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里的孩子
左权的故乡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边境，东、南、北三面是罗霄山脉的山峰，西部地势平坦，有渌水流过。在醴陵北部，有一座黄茅岭，因为每到秋天，山上树叶变得金黄，黄茅岭宛如一只卧伏的黄猫，因此，它又被称为黄猫岭，或黄毛岭。在黄茅岭的山谷里，有一座左家屋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农历二月初十日，左权就出生在这座山间的房子里。在兄弟中，他排行老么。家里为他取名纪传，号叔仁，字孳麟。
左权的祖父左奉球是一家之主。他领着全家租种着13亩田，在交了租和苛捐杂税后，左家所剩的粮食并不多，因此红薯就成了主要的食物。左权的父亲因为工作繁重，积劳成疾，年仅31岁就去世了。不久，左权的祖父、祖母相继去世，母亲张氏挑起了左家的生活重担。
张氏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勤劳、贤惠，然而颇为迷信。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左家连遭不幸，使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对神灵、对渺远的命运既畏又敬，她像护雏的母鸡一样保护着左权，不让他受到一点点伤害。母亲张氏影响了左权的一生。这个山村里的穷孩子从小就很懂事，打柴、割猪草、捉鱼摸虾，他样样都干。可能是性格的关系，他常常沉默着，不爱说话，但是很有主意，常常干出一些惊人的事情。
离左家屋场不远处，有一个埋着许多夭折的孩子的山坡，乡民们说，那些死去的孩子每到晚上就会想爹想娘，想得直哭。因此，一般的人晚上都不敢从那里走。一次，左权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到那儿检柴，天黑了，他要小伙伴先回家，说自己还要再拉一些。夜幕完全降临了，左权还没有回来，张氏左等右等，再也等不住了，她叫上邻居，一起去找孩子。找到乱葬坡上，只见地上有几捆柴火，柴刀、撬棍都在旁边，大家扒开柴火，只见左权以手枕头，正睡得香呢。张氏见左权那么晚了还没回家，已急得眼泪直流，此时，看到这种情形，她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左权拉起来，说：“屋又没被牛踩烂，你在这里睡地铺，盖天被和童子鬼打伴，不怕勾了魂去！”左权说：“你们说，夜里有童子鬼哭，我就躲在这里听。要是真有，我吃一个回去给你们看看。”
家境的清寒，辛劳的操持，使张氏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显出老相了，尊敬她的村民们都称她为四婆婆。四婆婆是织布的好手，每当织成了一匹布，她就带着左权到集市上把它变成钱，换回生活必需的盐、洋油、洋火等，偶尔也会给左权买点零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左权很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不声不响地干这干那，帮着母亲维持家计。他会捉鱼，知道哪里有鱼，因而总是满载而归。捉回的鱼，小一点的就留着自己家里吃，大一点的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回点油盐钱，多少也贴补点家用。
在打柴、打草的过程中，少年左权还常常会想些办法，令人意想不到。他家附近的山冲里有一线冷浸水，长年不断地流着，因为阴冷，形成了一片类似沼泽地的烂泥田，烂泥田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只知道那里曾经差一点淹死了一条牛。那上面虽然长不出好庄稼，但水草却很茂密，是喂猪的好饲料。左权几乎天天都要打猪草，他来到这里，先是用一根竹竿探路，试一试泥的深浅，然后专选泥皮厚的地方落脚。他像一只长脚鹭鸶一样，跳来跳去的，一直等到筐子装不下了才肯停下来。他这么做，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却把乡亲们看得胆颤心惊，他们担心地对四婆婆说：“十来岁的嫩伢，玩命不得呀，玩大了胆子，天河里的水都可以挑下来喂猪了！”母亲也怕出事，责怪左权：“哪里没有猪草寻？你偏要把娘的心挂在你身上，叫我跟着你担惊受怕。”左权为了让母亲放心，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母亲说：“我坐船去好吗？”母亲不解地问：“哪来的船？”左权指着家里木梯子说：“那就是。把它横放在田里，让它浮在泥面上，我踩在上面，就像踩在船板上。水能把船浮起来，泥就不能把梯子浮起来吗？”母亲无可奈何，只能叹气：“都是娘的过错，把你这条吃奶的牛崽崽当马骑了。”
二、男儿当自强
到了上学的年龄，左权看到打小和自己一块玩的小伙伴背着书包进学堂，很是羡慕。他向母亲提出：“我也要读书。”可是，左权一家全靠一个女人撑持，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到哪儿去筹这一笔学费？母亲十分为难，可又毫无办法。懂事的左权也知道这一切，他没有过多地纠缠妈妈，自己想出了一个变钱的办法：正月里耍讨米狮子。他把这个主意告诉哥哥和邻居的小伙伴，大家都兴致盎然，分头去准备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孩子从家里偷出了一条金黄色的被面，缝成了狮子背，其他孩子有的请大人帮着扎了一个狮子头，有的拿出了叮当响的铜铃，有的放开喉咙练唱狮子歌，有的学跳狮子舞。正月到了，左权等人走遍了附近的每一个屋场，见机行事地唱着吉祥、热闹的狮子歌，乡亲们见这帮孩子年纪不大，可颇为灵活，唱出的歌也动听、对景，都往他们的米袋子里量米，没有让他们空手而归。讨米狮子一直耍到元宵节的晚上，半个月下来，左权等人一合计，学费有了。
有了学费，母亲又给左权做了一件家织布罩衣，哥哥用木板和细绳做了个书夹。山村里没有高档文具，纸和笔是从镇上的铺子里买来的，墨盒是用有盖的竹筒做的，在里面放上棉花，再磨一盘墨倒进去，就成了墨盒。
1912年春天，左权进入附近的私塾里发蒙读书，终于能够背着书包去上学了，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把私塾里先生教的书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发问的时候，他总是很准确、流利地回答出来。认识了不少字，有了一定的基础，私塾里学的东西已经满足不了左权的求知欲望，他一有机会，就上黄猫岭附近的读书人家去借书。然而这些书多是当地儒生们用过的经史书籍，左权虽有一定的基础，但毕竟所学有限，书上的许多内容没有人讲解，他是弄不懂的。于是，离家几里地的叔父左铭三先生就成了他请教的老师。
