对中国民众敦促日本反省侵华战争历史的正当要求,想要抵赖而又理屈心虚。日本媒体和政要甚至公然要求中国方面“先删除中国历史教科书内的抗日战争史”,其企图抹杀侵华战争历史的用心暴露无遗。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只能引起中国民众更大的“厌日情绪”。

    下面,我们针对日本方面的8个论点发表个人看法。

  一、日本方面:中国政府在煽动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搞了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展成现在的强硬民族主义,是亚洲杯足球赛中国球迷“反日情绪”的原因。
  我们的看法: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煽动中国民众“反日情绪”。中国政府再三强调:正视和承认历史,是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希望两国青少年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加深信任。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做的事情。至于说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累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而有关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来没有刻意渲染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确实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但并没有将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作为主要内容,而是侧重展示侵华战争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和结局,为的是以史为鉴,避免随着时间流淌而造成的战争记忆的风化,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进而将其发展成为国际和平园地,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做出贡献。
  中国民众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无条件地收留抚养日本遗孤,和平遣返日本战俘,显示了“以德报怨”的情怀;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尽管战争创伤尚未治愈,日本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同情甲级战犯,企图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但是毕竟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之翻案,所以中国民众坚持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受害者的观点,没有丝毫的“厌日情绪”。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日本一跃成为经济大国,1982年中曾康弘当选内阁总理后,立即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确定了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他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指斥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的观点为“东京审判战争史观”、“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呼吁抛弃“自虐性的思潮”。就是在当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歪曲、篡改日本对外侵略历史的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教科书事件”。1985年,作为战后的首相,中曾根首次在8月15日所谓“终战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举动招致亚洲各国的强烈批评,特别是中国,把首相正式参拜合祀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正是这一系列举动酿发了中国民众的“厌日情绪”。
  此后,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掩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认罪;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团体结成右翼保守势力,乘机兴风作浪,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致使日本社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对此,日本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针锋相对地开展了抵制活动,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亚洲邻国也表示强烈反对,酿成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这些表现、事态和影响,汇集成为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严重地损坏亚洲近邻各国人民的对日感情。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仅仅是日本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战略的本国内政问题;同时也是日本是否服从国际判决、履行国际条约和遵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原则的国家诚信问题;更是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关乎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影响东亚稳定与和平的国际关系问题。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的目标,是企图通过否认侵略战争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来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以恢复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以此为背景,日本政府在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方面形成“三不政策”。
  首先是“不认罪”。日本对华战争已经过去59年了,日本历届政府和国会连其性质是侵略战争都不承认。也就是说,没有一届政府,没有一任首相,没有一次国会,正式承认当年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
  其次是“不道歉”。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公报形式,用明确的语言,向韩国等公开地毫不含糊地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脑会谈时,正式向荷兰、英国等道歉,却偏偏不向中国作如此道歉。
