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里的孩子

    左权的故乡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边境,东、南、北三面是罗霄山脉的山峰,西部地势平坦,有渌水流过。在醴陵北部,有一座黄茅岭,因为每到秋天,山上树叶变得金黄,黄茅岭宛如一只卧伏的黄猫,因此,它又被称为黄猫岭,或黄毛岭。在黄茅岭的山谷里,有一座左家屋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农历二月初十日,左权就出生在这座山间的房子里。在兄弟中,他排行老么。家里为他取名纪传,号叔仁,字孳麟。
    左权的祖父左奉球是一家之主。他领着全家租种着13亩田,在交了租和苛捐杂税后,左家所剩的粮食并不多,因此红薯就成了主要的食物。左权的父亲因为工作繁重,积劳成疾,年仅31岁就去世了。不久,左权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母亲张氏挑起了左家的生活重担。
    张氏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勤劳、贤惠,然而颇为迷信。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左家连遭不幸,使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对神灵、对渺远的命运既畏又敬,她像护雏的母鸡一样保护着左权,不让他受到一点点伤害。母亲张氏影响了左权的一生。这个山村里的穷孩子从小就很懂事,打柴、割猪草、捉鱼摸虾,他样样都干。可能是性格的关系,他常常沉默着,不爱说话,但是很有主意,常常干出一些惊人的事情。
    离左家屋场不远处,有一个埋着许多夭折的孩子的山坡,乡民们说,那些死去的孩子每到晚上就会想爹想娘,想得直哭。因此,一般的人晚上都不敢从那里走。一次,左权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到那儿检柴,天黑了,他要小伙伴先回家,说自己还要再拉一些。夜幕完全降临了,左权还没有回来,张氏左等右等,再也等不住了,她叫上邻居,一起去找孩子。找到乱葬坡上,只见地上有几捆柴火,柴刀、撬棍都在旁边,大家扒开柴火,只见左权以手枕头,正睡得香呢。张氏见左权那么晚了还没回家,已急得眼泪直流,此时,看到这种情形,她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左权拉起来,说:“屋又没被牛踩烂,你在这里睡地铺,盖天被和童子鬼打伴,不怕勾了魂去!”左权说:“你们说,夜里有童子鬼哭,我就躲在这里听。要是真有,我吃一个回去给你们看看。”
        家境的清寒,辛劳的操持,使张氏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显出老相了,尊敬她的村民们都称她为四婆婆。四婆婆是织布的好手,每当织成了一匹布,她就带着左权到集市上把它变成钱,换回生活必需的盐、洋油、洋火等,偶尔也会给左权买点零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左权很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不声不响地干这干那,帮着母亲维持家计。他会捉鱼,知道哪里有鱼,因而总是满载而归。捉回的鱼,小一点的就留着自己家里吃,大一点的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点油盐钱,多少也贴补点家用。
    在打柴、打草的过程中,少年左权还常常会想些办法,令人意想不到。他家附近的山冲里有一线冷浸水,长年不断地流着,因为阴冷,形成了一片类似沼泽地的烂泥田,烂泥田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只知道那里曾经差一点淹死了一条牛。那上面虽然长不出好庄稼,但水草却很茂密,是喂猪的好饲料。左权几乎天天都要打猪草,他来到这里,先是用一根竹竿探路,试一试泥的深浅,然后专选泥皮厚的地方落脚。他像一只长脚鹭鸶一样,跳来跳去的,一直等到筐子装不下了才肯停下来。他这么做,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却把乡亲们看得胆颤心惊,他们担心地对四婆婆说:“十来岁的嫩伢,玩命不得呀,玩大了胆子,天河里的水都可以挑下来喂猪了!”母亲也怕出事,责怪左权:“哪里没有猪草寻?你偏要把娘的心挂在你身上,叫我跟着你担惊受怕。”左权为了让母亲放心,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母亲说:“我坐船去好吗?”母亲不解地问:“哪来的船?”左权指着家里木梯子说:“那就是。把它横放在田里,让它浮在泥面上,我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船板上。水能把船浮起来,泥就不能把梯子浮起来吗?”母亲无可奈何,只能叹气:“都是娘的过错,把你这条吃奶的牛崽崽当马骑了。”


二、男儿当自强

    到了上学的年龄,左权看到打小和自己一块玩的小伙伴背着书包进学堂,很是羡慕。他向母亲提出:“我也要读书。”可是,左权一家全靠一个女人撑持,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到哪儿去筹这一笔学费?母亲十分为难,可又毫无办法。懂事的左权也知道这一切,他没有过多地纠缠妈妈,自己想出了一个变钱的办法:正月里耍讨米狮子。他把这个主意告诉哥哥和邻居的小伙伴,大家都兴致盎然,分头去准备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孩子从家里偷出了一条金黄色的被面,缝成了狮子背,其他孩子有的请大人帮着扎了一个狮子头,有的拿出了叮当响的铜铃,有的放开喉咙练唱狮子歌,有的学跳狮子舞。正月到了,左权等人走遍了附近的每一个屋场,见机行事地唱着吉祥、热闹的狮子歌,乡亲们见这帮孩子年纪不大,可颇为灵活,唱出的歌也动听、对景,都往他们的米袋子里量米,没有让他们空手而归。讨米狮子一直耍到元宵节的晚上,半个月下来,左权等人一合计,学费有了。
    有了学费,母亲又给左权做了一件家织布罩衣,哥哥用木板和细绳做了个书夹。山村里没有高档文具,纸和笔是从镇上的铺子里买来的,墨盒是用有盖的竹筒做的,在里面放上棉花,再磨一盘墨倒进去,就成了墨盒。
    1912年春天,左权进入附近的私塾里发蒙读书,终于能够背着书包去上学了,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把私塾里先生教的书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发问的时候,他总是很准确、流利地回答出来。认识了不少字,有了一定的基础,私塾里学的东西已经满足不了左权的求知欲望,他一有机会,就上黄猫岭附近的读书人家去借书。然而这些书多是当地儒生们用过的经史书籍,左权虽有一定的基础,但毕竟所学有限,书上的许多内容没有人讲解,他是弄不懂的。于是,离家几里地的叔父左铭三先生就成了他请教的老师。
    铭三先生是当地受人尊重的学入,他拥护共和,提倡新学,主张革新。他见左权小小年纪就勤奋好学,便时常指导、点拨他。1914年,在铭三先生的指导下,左权考入了私立成城小学。
    新式小学与私塾大不一样,它的课程注意发展学生多方面的知识,课本也新鲜、有趣、通俗易懂。从这里,左权知道了许多山村里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比如,被称为“沙漠船”的骆驼,北寒带的人们用海狗油和青苔照明等等,他对这些新知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时常讲给家里人和小伙伴们听。