铭三先生是当地受人尊重的学入，他拥护共和，提倡新学，主张革新。他见左权小小年纪就勤奋好学，便时常指导、点拨他。1914年，在铭三先生的指导下，左权考入了私立成城小学。
新式小学与私塾大不一样，它的课程注意发展学生多方面的知识，课本也新鲜、有趣、通俗易懂。从这里，左权知道了许多山村里的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比如，被称为“沙漠船”的骆驼，北寒带的人们用海狗油和青苔照明等等，他对这些新知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时常讲给家里人和小伙伴们听。
白天上学，晚上左权还要在油灯下温习功课。在家里，常常是母亲在灯下纺麻织布，他在灯下读书写字。油灯并不明亮，家里也不富有，但这样的夜晚却很温馨。母亲见左权小小年纪就如此用功，怕他用心过度，伤了身体，总催他早点上床睡觉。左权却说：“古时匡衡凿壁偷光，还要读书，我有油灯还不用功吗？”母子俩一个辛勤劳作，一个刻苦攻读，他们屋里的灯总是到很晚才灭，所以邻居们常说：“左家屋里的灯熄了，夜就深了。”
左权念书的时候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他虽然对于国家大事知道得并不太多，但是老师的教育和言行举止使他懂得了很多爱国道理。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逼近袁世凯政府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这个消息一传出，全国群情激愤，5月9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国耻日”。山村闭塞，这里的人们得到消息时已是6月份了。一天，左权的级任老师匡宜民木然地走进教室，一言不发。医老师曾参加过黄兴等人组织的反清组织“华兴会”，他常引导学生玩游戏、踢足球、练兵操，培养学生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是同学们尊敬和喜爱的老师。这一天，匡老师的神情明显失常，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解地看着老师。呆立良久，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大字，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放声大哭。老师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左权，他在自己的书夹板上，也写上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字。他背着这块夹板和同学们一起到附近一带的山村里去演讲，给村民们高唱《五九国耻歌》：
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它并吞了。无公理，灭人道，好河山，将送掉。最伤心，四年“五九”噩耗，为奴当婢眼前到。这国耻，何时消？
在左权的一生中，这是最早种下的民族要自强的种子，后来种子发芽、长大了，它成为左权一生的追求，直到为它献出生命。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全国，醴陵也行动起来了，左权所在的高小全体师生罢课了。大家手执白旗，高喊“收回青岛”、“抵制日货”、“誓雪国耻”的口号，走乡串户，发表演说，唤起民众。左权还和同学们一起，到各个商铺检查，发现有日货，就马上抄出，当众销毁。
1921年，左权高小毕业，顺利地考取了县立渌江中学。进入中学，学费更贵了，家里无钱供他念书，是叔父铭三先生和族中亲友的资助，左权才得以入学。学校离家太远，不能天天回家，他也没钱住校，就寄往在离学校三四里地的姨父家。渌江中学位于醴陵县城，乡下的孩子来到县城总是被人看作乡巴佬，而左权也是一副典型的乡巴佬装束，衣服是用铜钱厚的家织布做的，脚上穿的不是草鞋，就是母亲做的布鞋，再加上棉布做的长袜子。左权的口袋里没有零用钱，有时甚至理发都没有钱，常常因为头发太长被人奚落。
然而这些对左权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该做什么，如何面对生活，他都知道。他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业上，用心读书，勤于思考，他常常一个人留连在学校附近的山林泉水边，思考着什么。在渌江中学，左权养成了沉毅坚忍的性格，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那个时期渌江中学的优秀学生。
三、献身革命，生死以之
左权在渌江中学读了两年书后，正逢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大元帅府的陆军讲武学校在醴陵招生，左权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十来人。从此，他走出了醴陵，来到广州，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在广州，左权先是在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当时的军政部长程潜任校长，是湘军的军事学校，俗称湘军讲武堂。对于左权的这一段经历，周思来曾有如此看法：“讲武堂中多三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策源地广东，其所谓相得益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后来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左权随之转入。1925年2月，二十岁的左权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左权的人生道路上，广州时期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在这里决定跟着共产党走。此后，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这个信仰从来都没动摇过。
不久，左权被派往苏联，进人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直到1930年回国。