  第三是“不赔偿”。日本政府断然拒绝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要求,对日本法院作出的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和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判决,也百般抵赖;日本政府将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赔偿说成“补偿金”,鹿岛公司更直截了当地声明其支付给死难中国劳工的“基金的捐出,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⑨。
  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虽然承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并没有承认这一“战争”是侵略战争,只不过笼统地承认日本对过去战争的责任并表示最小限度的“反省”。1993年日本朝野关于“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的争论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的立场。非自民党的细川护熙出任联合执政党内阁首相,会见记者时表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而遭围攻和非难,随后在就职施政演说中改为“侵略行为”,而且他所说的战争,也没有明确是指对华战争,还是指太平洋战争。其内阁外相羽田孜则流露出“说成‘侵略战争’,想也没想过”的表示。随后羽田孜出任首相时,再次表明只承认日本有“侵略行为”而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⑩
  至于在历史教育方面,中日两国到底谁出了错?将日本现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99%的七种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国现行的市场占有率为100%的八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记述,极力回避侵略战争的性质和责任,蓄意淡化侵华日军的战争暴行,刻意强调日本民众的受害,正面记述日本全民支持战争,强调每个国民都有战争责任,相反却根本无视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鼓励学生进行“受害”调查。
  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记述,强调日本策划、发动和实施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及最终取得胜利,日本侵华战争违犯国际法规、惯例和人道准则的罪恶本质,中日学生应该共同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突出体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
  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问题出在何方也就一目了然。
  总体看来,日本学校的历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饰日本侵华历史,回避战争责任的教育指导方针。迄今日本政府仅仅承认当年日本对华有“侵略行为”,拒绝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使用“侵入”、“进出”的字样,而蓄意回避“侵略战争”的用语。更为严重的是,将日本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1997年度中学历史教科书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极力回避侵华性质,蓄意淡化侵华罪行等全面“改恶”的现象。例如,有关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三光作战”等内容,都大幅度削减并暧昧化;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罪行则完全删除。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连续推出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大搞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活动,固然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日本政府历年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审定制度对历史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指导”,则起了决定性作用。
  岁月本来是可以医治战争创伤的,但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偏偏不断地旧帐翻新,往战争受害者伤口上抹盐。中国受害民众迄今不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而且还不时受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改恶”等事件的再次伤害,其失望和愤怒的心态,不亲身考察和感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到的。2002年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持的“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形象,在14个可以多项选择的答案中,“侵华日军”列第一位,占53.5 % ;“日本近代侵略中国,至今没有很好反省”,“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被调查者对日“不亲近”和“很不亲近”的主要理由;“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对于中国劳工和‘慰安妇’等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都应谢罪和赔偿”,是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强烈呼声;这次中日舆论调查组织者得出结论:“显而易见,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国公民对日感情的最重要的因素。”11这就是中国民众“厌日情绪”的症结所在。
  
  二、日本方面: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已经承认是侵略战争并反省道歉。