    白天上学,晚上左权还要在油灯下温习功课。在家里,常常是母亲在灯下纺麻织布,他在灯下读书写字。油灯并不明亮,家里也不富有,但这样的夜晚却很温馨。母亲见左权小小年纪就如此用功,怕他用心过度,伤了身体,总催他早点上床睡觉。左权却说:“古时匡衡凿壁偷光,还要读书,我有油灯还不用功吗?”母子俩一个辛勤劳作,一个刻苦攻读,他们屋里的灯总是到很晚才灭,所以邻居们常说:“左家屋里的灯熄了,夜就深了。”
        左权念书的时候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他虽然对于国家大事知道得并不太多,但是老师的教育和言行举止使他懂得了很多爱国道理。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逼近袁世凯政府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个消息一传出,全国群情激愤,5月9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国耻日”。山村闭塞,这里的人们得到消息时已是6月份了。一天,左权的级任老师匡宜民木然地走进教室,一言不发。医老师曾参加过黄兴等人组织的反清组织“华兴会”,他常引导学生玩游戏、踢足球、练兵操,培养学生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是同学们尊敬和喜爱的老师。这一天,匡老师的神情明显失常,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解地看着老师。呆立良久,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大字,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放声大哭。老师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左权,他在自己的书夹板上,也写上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字。他背着这块夹板和同学们一起到附近一带的山村里去演讲,给村民们高唱《五九国耻歌》:
        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它并吞了。无公理,灭人道,好河山,将送掉。最伤心,四年“五九”噩耗,为奴当婢眼前到。这国耻,何时消?
    在左权的一生中,这是最早种下的民族要自强的种子,后来种子发芽、长大了,它成为左权一生的追求,直到为它献出生命。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醴陵也行动起来了,左权所在的高小全体师生罢课了。大家手执白旗,高喊“收回青岛”、“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的口号,走乡串户,发表演说,唤起民众。左权还和同学们一起,到各个商铺检查,发现有日货,就马上抄出,当众销毁。
    1921年,左权高小毕业,顺利地考取了县立渌江中学。进入中学,学费更贵了,家里无钱供他念书,是叔父铭三先生和族中亲友的资助,左权才得以入学。学校离家太远,不能天天回家,他也没钱住校,就寄往在离学校三四里地的姨父家。渌江中学位于醴陵县城,乡下的孩子来到县城总是被人看作乡巴佬,而左权也是一副典型的乡巴佬装束,衣服是用铜钱厚的家织布做的,脚上穿的不是草鞋,就是母亲做的布鞋,再加上棉布做的长袜子。左权的口袋里没有零用钱,有时甚至理发都没有钱,常常因为头发太长被人奚落。
    然而这些对左权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该做什么,如何面对生活,他都知道。他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业上,用心读书,勤于思考,他常常一个人留连在学校附近的山林泉水边,思考着什么。在渌江中学,左权养成了沉毅坚忍的性格,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那个时期渌江中学的优秀学生。


三、献身革命,生死以之

    左权在渌江中学读了两年书后,正逢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大元帅府的陆军讲武学校在醴陵招生,左权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十来人。从此,他走出了醴陵,来到广州,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在广州,左权先是在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当时的军政部长程潜任校长,是湘军的军事学校,俗称湘军讲武堂。对于左权的这一段经历,周思来曾有如此看法:“讲武堂中多三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策源地广东,其所谓相得益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后来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左权随之转入。1925年2月,二十岁的左权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左权的人生道路上,广州时期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在这里决定跟着共产党走。此后,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这个信仰从来都没动摇过。
    不久,左权被派往苏联,进人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直到1930年回国。
    回国后,左权辗转来到闽西,成为了红军队伍中一名出色的将领。从闽西到江西,从长征到山城堡,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特别是1936年11月的山城堡之战,稳定了陕北的局势,成为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当时的红军主要是工农武装,受到过正规军事学校训练的人不多。左权在国内和苏联都经过了良好的军事教育,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瞧不起别人的样子,总是那么谦和、那么平易近人。一位曾和左权长期共事的人这样回忆左权:“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你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你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你完全大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你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你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一个卓越的。”“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你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你不谈空话,你忠于干实事……一个忠勤笃实的印象深深留在我的脑子里。”这就是左权的风格,浑厚深沉,忠诚务实。
