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日本人在上海多次挑衅,国民党反动政府多方媚日,命令上海市政府取消抗日救国会,并令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撤退。1月28日晚11时,日军突然向驻守闸北的十 九路军袭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当时我任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下辖第五二 一、第五二二两团,驻在南京的小营、马标一带。全旅官兵深感形势严重,非奋起抗战将无以图存,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寄以深切的同情,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我代表全旅官兵,于1月30日下午3时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何应钦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反而板着面孔对我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

    这是不行的。”我和他争论多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不得要领。

    我乃返回旅部,于是晚7时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开会。

    我将何应钦不答应本旅开往上海参加抗战的情形传达后,大家情绪异常愤激,发言者甚多,有的声泪俱下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最后决议由旅长率营长以上干部向何应钦再度请愿,务要达到目的。

    当晚11时,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向何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他没有想到半夜里突来这样多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一开始大家还是很有礼貌地向他陈述官兵的抗日要求,请他准许本旅开往上海支援十九路军作战,但何应钦仍然拒绝,态度顽固,说什么“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不能造,一 切要从外国买来;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各地方军阀口头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又有共产党到处捣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形势,怎能同日本人打呢?……”何应钦说了一大套亡国谬论,大家听得不耐烦了,就向他质问,态度很激昂。记得有一位营长王作霖(陕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说得最为扼要动人。他说:“我是部长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我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呢?难道作为我们的老师(何应钦任过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教育长等职),作为我们的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是决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话说得何应钦哑口无言。随后大家纷纷发言,一致表示抗战的决心。僵持到深夜1点多钟,何应钦看到大家情绪激昂,言之有理,知道单纯用高压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站起来,以和婉的态度和语调对我们说:“现在南京空虚,明天一 大早你们就开到幕府山、狮子山、下关一带,对江面严密警戒。我即调第二五九旅从徐州开回来,等第二五九旅到达后,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再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

    大家认为多少有了指望,不便再闹下去,遂即退出返部。次晨,我们致电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及全体官兵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表示全旅官兵抗战的决心,誓以全力支援。此外,我们将由我领衔和全旅干部(共约三百人)签名的一封请愿书,派人送交当时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同时我又派员到京沪铁路局接洽,要求他们准备车辆随时运送本旅去沪参战。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坐失广大国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责骂。数以万计的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蒋介石使用空言搪塞和高压手段,都不能阻遏全国人民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意见纷歧,矛盾重重,最突出的表现于宁粤间的分裂。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被迫于1931年12月宣告下野。随后国民党政府改组,选林森为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但孙内阁对各项重大政策及经费的筹措,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及至沪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号召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决定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于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于2月2日前后到了洛阳,又于2月6日回到浦口举行会议。

    这时上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中央并无派兵增援的动向。许多社会人士及国民党内反对派纷起责难,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按兵不救。出身于上海交易所的蒋介石,是善于看风色行事的。当沪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曾发出一个给全国陆海空军官兵的通电,号召大家奋起抗战,并说他愿与诸将士誓共生死。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一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所以当张治中于2月初在浦口见蒋报告各方舆情,并表示愿意去沪参加作战时,他立即同意了。张治中那时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介石关照何应钦,即调动散驻在京沪、沪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这两个师原为警卫军第一、第二师)合编为第五军,并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任第八十七师师长,率领所部开沪参战。我这一旅奉命首先出发。当我在南京尧化门外集合全旅官兵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的甚至把军帽抛到空中去,蹦跳,鼓掌,欢笑……形成了一个很动人的场面。我当时以“军人报国在今朝”为题,对全旅官兵作了一次情绪激昂的讲话。

    我部于2月9、10两日开到南翔,当往见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参谋长报告部队到达情况,并请求赋予任务。蒋、蔡等表示嘉慰,嘱暂在南翔集结待命。11日,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亦率该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当时上海有一种传说,说中央有意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任听牺牲。因此,在俞济时提议之下,我们几个人出名通电全国,表示共同御侮的决心。通电由俞济时领衔,列名者为八十八师副师长李延年,旅长杨步飞、钱伦体,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电文大意如下:济时等忝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等语。

   

    2月11日(或12日),我旅奉蒋光鼐总指挥命令,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于12日(或13日)晚接防完毕。蕴藻浜是一条自西向东(稍偏北)的河流,河幅不宽,但水深泥多,不能徒涉。当时对岸只有日军少数警戒部队,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过河去,施行威力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在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常不断向我射击。我的旅部驻在由刘家行至吴淞镇的公路的南面一个小村庄里。15日,我曾去吴淞会晤守备吴淞要塞地区的要寨司令谭启秀和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一致认为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情势下,一 定可以打败侵略者。18日,张治中军长率军部及八十七师师部人员、直属部队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八十七师的二五九 旅等,先后抵达刘家行附近。他根据蒋总指挥的命令,用左翼军指挥官的名义(右翼军指挥官为蔡廷锴),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旨如下:一、奉总指挥蒋2月16日午后12时命令(附军队区分)如另纸印发(本文从略)。