回国后，左权辗转来到闽西，成为了红军队伍中一名出色的将领。从闽西到江西，从长征到山城堡，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特别是1936年11月的山城堡之战，稳定了陕北的局势，成为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最后一战。当时的红军主要是工农武装，受到过正规军事学校训练的人不多。左权在国内和苏联都经过了良好的军事教育，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瞧不起别人的样子，总是那么谦和、那么平易近人。一位曾和左权长期共事的人这样回忆左权：“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办公室内，你坐在办公桌旁正在孜孜地书写，你是那么谦虚，毫无一点骄气。你完全大别于当时某些留洋回来的人们，神气十足、鄙视别人是狭隘经验论者的习气，然而你在国外学习的成绩都是很好的，你在黄埔一期学生中也是一个卓越的。”“32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漳州，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在工作中你显出了良好的品质，你不谈空话，你忠于干实事……一个忠勤笃实的印象深深留在我的脑子里。”这就是左权的风格，浑厚深沉，忠诚务实。
然而左权回国之后的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正当左权率领部队攻下漳州，准备投入新的战斗的时候，一场无情的党内斗争向他袭来，他被控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有人曾看到左权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份托派的文件，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就认定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左权一再向党说明事实真相，但无法为当时的中央相信。只是由于他从上海进入苏区后，工作表现一向很好，作战勇敢，才没有被当作反革命论处，只做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受到处分，左权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而且这一处分延续了十年。虽然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左权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从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党的话，也从未责难过党，他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念。
四、华北的夜是属于八路军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1937年9月，左权和八路军总部日夜兼程地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此行，他们面临着极为艰巨的任务，与友军配合歼灭进犯山西的日军是其一，另外就是向敌后挺进，在广大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力量。路过山西洪洞县时，左权给久别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片，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片，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片，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八路军东进后，各部队迅速完成了战略展开，奔赴各自的目标开展游击战。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从1938年2月起，挺进太行山。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左权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总部一直转战在太行山。日军曾发动过许多次进攻，动用飞机、大炮，采取围攻、堵截、追击等战术，妄图消灭这个八路军在前线的指挥中心，可是都以失败告终。
日军的围堵袭击，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狡猾的侵略者改变了策略。他们利用占领华北各交通线的优势，修建了大量据点，然后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华北的大片土地，各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就像网眼一样，日军只要用少量的兵力就可以牵制广大的地区，而八路军却因为各根据地被孤立地囚困起来，无法有效地活动。这就是日军的“囚笼政策”。
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报请了中央批准后，决定发动一场破击战，拆毁敌人的铁路，破坏敌人的公路，拔掉敌人的据点，这便是后来的百团大战。
此时，朱德总司令已回延安，左权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百团大战。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了战役计划中，为了保证战役成功，他做了细密、周详的部署，对每个团的战斗任务都做了周密的划分，密切掌握着向日军发起进攻的时机。为了工作，他常常错过了开饭的时间，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许多个夜晚，他端着蜡烛，在地图前沉思，彻夜不眠。警卫员看到他那疲倦的脸色和一天天消瘦下去的身体，十分担心，可又无法叫他休息，只能干着急。
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同时向日军占领下的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和各交通线发起进攻。激烈的枪声响起来，熊熊的火焰燃起来，华北寂静的夜被打破了，它是属于八路军的！
