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里的孩子

    左权的故乡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边境,东、南、北三面是罗霄山脉的山峰,西部地势平坦,有渌水流过。在醴陵北部,有一座黄茅岭,因为每到秋天,山上树叶变得金黄,黄茅岭宛如一只卧伏的黄猫,因此,它又被称为黄猫岭,或黄毛岭。在黄茅岭的山谷里,有一座左家屋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农历二月初十日,左权就出生在这座山间的房子里。在兄弟中,他排行老么。家里为他取名纪传,号叔仁,字孳麟。
    左权的祖父左奉球是一家之主。他领着全家租种着13亩田,在交了租和苛捐杂税后,左家所剩的粮食并不多,因此红薯就成了主要的食物。左权的父亲因为工作繁重,积劳成疾,年仅31岁就去世了。不久,左权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母亲张氏挑起了左家的生活重担。
    张氏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勤劳、贤惠,然而颇为迷信。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左家连遭不幸,使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对神灵、对渺远的命运既畏又敬,她像护雏的母鸡一样保护着左权,不让他受到一点点伤害。母亲张氏影响了左权的一生。这个山村里的穷孩子从小就很懂事,打柴、割猪草、捉鱼摸虾,他样样都干。可能是性格的关系,他常常沉默着,不爱说话,但是很有主意,常常干出一些惊人的事情。
    离左家屋场不远处,有一个埋着许多夭折的孩子的山坡,乡民们说,那些死去的孩子每到晚上就会想爹想娘,想得直哭。因此,一般的人晚上都不敢从那里走。一次,左权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到那儿检柴,天黑了,他要小伙伴先回家,说自己还要再拉一些。夜幕完全降临了,左权还没有回来,张氏左等右等,再也等不住了,她叫上邻居,一起去找孩子。找到乱葬坡上,只见地上有几捆柴火,柴刀、撬棍都在旁边,大家扒开柴火,只见左权以手枕头,正睡得香呢。张氏见左权那么晚了还没回家,已急得眼泪直流,此时,看到这种情形,她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左权拉起来,说:“屋又没被牛踩烂,你在这里睡地铺,盖天被和童子鬼打伴,不怕勾了魂去!”左权说:“你们说,夜里有童子鬼哭,我就躲在这里听。要是真有,我吃一个回去给你们看看。”
        家境的清寒,辛劳的操持,使张氏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显出老相了,尊敬她的村民们都称她为四婆婆。四婆婆是织布的好手,每当织成了一匹布,她就带着左权到集市上把它变成钱,换回生活必需的盐、洋油、洋火等,偶尔也会给左权买点零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左权很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不声不响地干这干那,帮着母亲维持家计。他会捉鱼,知道哪里有鱼,因而总是满载而归。捉回的鱼,小一点的就留着自己家里吃,大一点的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点油盐钱,多少也贴补点家用。
    在打柴、打草的过程中,少年左权还常常会想些办法,令人意想不到。他家附近的山冲里有一线冷浸水,长年不断地流着,因为阴冷,形成了一片类似沼泽地的烂泥田,烂泥田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只知道那里曾经差一点淹死了一条牛。那上面虽然长不出好庄稼,但水草却很茂密,是喂猪的好饲料。左权几乎天天都要打猪草,他来到这里,先是用一根竹竿探路,试一试泥的深浅,然后专选泥皮厚的地方落脚。他像一只长脚鹭鸶一样,跳来跳去的,一直等到筐子装不下了才肯停下来。他这么做,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却把乡亲们看得胆颤心惊,他们担心地对四婆婆说:“十来岁的嫩伢,玩命不得呀,玩大了胆子,天河里的水都可以挑下来喂猪了!”母亲也怕出事,责怪左权:“哪里没有猪草寻?你偏要把娘的心挂在你身上,叫我跟着你担惊受怕。”左权为了让母亲放心,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母亲说:“我坐船去好吗?”母亲不解地问:“哪来的船?”左权指着家里木梯子说:“那就是。把它横放在田里,让它浮在泥面上,我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船板上。水能把船浮起来,泥就不能把梯子浮起来吗?”母亲无可奈何,只能叹气:“都是娘的过错,把你这条吃奶的牛崽崽当马骑了。”