    然而左权回国之后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正当左权率领部队攻下漳州,准备投入新的战斗的时候,一场无情的党内斗争向他袭来,他被控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有人曾看到左权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份托派的文件,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就认定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左权一再向党说明事实真相,但无法为当时的中央相信。只是由于他从上海进入苏区后,工作表现一向很好,作战勇敢,才没有被当作反革命论处,只做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受到处分,左权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而且这一处分延续了十年。虽然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左权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从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党的话,也从未责难过党,他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念。


四、华北的夜是属于八路军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1937年9月,左权和八路军总部日夜兼程地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此行,他们面临着极为艰巨的任务,与友军配合歼灭进犯山西的日军是其一,另外就是向敌后挺进,在广大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力量。路过山西洪洞县时,左权给久别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片,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片,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片,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八路军东进后,各部队迅速完成了战略展开,奔赴各自的目标开展游击战。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从1938年2月起,挺进太行山。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左权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总部一直转战在太行山。日军曾发动过许多次进攻,动用飞机、大炮,采取围攻、堵截、追击等战术,妄图消灭这个八路军在前线的指挥中心,可是都以失败告终。
    日军的围堵袭击,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狡猾的侵略者改变了策略。他们利用占领华北各交通线的优势,修建了大量据点,然后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华北的大片土地,各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就像网眼一样,日军只要用少量的兵力就可以牵制广大的地区,而八路军却因为各根据地被孤立地囚困起来,无法有效地活动。这就是日军的“囚笼政策”。
    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报请了中央批准后,决定发动一场破击战,拆毁敌人的铁路,破坏敌人的公路,拔掉敌人的据点,这便是后来的百团大战。
    此时,朱德总司令已回延安,左权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百团大战。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了战役计划中,为了保证战役成功,他做了细密、周详的部署,对每个团的战斗任务都做了周密的划分,密切掌握着向日军发起进攻的时机。为了工作,他常常错过了开饭的时间,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许多个夜晚,他端着蜡烛,在地图前沉思,彻夜不眠。警卫员看到他那疲倦的脸色和一天天消瘦下去的身体,十分担心,可又无法叫他休息,只能干着急。
    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同时向日军占领下的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和各交通线发起进攻。激烈的枪声响起来,熊熊的火焰燃起来,华北寂静的夜被打破了,它是属于八路军的!
        在属于八路军的华北之夜里,多少尚在睡梦中的日军被缴械、被消灭,多少日军据点的碉堡被炸毁、被夷平。华北的夜空被点亮了、被映红了。
    胜利鼓舞着人们,地方武装、游击队、自卫队、民工和老百姓都参加到战斗中来了,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将日军布下的“网”撕得粉碎。
    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日军所受的损失,非长时期和巨款不能恢复。
    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捷报不断传来,总部沸腾了,左权因劳累而黑瘦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五、“朱彭左”??生死与共的革命友谊

    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左权和朱德、彭德怀一起战斗了四年多,其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常常把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字连在一起,称为“朱彭左”;人路军总部对所属部队发出的命令、指示、通报后面也往往是“朱彭左”的联名签署。在长期的战斗合作和艰苦的环境中,“朱彭左”宛如一个人,指挥着华北前线的反侵略战争。
    “朱彭左”中,左权最年轻,比朱德小19岁,比彭德怀小7岁,他对朱彭两位总司令十分尊敬,总是竭尽心力,分担他们的重任。从指挥军事、侦察敌情、筹划粮草到宣传接待、总结经验等,事无巨细,他都揽在自己肩上,使朱总和彭总从繁忙的军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考虑军政战略。对于朱总和彭总的命令、指示,左权都身体力行,为了能使他们的战略意图、战役计划得到准确地贯彻,左权总是先和两位总司令切磋运筹,然后精心计划,精确计算,无不细致周到。对于左权这样一位既有军事理论素养,又有实战经验的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朱总和彭总十分信赖,对他备加尊重、爱护。他们之间,不仅在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上合作愉快,而且在具体的战斗中,也配合密切,多次化险为夷。
    当然,“朱彭左”之间也有有分歧的时候。左权认为自已年轻,每当战斗危险之时,他都抢先向前,把危险系在自己身上,八路军总部每次在战斗中转移,左权总是让朱彭两位总司令先走。可是两位总司令偏偏又是倔强脾气,都不愿先走,结果是左权命令警卫员把他们强扶上马转移。转移时,左权还先让总部工作人员和驻地的老百姓先走,然后是警卫部队,最后才是他自己。为此,警卫战士常常到总司令那里“告状”:“不是我们警卫参谋长,是参谋长在警卫着我们,总司令得管管参谋长!”
