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季，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日本侵略者血洗了我的故乡，也就是现在的凤城市赛马镇东甸子村太阳沟村。当时几十个日本鬼子来到太阳沟，进沟后第一个到了我家邻居黄明山的家，鬼子把他绑在大柳树上，问他知道不知道抗日联军，他回答：不知道。话音刚落，一个鬼子用刺刀狠狠地刺进了他的腹部，他疼痛难忍，痛苦地颤抖着，周围的鬼子见状哈哈大笑，紧接着又是几刺刀，人就一动不动了。人死了，一个鬼子又用刺刀把黄明山的肚子挑开，肠子淌到了地上。黄明山的二弟黄明栋在屋里见其哥哥遭此大祸，吓得他从后窗跳出，被鬼子一枪击中，当即丧命。几分钟的时间内，黄家哥俩一个死在鬼子的屠刀下，一个死在鬼子的枪口下。当时的情景实在是残忍之极，惨不忍睹。随后几十个鬼子手举火把，野狼般地嚎叫着，挨门挨户点火烧房子。一时间太阳沟一片火海，大人、孩子哭着叫着。30几户的房子和粮仓、畜舍化为灰烬。家园被毁，太阳沟的村民只能远走他乡逃荒要饭了。当时我的家人投到了外村的亲戚处，租种地主的土地，日子一年不如一年。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家和大难不死的乡亲们才又回到了太阳沟。 

 
 
                          曹大沧口述　曹振亚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华夏同胞惨遭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长达14年之久。无数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惨死在日本刽子手的屠刀下。

    1936年4月，我的家乡黑山县城曾发生过一场震惊黑山教育界的惨案??仰山事件。我的舅父张仰山在这一事件中，惨遭日本杀害的事儿，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舅父张仰山是个老实开明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不久就任黑山县教育局局长。1935年5月1日，他无意之中安排这天召开全县教师讲习会议，通知下达后，全县各乡村中、小学校长、教师均按期赴会，而舅父根本未考虑这个"五一"是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纪念日，于是，会议被敌人诬陷为系有组织、有目的的反满抗日集会。

    1936年4月12日，由锦州派来的日本宪兵封锁了黑山城，警察署门前架起了机枪，街面上日军的口哨声及皮鞭声响成一团。一伙日本兵闯入我舅父家中，不容分说将他推上警车，关押进县警察署。当天被捕的还有中学校长孙尚海，第一小学校长赵明文，第二小学校长孙文元等十余人。日本宪兵在黑山刑讯未获结果，就将舅父转运到锦州日本宪兵队。舅父在押期间，受尽严刑拷打，逼问"五一"教师讲习会议是不是反日黑会?黑山有多少共产党员?上级党组织在哪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舅舅慷慨答道："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未参加任何党派，若说是共产党，我还不够资格。"敌人见审不出什么名堂，就将舅父塞进麻袋里，4人抬起来往水泥地上摔，绑到木桩上用狼狗咬，用强大的电流击昏舅父。舅父苏醒后，瞪着仇恨的眼睛说："我是共产党！"(张仰山不是中共党员)敌人马上逼问："何时入党？"舅父怒吼般地说："今天!"日本人恼羞成怒，将舅父与和他一同被捕的李晓峰一起，用大铁钉子把四肢钉在木板墙上，然后用钢刀开膛挖心，两人就这样无辜地被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杀害。

    "仰山事件"是日军屠杀无辜中国人民的血证。 

 
  
                                   赫贵震
      
　　1936年，我在凤城初中读书。有提笔能文、出口成诗的李云霖校长的领导，凤城中学的校风、校貌和教师的教学质量，远近驰名。

    夏季的一天，校园里闯进七八个日本宪兵，他们端着大枪冲进了校长室。我亲眼看到他们绑走了李校长。从此，我们再没看到李校长的身影。后来听说在同一个时间里，日本宪兵逮捕了全省120名中学校长入狱。再以后，从李校长的儿子、中学英语教师口中得知，在狱中李校长他们经受严刑拷打、残酷逼供之后，硬扣上了"思想犯"的罪名。最后，日本宪兵把这批无辜的爱国老知识分子用大汽车载到沈阳的浑河边杀害了。

    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120名中学校长，妄图摧残中国的教育事业。120名中学校长被害，致使120个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14年，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杀害无辜同胞达1000万人。至今日本还在教科书上推卸罪责，不承认屠杀中国人的罪恶事实，然而，这是抵赖不了的。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写下了《百名校长遭屠杀，千载难忘"九·一八"》的文章，以警示我们的下一代。 

 
 
                                 陈力生
     
    1931年9月18日，日寇强占沈阳城，不久东三省全部沦陷。那时我住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外界的消息知道的也很晚。当年我11岁，在村里一所小学念书，每周要走五六里山路去取报纸。得知"九·一八"事变已过多日，当拿着报纸回校途中，我在小河边的沙滩上跪着祈祷老天爷：救救东北老乡吧!回校我将报纸给老师们看后，他们叹息地说：东北失守，关内也不保险，这真叫"唇亡齿寒"!后来人们编了一首童谣："日本鬼喝凉水，上火车轧断腿，坐轮船沉海底!"回想起来那时候多么幼稚，但对日寇的仇恨却铭记于心。

