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岗暴动,也称中山寮暴动。1945年5月间,被拘禁在日本秋田县花岗中山寮的中国战俘和苦役,不堪忍受残暴蹂躏,奋起暴动,企图出逃,终因人生地疏,暴动失败,又遭到血腥镇压。耿谆作为暴动的策划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

 

 

1944年旧历八月初,日寇从中国北平清华园战俘营中挑出300名身强力壮者,用火车押送到青岛海港,驱上海轮运往日本做苦役。战俘中,原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 团的上尉连长耿谆被指定为大队长。耿是在1944年4月向日军进攻洛阳时受伤被俘的。

如今,日军把他们驱赶到轮船上,要把他们送到日本去。

在轮船上,战俘们沉郁地注视着转瞬即将离开的灾难沉重的祖国大地,和茫无边际的大海,想着今生今世难得再回祖国,重见亲人,远去异国,生死莫测,感到心酸难言。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垂首饮泣,很多人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产生了一 死了事的念头。押送的鬼子担心死人太多无法交差,不让战俘在船上活动,一次又一次把他们赶离船舷,又从甲板上赶到船舱内。此时,耿谆心事特别沉重。他想眼前只有劝大家活下去,将来才有力量和敌人斗争。他趁敌人不备,把全体难友集中一处,佯作体操活动,进行劝导。

这些远离祖国亲人的中国战俘,听了他的话,感到特别亲切。他们觉得大队长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依靠,是大家的主心骨。从此,难友们有苦向他诉,有话对他说,有事同他商量。

经过四昼夜的海上颠簸,轮船驶抵日本下关。日寇又把他们用火车载往秋田县花岗町中山寮战俘营。他们从火车上看到沿路垃圾成堆,荒草丛生,田园荒芜,偶尔见到几个女人干活,也是少气无力。耿谆这批人是由中国押往日本的第二十二批中国战俘。当时在日本国内从事苦役的还有美国战俘、朝鲜劳工。到10月间,敌人又从中国送到中山寮700人,与300人合并一处编为一个大队,仍由耿谆任队长。这批战俘中有共产党员,有共产党嫌疑者,有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有抗日的国民党官兵,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小的有十二 三岁,老的有五六十岁。为了便于在生活上管理,他把全体战俘分为三个中队,九个小队,另外一个老头班和一个小孩班。

花岗是一座100多米高的山岗,西北低,东南高,山上长满了松杉。在花岗的半山腰里开了一个铜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火工业重要原料基地之一。因为从铜矿流出来的水有毒,既不能饮用,又不能浇田,必需修一条很长的暗沟排出去。敌人驱赶这批战俘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在花岗脚下挖一条长四百五十米、宽四米、深二米,用水泥封圈的排水沟。

在敌人监视下,战俘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饭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满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的活。开始时虽然吃不饱,工作重,但还能勉强支持。两个月后,粮食突然减少,每人每天定量供米,只能吃个半饱。

再往后,伙食更坏了,每天只能吃一顿大米,其余两顿全是橡子面。这种面不会发酵,蒸的馍色黑如土,硬若石块,吃后消化不了,拉肚子的愈来愈多。穿的更差。开始,敌人给战俘每人发一身草绿色单衣,冬天仅增加一个杂色毛背心和一个蓑衣。战俘们阴雨天也不能停工。严冬,一到工地,就得先架起一堆火,让那些日本监工们取暖。而战俘们身上穿的却是烂得一缕一片用麻绳打满结的破烂不堪的衣服。他们冻得实在难忍,就用水泥袋纸脚上一块腿上一条地绑着御寒,加上满脸污垢,蓬头散发,看上去根本不像个人。日本人不把战俘看成人,开口就骂,抬手就打。1944年冬天,正当隆冬严寒之际,一夜,下雪竟厚达三尺有余。敌人硬是逼着战俘们先用铁锹打开一条道路,在冰天雪地中照样干活。战俘们个个骨瘦如柴。他们把一袋袋的水泥背进沟里,又一筐筐把挖出的土石抬出沟来,每向前挪动一步,都万分艰难,有时支撑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里。