        “朱彭左”都是个性鲜明、十分风趣的共产党人。朱德总司令为人和善、慈祥,并且宽宏大量;彭德怀副总司令性格豪爽、爱憎分明、襟怀坦荡;左权性格沉静、稳重,做事严谨。一次,八路军总部的一个连长唐万成在行军途中发现一队日本兵,人数不多,自己又占据有利地形,不禁手痒痒了,突然开火,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还抓了几名俘虏。日军其他部队听到枪声赶来支援,结果隔断了八路军总部正在转移的队伍,司令部过去了,政治部却被堵在后面。彭总对此非常恼火,他狠狠地“骂”了唐万成四个小时:“唐万成,谁叫你打的?你愿打狗就打狗,就不管狗来咬别人?”“你打了敌人我不稀罕,你愿打仗到前线去,叫你一年打他个365天。打仗的神经鬼!……”在彭总这番“炮火”的轰击下,唐万成“蔫”了。在场的左权一句话也没说,等部队安顿下来后,他找到唐万成,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什么这仗不该打,为什么彭总会称他为“打仗的神经鬼”。左权还告诉唐万成,彭总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他从不伤人,知道了他的性格后,被批评者不但不会有包袱,还会觉得受益匪浅。
    太行山条件艰苦,在八路军总部,不分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都和战士们一样,同吃大灶,食物主要是小米饭、土豆。左权知道来总司令年纪大,又有胃病,不能喝冷水,不能吃生萝卜。彭总因为过草地时只能以生青棵作为食物,闹得肠胃也不好。他建议给两位总司令开个小灶,朱总听说后,忙说:“我是吃惯了大锅饭的!”坚决拒绝给自己开小灶。他还对左权说,彭总胃不好,又经常上前线,十分劳累,应该告诉管理科,把彭总的饭菜多煮一把火,把盐炒熟。而彭总见伙房单给他做饭菜,大为生气,说:“总司令那么大年纪了,还吃大锅饭,我怎么能够搞特殊?”结果,朱彭左三人,同吃大锅饭。
    左权的脸本来就黑瘦,加上长年的劳累和营养不良,更显得没有光泽,嘴唇也缺乏血色。一天晚上,朱总司令和一位同志走了进来,把一只大碗放在左权面前的办公桌上。左权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总司令神情严肃地对他说:“左权呐,身体是革命的本线,你有病不该瞒着我。今晚,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把这只鸡吃了。”左权笔挺挺地站在总司令面前说:“总司令,你看我不是健得很嘛……”话还没说完,正好有人请总司令接电话,左权等朱总一走,立刻找来一只碗,把鸡肉全倒过去,并在上面盖了一层饭,还热了热,让同来的那位同志给总司令送去。总司令没有办法,叫警卫员把面上的饭扒掉,给伤病员送去。伤病员们知道了这一切,派代表又把这碗鸡肉送到左权的办公室,并请他接受伤病员的请求,爱护自己的身体。左权还是没有吃,他把盛鸡肉的碗塞在伤病员手里,并以命令的口气说:“这是总司令和我的一点心意,端回去吧,这也是命令!”
        左权和彭总都是湖南人,在吃饭方面,习惯一致。可是彭总不爱抽烟,也不爱喝酒,就喜欢饭后喝茶,而且喝到最后,连茶叶都嚼光。左权则是杆烟枪,有一次他的袜子破得都不能穿了,警卫员提议用津贴买两双袜子,可是津贴有限,买了袜子就没钱买烟。左权说,袜子暂时补一补,对付到下个月再说。看来,烟比袜子更重要。知道了彼此的爱好,彭总一得了烟,就给左权送来,而左权弄到了茶叶,也立即给彭总“运”过去。
    左权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这成了朱总和彭总经常考虑的事情。可是,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男多女少,要找一个合适的还真不容易。1939年2月,刘志兰随中共中央巡视团来到晋东南,离太路军总部驻地还有十来里地呢,朱总司令就注意到了她,他亲自找刘志兰谈了一次话。刘志兰听过左权的报告,很敬慕他。现在总司令又来做媒,左权的婚事自然就定了下来。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刘志兰在山西屯留县举行了婚礼,34岁的左权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
    婚后第四天刘志兰就离开了左权,随中央巡视团到山西沁水、阳城、晋城等地巡视。此后的日子里,直到左权牺牲时,这对夫妻一直是聚少离多。1940年4月,已有身孕的刘志兰生产在即。当时,左权正忙于前线的作战,朱总司令又即将赴晋城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解决“摩擦”问题。临行前,朱德、康克清将一块五六尺长的红布送给刘志兰,作为给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礼物。这块红布是朱总司令54岁寿辰时,总部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们集体送的寿幛。刘志兰接了这块红布,非常感动。5月27日,左权的女儿在武乡土河评卫生部的医院里出生了,左权给她取名太北,刘志兰用来总司令送的红布给女儿做了杨褓。
    女儿的出生,给左权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和欢乐,然而相聚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1940年8月30日,刘志兰离开太行山去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左权抱着太北送行,太北在甜甜地熟睡,左权和平日一样沉默着。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生离死别! 1942年5月,左权牺牲,太北还不满两岁。
