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天血洒东京之谜
作者：刘一力
(一)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1896年9月11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县(今长春市)金钱堡屯一个富裕之家。
少年王希天，聪明过人，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1911年到省城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肄业不久，又转入奉天铁路专门学校读书。
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民主革命高潮席卷东北，但新军阀在学校实行的却是更封建的旧教育，王希天与许多有志青年纷纷转学，去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在这里，王希天受到了激进文化思潮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落后中国的同情和为民排忧解难的强烈愿望。1914年11月，王希天怀着抱国之志，东渡日本考取留日官费生。
1917年，王希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日本高等学校的寄宿舍极其简陋，伙食也很差。一些中国留学生过不惯便寄宿于校外。王希天虽出身富裕之家，但他坚持住校舍，还把自己应得官费的一半接济贫困的留学生。这一年，日本因受欧洲战争影响，通货膨胀，留日官费生都主张请求国内政府增加留学官费。王希天不附和其事，还常于同学会中发表演说：“吾等此时既得官费，国家对吾等不为不厚。即有不敷，吾等终应自求撙节。祖国财政拮据已极，政府腐败，剥削民膏。吾等要求加费，政府则仍取诸民，使同胞担负加重，是岂吾等所忍出此!"了了数语，足见其爱国精神，每当讲到这里，听者无不为之感动。在他住宿的“一高寮”，除王大德外，其余全是日本人。日本学生总以高傲的态度对待他们。王希天采取的对策是无事则寡言正容待之，有事则据理力争，分毫不让。留日的中国学生，时常讨论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凡有聚会他一定参加。时间一长，日本学生都知道王希天的厉害，对他是又畏惧又敬佩，不敢轻易欺侮他。
1918年2月，日本政府强迫中国同意关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谈判。中日双方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日本包藏祸心，它的企图是以此取代帝俄在中国北满地区的统治并进而侵占苏俄西伯利亚，而无能的北京政府怕中国人民反对，竟同意保守秘密。
4月，留日学生得到日本政府企图用武力强迫中国承认“军事密约”的消息，不禁群情激愤，纷纷商讨拒约之策。一天晚上，中国留学生集会，王希天声泪俱下地高声呼吁：“国将不国，学为何用?为目前计，惟有全体退学回国，誓死力争消亡国苛约!"会场里顿时掌声雷动，同学们热烈赞成王希天的提议。不久，在王希天和留日同学周恩来等人的共同推动下，终于促成2000多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一路挥师北上，向北京政府请愿；一路南去上海，向社会各界呼吁。王希天代表一高同学会来到了北京。到京后，他奔波于京、津各校之间，举办演说，鼓动请愿。他那满腔爱国的激情和慷慨激昂的演讲，感人肺腑，鼓舞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当年就读于天津中学的革命活动家邓颖超曾听过王希天的演讲，50年之后，谈起这段往事，她还记忆犹新。
这一次由留日学生掀起的爱国拒约运动，久续了半年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成为次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奏。王希天作为拒约斗争的发动者之一和中坚人物，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早期的爱国志士，学生运动的先驱者。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许多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动力，这就为华人赴日做工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到日做工的华人以浙江温州人居多，他们从国内带去的地方特产很受日本人青睐，销路很广。
从1922年起，浙江一带到日的劳工，突然增至5000余人。同时，山东人又大批涌入日本行商，其人数在3000人以上。华工们卖完货物接济不上，无利可寻，乃弃商为工，从事着最简单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拿到的工资却是最低的。华工集体居住的小客栈，条件十分恶劣，每平方米要住一至三人，室内无窗，臭气熏天，各种传染病滋生。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人客栈就是“酗酒、嗜烟、打架、疾病的巢窟”。
