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那轰鸣的飞机、呼啸的炸弹、冲天的火光、奔涌的鲜血、成山的尸骨,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许早随历史的烟尘飘向九天,顺着长江的波涛流进大海……硝烟远去了,炮声也远去了!然而硝烟和炮声真的远去了吗?
  1998年7月8日,《华西都市报》刊发了一条《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成立》的消息,报道称: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日本侵略者在重庆犯下的滔天罪行,研究中心已派出3个调研组到各地收集采访重庆大轰炸的史实资料。当晚,记者接到一位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的电话。老人名叫李朝荣,是重庆印制公司三厂退休工人,祖居重庆十八梯。作为“大轰炸”的受害者和大难不死的幸存者,老人一再强调“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希望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惨烈的历史真实地讲述给后人,“以慰大轰炸惨死者的在天冤魂”!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与李朝荣老人取得了联系,聆听了老人满腔悲愤的诉说……
  我叫李朝荣,1927年农历腊月初二出生,祖祖辈辈生活在重庆,大概有十多代了吧。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国民党陪都重庆时我才十二岁。说来也怪,六十年过去了,我也亲身经历了不少的事儿,可年龄一大,好多事都忘得差不多啦,只有那次大轰炸的惨状却咋都忘不了。???你说叫我咋个忘呢?轰炸中,我的父母没了,兄弟没了,家也没了,自己也是绝处逢生,从尸体堆里捡了条命出来。
  我家当时就住在重庆十八梯双桅子巷的一大间木瓦平房里。记得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大间里隔成三间,里面两间住人,外面一间是灶房和吃饭的地方。父亲李树森,才三十多岁。当时,十八梯一带没有自来水,大户人家在小院里挖井,一般的贫民百姓都吃长江水。这样,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靠父亲给别人挑水换钱养家糊口。母亲李胥氏,常年在十八梯当铺里给别人缝衣服挣点钱补贴家里。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贫穷,但毕竟有一家人,活路忙完后,也还有说有笑的。我和弟弟都很巴贴父母,他们再苦再累,一天下来总要一边一个抱抱我们,不过兄弟那会儿才四岁多,抱得要多些。
  1938年开春那阵,就听说日本人的飞机要来炸重庆,但不知咋回事,话传得凶得很,飞机却一直没来。就在日本人轰炸并占领上海、南京后,重庆方面也就真的一天比一天慌起来了。保甲长挨家挨户筹钱准备挖防空洞。每户平摊一块钱,家境好一点的给两块、三块,实在太穷的就免了(当时一个劳动力干一个月也就两块钱左右)。随后又成立了防护团,属于民间组织。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加上缺乏物资、经费、技术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很少,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当时最大的防空洞要算十八梯旁边的观音岩洞。那时要进防空洞,每人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交得起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买不起“防空证”。
  那个时候,倒是防护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防护团很简单,只要有力气,年龄在16-30岁之间就可以报名。我认识一个防护团的,是我们十八梯一个开草药铺家的儿子,叫傅二娃,16岁。我们小时候就常在一起耍。关系非常好。他比我大一些,常常在娃娃们吵嘴打架时护着我。傅二娃参加防护团后,穿上了灰制服,很神气。防护团的总部设在当时的夫子祠,整天听训话、练动员疏散和伤员救护。
  为预防空袭,防护团和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许多制高点都搭起一个架子,上面套上几根绳,每根绳上挂个灯笼,有红色和绿色两种,直径有1米多。当日本飞机向这方飞来,预袭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一个红灯笼。当空袭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两个红灯笼。当紧急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三个红灯笼,当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市区上空时,三个红灯笼同时被放下,日本飞机的炸弹也就几乎同时往下掉了。如遇空袭警报解除或两次轰炸的间隙,架子上就会挂出一个绿灯笼,意思是人们可从防空洞出来透透气,休息一会儿。当时市中区的较场口、枇杷山、鹅岭,南岸的黄桷丫、洋石灰厂等地都有这种架子。
  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山头布置了不少的机枪钢炮,就是打不下日本人的飞机。5月3日那天天气很好,日本鬼子的飞机是说来就来,从预袭警报拉响到三个红灯笼挂出,大概也就十多分钟。以前的轰炸,我们一家人和邻居差不多都躲过了,可这次却再也没躲过,死的死,伤的伤,整个十八梯成了一片焦土、一片火海,到处都是尸体。
  你们看我这后颈项上的疤就是那次轰炸留下的。我今年七十多了,“大轰炸”离今天差不多整整一个甲子年,它留给我的不仅是伤痛,而且是对日本强盗刻骨铭心的仇恨!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在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防空洞门口,那尸体堆起了两座山!