在属于八路军的华北之夜里，多少尚在睡梦中的日军被缴械、被消灭，多少日军据点的碉堡被炸毁、被夷平。华北的夜空被点亮了、被映红了。
胜利鼓舞着人们，地方武装、游击队、自卫队、民工和老百姓都参加到战斗中来了，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将日军布下的“网”撕得粉碎。
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日军所受的损失，非长时期和巨款不能恢复。
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捷报不断传来，总部沸腾了，左权因劳累而黑瘦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五、“朱彭左”??生死与共的革命友谊
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左权和朱德、彭德怀一起战斗了四年多，其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常常把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字连在一起，称为“朱彭左”；人路军总部对所属部队发出的命令、指示、通报后面也往往是“朱彭左”的联名签署。在长期的战斗合作和艰苦的环境中，“朱彭左”宛如一个人，指挥着华北前线的反侵略战争。
“朱彭左”中，左权最年轻，比朱德小19岁，比彭德怀小7岁，他对朱彭两位总司令十分尊敬，总是竭尽心力，分担他们的重任。从指挥军事、侦察敌情、筹划粮草到宣传接待、总结经验等，事无巨细，他都揽在自己肩上，使朱总和彭总从繁忙的军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考虑军政战略。对于朱总和彭总的命令、指示，左权都身体力行，为了能使他们的战略意图、战役计划得到准确地贯彻，左权总是先和两位总司令切磋运筹，然后精心计划，精确计算，无不细致周到。对于左权这样一位既有军事理论素养，又有实战经验的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朱总和彭总十分信赖，对他备加尊重、爱护。他们之间，不仅在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上合作愉快，而且在具体的战斗中，也配合密切，多次化险为夷。
当然，“朱彭左”之间也有有分歧的时候。左权认为自已年轻，每当战斗危险之时，他都抢先向前，把危险系在自己身上，八路军总部每次在战斗中转移，左权总是让朱彭两位总司令先走。可是两位总司令偏偏又是倔强脾气，都不愿先走，结果是左权命令警卫员把他们强扶上马转移。转移时，左权还先让总部工作人员和驻地的老百姓先走，然后是警卫部队，最后才是他自己。为此，警卫战士常常到总司令那里“告状”：“不是我们警卫参谋长，是参谋长在警卫着我们，总司令得管管参谋长！”
“朱彭左”都是个性鲜明、十分风趣的共产党人。朱德总司令为人和善、慈祥，并且宽宏大量；彭德怀副总司令性格豪爽、爱憎分明、襟怀坦荡；左权性格沉静、稳重，做事严谨。一次，八路军总部的一个连长唐万成在行军途中发现一队日本兵，人数不多，自己又占据有利地形，不禁手痒痒了，突然开火，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还抓了几名俘虏。日军其他部队听到枪声赶来支援，结果隔断了八路军总部正在转移的队伍，司令部过去了，政治部却被堵在后面。彭总对此非常恼火，他狠狠地“骂”了唐万成四个小时：“唐万成，谁叫你打的？你愿打狗就打狗，就不管狗来咬别人？”“你打了敌人我不稀罕，你愿打仗到前线去，叫你一年打他个365天。打仗的神经鬼！……”在彭总这番“炮火”的轰击下，唐万成“蔫”了。在场的左权一句话也没说，等部队安顿下来后，他找到唐万成，耐心地向他解释为什么这仗不该打，为什么彭总会称他为“打仗的神经鬼”。左权还告诉唐万成，彭总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他从不伤人，知道了他的性格后，被批评者不但不会有包袱，还会觉得受益匪浅。
太行山条件艰苦，在八路军总部，不分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都和战士们一样，同吃大灶，食物主要是小米饭、土豆。左权知道来总司令年纪大，又有胃病，不能喝冷水，不能吃生萝卜。彭总因为过草地时只能以生青棵作为食物，闹得肠胃也不好。他建议给两位总司令开个小灶，朱总听说后，忙说：“我是吃惯了大锅饭的！”坚决拒绝给自己开小灶。他还对左权说，彭总胃不好，又经常上前线，十分劳累，应该告诉管理科，把彭总的饭菜多煮一把火，把盐炒熟。而彭总见伙房单给他做饭菜，大为生气，说：“总司令那么大年纪了，还吃大锅饭，我怎么能够搞特殊？”结果，朱彭左三人，同吃大锅饭。
左权的脸本来就黑瘦，加上长年的劳累和营养不良，更显得没有光泽，嘴唇也缺乏血色。一天晚上，朱总司令和一位同志走了进来，把一只大碗放在左权面前的办公桌上。左权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总司令神情严肃地对他说：“左权呐，身体是革命的本线，你有病不该瞒着我。今晚，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把这只鸡吃了。”左权笔挺挺地站在总司令面前说：“总司令，你看我不是健得很嘛……”话还没说完，正好有人请总司令接电话，左权等朱总一走，立刻找来一只碗，把鸡肉全倒过去，并在上面盖了一层饭，还热了热，让同来的那位同志给总司令送去。总司令没有办法，叫警卫员把面上的饭扒掉，给伤病员送去。伤病员们知道了这一切，派代表又把这碗鸡肉送到左权的办公室，并请他接受伤病员的请求，爱护自己的身体。左权还是没有吃，他把盛鸡肉的碗塞在伤病员手里，并以命令的口气说：“这是总司令和我的一点心意，端回去吧，这也是命令！”
左权和彭总都是湖南人，在吃饭方面，习惯一致。可是彭总不爱抽烟，也不爱喝酒，就喜欢饭后喝茶，而且喝到最后，连茶叶都嚼光。左权则是杆烟枪，有一次他的袜子破得都不能穿了，警卫员提议用津贴买两双袜子，可是津贴有限，买了袜子就没钱买烟。左权说，袜子暂时补一补，对付到下个月再说。看来，烟比袜子更重要。知道了彼此的爱好，彭总一得了烟，就给左权送来，而左权弄到了茶叶，也立即给彭总“运”过去。
左权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这成了朱总和彭总经常考虑的事情。可是，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男多女少，要找一个合适的还真不容易。1939年2月，刘志兰随中共中央巡视团来到晋东南，离太路军总部驻地还有十来里地呢，朱总司令就注意到了她，他亲自找刘志兰谈了一次话。刘志兰听过左权的报告，很敬慕他。现在总司令又来做媒，左权的婚事自然就定了下来。1939年4月16日，左权和刘志兰在山西屯留县举行了婚礼，34岁的左权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