    1943年,彭总回到延安后,曾把太北带在自己身边。从1957年到庐山会议,太北一度住在彭总的家里,彭总供给她上学、食宿等一切费用。当时,军队每月发给大北二十元抚养费,彭总都给地存起来,让她长大后遇到困难的时候用。1960年秋天,彭总住在京郊吴家花园,刘志兰和太北去看望他,他把存折亲手交给了太北。1965年,太北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她长大成才了,这对于她的母亲,对于朱总、彭总都是莫大的安慰,九泉之下的左权若有知,也定会颔首微笑的。


六、关心“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左权认为,“人”的要素是战斗力的基本泉源,八路军的装备低劣,又经常处于敌后复杂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因此,要想战胜敌人,主要要靠素质优良的“人”’。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平日,左权对于战士们总是备加爱护,
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
    有一年冬天,左权正和彭总研究华北战局,偶然间,他发现在外边为彭总站岗的战士不时地打着寒颤。他和彭总嘀咕了几句,请这位战士到火盆边烤火,同时叫另一位警卫员借来一杆秤。他生旺炭火,让战士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一秤,只有一斤一两。左权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立即给供给部长杨立三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按总部规定制作棉衣?每件棉衣要减少四两棉花?杨立三当时是八路军总部兵站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由参谋长直接领导。他向左权解释说:“棉花不够用,敌人封锁得紧,采办也不容易,所以没按总部的规定办。”左权生气了:“棉花不够用,为什么不报告?让战士们穿上这种不合规定的棉衣站岗放哨、行军打仗,怎么能防寒?”杨立三说的确实是事实,但左权决不能让战士们受冻,他立即与冀南、冀西、冀中抗日根据地联系,从这些产棉区收购棉花,迅速运到总部的被服厂。后来,一斤一两的棉衣,统统改成了一斤半。
    八路军总部刚到武乡县砖壁村时,左权的办公室兼卧室是一间断了香火的娘娘庙。屋子里面到处有漏风口,顶棚上也是漏洞。警卫员提出要换房,左权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说:“不行啊,你们的屋子住着一个班,这里住的是我一个人,怎么能让一个人住暖房,叫十几个战士挨冻呢!”战士们说:“你有病呀!”左权满不在乎:“我这病好对付,跑一跑,动一动,出身汗就好了。”他坚持不换房。
    部队住房紧,战士们睡的都是通铺,一个挨一个的,一睡下就翻不了身。若是有人半夜下炕方便,一回来,准没地儿,只能在两个人之间侧着身子慢慢往下挤,能容下身就算不错了。因此,若有哪位战士的家属来访,睡觉便成了最头痛的事。有一次,警卫连三排战士李有为的妻子来部队探亲,战士们正为住宿问题发愁呢,不知怎么,这事被左权知道了。他把李有为两口子领到自己的宿舍,叫他们在自己的床铺上休息。李有为怕影响左权的工作,转身要走,被左权拦住,他说:“我们指挥打仗,哪一天不在野外,办公也不一定都在房子里。”接着就到作战科的值班室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左权悄悄摸到李有为的铺位,和警卫战士们挤了一夜。
    左权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也这样要求战士们,一旦发现战士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他总是严厉批评,一改平日随和的态度。有一回,侦察科把辽县的一千多敌人,说成五百多,被左权核对出来了,他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侦察科长和侦察人员。
    对左权的作风最有体会的是总部特务团警卫六连连长唐万成。唐万成作战勇敢,技术过硬,而且在红军时代就参加过许多著名战役,但是因为文化低,好骂人、训人,带兵方法比较生硬。一次,他在凌晨三点时吹响了紧急集会的哨声,按规定五分钟之内全连战士要全副武装到达集合地点。战士赵晓荣迟到了,而且身上披挂不齐,还有响声。唐万成也没问缘由,就当场罚他立正,还狠狠训了他几句。据唐万成回忆:“这件事,我也并没放在心上,认为连长训战士是免不了的。带兵,没点威信哪行?”实际上,小赵是因为生病了才迟到的,连长不问青红皂白就当众训斥他,小赵感到十分委屈,回到班里就哭开了。这事被左权知道了,他单独找到唐万成,问他是不是知道小赵迟到的原因。
    “‘他调皮,不守纪律。’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左副参谋长皱皱眉头说:‘哦,这么说,夜晚紧急集合,他是故意迟到的?’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这样想的,’左副参谋长学着我的声调说,‘做工作单凭想象吗?小赵同志拉了三天肚子,浑身无力,夜里还发烧,这些你了解不?你有没有做调查研究?’他脸色顿然严肃起来,话像铁锤似的,句句打在我的心上。”
        左权还指出了关于小赵的两件事,告诉唐万成对每一个战士都要有全面的了解,不能一看到战士有一些小缺点,就把他的优点全忘了。过了一段时间,左权又向战士们了解唐万成带兵的情况,得知他不骂人了,转变了作风,高兴地鼓励他:“唐万成,再没人向我告你的状了!只要方法和态度对头,今后还要大胆管理!”