  我们的看法:首先需要澄清,村山富市并没有明确承认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1994年6月成立了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新党的联合政权村山富市内阁。尽管村山首相具有左翼革新政党社会党的反战品格,但是偏偏在这时社会党放弃“侵略战争论”和自民党进而采取“侵略行为论”,使村山内阁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统一了认识。所以在内阁成立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村山首相只是表示“日本造成了那么大的惨祸,有必要充分、虚心地反省自己的责任”,而避开社会党一贯的“侵略战争论”。到了7月18日首次施政演说时,他也特意使用了“侵略行为”的措词。1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的199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称“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时期,由于国策错误走上战争之路,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今后为了不犯这样的错误,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并对所有牺牲者表示哀悼”。13“村山谈话”尽管比历代首相的战争历史认识有所进步,但是仍然没有承认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同时,日本国会炮制了全面抹杀日本对外战争侵略性质的所谓《不战决议》,声称“本院值此战后50年之际,对全世界战死者及因战争而牺牲者,致以追悼之意。而且,本院在对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性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国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之表示深刻的反省。”14 日本国会的《不战决议》抵消了村山富市承认日本“由于国策错误走上战争之路”的影响。
  其次需要明确,日本自民党等保守政党在对待侵略战争历史时,采取对外和对内“两副面孔”的做法,即对外大体承认日本对过去战争的责任并表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反省和道歉”,但是坚决守住“认定战后赔偿问题据《旧金山和约》和与当事国的双边协定已经解决而拒绝新的赔偿要求”的底线;对内美化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并且将其宣扬为民族光荣传统。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到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邻国访问时,往往抬出 “村山谈话”来搪塞,回到国内则祭起《不战决议》来消除其影响。他们热衷于强调“作为日本人的自信和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一种骄傲感”,但只字不提反省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显然同他们鼓动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修改“和平宪法”一样,是将侵略历史尤其是侵华历史当成值得骄傲的历史来加以宣扬。15这种“两副面孔”是做出解决战争责任和战后处理问题的姿态,以便解除曾沦为侵略战争牺牲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存有的强烈戒心,为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创造环境”。很明显,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两副面孔”从属于政治需要,并没有明确的战争历史认识给以保证和支持。
  
  三、日本方面:日本应该拥有军队,所以《和平宪法》必须修改。

  我们的看法:战后日本政府面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曾誓言日本今后绝不谋求成为军事大国,并颁布《和平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16
  但是日后的事实证明,日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作为国家行政长官的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家在公开场合多次发表言论亵渎和曲解本国最高和根本大法--《和平宪法》,并一直再瞒天过海地扩充军备,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快了军备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国家的军费预算上升至世界第二位,2002年军费更高达405亿美元。日本常备兵力虽然只有24万,但是军官素质高,动员扩编能力大。日本自卫队在常规武器方面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陆上自卫队装备的坦克在火力、机动性及自动化程度等方面均列世界各国主战坦克之首;海上自卫队“宙斯盾”级驱逐舰装备有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舰载雷达及导弹系统,反潜、布雷和大型舰艇等军事技术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航空自卫队拥有的高性能战斗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日本自卫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兵种齐全、武器装备先进、作战能力较强的军队,其实力早已在亚洲领先,甚至超过英、法、德等大国的水平。
  按照常理,军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其他国家不应该品头论足,只要它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事情。但是,日本是个例外,因为有《和平宪法》的约束;永远放弃战争包括自卫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即不能拥有武装部队,是《和平宪法》的基本点。《和平宪法》既是日本自己对于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罪责的反省并承担国际制裁的承诺。这一条款的修改和取消,则首先需要征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受害国及其民众的认可。日本在对当年的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还没有认真的反省和认罪的前提下,在不断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背景下,又接二连三地制定出一系列平行法律,以架空和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甚至单方面修改《和平宪法》,违背有关国际条约的承诺,扩充军备,给世界和平造成隐患,不能不引起包括当年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警觉。这也是中国民众“厌日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日本方面:日本应该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一)在战争责任方面,日本政府推翻对有关国际判决、国际条约的承诺,尤其是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连续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连续批准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坚持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的方针、坚持突破“和平宪法”扩充军力,显示出推卸战争责任甚至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单边主义的强硬姿态,使日本丧失了政治大国的负责精神;
  (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破坏了日本民众同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邻国人民的沟通和信任,使日本丧失了政治大国的基本信誉;
  (三)日本依托日美同盟,扩展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使自身受控于美国,美国在日本的4万多驻军和众多的军事基地,将是迫使日本服从美国全球战略的紧箍咒,在国际事物中,无法发挥作为一个正常国家所起到的作用,使日本丧失了政治大国的独立品格。