婚后第四天刘志兰就离开了左权，随中央巡视团到山西沁水、阳城、晋城等地巡视。此后的日子里，直到左权牺牲时，这对夫妻一直是聚少离多。1940年4月，已有身孕的刘志兰生产在即。当时，左权正忙于前线的作战，朱总司令又即将赴晋城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解决“摩擦”问题。临行前，朱德、康克清将一块五六尺长的红布送给刘志兰，作为给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礼物。这块红布是朱总司令54岁寿辰时，总部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们集体送的寿幛。刘志兰接了这块红布，非常感动。5月27日，左权的女儿在武乡土河评卫生部的医院里出生了，左权给她取名太北，刘志兰用来总司令送的红布给女儿做了杨褓。
女儿的出生，给左权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和欢乐，然而相聚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1940年8月30日，刘志兰离开太行山去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左权抱着太北送行，太北在甜甜地熟睡，左权和平日一样沉默着。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生离死别！ 1942年5月，左权牺牲，太北还不满两岁。
1943年，彭总回到延安后，曾把太北带在自己身边。从1957年到庐山会议，太北一度住在彭总的家里，彭总供给她上学、食宿等一切费用。当时，军队每月发给大北二十元抚养费，彭总都给地存起来，让她长大后遇到困难的时候用。1960年秋天，彭总住在京郊吴家花园，刘志兰和太北去看望他，他把存折亲手交给了太北。1965年，太北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她长大成才了，这对于她的母亲，对于朱总、彭总都是莫大的安慰，九泉之下的左权若有知，也定会颔首微笑的。
六、关心“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左权认为，“人”的要素是战斗力的基本泉源，八路军的装备低劣，又经常处于敌后复杂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因此，要想战胜敌人，主要要靠素质优良的“人”’。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平日，左权对于战士们总是备加爱护，
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
有一年冬天，左权正和彭总研究华北战局，偶然间，他发现在外边为彭总站岗的战士不时地打着寒颤。他和彭总嘀咕了几句，请这位战士到火盆边烤火，同时叫另一位警卫员借来一杆秤。他生旺炭火，让战士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一秤，只有一斤一两。左权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立即给供给部长杨立三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按总部规定制作棉衣？每件棉衣要减少四两棉花？杨立三当时是八路军总部兵站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由参谋长直接领导。他向左权解释说：“棉花不够用，敌人封锁得紧，采办也不容易，所以没按总部的规定办。”左权生气了：“棉花不够用，为什么不报告？让战士们穿上这种不合规定的棉衣站岗放哨、行军打仗，怎么能防寒？”杨立三说的确实是事实，但左权决不能让战士们受冻，他立即与冀南、冀西、冀中抗日根据地联系，从这些产棉区收购棉花，迅速运到总部的被服厂。后来，一斤一两的棉衣，统统改成了一斤半。
八路军总部刚到武乡县砖壁村时，左权的办公室兼卧室是一间断了香火的娘娘庙。屋子里面到处有漏风口，顶棚上也是漏洞。警卫员提出要换房，左权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说：“不行啊，你们的屋子住着一个班，这里住的是我一个人，怎么能让一个人住暖房，叫十几个战士挨冻呢！”战士们说：“你有病呀！”左权满不在乎：“我这病好对付，跑一跑，动一动，出身汗就好了。”他坚持不换房。
部队住房紧，战士们睡的都是通铺，一个挨一个的，一睡下就翻不了身。若是有人半夜下炕方便，一回来，准没地儿，只能在两个人之间侧着身子慢慢往下挤，能容下身就算不错了。因此，若有哪位战士的家属来访，睡觉便成了最头痛的事。有一次，警卫连三排战士李有为的妻子来部队探亲，战士们正为住宿问题发愁呢，不知怎么，这事被左权知道了。他把李有为两口子领到自己的宿舍，叫他们在自己的床铺上休息。李有为怕影响左权的工作，转身要走，被左权拦住，他说：“我们指挥打仗，哪一天不在野外，办公也不一定都在房子里。”接着就到作战科的值班室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左权悄悄摸到李有为的铺位，和警卫战士们挤了一夜。
左权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也这样要求战士们，一旦发现战士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他总是严厉批评，一改平日随和的态度。有一回，侦察科把辽县的一千多敌人，说成五百多，被左权核对出来了，他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侦察科长和侦察人员。
对左权的作风最有体会的是总部特务团警卫六连连长唐万成。唐万成作战勇敢，技术过硬，而且在红军时代就参加过许多著名战役，但是因为文化低，好骂人、训人，带兵方法比较生硬。一次，他在凌晨三点时吹响了紧急集会的哨声，按规定五分钟之内全连战士要全副武装到达集合地点。战士赵晓荣迟到了，而且身上披挂不齐，还有响声。唐万成也没问缘由，就当场罚他立正，还狠狠训了他几句。据唐万成回忆：“这件事，我也并没放在心上，认为连长训战士是免不了的。带兵，没点威信哪行？”实际上，小赵是因为生病了才迟到的，连长不问青红皂白就当众训斥他，小赵感到十分委屈，回到班里就哭开了。这事被左权知道了，他单独找到唐万成，问他是不是知道小赵迟到的原因。