        左权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战士们的意见和队伍里发生的事情。许多小事,别人没有注意的,说不定左权的那个小本上就有,因此,战士们中流传着一句话:“左副参谋长的本本就是连队的体温表!”左权十分注意了解部队和战士们的情况,他密不得虚假,哪怕是一点小事。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左权来到战士们住的窑洞,问他们,夜间冷吗?“不冷。”一个战士回答说。另一个战士跟上:“我说冷,脚冻得像狗咬哩。”左权笑道:“好,你说实话。”
        八路军战士中,很多人来自偏远的农村,而且大部分是贫苦人家的子弟,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识字的比比皆是。这些淳朴的战士打仗冲锋是把好手,劳动生产也不示弱,可是,一提起学习就头痛,翻开书本就想打瞌睡,铅笔在他们手中怎么也不听使唤。八路军改编后,一直处于繁忙的战斗中,总部驻地迁来迁去,想学也没有条件。从1939年底开始,八路军总部驻地比较固定,左权很快就把总部机关的干部组织起来,按照各人的文化程度,编成学习小组,制订学习计划。左权常说,要八路军有文化,首先要干部有文化,“老粗”变“老细”也是一种战斗呵!
        对于辅导同志们学习,左权从来没有厌烦过。警卫员郭树保第一次见到左权时,左权就对他说:“小鬼,这里工作不多,你要好好学习。打日本是长期的,没有文化打不倒日本帝国主义。”郭树保文化基础较差,左权就从教他识字开始。一次他让小郭默写“克服困难,打倒日本”八个字,小郭写出了七个,“难”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左权一看,发现七个字里错了两个。他让小郭检查是否都写对了,小郭愣是看不出来。左权用手指点着说:“克服困难的那个‘困’字不是错了吗。那框框里面不是‘本’字,应该是‘木’字。打倒日本的‘倒’字也错了。‘倒’字当中那个‘至’字缺了一点。今天写了七个字,错了两个,一个写不出,以后要用心练习。”后来郭树保努力学习,在半年的时间里,学会了七百多个字。
    战士们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左权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如,对连长唐万成,先亲自教他念《百家姓》,从熟悉全连战士的姓名学起。对于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这样有一定基础的干部,左权就叫他从拟写电报稿人手,逐步学习写一些关于华北战况的小报道,后来又让他写《一月来的华北战况》。每次王政柱把稿件送来,左权都逐字逐句地修改,修改后,又鼓励他再写,后来王政柱果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六、黄崖洞保卫战

    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力量越来越壮大,到1939年,发展到27万人。人数增多了,装备却没有跟上来。战士们使用的仍是破烂不堪的枪支武器,有些枪的来辐线被子弹磨光了,子弹出膛后没有杀伤力;有些枪的口径打大了,表尺也不准;还有些枪上没有刺刀。因为武器不好,常常让敌人从枪口下逃得了性命,也常使八路军增加了不应有的伤亡,这些都使战士们极为痛心。
    八路军武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但仍赶不上需要。八路军总部决定自己多造枪支,加强了设在山西榆社县韩庄的总部修械所的力量,使这个原来每月只能造三五支步枪的修械所,发展到每月生产的枪支可以装备一个新兵连。1939年6月,日军向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修械所的工人不得不背起“工厂”转移,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左权决定为修械所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经过几次实地踏勘,征得朱老总和彭总的同意后,他选定了黄崖洞。
    黄崖洞地处山西省黎城县西北,是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它沟壑纵横,曲折迂回,山里有洞,洞外有沟,沟里还有场,绵延十多里,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作为兵工厂是很合适的。
    为建设黄崖洞,保卫黄崖洞,左权耗费了大量心血。为了设计工厂施工、防御的草图,数九寒天,他攀上黄崖山,把上上下下、沟沟岭岭都实地勘察个遍。草图出来后,他又经常来到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扛石头、挑土灰、抬钢轨、凿崖石,什么重活他都干。经过日夜奋战,黄崖洞兵工厂终于开工了。开工后,由每月生产一百多支步枪,装备一个新兵连,发展到每月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四个营。除生产七九步枪之外,还可以生产掷弹筒、五零炮弹、刺刀、地雷、手榴弹、麻尾弹,成为华北八路军主要的军火生产基地,被朱总司令称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为保卫这颗“掌上明珠”,总部特务团担负起警卫兵工厂的任务。左权多次和特务团的干部一起研究防御计划和办法。1940年10月,日军两千多人朝黄崖洞扑来,当时正是“百团大战”的反“扫荡”阶段,特务团的力量大都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警卫兵工厂的兵力还不足一排人。但是,左权早已部署战士们在山口架了机枪和迫击炮,埋了几组大拉雷。敌人逼近山口时,由于工人自卫队都是第一次临战,没有经验,有些慌忙,敌人刚在山口露头,自卫队员们就又是拉地雷、又是放枪、又是放炮,虽然不符合作战常规,可是打得非常热闹,多数枪炮还命中了敌人。敌人以为这里定有主力部队防守,便改道逃走了。
    黄崖洞兵工厂继续源源不断地为八路军提供武器,日军将它视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1941年11月,日军又以两千余兵力向黄崖洞进攻。左权来到黄崖洞以东约八里的小寨岭上,直接指挥黄崖洞保卫战。左权指示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先坚持五天,五天后,再另做部署,并指示了具体战法,叫“咬牛筋”,即咬拖住敌人后,不急不躁,不紧不慢,以守为攻,以静制动。11月11日拂晓,日军开始炮击,接着步兵开始进攻,因害怕踏响地雷,日军先赶了一大群羊,后面跟着步兵,然后是马队。可是敌人没想到,八路军埋的是大踏雷,人踩马踩才响,羊体重不够,还踩不响。日军第一轮进攻的下场可想而知,他们被地雷炸得人仰马翻,只得撤退。