  5月3号下午一点半,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较场口的架子上马上挂出了三个红灯笼,街上的人都开始四处躲藏了。但是这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太快了,两点钟大概还不到吧,飞机就已经临了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老鸦一样,飞得很低,很快就响起了炸弹的尖啸声。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了一担水走在十八梯的街上,母亲也还在当铺缝衣裳,我在家煮好饭,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来吃。飞机临头时,父亲搁下水桶高喊着母亲往家里跑。我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弟弟的名字。
  父母冲进屋里,像往常躲飞机一样,把吃饭用的大木桌抬到里屋,把家里所有的棉絮铺在桌子上。母亲急切地询问着弟弟在哪里?这时我看见善良心细的父亲,正扯着一张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担心日本飞机轰炸会搞脏棉被。我急忙迈出门坎去找弟弟,并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看见父亲拉着母亲往桌子下面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母亲的情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就在我冲出大门两三米的一刹那,只听一声巨响,地皮一抖,两耳一聋,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热浪从后面推来,便什么都不晓得了……
  现在想来很幼稚,躲在桌子底下咋能躲过飞机炸弹?
  两天后,当我醒来时,正躺在仁爱堂医院的病床上。仁爱堂医院是当时英国人建在重庆的一所红十字救济医院,位置就在天灯街,很大一幢楼,楼顶上挂着英国的国旗。
  不知是那面英国国旗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仁爱堂医院一次都未被炸过。当时我又痛又饿,心里很着急,哭喊着要爸爸、妈妈。我发觉自己的脖子上缠着纱布,后颈一阵阵发痛。护士告诉我,我的后颈上戳了酒杯大的一个洞,流了好多血,多亏有个小防护团员把我背来,不然早没命了。
  仁爱堂医院每间屋子每尺过道都是伤员,有的缺腿有的断胳膊,到处都是血迹,哭叫声从早到晚不停息。有些受伤的,抬到医院不久就死了。医院停尸房里面的尸体从墙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顶。看到那情景真是惨啊!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大约只有两三岁,防护团送来时,她满肚子都是血,也不知伤在哪儿,一名护士给她救治时,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不一会,就闭上了眼睛。死前,她的小手向上晃了晃,最后伸进了自己的嘴里。
  吃了饭,我感觉恢复了气力,当天(5月5日)下午就偷偷地跑回去找爸妈和弟弟。从仁爱堂到十八梯,十多分钟就可以跑到。可我转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家。哪还有什么家?留在那儿的是一个小堰塘一样大的坑,双桅子巷的房子几乎全成了焦土,整个十八梯一片废墟,西南的房子全没了,东头的房子也垮了不少,没有垮的还在燃烧。
  我绝望地大声喊“爸爸,妈妈”,没有人理我,整个十八梯下半段人影都没有。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看到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右边的观音岩防空洞口,不少穿着灰制服的防护团员在搬尸。走近一看,天啊,那尸体堆起了两座山!后来才晓得,那防空洞口被炸塌封死了,里面闷死、挤死、踩死了几千人,单是防护团从尸体上抹下的手表和金戒指、金项链就装了几箩筐!
