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劳工的掳掠，随着对沦陷区经济资源掠夺的升级而不断升级。开始是骗招，以后发展到骗招和强征并行，进而又骗招、强征和抓捕三管齐下，以实现其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骗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后，即设立了专门骗招和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天津设置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大东公司。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我国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地区，在北京等地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等专门骗招和分配劳工的组织。这些机构，以欺骗宣传和招摇撞骗等手法，每年从华北、华中等地骗招几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到各地为日本人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43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8，571，329人。这些劳工被骗到工矿企业和施工现场以后，受到难以想象的奴役和折磨，许多人含恨死去。

　　强征： 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太平洋战争后，对我国经济掠夺的规模不断扩大，因而对劳工的数量要求也越来越多。但是华北各省由于劳工大量输出，劳动力日益减少，同时，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资源，也需要大批劳动力，加之日本人对劳工的残酷迫害，使广大农民不愿再去当劳工。这样，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单靠骗招一法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便使出了骗招与强征并行的手段。在东北地区，除继续由关内骗招劳工外，开始实行在本地搜刮劳力的劳务新体制。1942年2月颁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每年由需要劳工的部门提出申请，然后通过伪政权层层下达"摊派"指标，逐级驱使适龄的人到指定的单位或部门服劳役。据有关日本战犯供认，东北每年平均强征劳工约50万人，到1945年8月共达205万人。除强征民夫外，日本侵略者还假手伪"满洲国"政府于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是年龄达到20岁至23岁（后延长到30岁）的青年男子，不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三年服劳役共12个月，必要时还要延长。据当时伪满勤劳奉公部次长半田敏治著文称，到1945年勤奉队员已达50万人。在华北地区，日本人亦于1944年8月发布了《劳力紧急动员对策要纲》，将过去的"募集制"改为"强征制"，对各地劳工的掠夺，直接由各伪省、县长负责，实行军、政、会（新民会）、社队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掠夺体制，并规定凡17岁至40岁的男子均有服劳役三年的义务。据1943年日本《东亚新报》载称，当年头二个月华北劳工骗招仅完成计划的50%；11月份后，由于采用强行摊派办法，使劳工的征召率始达到年所需量的85%。日本侵略者运用强征手段搜刮劳力，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受奴役，而且造成许多人家因缺劳力而田地荒芜，经济负担加重，以至倾家荡产。

　　抓捕： 骗招和强征劳工，仍然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对劳力的需要，于是他们便在骗招和强征的同时，赤裸裸地采取了抓捕的手段。1941年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曾达成协议，要求各地军政机关采取各种手段搜抓劳力，并强调把抓捕劳工与"军事讨伐"、"治安肃正"结合起来，以满足东北等地对劳工的大量需要。自此以后，日军经常在城市集镇、交通要道，遍布岗哨或突然戒严，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们认为可当劳工的，便以"形迹可疑"为名掳去。日军还经常借"扫荡"之机，窜入我游击区和根据地，突然包围乡村、集镇，老百姓来不及逃走，就被当作"俘虏"抓走。日军还费尽心机，在华北铁路沿线城镇，三五天开一次群众大会，十天半月派一回戏班子下乡唱戏。许多开会的、看戏的青壮年，没等到终场，就被抓住送上了火车。据华北太行根据地不完全的统计，抗战八年中即被掳去488，000人。另据记载，1943年4月-6月，仅在沈阳、长春两市，四天中就抓了所谓"游民"10，562人。单4月23日在沈阳抓的3，576人中，就有847人是小商、小贩或人力车夫。在乱抓劳工的同时，日本人还在东北实行一种保安拘留制度，以可能"犯罪"和预防"犯罪"为借口，大肆逮捕无辜老百姓，分送到设置在各主要工矿区的"矫正辅导院"里，从事残酷的劳役。据有关战犯供认，从1943年建立该制度起到日本投降为止，共抓捕了3万余人。日本侵略者乱抓强掳劳工的结果，搞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除此而外，日本侵略者还把关内的被俘人员和所谓"政治犯"集中起来，作为"特殊工人"输送到东北等地做劳役。根据不完全统计算，仅东北一地这种劳工每年就有10万人左右。这些人一旦被送往东北，再也不可能返回家园了。

　　日本侵略者每年骗招、强征和抓捕大批劳工，主要是运往东北各地，其次是华北、绥蒙等区，还有一部分被劫往日本国内。据1942年1月26日日伪天津《庸报》载称，当年华北计划掳掠劳工200万人，其中分给东北150万，华北25万，绥蒙15万，日本10万。这些劳工被劫往各地后，主要从事工矿、建筑和交通业劳动以及修建军事设施等。据伪满资料，1941年以后，东北每年从关内和本地骗招与强抓劳工总数200万人以上。在这200多万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关东军的刺刀下担负沉重的劳役。当然最多的还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上，其中矿山最多，最高年达534，000人。