    此后,日军又多次向黄崖洞进攻,到11月17日被迫撤退时,日军进攻部队换班三次,陆续增援达五千余人,还动用了毒气。特务团以不及一千五百人的兵力,坚守了八天入夜,毙伤口军七百余人。


八、生产自救,共度难关

    抗日战争进入到中期,由于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八路军的人力、物力、财力极为困难。八路军总部的人们只能靠发了霉的黑豆和高粱充饥,一日三餐不是清水煮野菜,就是高粱豆瓣粥。为了度过难关,左权亲自带领司务长、炊事员,邀请老农上山去采集能吃的野果、野菜、树叶。可是靠野菜、树叶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八路军苦,当地老百姓也苦,也没有吃的,到后来,山坡上能吃的野菜、树叶和树皮几乎被采光了。
    只有靠大规模的生产,才能自救。八路军总部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朱总、彭总、左权带领大家开荒挖地,准备播种。这时,左权每天都要抽空到附近的老农家里求教,一有收获,回来就对机关的干部们说:“老乡说,阳坡棉花阴坡莱,山顶玉米长很快。这话有道理。”又说,“新开荒地好种山药蛋。”
        然而总部所在的砖壁村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当地有这样的歌谣:“干砖壁,砖壁干,正月吃光土窑水,二月担水三十里。要想找到活泉水,熬到日头朝西起。”当时,老百姓土窑里积蓄的水快用完了,眼巴巴地盼着天下雨。总部骡马也不得不牵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去饮水。总部领导们决定勘察水源,选址打井。最后并址定在一个叫景沟的地方,开始并没有水,当挖到十三丈深的地方时,一股泉水涌了出来。当地老百姓像赶庙会一样拥到景沟,纷纷品尝着这清甜的水,许多人喜极而泣。接着军民一同努力,又挖了两眼水井,还筑了蓄水坝。
    有了水,左权和战士们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上玉米、谷子、山药、高粱、黑豆,又给幼苗垒上一道道防风墙,还在山坡上挖了鱼鳞坑蓄水保土。秋天的时候,左权从前线指挥战斗回到砖壁村,管理员一见到他就喜滋滋地说:“参谋长,小松山上的粮菜都丰收了。”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出茶碗大小的样子:“你种的山药蛋有这么大个哩,光这一项就收了五万斤!”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还要求各部队积极养猪、养羊、开磨坊、做豆腐、生豆芽,使部队粮食、蔬菜全部能够自给,战士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是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左权带头将两名警卫员和两匹骡马裁去,只留一名警卫员和一匹骡子在身边。他要求干部战土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节约粮食、衣服、文具、子弹等物资。有一次,他提醒电务员说:“应该用铁皮做个小筒子,把铅笔套起来,把铅笔头用完。过去一支铅笔只用三分之二就不用了,这也是浪费。”
        他自己更是十分简朴,当部队的待遇改善了,指挥员都穿上了柠檬黄羊皮大衣的时候,他还穿着部队1938年发的普通战士的灰军装,腰里扎的皮带已软绵绵地像根皮条。警卫员景伯承对他说:“换报新的吧!”左权迟疑地把自己的皮带端详了一阵:“还可以扎。”景伯承动员他说:“参谋长,我建议你应该换一换了,你常到友军去,换一根是必要的。”左权换上了新皮带,但仍旧留恋那根旧皮带,说:“还是1932年红一军团的纪念品呢。”
        与生活物资的缺乏相比,更为严重的是军用物资和工业品的缺乏。粮食、蔬菜可以通过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可是,许多工业品根据地无法制造,因此,精打细算,“好钢用在刀刃上”成了八路军上下的消费原则。一天,左权和警卫员郭树保住在一个老乡家,时值隆冬,屋外寒风凛冽。晚上,小郭用柴禾烧炕,一来因为他不会烧,二来柴火都是湿的,烧了半天,只见冒烟,不见火苗。情急之下,小郭端过煤油灯,偷偷往柴火上倒了一点点煤油。不料被左权看到了,他立刻严肃地说:“同志,你知道煤油是我们通过好几道封锁线才弄到的,为什么这么浪费?下次别用煤油引火了。”
        严格的要求使战士们有了节约的观念,但是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也会有些例外,有时甚至是有趣的事情。在一次行军中,一位战士用一颗子弹打死了一头四百多斤重的山猪。那时部队已经连着四天都是吃的苦盐水送小米饭,这头山猪给四个连队改善了伙食。等大家吃饱后,这位战士主动来到营部,听候营长对他的批评,因为他知道这是明知故犯,上级早有节省子弹的命令,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而不是一枪打死一头山猪。
    部队生活如此困难,可是八路军不愿给老百姓增加一点负担,左权更不能容忍部队对老乡利益的一点侵犯。他有时住在老乡家里,但从不麻烦他们,对老百姓的东西也非常爱护。在一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得到了几门山炮。山路崎岖,牲口拖着笨重的山炮走得很吃力,饲养员也很辛苦。好容易走到一个小平川里,休息下来,饲养员一坐下就睡着了。没人看管,那拖炮的骡子伸着脖子偷吃老乡的豆苗。左权走过去拉开骡子,叫醒饲养员,说:“同志!牲口吃一棵豆苗,老百姓就少收一棵,你为什么不注意呢?以后再不要让牲口吃老百姓的庄稼。”饲养员的脸顿时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左权还带领部队经常帮着老百姓干这干那,太行山缺水,部队抽调人员,打了好几眼井,在黄崖山区还找到了地下水的泉头,引来了泉水。有一年大旱,老乡翻好了地,准备播种,可老天却迟迟不肯下雨。盼来盼去,盼来了一场小雨,老乡打算抢墒下种,但又缺少牲口。左权知道后,让辎重营长调来辎重营的骡马,帮助老乡下种。左权还牵来了自己的大黑骤,扛着一张犁下了地。只用了一天的工夫,老乡们的晚秋作物就全都种上了。流经太行山区的清漳河喜怒无常,有时,发起威来,滔滔河水将两岸肥沃的土地、老乡的房子全都卷走了。为了让它驯顺下来,造福于民,左权带着总部警卫连的战士,在清漳河畔搭起了座座草棚,开始治河垦荒。他们整理乱石滩,开凿水渠,筑起拦洪大坝,在荒滩上了开出了大片土地。