“‘他调皮，不守纪律。’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左副参谋长皱皱眉头说：‘哦，这么说，夜晚紧急集合，他是故意迟到的？’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这样想的，’左副参谋长学着我的声调说，‘做工作单凭想象吗？小赵同志拉了三天肚子，浑身无力，夜里还发烧，这些你了解不？你有没有做调查研究？’他脸色顿然严肃起来，话像铁锤似的，句句打在我的心上。”
左权还指出了关于小赵的两件事，告诉唐万成对每一个战士都要有全面的了解，不能一看到战士有一些小缺点，就把他的优点全忘了。过了一段时间，左权又向战士们了解唐万成带兵的情况，得知他不骂人了，转变了作风，高兴地鼓励他：“唐万成，再没人向我告你的状了！只要方法和态度对头，今后还要大胆管理！”
左权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战士们的意见和队伍里发生的事情。许多小事，别人没有注意的，说不定左权的那个小本上就有，因此，战士们中流传着一句话：“左副参谋长的本本就是连队的体温表！”左权十分注意了解部队和战士们的情况，他密不得虚假，哪怕是一点小事。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左权来到战士们住的窑洞，问他们，夜间冷吗？“不冷。”一个战士回答说。另一个战士跟上：“我说冷，脚冻得像狗咬哩。”左权笑道：“好，你说实话。”
八路军战士中，很多人来自偏远的农村，而且大部分是贫苦人家的子弟，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识字的比比皆是。这些淳朴的战士打仗冲锋是把好手，劳动生产也不示弱，可是，一提起学习就头痛，翻开书本就想打瞌睡，铅笔在他们手中怎么也不听使唤。八路军改编后，一直处于繁忙的战斗中，总部驻地迁来迁去，想学也没有条件。从1939年底开始，八路军总部驻地比较固定，左权很快就把总部机关的干部组织起来，按照各人的文化程度，编成学习小组，制订学习计划。左权常说，要八路军有文化，首先要干部有文化，“老粗”变“老细”也是一种战斗呵！
对于辅导同志们学习，左权从来没有厌烦过。警卫员郭树保第一次见到左权时，左权就对他说：“小鬼，这里工作不多，你要好好学习。打日本是长期的，没有文化打不倒日本帝国主义。”郭树保文化基础较差，左权就从教他识字开始。一次他让小郭默写“克服困难，打倒日本”八个字，小郭写出了七个，“难”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左权一看，发现七个字里错了两个。他让小郭检查是否都写对了，小郭愣是看不出来。左权用手指点着说：“克服困难的那个‘困’字不是错了吗。那框框里面不是‘本’字，应该是‘木’字。打倒日本的‘倒’字也错了。‘倒’字当中那个‘至’字缺了一点。今天写了七个字，错了两个，一个写不出，以后要用心练习。”后来郭树保努力学习，在半年的时间里，学会了七百多个字。
战士们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左权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如，对连长唐万成，先亲自教他念《百家姓》，从熟悉全连战士的姓名学起。对于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这样有一定基础的干部，左权就叫他从拟写电报稿人手，逐步学习写一些关于华北战况的小报道，后来又让他写《一月来的华北战况》。每次王政柱把稿件送来，左权都逐字逐句地修改，修改后，又鼓励他再写，后来王政柱果然有了很大的进步。
六、黄崖洞保卫战
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力量越来越壮大，到1939年，发展到27万人。人数增多了，装备却没有跟上来。战士们使用的仍是破烂不堪的枪支武器，有些枪的来辐线被子弹磨光了，子弹出膛后没有杀伤力；有些枪的口径打大了，表尺也不准；还有些枪上没有刺刀。因为武器不好，常常让敌人从枪口下逃得了性命，也常使八路军增加了不应有的伤亡，这些都使战士们极为痛心。
八路军武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但仍赶不上需要。八路军总部决定自己多造枪支，加强了设在山西榆社县韩庄的总部修械所的力量，使这个原来每月只能造三五支步枪的修械所，发展到每月生产的枪支可以装备一个新兵连。1939年6月，日军向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修械所的工人不得不背起“工厂”转移，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左权决定为修械所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经过几次实地踏勘，征得朱老总和彭总的同意后，他选定了黄崖洞。
黄崖洞地处山西省黎城县西北，是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它沟壑纵横，曲折迂回，山里有洞，洞外有沟，沟里还有场，绵延十多里，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地，作为兵工厂是很合适的。
为建设黄崖洞，保卫黄崖洞，左权耗费了大量心血。为了设计工厂施工、防御的草图，数九寒天，他攀上黄崖山，把上上下下、沟沟岭岭都实地勘察个遍。草图出来后，他又经常来到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扛石头、挑土灰、抬钢轨、凿崖石，什么重活他都干。经过日夜奋战，黄崖洞兵工厂终于开工了。开工后，由每月生产一百多支步枪，装备一个新兵连，发展到每月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四个营。除生产七九步枪之外，还可以生产掷弹筒、五零炮弹、刺刀、地雷、手榴弹、麻尾弹，成为华北八路军主要的军火生产基地，被朱总司令称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为保卫这颗“掌上明珠”，总部特务团担负起警卫兵工厂的任务。左权多次和特务团的干部一起研究防御计划和办法。1940年10月，日军两千多人朝黄崖洞扑来，当时正是“百团大战”的反“扫荡”阶段，特务团的力量大都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警卫兵工厂的兵力还不足一排人。但是，左权早已部署战士们在山口架了机枪和迫击炮，埋了几组大拉雷。敌人逼近山口时，由于工人自卫队都是第一次临战，没有经验，有些慌忙，敌人刚在山口露头，自卫队员们就又是拉地雷、又是放枪、又是放炮，虽然不符合作战常规，可是打得非常热闹，多数枪炮还命中了敌人。敌人以为这里定有主力部队防守，便改道逃走了。
