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王希天
作者：刘武生
王希天，原名王熙敬，吉林省人，生于1896年，比周恩来大两岁。1914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1918年5月，他发起组织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1919年5月，他又组织领导中国留日学生声援五四运动。同年9月，他转学名古屋八高文科，其后弃学从事侨日华工救济事业。1922年9月，他创建“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当选为会长。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强烈地震，震后大火燃烧。9月12日，他为调查日本军警在东京大地震中杀害侨日华工的暴行，惨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杀害，牺牲时年仅27岁。王希天是五四时期反帝爱国的先驱，是侨日华工的领袖。
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怀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心壮志，于1917年9月起程赴日本留学。10月，他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周恩来到达日本后，结识了王希天，彼此之间开始交往，逐渐成为相识相知的好友。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和王希天的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所载，在这一年中，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王希天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日记中还记载，1917年和1918年3月，王希天先后两次资助周恩来，每次5元。
论改良留学界风俗事
周恩来在1918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希天来，论改良留学生风俗事。”日记没有展开记载他们所论的具体内容。但是，在周恩来的其他日记和书信中，在王希天的一些谈话中，都有论及这个问题的内容。
1917年12月22日，周恩来致信南开学校同学陈颂言，谈论留日学生的问题。他写道：“留东学子在此，约分三派：一埋首用功，不闻理乱；一好出风头，到处声张；一糊涂到底，莫名其妙。此外，持求学济世，以用功为根，交接为道，糊涂隐藏者，乃属上流不可多得之士。若胡作非为，则下之下矣。”这些话是周恩来对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状况的分析。由此可见，周恩来和王希天共论改良留学界风俗，确是事出有因的。周恩来在信中还写道：“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极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这些话反映了周恩来忧国忧民的情怀。
周恩来在1918年1月25日和26日的日记中，连续记载有评论留日学生归国从政的问题。他在1月25日日记中写道：“昨天，我说留东学生分作两派的事，现在政界做事的人，除去老官僚旧武人以外，大半就是这两派人。”“单说激烈派，自从革命以后，出了两次风头，毫不容人，气盖一世，到临事是一败涂地。要说他们不爱国，是真冤枉他们。”“至于隐健派，每遇着得意的时候，多半跟着就是失望的事情。”“看来他们这两派失败的原因，大半是从前没有预备，才闹出这样的结果来呢！”在1月26日的日记中，他接着写道：“论起这两派没有预备的事情，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去与这个恶劣的社会交战。所以，每临到自己头上，一战就败。”“论起这个，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铁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才能有效。”这些话表明了周恩来为国为民而留学的远大志向。
1918年2月11日，是中国的旧历春节。周恩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为自己立下了留日求学的要则。他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我嫌他是多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周恩来自立的这个留日求学的行动方针，堪称“留学箴言”，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很有启迪价值。
王希天在和留日同学的交谈中，也多次论及旅日留学界的现俗问题。1916年春，他对留日同学说：“吾辈在中国，并非不能读书、不能研究学问。不过，因为国内环境恶劣，所以跑到国外，要研究他们的文化学术思想，以为祖国之参考。况日本为我邻邦，关系殊切，吾辈更有知其内情之必要也。” “以为祖国”，这就是王希天主张的旅日留学的鲜明宗旨。
在和留日同学的交谈中，王希天针对当时留学界存在的弊端，提倡留学生要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他说：“现代青年精神上的损失太大，不应当因循苟安、虚伪妥协，应当有爆炸式的自己革命、警醒世人。”他还强调：“我们的命运，是我们自己去开拓。要冒险，要创造，要往圈外跑。”“誓以自身做则，去做开路先锋。”他还主张：“多做事，少说话；多实行，少空谈。”
上述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他们在一起“论改良留学界风俗事”，是有共同语言的。
“拒约运动”主干人物
1918年5月初，中日两国都传出北洋军阀政府即将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这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各省各校的留日学生代表共议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留日学生罢学归国，以示抗议。这就是史称的反帝爱国“拒约运动”。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以主要精力投入了这场“拒约运动”，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在日记中逐日记载事态发展，并为救国团拟订了“组织方法”。