掳掠记实

　　在掳掠劳工中，日本侵略者采取了许多毒辣手段，其中最野蛮、最残暴的是强捕乱抓。下面举驻山东日军的几次掳掠行动，以说明日本侵略军的暴虐无道。

　　1941年夏秋之际，驻山东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第59师团的前身）到博山以西地区捕捉农民充当劳工。这个旅团第44大队第3中队军曹大木仲治，以亲身经历揭露了这次掳掠的悲惨还必须形。大木说：这次行动是上级统一部署的，中队长池田交待的任务是"对当地老百姓一个不留都要抓走"。接着，他叙述了掳掠的经过及其罪恶行径。

　　那是午夜零时，第3中队从住地向吐丝口镇一带进发，黎明时到达一个2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队长命令各班开始抓搏行动。大木班分成三人一组，他和一个叫小川的老兵及另一个叫阿部的新兵为一组。到村子中部后，他们砸开了一家的大门。冲进屋里后，只见破炕上躺着一个皮包骨头的生病老人，一个抱着婴儿、约摸30岁的妇女站在老人身旁。这时小川两眼注视着那个妇女，现出淫乱的笑容，他便以只有老人和妇幼为借口，把大木和阿部支走了。大木和阿部闯进邻家后，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躲在房屋一角，便在房中搜查起来。不一会儿，他们就搜出一个40岁上下的男人，将其用绳子绑起，一边用脚踢，一边往外推。屋角那个妇女见此情形，急忙上前器着不放他们走，那人男孩也哭着抱住男人的腿。可大木却一面骂着，一面用沾满污泥的皮靴踢那个妇女的头，仍拖着那个男人往外走。那妇子见男人必定要被抓走，便立即跑回房中拿出一个粗布包塞到男人腰间。大木抢过来一看，见是掺杂杨柳叶做的煎饼，便摔在地上，并用脚乱踩、乱踢。然后便是把那个男人拖出了院子。那妇子悲痛欲绝的器声，在邻屋里仍可清晰听到。

　　大木同阿部出来后，看见刚才在邻屋里强奸妇女的小川，也绑着两个男人走过来，后面也有妇女在哭喊，但他根本不理。12时刚过，队长传出集合命令。单这个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抓了150人，其中还有老人和小孩。人员到齐后，日本兵便驱赶着被抓的农民往大队部走去。时值中午，太阳火辣辣的。那些被抓来的农民身上背着沉重的弹药箱，在日本兵的监视下，吃力地走着。特别是从早粒火未进，滴水未沾，全身的汗水已经流干，但日本兵仍逼着他们快走。他们中有的渴急了，见路边饮马桶里还有剩水，便争着喝了起来。可是那个叫小川的士兵却跑过来一脚将桶踢翻了。

　　在痛苦地跋涉中，有个被抓来的驼背老人，由于炎热、饥饿和折磨，晕倒在地上了，其他的人也跟着坐到了地上。 走在队后的小队长跑过来吼道："快赶他们走！"于是日本兵有的用枪托打，有的用皮鞭踢，驱赶着大家走。那个老人走了几步又倒下了。小队长见状暴怒地骂道："这家伙故意捣乱！"又指着山路旁的断崖说："把这个家伙踢到山涧去！"就这样，这个无辜的老人被日本兵一脚踢下了悬崖！这时小队长还威胁大家说："你们看见了吧，不能走的就这样处理！"

　　日本兵打着被抓群众继续赶路。下午5时抵达龙磨角村大队部。大队将各中队送来的被抓农民共500人用卡车送往旅团司令部。由于车少人多，车上的人被挤得不住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在莱芜的旅团司令部，又将各大队抓来的农民共2，000人，用卡车送往泰安车站，然后用火车转运各地做苦工。

　　据日本华工殉难者名册编造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及原济南俘虏收容所所长难波博等人揭露，1942年4月，驻山东日军更把掳掠劳工作为所谓"讨伐"作战的目的之一，同杀烧淫掠并行。1942年底，在日军第12军发动的山东大包围作战中，采取所谓"狩兔战法"，将被包围村庄的18岁至45岁的男人，全部抓起押往青岛劳工收容所，关在一个大体育场和第一公园赛马场里。1944年秋，第59师团等部在益都、十字路（今莒南）和江苏炮台等地"扫荡"中，掳掠劳工680多名，并在十字路附近用机枪射死了40多名正在逃跑的群众，烧毁了数十户人家；在益都附近闯进一户新婚夫妇家中，将丈夫抓走，妻子紧跟不舍，又被日军刺死；在江苏炮台劫去民船13只，花生油225，000公斤。1945年春，他们进一步把掳掠劳工列为战果统计的主要内容，搞什么"战果比赛"，在临清、青城、蒙阴等地强抓劳工1，06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