  正走着,我突然看到了傅二娃,他正拖个死人往上走。我喊了他,他看着我,半天没回过神,突然丢下死人,跑过来紧紧抱着我嚎啕大哭:“我的爸妈都死了,我们家只剩我一个了!”我陪着他哭。我急切地问他“我的爸妈和弟弟呢?”他告诉我,我们那条街的人几乎全死光了,有的是被弹片炸死的,有的是被气浪高高掀起摔死的,有的是被垮塌的房屋压死的,还有的是被火烧死的。他还告诉我,是他救了我,原来炸弹爆炸时,我被巨大的气浪掀到了七八十米远,落在了十八梯东面临街的一个铺面的软布棚上。日本飞机飞走后,傅二娃和另几名防护团员回来挨家挨户找有没有活着的人。从那时起,我晓得再也见不到我那苦命的爸妈和可怜的弟弟了。
  我恨不得变成一发炮弹,冲上天去把日本强盗的飞机炸它个稀巴烂!我和傅二娃哭累了,就一起来到防空洞口。从洞子里拖出来的死人好像并没有死,仿佛刚刚洗过澡,头发衣服全湿透了,只是面色青紫,那是憋死、挤死和踩死的。尸体多得无法计数,傅二娃说已经拖了一天一夜还没拖完死人。
  在较场口,景象更惨:整个较场口坝子铺着尸体。靠老衣服街那面的一片尸体前,大约有三十多人在认尸、领尸,哭声一片。靠西边中兴路边上停着四五辆国民党军队和交二团的大卡车,人们正将无人认领的尸体搬上卡车。后来听说这些尸体被拉到江北沙嘴,在民生公司造船厂旁边的青草坝挖了一个“万人坑”,将尸体埋在那里。后来长江涨水,由于“万人坑”靠近江边,挖得浅,又是沙土,好多尸骨经水一冲都漂走了。现在青草坝那儿还是个大坑,还能见得到尸骨。前不久听说重庆市有关部门准备在那儿修一个“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
  据说,十八梯防空洞本不该死那么多的人。这个防空洞有两个洞口,一个在十八梯观音岩,另一个洞口在老衣服街附近。当时防空洞内人满为患,两个洞口都遭到轰炸。靠近洞口的人一听到爆炸声,就拼命往里挤,而洞里面本就没有什么空隙,这样挤死、踩死了一部分。后来,老衣服街洞口的房子被炸塌并烧起熊熊大火。洞口被倒塌的房子堵住,少数挤出洞口的人,也被大火烧死。后来,垮塌的房屋全部将洞口堵死,大火浓烟钻进洞来,这边的人就拼命往十八梯洞口挤。而十八梯洞口又是一片爆炸声,洞内的人不敢跑到洞外去。这样一来,上万人挤成一团,洞内的气温越来越高,空气不流通,氧气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就这样被活活地憋死。
  “5?3”、“5?4”的大轰炸,日本人把繁华的重庆城炸成了一个烂摊子,日本飞机所过之处,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被炸死、烧死,根本躲不了。许多都是整家整家地死光了。
  那时,整个重庆城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都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防护团员们。他们为了及时灭火、救护伤员,在火光中,在爆炸声中,充当了老百姓的“救世主”,而自己随时面临牺牲。当时,防护团在马路边,街道角落里也搭建了防空棚???浅浅地挖了一个洞或坑,在坑里洞边栽上几根碗口粗的圆木,上面再横放几根,搭成一个架子,架子上再密密地架上许多圆木,圆木上面盖些草,草上再铺尺把厚的土。敌机轰炸时,他们就可随时往这里边躲。然而防空棚不管用,我亲眼看到一个防护团员靠在一个防空棚的粗大立柱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枚长长的像把剑似的弹片从他的胸腹部直直地切了进去,把他死死地钉在了柱子上。
  看到这些情景,我恨不得变成一发炮弹,冲上天去把日本强盗的飞机炸它个稀巴烂!不久,曾经救过我的傅二娃也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今年的5月3号,重庆市为悼念那次大轰炸中遇难的同胞,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我又专程来到十八梯,听着那熟悉、恐惧的声音,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禁不住老泪直流……60年过去了,我的心依然没有平静。我不晓得,那些埋在地下的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的冤魂,是否和我一样,也没有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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