  这些缺失归根结底是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造成的。
  日本和德国过去都是二战的罪魁祸首,现在都是美国的盟国,都在积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争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战争理念,在应对美国对伊战争的态度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了。德国反对攻伊,直到现在仍然拒绝出钱出兵,不惜为此导致同美国关系的恶化;而日本则迫不及待地突破《和平宪法》,出兵出钱支持对伊战争,并且借机发展军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日本和德国态度迥异。美国自恃国力强大,开始崇尚霍布斯的弱肉强食哲学,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能挑头搞单边主义才是强者的表现,所以单方面终止1972年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退出京都协议,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制约,直至撇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对伊动武。日本当年的军国主义思潮和恃强凌弱的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彻底清除,轻视亚洲其他民族的民族优越感仍在作祟,同美国崇尚的弱肉强食的哲学、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一拍即合。而德国信奉的是康德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深深地打上道德的烙印,讲究公平和理性;虽然在二战中走了很严重的错误道路,但是能够接受惨痛的教训,幡然醒悟。
  二是,也是最重要的,德国民众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认识问题,树立了正确的战争理念,再也不做既害人又害己的事情,德国人反对美国无理攻打伊拉克的比例一直在70%到80%之间,所以德国总理施罗德竞选连任时就向公众保证德国不会出兵帮助美国“倒萨”。而日本民众从来就没有正视和反省侵华战争罪行,迄今仍然从侵略扩张的历史中挖掘“光荣传统”,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标榜为“民族英雄”来加以参拜,借此来寻找摆脱经济困境和恢复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日本政府出兵出钱支持对伊战争,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像日本这样仍然坚持当年错误的战争理念的国家,对历史尚且不负责任,怎么能够让世人相信会对现实和未来负责任,因此也就不具备负责任的政治大国的资格,距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相去甚远。
  
  五、日本方面: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正当行为。

  我们的看法:中国民众谴责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靖国神社在当年就是支撑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战争神社,在天皇的名义下将成千上万的士兵送上战场屠杀中国人民;现在不仅供奉着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还在其展示战争历史的游就馆里继续宣扬当年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理念。中国人民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和摧残,痛苦的记忆至今仍然留在中国人心中。仅从1931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就造成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战争消耗与财产损失达6000亿美元。身为日本首相,本应记取历史教训,致力于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反而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蔑视与伤害,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表示愤慨并予以谴责。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也引起许多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其中211名阵亡者遗属以及宗教界人士组成的原告团向福冈地方法院提出了诉讼,理由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反了宪法的政教分离规定。日本法庭判决:小泉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属于日本宪法第二十条禁止的宗教行为,违反了日本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表示,首相应该真挚地接受这个判决,对参拜靖国神社进行深刻反省。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发表讲话说,首相应遵守宪法,今后必须彻底终止参拜靖国神社。社民党干事长又市征治要求小泉认真接受判决结果,并说今后首相及所有内阁成员必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可是小泉对判决表示不满并发表讲话说,他今后还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可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9.11”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前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尚有所顾忌,不得不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表示对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可是“9.11”事件后,日本政府将战争责任政策再向“右”调整。2002年4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审定通过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编的明成社版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而这部教科书就是1986年引起亚洲各国人民强烈反对的原书房版《新编日本史》的改头换面;4月21日,小泉再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更有甚者,在今年万象更新的元旦,小泉竟借口“新春初拜”,又一次闯进了靖国神社,创战后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最高记录。在参拜完毕后还洋洋得意地对随行记者说;“新春初拜是日本的传统?”,中国等“应该尊重(日本的)历史,传统和习惯,不要对此再说三道四的了。”企图借传统?习俗等来封杀近邻各国对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的批判。对此,日本著名文化人士,元日本笔会会长梅原猛反驳道;“靖国神社与日本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对于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京都学派的桑原武夫、梅棹忠夫、上山春平等都是反对的。”17