黄崖洞兵工厂继续源源不断地为八路军提供武器，日军将它视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1941年11月，日军又以两千余兵力向黄崖洞进攻。左权来到黄崖洞以东约八里的小寨岭上，直接指挥黄崖洞保卫战。左权指示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先坚持五天，五天后，再另做部署，并指示了具体战法，叫“咬牛筋”，即咬拖住敌人后，不急不躁，不紧不慢，以守为攻，以静制动。11月11日拂晓，日军开始炮击，接着步兵开始进攻，因害怕踏响地雷，日军先赶了一大群羊，后面跟着步兵，然后是马队。可是敌人没想到，八路军埋的是大踏雷，人踩马踩才响，羊体重不够，还踩不响。日军第一轮进攻的下场可想而知，他们被地雷炸得人仰马翻，只得撤退。
此后，日军又多次向黄崖洞进攻，到11月17日被迫撤退时，日军进攻部队换班三次，陆续增援达五千余人，还动用了毒气。特务团以不及一千五百人的兵力，坚守了八天入夜，毙伤口军七百余人。
八、生产自救，共度难关
抗日战争进入到中期，由于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八路军的人力、物力、财力极为困难。八路军总部的人们只能靠发了霉的黑豆和高粱充饥，一日三餐不是清水煮野菜，就是高粱豆瓣粥。为了度过难关，左权亲自带领司务长、炊事员，邀请老农上山去采集能吃的野果、野菜、树叶。可是靠野菜、树叶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八路军苦，当地老百姓也苦，也没有吃的，到后来，山坡上能吃的野菜、树叶和树皮几乎被采光了。
只有靠大规模的生产，才能自救。八路军总部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朱总、彭总、左权带领大家开荒挖地，准备播种。这时，左权每天都要抽空到附近的老农家里求教，一有收获，回来就对机关的干部们说：“老乡说，阳坡棉花阴坡莱，山顶玉米长很快。这话有道理。”又说，“新开荒地好种山药蛋。”
然而总部所在的砖壁村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当地有这样的歌谣：“干砖壁，砖壁干，正月吃光土窑水，二月担水三十里。要想找到活泉水，熬到日头朝西起。”当时，老百姓土窑里积蓄的水快用完了，眼巴巴地盼着天下雨。总部骡马也不得不牵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去饮水。总部领导们决定勘察水源，选址打井。最后并址定在一个叫景沟的地方，开始并没有水，当挖到十三丈深的地方时，一股泉水涌了出来。当地老百姓像赶庙会一样拥到景沟，纷纷品尝着这清甜的水，许多人喜极而泣。接着军民一同努力，又挖了两眼水井，还筑了蓄水坝。
有了水，左权和战士们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上玉米、谷子、山药、高粱、黑豆，又给幼苗垒上一道道防风墙，还在山坡上挖了鱼鳞坑蓄水保土。秋天的时候，左权从前线指挥战斗回到砖壁村，管理员一见到他就喜滋滋地说：“参谋长，小松山上的粮菜都丰收了。”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出茶碗大小的样子：“你种的山药蛋有这么大个哩，光这一项就收了五万斤！”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还要求各部队积极养猪、养羊、开磨坊、做豆腐、生豆芽，使部队粮食、蔬菜全部能够自给，战士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是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左权带头将两名警卫员和两匹骡马裁去，只留一名警卫员和一匹骡子在身边。他要求干部战土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节约粮食、衣服、文具、子弹等物资。有一次，他提醒电务员说：“应该用铁皮做个小筒子，把铅笔套起来，把铅笔头用完。过去一支铅笔只用三分之二就不用了，这也是浪费。”
他自己更是十分简朴，当部队的待遇改善了，指挥员都穿上了柠檬黄羊皮大衣的时候，他还穿着部队1938年发的普通战士的灰军装，腰里扎的皮带已软绵绵地像根皮条。警卫员景伯承对他说：“换报新的吧！”左权迟疑地把自己的皮带端详了一阵：“还可以扎。”景伯承动员他说：“参谋长，我建议你应该换一换了，你常到友军去，换一根是必要的。”左权换上了新皮带，但仍旧留恋那根旧皮带，说：“还是1932年红一军团的纪念品呢。”
与生活物资的缺乏相比，更为严重的是军用物资和工业品的缺乏。粮食、蔬菜可以通过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可是，许多工业品根据地无法制造，因此，精打细算，“好钢用在刀刃上”成了八路军上下的消费原则。一天，左权和警卫员郭树保住在一个老乡家，时值隆冬，屋外寒风凛冽。晚上，小郭用柴禾烧炕，一来因为他不会烧，二来柴火都是湿的，烧了半天，只见冒烟，不见火苗。情急之下，小郭端过煤油灯，偷偷往柴火上倒了一点点煤油。不料被左权看到了，他立刻严肃地说：“同志，你知道煤油是我们通过好几道封锁线才弄到的，为什么这么浪费？下次别用煤油引火了。”
严格的要求使战士们有了节约的观念，但是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也会有些例外，有时甚至是有趣的事情。在一次行军中，一位战士用一颗子弹打死了一头四百多斤重的山猪。那时部队已经连着四天都是吃的苦盐水送小米饭，这头山猪给四个连队改善了伙食。等大家吃饱后，这位战士主动来到营部，听候营长对他的批评，因为他知道这是明知故犯，上级早有节省子弹的命令，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而不是一枪打死一头山猪。