周恩来在1918年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外间议论益歧。余因蓬、涤、希三兄均为返归主干人物，故今日首见涤愆，与代议办法多条。”这则日记说明了三个历史事实：一是，张蓬仙、赵涤愆、王希天是主张罢学归国、以示拒约的主要骨干人物；二是，周恩来曾与“拒约运动”“主干人物”之一的赵涤愆一起，代为议订过“中华民国救国团组织方法”；三是，周恩来其实也是一位“主干人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周恩来全文记录了这个“组织方法”的条文，除导语外，共有14条。导语开宗明义指出：“五月五日留东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议决事项：各代表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其组织方法如下。”接着，是14条条文。其中第1至第4条是：“（一）本团定名为中华民国救国团，由全体留日学生组织之。（二）本团以一致对外、决不干涉内政为宗旨。（三）本团干部由各省同乡会会长或其代表并各校同窗会会长或其代表组织之。（四）本团设干事长一人、副干事长二人。”以下第5至第7条的内容是：救国团下设5个部；遇有重大问题由干事长召集各部长开会处置；组织大纲修改时得由干部全体会议决定。第8至第10条的内容是关于罢学归国的安排：归国时由各省同乡会会长及其代表统率该省学生一致行动；各省各派4人以上之先发队半往北京半往上海筹备一切，并襄助各省先发队办理一切；先发队由东京出发日期定为5月7、8两日。第11至第13条是关于活动经费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干部由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各举1人互选正副干事长及各科办事员。周恩来和赵涤愆代为议订的这个救国团组织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组织救国团的目的、宗旨和办法，是“拒约运动”的珍贵历史文献。
王希天作为罢学归国“拒约运动”的“主干人物”，早在1917年中国留日学生集会上就慷慨激昂地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不见报纸所载《中日军事密约》乎？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1918年4月，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中国留日学生集会上倡议：“国将不国，学为何用？为目前计，惟有全体退学回国，誓死力争取消亡国苛约。”不久，他率先垂范，按照救国团规定的归国先发队出发日期，于5月7日自东京出发。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间见希天等，下午送之至横滨。”两天后，周恩来在5月9日日记中写道：“接希天来信。”“希天发布至神户可购船票事。”
王希天作为先发队成员回国后，主要在北京、天津地区开展活动，积极进行反帝爱国拒约宣传。在北京，他和李达、许德珩、邓中夏等8人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带领两千多名学生赴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在天津，他会见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打算筹组中华全国学生爱国会。王希天在归国活动期间，一直同周恩来等保持通信联系，为开展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国内外互相呼应、密切配合。王希天等人的反帝爱国活动，为翌年掀起的五四运动作了舆论和组织的准备。
在王希天开展上述活动的同时，周恩来在日本继续进行反帝爱国“拒约运动”。1918年5月19日，周恩来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入会演说。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较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觉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最后，他“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周恩来这番真情洋溢而又富有哲理的话激励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
“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
1961年11月3日或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马骏的夫人和儿子马德钟。据马德钟后来回忆，周恩来谈到王希天时，深情地沉思了片刻，首先委托他们母子俩一定要找一找王希天的家属。他说：“我曾经委托人打听，没有打听到。王希天的家属据说还在吉林，具体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找了几次没有找到。你们这次去，到那儿去查一查。当时，我们在日本的接触过程中，我看他这个人和天安（即马骏——引者注）、王朴山都是志同道合的东北人，是爱国者。你们这次去要查准，看有什么家属，有什么困难要求解决，有什么历史资料，回来以后告诉我。”周恩来的这席话，反映了他对好友王希天的深切怀念和对王希天家属的亲切关怀。
接着，周恩来向他们母子俩介绍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我们关系很好。他到日本勤奋读书，广交朋友，不仅有中国留学生、华侨，还有日本好朋友。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王希天经常到矿区去，跟华工们交了朋友，想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王希天回来以后，常跟我们说到这些事。当时，还有一个吉林人叫王朴山，我们一商量，建议还是有个组织好，这样斗争更为有力。后来，我回国了，听说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王希天被工人推选为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这里所说的组织，就是王希天于1922年9月在日本创建的“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王希天当选为会长，为维护侨日华工的权益而斗争。“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这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