    1933年，我到胶济铁路旅店铁小念书，当时掀起一股抗日怒潮，抵制日货，我也参加到游行行列，逐渐知道东北失守是因为蒋介石不抵抗，叫嚣所谓"安内让外"造成的恶果。

    1940年我从青岛市回家，参加了栾志超领导的游击队，1941年2月末在一次战斗中，我被日寇俘虏。后押送到即墨城监狱关押，一周后从青岛乘船到大连，又乘车到抚顺老虎台煤矿做劳工，以特种工人对待而不得自由。每天下矿井，吃的是橡子面窝窝头，枕着砖头睡在20多人一铺凉炕上。曾几次想逃，但周围有电网，而只有一个出入口，有双岗看守。有一次在工棚后面见有十多具堆垛在一起的尸体，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一定要逃走。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我终于逃离了虎口，开始了在东北的流浪生活。我先后在抚顺南花园、大瓢屯金属厂、沈阳市南郊榆树台农场、丹东浪头、沈阳浑河堡奶牛厂等辗转劳作，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才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忆在日伪统治时期，那六年之间受到的欺压真是一言难尽。我深深感到国弱让人欺，我们之所以得到自由解放，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

    我这个在帝国主义铁蹄下遭受欺压、污辱、到处流浪的幸存者，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将永远不忘共产党的恩情，不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证。 



     在我六七岁那年，一天，一队日本关东军从吉林省辉南县辉南镇城东门外的公路上气势汹汹地向东门走来。当他们越走越近的时候，人们看见马背和车上麻袋里装的东西都是鼓鼓的。前头部队走到城门楼下停住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个个像杀人的魔鬼似地破门闯进大道南北的每一户人家，他们野兽般地边喊边用枪托猛力捣着每一个手无寸铁的我苦难的同胞。当人们都被逼出来，站在各自的门口时，一个日寇军官挥舞着军刀大喊大叫地嚷着：“你们统统地看看，这是什么!”当目睹到万恶的日本鬼子从麻袋中倒出来的是血淋淋的人头时，人们不寒而栗!日本鬼子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每家的房框上边。在这触目惊心的时刻，牵着我手的80多岁的老太爷，摇晃着他那瘦弱的身体晕倒在地。大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老人家抬进了我们爷儿俩栖身的四面透风的小屋。就在这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惟一亲人、领我挨门逐户要饭吃的老太爷含恨离开人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掩埋了他老人家。我家道北开小铺的郭老太太在日本鬼子走后，半夜里偷偷地把挂在她家门上的人头拿了下来，用红布包上埋起来了。人们正在谈论的时候，从城里出来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兵，走在前边的那个家伙的手里又拎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了郭家小铺的破门框子上，并写上了“反满抗日的下场”!人们围近人头仔细地一看，是开小铺的老太太。她儿子郭福奎哪去了?谁也说不清楚。有的说：“也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还有的说：“找抗日联军去了。”

    我15岁那年，一个特别严寒的冬末，我被日本帝国主义抓到朝鲜当劳工。闷罐车不知走了多久，我们被用绳子绑紧胳膊，一个个地下车，摸黑往前走着。在天还没太亮的时候，我们被送进劳工棚子。还很不懂事的我心想：可以出去玩玩了!我刚迈出劳工棚子，便被日本鬼子兵用枪托打了回来。工棚子四周是用铁焊制的、没窗户、有些小孔的桶子房，一头开门，南北大铺，一个劳工棚里住100多人，晚上大小便有马桶。

    我们每天都得从吊桥上走到鸭绿江的对岸去干活。摇摇晃晃的吊桥，我一上去便两腿直哆嗦，鬼子用枪托捣我。干活是在一个山洞子里，洞口是日本鬼子持枪把守。活是和泥浆和挑土往山洞里送。每顿饭都是两大碗比猪食还稀的玉米面汤。时间难熬，度日如年哪!几个月过去，吃的总是老一样。有些大人因为吃不饱、劳动强度特别大而晕倒在干活的现场。倒下去起不来的，被日本鬼子拖出去了，再也没回来过。人们开始反抗，不允许他们再把晕倒的人拖走。日本鬼子们蛮不讲理，动武伤人，劳工们就捡起石块、铁锹、撬棍与日本强盗进行斗争。经常保护我的周大叔，一天十分严肃而大声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堂堂的中国人!过去我们饿着肚子，还拼死拼活地为他们干活，晕倒起不来被日本人拖走的人都哪去了？都被日本强盗们残忍地投进鸭绿江里去了啊!从今往后，咱们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只要咱们团结起来，日本强盗欠下我们的血债一定要他们用血来还!”在我17岁那年的冬末春初，劳工们在一天晚上收工后，日本鬼子照例还集中地往回走。当他们都走到桥的中间时，桥两头的铺板都被劳工们拆掉了，就听吊桥的两头“轰”、“轰”两声巨响!紧接着劳工们怒吼着：“打呀!杀呀!向日本强盗讨还血债啊!”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说：“孩子，快跟我跑!”是周大叔领我逃出了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