部队生活如此困难，可是八路军不愿给老百姓增加一点负担，左权更不能容忍部队对老乡利益的一点侵犯。他有时住在老乡家里，但从不麻烦他们，对老百姓的东西也非常爱护。在一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得到了几门山炮。山路崎岖，牲口拖着笨重的山炮走得很吃力，饲养员也很辛苦。好容易走到一个小平川里，休息下来，饲养员一坐下就睡着了。没人看管，那拖炮的骡子伸着脖子偷吃老乡的豆苗。左权走过去拉开骡子，叫醒饲养员，说：“同志！牲口吃一棵豆苗，老百姓就少收一棵，你为什么不注意呢？以后再不要让牲口吃老百姓的庄稼。”饲养员的脸顿时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左权还带领部队经常帮着老百姓干这干那，太行山缺水，部队抽调人员，打了好几眼井，在黄崖山区还找到了地下水的泉头，引来了泉水。有一年大旱，老乡翻好了地，准备播种，可老天却迟迟不肯下雨。盼来盼去，盼来了一场小雨，老乡打算抢墒下种，但又缺少牲口。左权知道后，让辎重营长调来辎重营的骡马，帮助老乡下种。左权还牵来了自己的大黑骤，扛着一张犁下了地。只用了一天的工夫，老乡们的晚秋作物就全都种上了。流经太行山区的清漳河喜怒无常，有时，发起威来，滔滔河水将两岸肥沃的土地、老乡的房子全都卷走了。为了让它驯顺下来，造福于民，左权带着总部警卫连的战士，在清漳河畔搭起了座座草棚，开始治河垦荒。他们整理乱石滩，开凿水渠，筑起拦洪大坝，在荒滩上了开出了大片土地。
八年抗战，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掩护，八路军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这一切正如左权所说的那样，“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鱼水情深的八路军和根据地老百姓互相帮助、互相撑持，一同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九、血洒十字岭
进入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为频繁的大“扫荡”。5月，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又开始了。此次“扫荡”，日军参战兵力为3万余人。八路军面临的形势格外严重。左权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往，他交代任务时，从来话都很短，但这次，他却从整个形势谈起。他指出，敌人这次拼了血本，妄图把我们消灭在太行山上，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我们周围，几千同志的生命都担在我们的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5月22日夜晚，左权已将整个部队的任务布置完毕，心情稍安。初夏之夜，天还有些凉，灯下凝思，他不由得又想起了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太北，虽然不久前他刚给妻子写了信，此刻又拂纸挥笔，倾诉衷肠。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安之便，再带给你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错。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他，来信时希多报导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
好！
叔仁 5月 22日晚
这是左权将军写的最后一封家书。
一天后，大转移开始。5月25日，走了一整夜的队伍正在辽县麻田十字岭稍事休息，日军突然包围上来，并伴以飞机大炮肆意轰击。人多目标大，彭德怀、左权决定部队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各自为战，左权承担全面指挥突围的重任。十字岭位于山西涉县南艾输和辽县北艾铺的交界处，正岭呈东西走向，连绵起伏数十里，和大小不等南北走向的山岭交错，状似“十”字，海拔约一千三百米。它是一个制高点，控制了这座高山，向西北方向突围才有可能。
八路军385旅769团1营首先控制了这座高山，掩护各部突围。从清早到下午，日军几次向十字岭猛扑，都被击退。太阳偏西时分，左权随最后一批掩护部队冲破几道封锁线到达十字岭正岭。太阳沉沉地西落了，各机关人员终于突出了重围。左权仍然坚守在十字岭上，大家几次要他离开，都被他拒绝，他要率领最后突围的战友们一同冲出。正当突围的队伍冲到最后一个山垭口时，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左权身旁，这位年轻的八路军参谋长倒下去了。战士们不顾一切，冒着炮火跑过来，左权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噙着泪水，把左权的遗体移到十字岭东坡隐蔽处，从左权身上取下左轮枪，捡了一个草黄色背包，把背包打开，覆盖在他的身上。他们默默地将左权的遗体安放在一堆灌木丛中，再在上面盖满了青枝绿叶。
突出重围后，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悲愤不已，有的不相信这是真的。战友们将左权的左轮枪交给彭德怀，彭德怀背过身去，仰望着窗处，一动也不动。左权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莫不震惊。朱德总司令将左权的夫人刘志兰从中央研究院接到延安，挥泪写下了下面的诗句送给她：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权的殉国在刘志兰心中留下的哀痛有多深，谁也无法知道，她曾写道：“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曾写道：‘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了绝望！”在她绝望的时候，她的女儿却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牙牙学语、甜甜地笑，因为她还只有两岁。
1942年10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为左权举行了公葬仪式，左权的墓位于山西涉县石门村山麓，背依太行，面临清漳河，是他战斗过的地方。彭德怀副总司令满怀深情地为左权撰写和手书了《左权同志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毅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战，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1942年5月25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1950年10月21日，位于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左权的灵枢由涉县迁至邯郸，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