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日军占领武汉后，手持屠刀，为所欲为，任意凌辱和残杀我无辜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残暴的蹂躏

　　日军占领武汉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

　　在汉口江汉路海关前，日军抓住近80人，当场就刺死几个，将其余的人带到长江边推入江中。日军在岸上用机枪扫射，殷红的鲜血随波扩散，染红了江水，而兽兵们却在岸上拍手大笑。在汉口大智门附近和华景街，横七竖八躺着许多被日军残杀的中国同胞的尸体。汉口街上的许多房屋中，都可以发现被绑在长凳子上的市民的尸体，大部分是无头尸。日军还将抓住的居民剥光衣服，关起来挨冻受俄，并不时进去用留学棒毒打，不少人被活活打死。

　　日军奸淫残杀妇女的惨剧，每日都在发生。日军进入汉口的当天，有三个日本兵闯入金城银行附近的一家商店，先将店主及小孩禁闭起来，然后轮奸主妇。汉口一个老商人带着亲眷到租界避难，半路被日军截住，日本兵先将他的头按在大石头上，用斧背连砸数下，致使老人颈骨被砸扁，当即死去。几个随行的女眷全被奸污，一个年轻的妇女被轮奸后杀死，尸体被日本兵一脚踢进河中。有一个店员带着母亲、妻子和妹妹逃往乡下，中途遇见日军，其妻子和妹妹均遭凌辱。武昌下新河一个防空壕内有10多具裸体女尸，是被日军侮辱后杀害的。武汉特三区内还发生过奸死产妇的惨剧。在汉口花旗银行旁边，三个日本宪兵抓住一个妇女，当即按倒在地强行侮辱。花旗银行的一个外国人目睹此事后说："这还是日军的宪兵，宪兵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兵还能不成为强盗吗？！"

　　日军在占领武汉初期，有计划地连续在城内放火。汉口和武昌不断可以看到日军焚烧居房的大火，有时一天竟有10多处烈焰腾空。放火之后，日军任火势扩展，有的地方大火竟连续七天不灭。民权路、民族路、襄河一带，尽成瓦砾。

　　抢劫更是常见的事情。日军一进汉口，持斧拿锯，歌唱家开已逃走的人家的门窗，洗劫财物，即使有人居住的房屋他们也公然破门而入，鄱箱倒柜，抢掠一空。中山路上所有的商店都被日军占领，家具货物都成了他们的资产。日军还随行对行人搜身，即使搜到5分镍币，也要拿走。汉阳有个妇女被截住，日本兵在她的棉袄缝隙里搜出藏着的几张法币，当即抢去，然后竟将她挖眼割鼻，衬掉双乳，砍断手足。日军侵占汉口后，立即开设"汉口野战邮局"，从东京调来一名邮局的事务官充任局长。这个邮局的主要任务是存汇日军官兵却掠所得的赃款。据当时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该局长说，日军自1938年10月26日占领汉口后，截止11月25日，一月之间，所存款项折合日币已达60万日元，而汇回日本的款项也有60万日元之多，军官的存汇款还不包括在内。由此可见日军在汉口劫掠的疯狂程度。

　　武汉宪兵队直属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田俊六，本部设在旧法租界的利冰厂办公楼，管辖湖北省各地的宪兵队。汉口宪兵队设在大孚银行，武昌宪兵队设在基督教青年会，汉阳也有宪兵队，这些宪兵队统归武汉宪兵队领导。

　　宪兵队在市内经常滥捕滥杀无辜市民。他们采用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大批抓捕所谓嫌疑犯，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武汉失陷不久，有一名10岁的孩子在汉口街上玩，因唱了几句《义勇军进行曲》，被宪兵抓住，宪兵把自来水管塞进孩子的嘴里灌凉水，直灌得肚子象鼓一样，然后抓来孩子的父母，逼迫他们用脚去踩。天下父母，谁忍心这样干呢？宪兵恼羞成怒，举起皮鞭狠狠抽打孩子的父母，并当着他们的面，伸出穿着皮鞭的脚，用力照孩子的肚子踏下去，一声惨叫，血水四溅，惨不忍睹。1938年冬，宪兵队在汉口伟英里无故抓走七八人。一位22岁的孕妇被杀害。象这样的乱捕滥杀，几乎天天都有。

　　汉口宪兵队所在地大孚银行，是一座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在这里有多种极其残酷的审讯刑法，如狼狗咬、灌水、钉竹签、电烙、电针等。宪兵队周围的居民，每当夜深人静时，都可听到阵阵惨叫声。宪兵队杀人的方法更是残酷、挖眼、剥皮、强水浸、刀劈、电死等，不胜枚举。最常用的方法是半夜将人秘密带到一地或白天押往市郊荒野处死。乔口就是日本宪兵队一个杀人场。宪兵队常常将人半夜押到乔口枪杀、砍头或集体活埋。在大孚银行等处被酷刑折磨死的人，也都拉到乔口掩埋。据李重汉1939年11月写的《在兽蹄蹂躏下的武汉》一文记载，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11月，仅一年时间被宪兵队残杀埋在乔口的中国人就达2万人左右。

　　为了对市民严加控制，日军频繁进行"大检举"，每次都有成十上百的居民被抓捕。

　　日军暴行遍及其占领的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南昌、广州、南宁、太原、郑州、石家庄、香港等城市，武汉只是沦陷区城市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