谈到王希天在日本牺牲的情况时，周恩来沉痛地回忆说：“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震得很厉害。王希天惦念这些工人，想看他们生活得怎样。但是，当时东京戒严，交通暂停，他就骑着脚踏车，冒着余震的危险，跑到工人那儿去了。他去了以后，不久就被日本戒严部队抓走，给暗害在日本了。国内为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缅怀烈士和中国遇难工人，全国许多地方，像上海、北京、天津，还有温州，都为王希天烈士开了追悼会，你们东北也开了。我们当时在法国也发了通电，要求北洋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声援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1923年9月12日，王希天牺牲时，周恩来在法国留学。当年11月16日，周恩来写给在日本留学的王朴山的信中还说：“希天信来，仅提你一句，且语意模糊，叫我无从捉摸。于是，我更念你不置了。”可见，周恩来在写这封信时还没有得知王希天牺牲的噩耗。
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的夫人和儿子在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省、长春市公安部门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儿子王振圻。同王振圻见面后，得知王希天的夫人还健在。于是，他们前往慰问王希天夫人，并得到一本1924年出版的谢介眉（当年留日学生，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中提到过他——引者注）着《王希天小史》。他们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写了情况汇报，并附上《王希天小史》和王振圻同吉林省委领导同志合影两张，一并送给当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转呈周恩来。马骏的夫人和儿子寻访的结果，终于了却了周恩来多年来惦念好友王希天亲属的一桩心事。
“你的面貌、体形很像希天”
周恩来在打听到王希天烈士亲属的下落后，就很想见见他们。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趁视察吉林省工作之便，在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于毅夫的陪同下，和邓颖超一起在长春南湖宾馆会见了王希天的儿子王振圻。陪同会见的还有王朴山的两个女儿。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后，他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周恩来亲切地说：“你们都坐在我的对面，让我仔细看看。”周恩来端详着对王振圻说：“振圻同志，你的面貌、体形很像希天。你们都是新中国的青年，赶上这个年代是多么幸福啊！我与你们的父辈在一起学习的年代，是旧中国。那时军阀混战，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任意宰割，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
在逐一询问他们各自的家庭、工作、生活等情况后，周恩来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他还笑着对王振圻说：“做一名医生要记住救死扶伤，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见快结束时，周恩来对他们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说：“今后，新中国建设的重任，无疑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啦！希望你们继承父辈业绩，为党和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
说到这里时，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吴德进来，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看后高兴地说：我们合个影留念吧！于是，他们几位立即围拢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旁，留下了一张幸福会见的合影。
“王希天被杀害，死时很英勇”
1973年7月，在长春铁路医院工作的王振圻及其家属来到北京，请求周恩来证明王希天在日本牺牲的情况，以便长春市民政部门办理烈士家属证书。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室给中共长春市委去函证明：“经请示，王希天确是一九二二年（应为一九二三年——引者注）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的。一九二二年（同上注）日本大地震时，日本统治当局乘机大杀中国爱国反日的留学生，王被杀害，死时很英勇。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士待遇。”显然，这封证明公函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授意写的，足见他维护烈士王希天及其家属的良苦用心。这是弥足珍贵的革命情谊。
1974年1月15日，吉林省革委会在给长春市民政局《关于追认王希天同志为烈士的批复》中指出：“根据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国务院办公室关于‘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士待遇’的函件，追认王希天同志为革命烈士，其家属按烈属待遇。”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王希天英勇牺牲整整半个世纪后，终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个迟来的追认，可说是周恩来对烈士王希天英灵的衷心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