  “9.11”事件导致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剧变,是小泉内阁对战争责任政策再向“右”调整的背景。“9.11”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以所谓民主、自由为标准,实施更加强横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局面,导致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演变为新民族主义思潮,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将中国等受害国及民众受到感情伤害而表达的义愤,引导成日本民众的抵触、厌恶乃至对抗情绪。日本政府乘机在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上显示出强硬姿态,无视中国等受害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一意孤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小泉表示“我对因那场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18。不仅反省的究竟是不是侵华战争,态度暧昧,而且只在这种场合做出表态,故意给人一种非正式的印象;更何况言犹在耳,小泉就接二连三地跑到供奉着侵华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去顶礼膜拜,将“衷心的道歉”抛到九霄云外,怎能让中国人民相信其反省和道歉的诚意呢?如果日本方面能够纠正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做法,无疑将极大缓和中国民众的“厌日情绪”。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不是简单的孤立事件。今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之前,小泉表示今后还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当天,小泉内阁的4名成员和50多名国会议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公开声明:“我以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的身份进行参拜。”19另外,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前首相森喜朗、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人单独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在向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邻国民众示威。此举不仅遭到中国民众的反对,也遭到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各国民众的反对。卢武铉对日本首相小泉表示要“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批评,并警告说,“日本领导人不能像没有知觉的国民和急于获取支持的个别政客那样行动。”韩国外交通商部官员表示:“韩国政府关心的是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韩国政府一贯认为,正确的历史认识才是韩日两国发展面向未来关系的基础。本着这一立场,韩国政府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导致邻国民众“厌日情绪”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日本方面:日本没有美化侵略战争。

  我们的看法:如今,美化侵略战争的事例在日本随处可见,任何一个稍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对此产生质疑。
  在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影视节目不断地播放,例如美化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在日本的放映及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是日本影视传播战争历史问题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在日本各地到处可以看到歪曲历史事实的影视节目,例如日本九州宫崎县?肥小村寿太郎纪念馆常年放映一部关于日中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的影片《战争打赢了,谈判失败了》,片中宣扬: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国,本来可以在割地和赔款方面攫取更大的权益,可是由于两个原因不得不在谈判中做出巨大让步:一个原因是清国谈判特使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意外地被日本暴徒袭击受伤,日本怕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破译了李鸿章同北京清廷的电报密码,了解了清国的谈判方案,为了尽快达成停战条约,只好屈从清国的谈判方案。该片的主题就是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吃了“大亏”,所以理应继续发动一系列争取更多权益的对华战争。
  用漫画形式歪曲和美化战争历史的书籍越来越多,例如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极尽掩盖、歪曲和美化之能事。他在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章节中,采用“攻击一点,否定全部”的做法,从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最有名的历史学家洞富雄、藤原彰和笠原十九司等3人的著作中各挑出一张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照片,声称这些照片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照片(其中有的照片确属弄错,作者已经公开更正;有的则属妄加推测),于是就下结论:所谓南京大屠杀是虚假照片的宝库,所以是虚构的。这一瞒天过海的伎俩,对日本中小学生颇有蛊惑作用。随后小林善纪又推出第二部《战争论》,在日本仍然畅销。
  战争历史遗迹和战争资料展览遍布日本全国。笔者考察了位于日本九州南部宫崎县“神风突击队镇魂碑”。当年日本一支神风突击队就是从这里起飞去攻击美国的军舰,这些飞行员都是有去无回。“镇魂碑”上刻着这些神风突击队的名字和他们的绝命书,以及赞美他们的诗句,迄今他们仍然被奉为民族英雄。
  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宫崎的“八?一宇塔”。1938年,正当侵华日军在中国不断扩大侵略战果之际,宫崎县发起了建塔运动,以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侵华战争。为了建塔,宫崎县男女老少纷纷参加义务劳动。日本新闻媒体煽风点火,鼓动世界各地的日本人捐献石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命令所有的前线部队“以军或师团为单位,每单位收集两块,一块是军或师团总部所在地的,取最有价值,一块是战场最前方的,取最有意义”,以示皇军所向披靡,征服世界。建塔时将这些石块作为基石,上面塔身上刻有“八?一宇”字样,以示天皇将把全世界纳入其一统天下。塔身周围建有四座陶瓷人像,名为荒魂、奇魂、幸魂和和魂,分别代表武士、渔民、农民和工人,借以煽动日本民族的战争狂热。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宫崎县政府赶紧将塔身上的“八?一宇”4个字铲除,将象征武士的人像藏起来,将这一带改为“和平公园”。到1965年,宫崎县知事又将“八?一宇”刻在塔身上,武士像又回到原位。站在这座“八?一宇塔”前,令人隐隐约约感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仍然在这块土地上游荡,日本仍然有人在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