以前，中国人在日本居住，营业虽有“许可制”，但实际上明治以来一直放任自流，秘密入境者很多。1919年，开始严格执行其“许可制”。1922年，日本政府发布“驱逐华工令”，使在日谋生的华工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对于旅日华工的处境，北洋政府和驻日总领事馆从不过问，致使华工有苦无处诉，听凭日本人摆布。
4月间，王希天最要好的朋友、正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王兆澄，目睹华工处境，激于民族义愤，找王希天研究对策。王希天早就想在同胞集中居住、谋生的地方建立一个救济华工的团体。为此他们开始为改善华工的处境四处奔走。
经多方努力，并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留日各团体磋商，决定先在东京大岛町华工最集中的地方设立事务所，与分散在各地的华工取得联系，尔后，成立了“侨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以下简称共济会)。
从此，王希天开始专心致力于共济会工作，制定了共济会宗旨，又在名古屋、大阪、京都、横滨等地设立了共济会支部，会员发展到4000余人。《共济会简章》写道：
甲、内部
一、改善卫生状况
二、禁止、杜绝不法行为
三、帮助失业者或患病者
四、开展日语培训、职业教育、道德教育等
乙、外部
一、受理职业介绍、咨询
二、代办会员的合同
三、代办会员的一切交涉
四、开展有益会员的事业
共济会是维护华工利益的群众性组织。王希天按照共济会的宗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第一，成立教育部。首先在大岛町举办了一所华工夜校，向华工灌输文化知识，特别注重日语会话，提高在日本谋生的能力。第二，成立华工慰问部，派留日学胞到华商客栈进行慰问谈心和宣传教育，刹住了赌博风，改善了卫生状况。第三，为维护旅日华工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共济会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是对外交涉。王希天不顾个人安危，努力为华工排忧解难，以抵抗外界压力，争取华工的正当权益。
当时，很多日本工头歧视、欺侮华工，除对工资“抽条”外，还经常无理克扣和拖欠华工工资。更可恨的是日本工头欺负华工无文化，欠800元硬说欠50元，欠300元的硬说只欠25元。王希天几乎每天都逐一去交涉，华工潘崇楷后来回忆说：“日本工头拖欠我们的工资要不回来，我们就请王希天帮助我们去要回来。”王希天因此遭到日本工头的极度忌恨。一次，在山手线的电车上，王希天被日本工头用短刀相威胁，会计杨廷杰的门牙也被打掉了。
现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档案中，有一份当年负责监视王希天行动的日本情报人员上呈的报告，里面详录了王希天与共济会副会长王家桢的谈话记录，档案内容大至如下：
王希天去大阪交涉，接到横滨突发事件的电报，17日回京，昼夜往返京滨之间。王立即去神奈川县厅，又找警察，但负责的官员根本不见，和下级工作人员谈也不起作用。18日，王又拜访内务省后藤警保局长，但后藤正参加议会，未见；拜访劳动总同盟的铃木文治先生，也不在。
在神奈川县厅，外事科主任虽然接见，但却傲慢无礼地说，因有勒令352号，所以不行。简直不容说话。要求见警察署长，可连外事课长都不露面，只出来一名警察，威吓道：你们教唆劳动者，反抗警察的命令，违反敕令，正在办王希天和你的逮捕手续。尽管这样，王仍尽力请愿：不是违反敕令，而是请求允许在横滨居住的200名华工做工做到攒足路费。又去公使馆、领事馆交涉。现已和本国联系，今后不让劳动者赴日。现在，若绝对禁止这200名华工做工，那一定会被饿死。若全员不行，哪怕是50人或70人轮流做工，无论如何请求批准，让他们分批回国。这时，接到大阪方面的电报，上写“大阪事不成警察困难速来”。王希天给王家桢看电报，说，大阪的事也同样困难，但不能不去……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交涉工作是多么困难，王希天为华工的利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王希天为华工的利益四处奔波，对自己要求却非常严格。任共济会会长，本应月薪100元，但他只拿30元生活费，有时30元也要奉献出来，接济困苦的华工，他自己则经常以面包、冷水充饥。王希天全身心为华工工作，深得华工的爱戴。多少年之后，老华工仍深深地怀念着王希天。潘瑞发老人回忆道，在全体华工的心目中，“王希天的名气最大，威信最高，最受人尊敬。我敬仰他有三点：一是他能帮中国人讲话，敢于同日本人交涉；二是他有学问；三是他一表人才，长得很秀又很高大。他死后，大家都很怀念他”。
王希天不遗余力地维护旅日华工的权益，以及共济会可进行的一切活动，使日本工头、资本家和日本当局对华工的欺凌有所收敛。但也由此招致他们对王希天的怨恨，处处找机会报复。
(三)