二、男儿当自强

    到了上学的年龄,左权看到打小和自己一块玩的小伙伴背着书包进学堂,很是羡慕。他向母亲提出:“我也要读书。”可是,左权一家全靠一个女人撑持,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到哪儿去筹这一笔学费?母亲十分为难,可又毫无办法。懂事的左权也知道这一切,他没有过多地纠缠妈妈,自己想出了一个变钱的办法:正月里耍讨米狮子。他把这个主意告诉哥哥和邻居的小伙伴,大家都兴致盎然,分头去准备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孩子从家里偷出了一条金黄色的被面,缝成了狮子背,其他孩子有的请大人帮着扎了一个狮子头,有的拿出了叮当响的铜铃,有的放开喉咙练唱狮子歌,有的学跳狮子舞。正月到了,左权等人走遍了附近的每一个屋场,见机行事地唱着吉祥、热闹的狮子歌,乡亲们见这帮孩子年纪不大,可颇为灵活,唱出的歌也动听、对景,都往他们的米袋子里量米,没有让他们空手而归。讨米狮子一直耍到元宵节的晚上,半个月下来,左权等人一合计,学费有了。
    有了学费,母亲又给左权做了一件家织布罩衣,哥哥用木板和细绳做了个书夹。山村里没有高档文具,纸和笔是从镇上的铺子里买来的,墨盒是用有盖的竹筒做的,在里面放上棉花,再磨一盘墨倒进去,就成了墨盒。
    1912年春天,左权进入附近的私塾里发蒙读书,终于能够背着书包去上学了,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把私塾里先生教的书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发问的时候,他总是很准确、流利地回答出来。认识了不少字,有了一定的基础,私塾里学的东西已经满足不了左权的求知欲望,他一有机会,就上黄猫岭附近的读书人家去借书。然而这些书多是当地儒生们用过的经史书籍,左权虽有一定的基础,但毕竟所学有限,书上的许多内容没有人讲解,他是弄不懂的。于是,离家几里地的叔父左铭三先生就成了他请教的老师。
    铭三先生是当地受人尊重的学入,他拥护共和,提倡新学,主张革新。他见左权小小年纪就勤奋好学,便时常指导、点拨他。1914年,在铭三先生的指导下,左权考入了私立成城小学。
    新式小学与私塾大不一样,它的课程注意发展学生多方面的知识,课本也新鲜、有趣、通俗易懂。从这里,左权知道了许多山村里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比如,被称为“沙漠船”的骆驼,北寒带的人们用海狗油和青苔照明等等,他对这些新知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时常讲给家里人和小伙伴们听。
    白天上学,晚上左权还要在油灯下温习功课。在家里,常常是母亲在灯下纺麻织布,他在灯下读书写字。油灯并不明亮,家里也不富有,但这样的夜晚却很温馨。母亲见左权小小年纪就如此用功,怕他用心过度,伤了身体,总催他早点上床睡觉。左权却说:“古时匡衡凿壁偷光,还要读书,我有油灯还不用功吗?”母子俩一个辛勤劳作,一个刻苦攻读,他们屋里的灯总是到很晚才灭,所以邻居们常说:“左家屋里的灯熄了,夜就深了。”
        左权念书的时候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他虽然对于国家大事知道得并不太多,但是老师的教育和言行举止使他懂得了很多爱国道理。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逼近袁世凯政府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个消息一传出,全国群情激愤,5月9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国耻日”。山村闭塞,这里的人们得到消息时已是6月份了。一天,左权的级任老师匡宜民木然地走进教室,一言不发。医老师曾参加过黄兴等人组织的反清组织“华兴会”,他常引导学生玩游戏、踢足球、练兵操,培养学生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是同学们尊敬和喜爱的老师。这一天,匡老师的神情明显失常,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解地看着老师。呆立良久,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大字,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放声大哭。老师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左权,他在自己的书夹板上,也写上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字。他背着这块夹板和同学们一起到附近一带的山村里去演讲,给村民们高唱《五九国耻歌》:
        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它并吞了。无公理,灭人道,好河山,将送掉。最伤心,四年“五九”噩耗,为奴当婢眼前到。这国耻,何时消?
    在左权的一生中,这是最早种下的民族要自强的种子,后来种子发芽、长大了,它成为左权一生的追求,直到为它献出生命。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醴陵也行动起来了,左权所在的高小全体师生罢课了。大家手执白旗,高喊“收回青岛”、“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的口号,走乡串户,发表演说,唤起民众。左权还和同学们一起,到各个商铺检查,发现有日货,就马上抄出,当众销毁。
    1921年,左权高小毕业,顺利地考取了县立渌江中学。进入中学,学费更贵了,家里无钱供他念书,是叔父铭三先生和族中亲友的资助,左权才得以入学。学校离家太远,不能天天回家,他也没钱住校,就寄往在离学校三四里地的姨父家。渌江中学位于醴陵县城,乡下的孩子来到县城总是被人看作乡巴佬,而左权也是一副典型的乡巴佬装束,衣服是用铜钱厚的家织布做的,脚上穿的不是草鞋,就是母亲做的布鞋,再加上棉布做的长袜子。左权的口袋里没有零用钱,有时甚至理发都没有钱,常常因为头发太长被人奚落。
    然而这些对左权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该做什么,如何面对生活,他都知道。他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业上,用心读书,勤于思考,他常常一个人留连在学校附近的山林泉水边,思考着什么。在渌江中学,左权养成了沉毅坚忍的性格,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那个时期渌江中学的优秀学生。