  日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战争资料馆”,都在传播着掩盖战争历史真相乃至美化侵华战争的理念。例如宫崎市“祈念和平的战争资料馆”摆放的展品和图表、文字说明分别展示了 “战争时代”、“战死者的相貌”、“征兵通知书”、“阵中日记”、“遗书”、“遗物”、“枪后的祈祷”。战时将一般国民称作“枪后”,显示全体国民对战争的支持,这个单元展示了妇女和孩子向战地的亲人寄送慰问品,鼓励其立功报国,以及用缝“千人针”的形式祈求亲人平安的情景。宫崎县派出的士兵主要参加熊本师团的都城联队等部队,以尚武彪悍著称。该部队一直充当侵华日军的主力部队,铁蹄践踏中国的许许多多地方,参加过南京攻略战、武汉攻略战等重大战役,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可是宫崎市“祈念和平的战争资料馆”完全是颂扬侵华战争和推崇乡土官兵,丝毫不提对中国的侵略和加害暴行。这分明是在“祈念和平”的幌子下缅怀侵华战争和在侵华战争中丧命的军人。难怪在参观后的《观感调查表》中,笔者看到日本观众的留言。其中关于“哪些展示的印象最深刻”的回答,填写有“家信”、“遗书”、“合祀靖国神社通知书”、“入队、战场休息和遗骨回归的照片”、“战死者的相貌”等。在“感想”栏里有这样的留言:“看到遗书,禁不住掉下眼泪!”“看了合祀靖国神社通知书,感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如何也不是问题。”“前线的将士英勇奋战,舍身报国,后方的民众千方百计地支援前线,结果还是失败了,令人惋惜!”祈念和平的战争资料展览竟然达到这样的歌颂侵华战争历史的感召效果,真令人不寒而栗。
  日本进步团体举办“为了和平的战争资料展”,展示正视历史事实和反省侵华战争的理念,例如京都的“为了和平的战争资料展”已经举办了多年,给日本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更是独树一帜。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在“创设宗旨”中申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阪遭受50多次空袭,主要街道化为废墟;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冲绳成为‘本土决战’的牺牲品。同时,从成为战场的中国开始,对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们以及处于殖民地下的朝鲜、台湾人们加以极大的危害之事,我们不会遗忘。”20其展览内容,既强调日本民众受到无差别轰炸、原子弹爆炸的伤害,又突出日本侵略战争加害于邻国的南京大屠杀、实施细菌战、强征慰安妇和奴役劳工等暴行,从而达到反对战争、祈念和平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日本右翼势力将其视为眼中钉,组成“改正战争资料偏向展示会”,于2000年1月23日特意选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大型集会,公然揭出的主题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日本学者专门组织以“展览馆应如何展示战争与和平”为题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围绕学生战争历史认识展开的论争的态势,正向着隐匿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方向发展。”21
  提起日本美化侵略战争,就不能不提到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现在,在热海伊豆山山腰松井石根立的“兴亚观音”附近,藏有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的一部分骨灰,树立着所谓“七士之碑”。在松井石根的家乡爱知县幡豆町还有所谓“殉国七士墓”,也藏有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的一部分骨灰。以这个墓为中心,又建起了所谓“陆海军部队战殁者碑”,此地成了所谓“大东亚战争战殁者的圣地”。一些人不时地在这里搞一些活动,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招魂”。每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一些日本新老右翼分子都要身穿当年的军装,在靖国神社招摇过市,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招魂。除了旧有的纪念物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之外,近年又有不少地方纷纷大兴土木修建新的纪念碑塔,如石川县就不惜重金,在风光明媚的金泽市新建了一座“大东亚圣战纪念碑”,供后人瞻仰。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日本战败投降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可是侵略战争的幽灵仍然在日本列岛徘徊,怎能不引起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邻国民众的反感和厌恶。这也是中国民众“厌日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七、日本方面:日本民众的“厌华情绪”,是感到中国对其构成“威胁”,因为中国军费不透明;钓鱼岛是日本自古以来固有的领土,中国有非分之求,所以造成日本民众的反感。

  我们的看法:2002年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信任感者只占38.3 %,不信任或不太信任者竟占55.3 %,而1980年有信任感者高达78.6%,不信任者只占14.7%,从而形成“厌华情绪”。我们认为:日本民众的“厌华情绪”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和右翼保守势力的恶意鼓动造成的。
  日本政府将中国的崛起作为其实现大国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将遏制中国,以确立其东亚领袖地位,作为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来掩盖其拒绝对侵华战争反省和认罪,破坏中日双边政治协定的行径,借此来打压中国的威望,压抑中国民众的气节,唤起大和民族自豪感,提升日本的摆脱经济困境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抓住一切时机鼓吹“中国威胁论”,例如,去年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事件发生后,不顾中国警卫依法执行公务,阻止不明身份者擅闯领事馆的事实,在日本大造 “被中国欺负了”的舆论;今年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后,在日本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并且削减对华经济援助。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来推崇“民族英雄”,通过教科书“改恶”来宣扬侵略扩张历史的“业绩”,在钓鱼岛制造事端来显示侵略扩张仅存的“成果”。