由于饥寒交迫,我难胞天天有病倒者,饿死者。耿谆让难友刘玉林、刘智渠负责看护病友。许多人在奄奄一息中连声呼唤队长。耿谆一到病室,他们就拉住他的双手不放,哀告说:“队长呀,我的病好不了啦,我饿得很,你无论如何再给弄点饭吃吧!”“我不能跟你一块返回祖国了,日后你能回 去时,千万千万把我的骨灰带回祖国去。”这个叫了那个叫,常常半天不能离开。

他们向耿谆要吃的,耿谆哪里有呢?粮食是敌人管着,每天每人按定量发给,这个人若是多吃一口,那个人就得少吃一口。耿谆常常难受得心肝欲碎,捶胸顿足。他苦于挽救无术,常常将他分得的那一份,自己只吃一半,余下的一半,碰到谁就给谁吃。

严冬之夜每人只盖一条破毯子,难友们因寒冷难以入睡,常常以数人背靠背挤在一起坐着,瞌睡就倒成一团,特别是那些躺倒的重病号,他们冻得缩成一团,用微弱的声音哀号着:“老冷啊,冷啊!”为了让病号们盖得厚一点,耿谆吩咐在宿舍通道里架火取暖,让身体强壮者睡在火堆旁,把腾出的毯子盖在病号身上。耿谆通过翻译于杰臣多次要求,敌人才答应给每人发一条布裤。吃的却始终得不到改善,除了偶然一次给拉来一车马骨头和干萝卜缨熬咸汤外,粮食无丝毫增加。耿谆虽再三要求,得到的总是:“粮食的没有,你的大大的不好。”

起初,战俘死了,敌人还用死者生前盖过的毯子裹身,抬到半山坡上,架起木柴泼上煤油将尸体一个一个地烧掉。后来死的人多了,敌人为节约木柴和煤油,就干脆积至四五人、六七人,架起一堆柴,将尸体扔到上边,一次焚化。因此,拾骨时分不清张三李四,常有张冠李戴之误。仅半年时间,我战俘同胞就死去200多人,其中有的死后竟还双目圆睁,真所谓死不瞑目。自此,耿谆每天早晨肃立山坡向死难同胞低首默哀。每晚趋入骨灰盒放置室,面对死难同胞焚香一柱,寄托哀思。难友们常常发现他在燃香之时,热泪纵横,哭成泪人。

此种惨景日甚一日,眼见死去难友已多达300余人,每个暂时幸存者都感到了严重威胁。暴动的念头在难友中开始产生了。首先有共产党员贾毅民,共产党游击队长李光荣,共产党嫌疑学生崔树荣,搬运工人刘锡财、张赞武,国民党官兵刘虞卿、刘玉林、赵书森、李克金、张照国等人提出了开展流血斗争的建议,并秘密谋划暴动的具体方案。共产党嫌疑孙道教、宫耀光,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干事王阴堂,掌鞋工冯辅廷,学生刘智渠,国民党排长张金亭等也积极参加活动。

他们说的理由有千条万条,但集中起来只有一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他一场,死里求生。耿谆身为队长,举足轻重,他不能不考虑:当前国内的形势怎样,世界的形势怎样,暴动若不成功,几百名同胞的生死如何,暴动的计划怎样制订,暴动成功以后的出路何在?他反复掂量着问题的分量,最后考虑到:我们暴动之后,虽无生路,一拼之后亦会迫使敌人对其他战俘营难友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这几人即使死了还是有价值的。

此时,敌人虐待战俘更是变本加厉,对战俘如对死囚,任意摧残。难胞们急得心里直冒火,整个战俘营像是干柴堆上又泼了汽油,哪怕有一个小小的火种,也是会点燃起冲天的大火来。

耿谆更加注意周围的事态,他仿佛要从蛛丝马迹中去洞察一切。战俘们有一人工地与朝鲜劳工的工地相接,耿谆有一次来到工地,一名朝鲜人借吸烟借火之机靠近他,急忙掏出纸笔写“中国”、“朝鲜”字样。又用笔一圈,表示:两国是一家。又写“日本”二字,握紧拳头以目示意:“要痛打”。

又一次,中队长张金亭对耿谆说:“有一个朝鲜青年也是以借火抽烟趋到我跟前,先拍我的胸脯,再注目相视说‘我们是统统的’,示意:咱们是一家人啊!”