三、献身革命,生死以之

    左权在渌江中学读了两年书后,正逢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大元帅府的陆军讲武学校在醴陵招生,左权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十来人。从此,他走出了醴陵,来到广州,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在广州,左权先是在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当时的军政部长程潜任校长,是湘军的军事学校,俗称湘军讲武堂。对于左权的这一段经历,周思来曾有如此看法:“讲武堂中多三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策源地广东,其所谓相得益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后来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左权随之转入。1925年2月,二十岁的左权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左权的人生道路上,广州时期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在这里决定跟着共产党走。此后,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这个信仰从来都没动摇过。
    不久,左权被派往苏联,进人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直到1930年回国。
    回国后,左权辗转来到闽西,成为了红军队伍中一名出色的将领。从闽西到江西,从长征到山城堡,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特别是1936年11月的山城堡之战,稳定了陕北的局势,成为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当时的红军主要是工农武装,受到过正规军事学校训练的人不多。左权在国内和苏联都经过了良好的军事教育,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瞧不起别人的样子,总是那么谦和、那么平易近人。一位曾和左权长期共事的人这样回忆左权:“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你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你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你完全大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你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你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一个卓越的。”“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你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你不谈空话,你忠于干实事……一个忠勤笃实的印象深深留在我的脑子里。”这就是左权的风格,浑厚深沉,忠诚务实。
    然而左权回国之后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正当左权率领部队攻下漳州,准备投入新的战斗的时候,一场无情的党内斗争向他袭来,他被控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有人曾看到左权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份托派的文件,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就认定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左权一再向党说明事实真相,但无法为当时的中央相信。只是由于他从上海进入苏区后,工作表现一向很好,作战勇敢,才没有被当作反革命论处,只做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受到处分,左权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而且这一处分延续了十年。虽然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左权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从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党的话,也从未责难过党,他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念。


四、华北的夜是属于八路军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1937年9月,左权和八路军总部日夜兼程地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此行,他们面临着极为艰巨的任务,与友军配合歼灭进犯山西的日军是其一,另外就是向敌后挺进,在广大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力量。路过山西洪洞县时,左权给久别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片,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片,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片,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八路军东进后,各部队迅速完成了战略展开,奔赴各自的目标开展游击战。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从1938年2月起,挺进太行山。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左权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总部一直转战在太行山。日军曾发动过许多次进攻,动用飞机、大炮,采取围攻、堵截、追击等战术,妄图消灭这个八路军在前线的指挥中心,可是都以失败告终。
    日军的围堵袭击,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狡猾的侵略者改变了策略。他们利用占领华北各交通线的优势,修建了大量据点,然后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华北的大片土地,各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就像网眼一样,日军只要用少量的兵力就可以牵制广大的地区,而八路军却因为各根据地被孤立地囚困起来,无法有效地活动。这就是日军的“囚笼政策”。
    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报请了中央批准后,决定发动一场破击战,拆毁敌人的铁路,破坏敌人的公路,拔掉敌人的据点,这便是后来的百团大战。
    此时,朱德总司令已回延安,左权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百团大战。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了战役计划中,为了保证战役成功,他做了细密、周详的部署,对每个团的战斗任务都做了周密的划分,密切掌握着向日军发起进攻的时机。为了工作,他常常错过了开饭的时间,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许多个夜晚,他端着蜡烛,在地图前沉思,彻夜不眠。警卫员看到他那疲倦的脸色和一天天消瘦下去的身体,十分担心,可又无法叫他休息,只能干着急。
    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同时向日军占领下的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和各交通线发起进攻。激烈的枪声响起来,熊熊的火焰燃起来,华北寂静的夜被打破了,它是属于八路军的!
        在属于八路军的华北之夜里,多少尚在睡梦中的日军被缴械、被消灭,多少日军据点的碉堡被炸毁、被夷平。华北的夜空被点亮了、被映红了。
    胜利鼓舞着人们,地方武装、游击队、自卫队、民工和老百姓都参加到战斗中来了,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将日军布下的“网”撕得粉碎。
    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日军所受的损失,非长时期和巨款不能恢复。
    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捷报不断传来,总部沸腾了,左权因劳累而黑瘦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五、“朱彭左”??生死与共的革命友谊

    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左权和朱德、彭德怀一起战斗了四年多,其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常常把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字连在一起,称为“朱彭左”;人路军总部对所属部队发出的命令、指示、通报后面也往往是“朱彭左”的联名签署。在长期的战斗合作和艰苦的环境中,“朱彭左”宛如一个人,指挥着华北前线的反侵略战争。
    “朱彭左”中,左权最年轻,比朱德小19岁,比彭德怀小7岁,他对朱彭两位总司令十分尊敬,总是竭尽心力,分担他们的重任。从指挥军事、侦察敌情、筹划粮草到宣传接待、总结经验等,事无巨细,他都揽在自己肩上,使朱总和彭总从繁忙的军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考虑军政战略。对于朱总和彭总的命令、指示,左权都身体力行,为了能使他们的战略意图、战役计划得到准确地贯彻,左权总是先和两位总司令切磋运筹,然后精心计划,精确计算,无不细致周到。对于左权这样一位既有军事理论素养,又有实战经验的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朱总和彭总十分信赖,对他备加尊重、爱护。他们之间,不仅在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上合作愉快,而且在具体的战斗中,也配合密切,多次化险为夷。
    当然,“朱彭左”之间也有有分歧的时候。左权认为自已年轻,每当战斗危险之时,他都抢先向前,把危险系在自己身上,八路军总部每次在战斗中转移,左权总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