  当今日本民众的战争历史认识的状况不容乐观。日本大多数人战争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原子弹和大轰炸的恐怖,战死通知,疏散的艰辛,战时和战后的饥荒等受害观念,不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或者受“个人生活中心主义思潮”影响,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与己无关,于是对政府的历史教育指导思想采取默许或认同的态度。少数人知道侵华战争真相,或者不认账,仍然坚持固有的军国主义的战争理念;或者不愿意认罪并承担责任,主要是怕赔偿,是“算计主义”在作祟。日本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有意回避战争历史认识问题,因为它可能最终导致日本最强大的盟友美国的政策受到批评,并危及皇室的合法性。
  日本大多数民众还有这样的想法:日本全面对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辉煌的“业绩”,如果承认对华战争的侵略罪行,就等于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的全部“成就”,那么现在日本人得以傲视世界的“优秀传统”也就丧失殆尽。所以颇要面子的日本人,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败在一向瞧不起的中国人手中,宁愿将失败完全归于美国的参战。据日本共同社民意测验显示,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占53%,反对的占40%。有日本学者指出:“如此给日本人的战争观造成了独特的不良后果,因为当这种方式的说明与日本人的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那其中便孕藏着偏狭而且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喷发出来的可能性。”22
  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恶意鼓动成了日本部分民众“厌华情绪”的助推器,例如,2001年1月至2003年7月期间,日本《文艺春秋》、《诸君》、《正论》等五家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报道有454篇,明显带有成见,误导读者,推动了日本人的“厌华情绪”,以至于一些日本人对政府因侵华战争罪行而一再被迫作出道歉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一些日本人对由新版日本历史教科书和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的抗议感到愤恨。此外,日本持续多年的经济低迷对日本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大多数民众这样的历史认识和看待中国的心态,被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所利用,成为日本政府拒绝承认侵华战争罪行的社会基础。日本政府、右翼保守势力和大多数民众互相推动,致使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呈恶化态势,成为两国民众彼此“厌恶情绪”的症结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日有关争端是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鉴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不同主张,1976年,在商订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达成了搁置争议、不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谅解。可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蓄意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大做文章。1996年7月,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灯塔,引起中港台两岸三地的抗议。香港和台湾的保钓人士采取行动,开展登岛行动,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不幸牺牲。此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年年都在搞小动作。日本政府2002年向所谓“拥有钓鱼岛”的日本国民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先后发表社论,大谈日本这一行动的“巨大意义”。去年开始,日本政府多次派军舰强行驱赶中国登岛人士,企图造成强占的既成事实。中国民众对此表达义愤完全在情理之中。
  
  八、日本方面:中国现在不要纠缠历史问题,只管发展和壮大国力,等到中国强大了,强硬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柔软民族主义,日中关系中的历史问题也就不成其问题了;韩国就走过这样的历程,现在日韩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

  我们的看法:不同意日本方面强硬民族主义或者柔软民族主义这样的提法,日本方面提出的解决办法更是无稽之谈。
  中日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结束了,两国民众的心中的战争状态,即中国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伤害和日本政府的拒不反省认罪,却长期存留而难以消除。同时应该看到,日本左翼进步力量也希望日本恢复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认为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路线,即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求得受害国民众的宽宥,从而卸下历史认识问题的深重包袱,与邻国携手并进。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士已经付诸行动,在寻求中日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途径。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日本政府有关战争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政策改弦更张,放弃“三不政策”,对侵华战争反省并认罪,求得中国人民的宽宥,中日关系的这个“死结”就可以化解。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的解决标准是:
  一、日本政府恪守对侵华战争认罪并认罚的有关国际条约和中日双边协定,并由国会通过决议将其确定为基本国策;
  二、通过历史教科书等形式向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传达正确的战争历史,以史为鉴,根除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
  三、在日本国内禁止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活动,中止政要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撤消美化侵华战争历史在展览和纪念物;
  四、主动地妥善处理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包括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战争受害者赔偿等问题。