1923年9月1日中午11时58分，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震级烈度达7.9至8.2级，6天时间共发生大小地震1029次，从北海道到九州，整个日本都感到了震动。东京、横滨因地震而引发的大火整整烧了3天，箱根等地多次山崩，沿海也发生了大海啸。所有灾区房屋不是被震倒，便是被烧毁或被海浪卷走。
当时我国旅日华工的生命财产也蒙受了巨大损失，据当时《晨报》报道，仅横滨一地，“中国街完全毁坏，遭难者虽非全部，恐至少亦有三四千人”。
地震发生不久，社会上便传出了朝鲜人放火、贩毒以及中国人行为不轨等谣言。日本军方当天下午下达戒严令，第二天下午，内田临时首相也以日本政府名义下令戒严。为什么戒严?理由竟是因为几年前水野任内相时与赤池一起镇压了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地震的发生，他们害怕朝鲜民众趁机发起暴动；加上一些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的人怀有极度排外情绪，便向内田临时首相进言，放出谣言，为屠杀朝鲜人、中国人制造理由。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我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震灾情况，号召我国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赈济日本灾民。9月3日，北京政府决定拨款20万元，作为中国政府捐助之款，一些大中城市相继成立赈灾团体，开展捐款捐物活动。仅日本轮船从温州运走的物资，价值就达45.5万余元。
但是，就在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热情援助日本灾民的时候，国人根本没有想到在日本却发生了一起又一起残杀旅日华工的暴行。
9月2日晚间，日本暴徒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174名手无寸铁的华工赶到空地上，喝令华工跪在地上，随即用铁器、棍棒等凶器连砍带打，当场打死173人，仅有一名叫黄子莲的华工受重伤后被死去的同伴压在身下装死，才幸免于难。接着，暴徒又在南千住、三河岛等地，用同样手段残杀旅日华工758人。
地震发生时，王希天正在东京神田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会馆。当时，他就要去大岛町看望旅日华工，但因交通一时中断，无法到达大岛町。另外，从1日半夜起，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朝鲜人、社会主义者要暴动”的谣言，日本军队开始实行戒严，日语说得不流畅的人外出都十分危险；王希天日语虽然很好，但他早在四年前的“国耻纪念日”游行中就成为“被注意的人物”，日本警视厅外事课视他为“排日巨魁”，此时去大岛町，朋友们都说凶多吉少，劝他不要去。
整整一个星期，王希天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呆在一起。他心急如焚，这段时间，不时传来江东地区很多同胞被害的消息，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想，不应该出现误认情况，华工们身着中国式服装，并且集体生活在客栈，无论社会怎样混乱，日本人也没有理由集体屠杀中国人。他恨不得插翅飞到江东去，搞清那里的情况。
9月9日上午8时，王希天固执地谢绝朋友们的劝阻，斩钉截铁地说：“地震已停止，火灾已熄灭。谢谢你们的好心，我必须去!如果同胞被杀是事实，必须尽快采取对策。”
为防日本暴徒耳目，王希天乔装打扮了一番：他上身穿一件漂亮的半袖衬衫，下身穿一条蓝条白色短裤，脚蹬一双棕色高级皮靴，腰系早稻田大学生用的印有“W”黑字的白皮裤带，手戴银表，头顶麦秸草帽，看上去像一个潇洒的绅士。王希天又请平时来往密切的日本人山室先生为自己出据一份身份证明书。山室先生被王希天的精神所感动，看他主意已定，就在自己的名片上郑重地写道：“持此名片者王希天先生非朝鲜人，是可靠的中国绅士。因系多年的挚交，特兹证明。”
王希天带上“身份证”，骑着自行车往前赶路。
——9月中午12时，王希天来到共济会事务所，与房主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告其去八丁目看中国人是否安全；
——9月9日下午4时，华工王耀明(在二丁目被日本宪兵抓去，送到龟户宪兵司令部)看见王希天被拘押在宪兵司令部，
——9月10日，华商任铭钟被宪兵押至龟户宪兵部，他向王希天：“你为什么来此?"王回答：“没有法子。”正要往下唠，被宪兵制止。
——9月11日，15名华工被警察署拘押送到千叶去，王希天则被留下。
——9月12日，华工周敏书看见两个宪兵手持刺枪，押着被两条麻绳捆绑的王希天，不知向何方走去。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四)
王希天一连几天不见踪影，一定是凶多吉少。朋友王兆澄开始四处寻找。但是，王兆澄不仅没有弄清王希天失踪的真相，自己还受到日本警方的严密监视。王兆澄知道自己不能在日本呆下去了，决定改名换姓，于10月6日乔装回国。
王兆澄回国前后，即从9月15日开始，到10月20日，日本政府分期分批遣返旅日华工回国。