    八年抗战,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掩护,八路军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这一切正如左权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鱼水情深的八路军和根据地老百姓互相帮助、互相撑持,一同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九、血洒十字岭

    进入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为频繁的大“扫荡”。5月,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又开始了。此次“扫荡”,日军参战兵力为3万余人。八路军面临的形势格外严重。左权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往,他交代任务时,从来话都很短,但这次,他却从整个形势谈起。他指出,敌人这次拼了血本,妄图把我们消灭在太行山上,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我们周围,几千同志的生命都担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5月22日夜晚,左权已将整个部队的任务布置完毕,心情稍安。初夏之夜,天还有些凉,灯下凝思,他不由得又想起了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太北,虽然不久前他刚给妻子写了信,此刻又拂纸挥笔,倾诉衷肠。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安之便,再带给你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错。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他,来信时希多报导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
    好!

                                                           叔仁  5月 22日晚

    这是左权将军写的最后一封家书。
    一天后,大转移开始。5月25日,走了一整夜的队伍正在辽县麻田十字岭稍事休息,日军突然包围上来,并伴以飞机大炮肆意轰击。人多目标大,彭德怀、左权决定部队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各自为战,左权承担全面指挥突围的重任。十字岭位于山西涉县南艾输和辽县北艾铺的交界处,正岭呈东西走向,连绵起伏数十里,和大小不等南北走向的山岭交错,状似“十”字,海拔约一千三百米。它是一个制高点,控制了这座高山,向西北方向突围才有可能。
    八路军385旅769团1营首先控制了这座高山,掩护各部突围。从清早到下午,日军几次向十字岭猛扑,都被击退。太阳偏西时分,左权随最后一批掩护部队冲破几道封锁线到达十字岭正岭。太阳沉沉地西落了,各机关人员终于突出了重围。左权仍然坚守在十字岭上,大家几次要他离开,都被他拒绝,他要率领最后突围的战友们一同冲出。正当突围的队伍冲到最后一个山垭口时,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左权身旁,这位年轻的八路军参谋长倒下去了。战士们不顾一切,冒着炮火跑过来,左权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噙着泪水,把左权的遗体移到十字岭东坡隐蔽处,从左权身上取下左轮枪,捡了一个草黄色背包,把背包打开,覆盖在他的身上。他们默默地将左权的遗体安放在一堆灌木丛中,再在上面盖满了青枝绿叶。
    突出重围后,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悲愤不已,有的不相信这是真的。战友们将左权的左轮枪交给彭德怀,彭德怀背过身去,仰望着窗处,一动也不动。左权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莫不震惊。朱德总司令将左权的夫人刘志兰从中央研究院接到延安,挥泪写下了下面的诗句送给她: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的殉国在刘志兰心中留下的哀痛有多深,谁也无法知道,她曾写道:“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了绝望!”在她绝望的时候,她的女儿却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牙牙学语、甜甜地笑,因为她还只有两岁。
    1942年10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为左权举行了公葬仪式,左权的墓位于山西涉县石门村山麓,背依太行,面临清漳河,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彭德怀副总司令满怀深情地为左权撰写和手书了《左权同志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毅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战,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1942年5月25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1950年10月21日,位于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左权的灵枢由涉县迁至邯郸,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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