  日本方面所说的韩国已经由强硬民族主义变成柔软民族主义,现在日韩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完全不符合事实。
  多年来,我们同韩国的国会议员、大学教授、民间团体的代表以至普通民众有广泛的接触,目睹了韩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并没有感到韩国民众在历史问题方面对日情绪的变化。迄今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韩国民众仍在积极展开各种要求日本反省、认罪和赔偿的行动。例如,韩国和中、日等三国学术民间团体主办的“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机制于2002年3月正式启动,首届论坛在中国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论坛在日本东京也成功地举办了;今年8月8至13在韩国汉城召开了第三届论坛;韩、中、日三国学术民间团体合编历史教科书辅助读物的工作于2002年8月正式展开,明年将在三国同时出版,以揭示日本侵略韩国和中国的历史真相;韩、中、日三国学术民间团体今年6月21和22日在韩国清州合办了“日本殖民主义研究国际学术大会”,驳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美化日本殖民教育的谬论。韩国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们,每逢周三都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静坐,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并赔偿,此举已经坚持10多年,得到韩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日本方面将韩国政府对日本侵韩历史的克制态度,歪曲为问题已经解决。今年3月1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出席汉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3.1独立运动”85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 对日本提出忠告说,不要因为韩国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不对目前日本法律和制度的变化以及其他未解决的问题做评论,就以为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不彻底清算历史就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慰安妇”的冤仇至今没有解决,日本不要再发表给韩国国民造成伤痛的讲话。23今年9月1日卢武铉在青瓦台会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要员以及其他日本高级议员时表示:“韩国与日本领导人都要利用他们的智慧并谨慎地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等问题,只有这样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才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很好的解决。”24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针对日本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并且只有在遵守史实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同韩国在未来正常地发展外交关系。”25
  恰逢韩国教育史学会会长、忠北大学教授金大容先生在北京,笔者向他求证,他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他也认为,韩国要求日本对当年实行的殖民统治反省认罪和对受害者赔偿的态度,是一贯的,不存在变化。而前不久韩国国会通过的彻底追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期间国内帮凶罪行的决议,也是一个最有力的佐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大潮流,沟通与和解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协作与互利是中日两国的共同追求,世代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坚信经过中日两国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必定会作为中日和平友好乐章的一个杂音而休止。
  


①《西方通讯社关注亚洲杯期间的反日怒潮》,亚洲新闻网20004年8月4日消息。
②《日本正在向右转,支持右翼的日民众在增多》,人民网2004年8月25日。
③《日本正在向右转,支持右翼的日民众在增多》,人民网2004年8月25日。
④《“爱国”教育催生的反日民族主义》,日本《读卖新闻》2004年8月5日。
⑤《西方通讯社关注亚洲杯期间的反日怒潮》,亚洲新闻网20004年8月4日消息。
⑥ [日]高桥浩?:《中国对日本??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4年8月7日。
⑦《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2日。
⑧ [日]小岛朋之:《日中必须从历史的不同认识中寻求“理解”》,日本《产经新闻》2003年2月14日。
⑨ 日本鹿岛公司:《关于花冈事案和解的声明》,2000年11月29日。
⑩ [日]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5页。
11 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见中华日本学会等主办:《日本学刊》2002年6期,第1--18页。
12 [日]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5--7页。
13《小泉离村山有多远》,《中国青年报》2001年10月9日。
14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4页。
15 参见[日]山本一太主编:《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宣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16《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
17梅原猛「靖国神社与日本传统背道而驰」『世界』2004年9期
 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见中华日本学会等主办:《日本学刊》2002年6期,第1--18页。
18 人民网2001年10月9日。
19《日内阁成员“拜鬼”,企图“突破”靖国神社问题》,东方网2004年8月16日。

20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参观说明书。
21 [日]君冢仁彦:《从原士兵的罪责分析中我们应得到哪些启示》,“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7月。
22 [日]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36页。
23《卢武铉向小泉发出“警告”:不要沦为“政客”》,人民网2004年3月1日。?
24《卢武铉晤日代表 敦促日方谨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新网2004年9月2日。
25《韩国外长批评日本历史教材,称史实只有一个版本》,中新网200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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