翻译于杰臣是山东人,平时与耿谆接触甚多。一次他在无意中透露,很多日本人正在担心他们会战败。凭着敏感,耿谆一下子好像触到了日本侵略者色厉内荏的本质,仿佛从云雾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曙光。于是,他从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果断地下了暴动的决心。在考虑行动计划时,他首先想到一个在敌人身边服务的小战俘“资罗”。这个小孩年纪十二三岁,机智勇敢,是我国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敌人常常叫他“小八路”。我战俘到花岗以后,敌人让挑选三个小孩子做仆役。这个小孩是其中之一,日本人给他取名“资罗”(意思是二郎)。一天耿谆把他叫到跟前,启发他说:“你想不想回祖国?回不去怎么办?咱们一起逃出这里好不好?”这一 番问话,使资罗的眼泪扑答扑答地滴下来。一听说“逃出”二 字,他马上不哭了,瞪着两只眼迫不及待地说:“队长,只要是打鬼子,你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耿谆看到“资罗”这样坚决,就对他说:“我若给你一把刀子,你敢不敢杀鬼子?”

资罗坚决地回答说:“敢!”以后“资罗”留心摸清了这里每个日本人的寝卧位置。耿谆又从于杰臣那里拾来一张火车路线图,得知北海道的方向和位置。

1945年5月27日晚上,一件爆炸性的事件发生了。战俘们傍晚在下工路上,难友薛同道饿得实在忍受不住,悄悄溜到人群后边,到附近居民家里偷吃了半碗剩饭。敌人发觉后,即时把他捆起来带回战俘营,拘留在一个小屋里,不准给饭吃。晚饭后,敌人就把全部战俘集合起来,把薛同道拉到屋当中,气势汹汹的日本打手们手持棍棒站在周围,这边打了推过来,那边打了又拥过去。经过一阵毒打,薛同道血肉模糊了。最后,凶恶残暴的日人小烟咆哮着跳到薛同道面前,手执用公牛生殖器做成的皮鞭对薛同道又是一阵毒打,薛同道即时丧命。战俘们惊呆了,落泪了。而日本监工“伊势”还说:“死了死了的好。”难友们归宿后不禁失声痛哭,全体战俘的义愤终于激发起来了,暴动一触即发。

按原定暴动计划,我战俘先布置好外围和内应,一举歼灭中山寮的敌人后,造饭饱餐一顿,带足干粮。每人带圆锹一把作武器,小队长以上干部每人随身必须携带自杀之利器一件。整队出发后,向北海道方向迈进。途中保持联络,不得掉队。沿途不得惊害日本老人和小孩。遇敌追击时,不得停止前进,万不得已时,才能集结一处,与敌人拼一死战。

一切安排就绪,不意暴动开始之时,大个子刘锡财首先入敌人室内,一锹把电话机从墙上打落。熟睡中的日人闻声而起。这时战俘们便抢步破门而入,举锹乱打,四名敌人被当场击毙,其余越窗而逃。我外围人员对逃出去的敌人紧追不舍,又毙死一人,伤其二人。倾刻之间,矿山各处警报狂鸣,敌人倾巢而出。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我战俘不得不仓皇整队出发,舍大道取小路入山。由于战俘身体赢弱,又经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到次日拂晓,敌人宪兵警察层层围击。耿谆集结队伍时,仅余二三十人,其他都失掉了联络。耿谆等人仍一直向山顶攀登,到了山顶只剩六七个人了。

此时,耿谆伸手去取自杀的匕首,发现匕首不知何时丢失,然后就立即解下绑腿要投环自杀。大队副李克金坚决拦阻,耿谆极严肃地说:“我们是中国人,又是军人,不能死在敌人屠刀之下。”说罢即将绑腿解下,挽一大环,一端拴在树根上,一端系在一只脚上,脖子套入环内,用力猛蹬,立时昏死过去。但当他苏醒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是在花岗警察的监狱里。

敌人把他五花大绑紧紧地捆起来。又一遭遭一道道地把他与一把椅子死死捆在一起,即是稍稍动一下也是不可能的。耿谆睁眼看到屋角里放一个炭灰盒,内插匕首一把,上带血迹,他又产生自杀念头。不一会儿,一个哨兵来到屋里,随手把匕首拿走。耿谆自杀不成,实在痛苦极了。第二天,敌宪兵军事法庭即开始审讯。耿谆认为同胞惨遭敌人虐待,死去300多人,暴动之举乃天经地义,身为队长,纵有天大的事情,自己一人承当。

在审讯中,他慷慨陈辞,大义凛然,一连七天,驳得敌人无言以对。第八天,敌人宪兵上校(所谓宪兵司令)带来翻译一人亲自审问。翻译首先向耿谆自我介绍说:“队长,我是中国人,名叫王岗,家住东北,来日本留学。今天我来当翻译,你有话只管说,我一定作好翻译。”

审讯开始了。

宪兵司令问:你在中国军队是什么阶级?