当王兆澄和旅日华工回国后，国人才知道发生在异国他乡的血腥惨案，人们愤怒了，从10月21日开始，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抗议惨杀华工，要求清查王希天失踪原因并严惩凶手的怒潮。在王希天的家乡，也出现了声势颇大的抗议浪潮。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值得一提的，陈独秀对王希天与华工的遭遇十分关心，曾署名在《向导周报》以《临城事件和侨日华工惨杀事件》为题发表评论，遣责我国外交当局的软弱，痛斥日本军警的暴行，质问“媚外求官的外交当局怎样保障在日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日本政府又打算怎样赔偿呢?”号召国民继续彻底地抵制日货，主张停止向日赈灾活动。
北京政府在全国各界抗议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不得不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交涉，并派出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官员于11月3日赴日调查，从12月7日起程，至1924年1月6日回国，前后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然而，“弱国无外交”，尽管王正廷等人调查清楚“王希天毫无疑问系他杀”，中方还根据王正廷的报告和大量佐证资料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提出强烈抗议，但是日本当局对中方的抗议照会，采取强硬的隐蔽政策，掩盖事实真相。就这样，王希天血洒东京一案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尽管日本当局对王希天一案讳莫如深，但是，王希天是中国人，是名震东瀛的华工爱戴的领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件血案，富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也决不会袖手旁观。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始终铭记着王希天的事迹，惦念着他的家人，并多次设法寻找。1962年7月15日，周总理和邓颖超趁来吉林省视察工作之机，特意在长春南湖宾馆接见了王希天的儿子王振圻，亲切地同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周总理说，王希天是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若不是过早地离开人世，也会找到马列主义，也会是我们党的同志。1974年1月15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的批示精神，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尽管王希天牺牲的具体情况节依然没有搞清楚。
日本友人也没有忘记王希天。70年代以来，热心日中友好的日本朋友仁木富美子、石井良一、田原洋、今井清一等人，开始关注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旅日华工遭到残害的事件，相继挖掘出一批重要的史料。特别是1975年8月，经石井良一先生动员，当年士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在日本《每日新闻》上公开发表，然后，田原洋先生又就日记提供的一些情节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于是，王希天血洒东京那一幕幕惨景清楚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9月12日，王希天在两个日本宪兵的押解下，踉踉跄跄地走着。他不知道前面早已布置好了杀人现场。原来9月11日夜半时分，日本戒严部队的长官下达了杀掉王希天的命令。刽子手是一个叫垣内八洲夫的中尉，时任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副官。垣内接受任务后，凌晨两点多钟便起身来到指定的杀人现场逆井桥。当王希天走到逆井桥时，垣内举起军刀从后面朝他猛砍，王希天顿时鲜血迸溅，他缓缓地趴倒在地上。凶手迅速搜查王希天衣服，只得到10.7元钱和1支钢笔；随后，又残忍地将王希天碎尸，将尸体抛下了逆井桥下的中川河。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年担任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参谋的远藤三郎的日记，记载了1923年11月7日有山本总理，后藤新平内相、伊集院外相、平诏骐一郎法相和田中义一陆相参加的“五大臣会议”关于决定隐瞒大岛町事件和王希天事件的情况，这份日记于1983年11月公开发表，日本最高层当年决定彻底隐瞒杀害王希天的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