耿答:上尉连长。

问:在什么地方被俘?

答:洛阳战役。

问:你怎么被俘的?

答:腹部受伤。

问:你为什么暴动?

答:因为吃不饱,300多人被饿死。

问:你为什么不要求增加吃的?

答:我曾同翻译于杰臣去要求过两次。

问:增加多少?

答:一点也没有增加。

问:你向何人要求?

答:河野正敏。

问:我查明你是中国将官军阶!

答:我是尉官,被俘时尚佩有军衔。

问:中国政府授给你什么任务?

答:我的军衔很低,根本够不上接受政府什么任务。

问: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你颠覆日本的任务?

答:不是,我完全是为拯救我们同胞的生命。

问:你们出去以后往哪里去?什么地方接济你们?

答:为了不能在中山寮战俘营等着饿死,出去寻个生路,哪里也没有接济。

问:你要暴动,计划了多少天?

答:没有计划过。

问:没有计划,怎么能把人带出来?

答:活活把人打死,又用公牛生殖器打人,侮辱我们太甚,逼着我们暴动,是我向全体战俘下的命令,我亲自领着大家逃出中山寮。

问:你下达命令,他们都听吗?

答:战俘都是军人,军人养成了服从,天职就是战斗。

问:打死日本人,你都指定了谁去干的?

答:命令是我向全体下的,并没有指定哪一个人。

问:你知道都是谁下手打死了日本人?

答:不知道,那时很乱。

问:按照法律杀死人是要抵命的。

答:我们在中山寮受虐待致死的就有三百多人,由何人抵命?

问:这与直接杀人不同,直接杀人得抵命。

答:我杀人,我抵命,我愿自己剖腹。

问:这,这,这得考虑……

最后敌人拍案而起,脱口说出两个字。王岗立即翻译说:“队长,他说你伟大。”

耿谆本是上尉连长,敌人却认为他是将官,并认为他们暴动的目的是要颠覆日本政府。由此可知,日本当局对花岗暴动是多么震惊。

经过12天的审讯之后,敌人把耿谆等12人用汽车押送秋田县监狱。入狱后,他们都被关入单人牢房,每餐仅能吃一个五号米团(五号饭最小仅有碗底大小),另外一碗米汤。

一天,几个便衣鬼子突然对耿谆进行刑讯。他们用棍棒猛击他的头部,他几次昏倒在地,他的生命几乎丧在这些人的手里。此后不久,法庭佥事长来狱记录口供。而后,正式开庭审判。法警把耿谆等由狱中提出,砸上手铐送到法庭。法官宣布开庭后第三天,法官进行宣判:耿淳为杀人罪,判处死刑。其余11人为无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宣判后半个月左右,一天夜里,耿谆正要入睡,飞机的轰炸声骤然而至。投弹之多,轰炸之猛,超过战常轰炸之后,很快就有人把盖在窗户上的、灯上的防空罩撤掉。日本反战派大学生“小长光”,三年前,对日本首相“东条”行刺未遂,被捕入狱判12年徒刑,在狱中服杂役。有一天,他突然把耿谆的狱门打开,拿出纸笔写“日本败战”四字相示,匆匆而去。停了不久,他又来写“世界和平”相示。而后,我国留日学生王胜之等也到狱中探视访问。他们告诉耿谆说:“花岗事件使日本朝野大为震惊。”

我们胜利了,难友们已由我驻日代表团护送回国。耿谆等26人留日准备控诉虐待我战俘的日本犯罪分子。1946年5月,我国驻日代表团把耿谆等人接到东京中野区,遂由国际法庭中国科向横滨国际法庭提起控诉,驻东京国际记者曾来访问,并摄影登载报刊。这时,耿谆头疼严重发作,医治无效,经批准回国还乡休养。

1947年9月由留下的25人出庭作证,国际B级法庭开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处决了虐待战俘的首恶日犯河野正敏、伊势、福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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