    二、本左翼军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置于大场镇北、杨行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淞。

    三、本左翼军兵力部署如左:

    (1)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应占领由江湾镇北端至周巷无名河南岸之线,右与十九路军、左与本军八十七师确取联系,惟主力须控置于大场镇以北地区。

    (2)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应占领由无名河北岸经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左与吴淞要塞地区部队确取连络。第二五九旅应派兵一营归二六一旅宋旅长指挥,其主力为师预备队,应控置于杨家行至刘家行大道上之火烧尝董陆宅附近。

    (3)吴淞要塞地区队之任务,如总指挥蒋命令所规定。

    (4)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北之太平桥、张家桥附近。

    四、各师须于明(18)日午前3时以前分别与我十九路军接替防务,并完成一切之战斗准备。

    五、关于通信联络、补给、卫生事宜,悉遵总指挥蒋命令办理。

    根据这个命令,本旅归还了第五军的建制,所担负的作战任务,没有变更。

   

    “一二八”战争爆发前,日军驻沪部队为海军陆战队,约有四五千人,加上日本侨民所组成的武装约有三、四千人,共有八、九千人,统归盐泽海军少将指挥。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军队一击即溃,所以悍然发动进攻。不料遭到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在闸北江湾一带,激战十余日,日军伤亡枕藉,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日本帝国主义为挽回它们的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声誉起见,乃派其驻金泽的第九师团、驻久留米的一个混成旅团及飞机数十架和相当数量的海军舰队,陆续开抵上海,统归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指挥。植田到沪后,策定了一个“中央突破”的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 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吴淞地区。

    日军自2月20日拂晓,开始向我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更番轮流向我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猛施轰炸,同时以重炮野炮向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另以一部分炮火向本旅阵地纪家桥、曹家桥一带轰击。敌步兵在飞机及炮火掩护下,向庙行镇附近阵地冲锋数次,均被我击退。

    21日晨,敌又以炮火向八十八师阵地集中猛轰,尤以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颇多,继之敌步兵以主力向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猛烈攻击。我官兵掩处战壕内,沉着应战,等敌步兵接近,以机枪扫射和使用手榴弹迎头痛击。敌军进攻数次,均未得逞。同时在21日午前1时许,敌步兵数百,借炮兵掩护,企图强渡蕴藻浜。本旅官兵,早已严阵以待,当发现敌军这种企图后,立即以炽盛火力向敌射击。双方激战约两小时,敌知我有备,未再进犯。本日我师二五九旅之五 一七团小炮连击落敌军八四六号战斗机一架,驾驶员田中大尉当场殒命。

    至22日,敌更倾巢来犯,先以重野炮五六十门向庙行镇一带阵地轰击,连续四五个小时,火力之猛,前所未有,许多工事,多被摧毁。上午9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重点指向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守备该处的八十八师五二七团,伤亡甚大,第三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了一段,形势很紧张。张治中军长当命八十七师的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率部向庙行以南地区增援,同时张军长亲率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前往八十八师指挥所策应。另由蒋总指挥命第十九路军的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

    在22日午后1时左右,张军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庙行方面激战甚烈,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这一地区猛攻,企图突破我阵地,情况十分紧张,想要我旅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增援,问我意见如何?我答:“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

    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至快要四、五个钟头才能赶到,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也不无影响。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的压力?”我这一建议,张军长毫无犹豫地同意了,并问渡河有无困难,我说我们会设法克服的。张军长最后说:“好,就这样办吧!”我接受任务后,感到十分兴奋,立以电话召五二一团团长刘安祺、五二二团团长沈发藻来旅部,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我向他们说明庙行方面的战斗情况及张军长赋予本旅的作战任务,命两团各留一营守备阵地,主力立即在各团的正面渡河。渡河成功后,五二一团在右,首先夺取齐家宅,然后向北孙宅、西港方向攻击;五二二团在左,先攻占陆家桥,然后向南孙宅、顾家桥宅一带攻击。我问刘、沈两团长有无困难,他们以异常兴奋的情绪满怀信心地说:“有办法。”随即他们就回去部署了。

    还不到下午3点,当我带着旅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走向蕴藻浜河边去的时候,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但很快就终止了,我想大概是最先渡过河去的部队和日军的警戒哨兵发生了战斗。从旅部驻地走到河边,约半个钟头就够了,当我走到河边一看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哪里来的这许多五花八门的渡河工具呢?除几只小木船外,有竹筏子,有用门板扎成的平板船,还有大木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打听之下,才知道两团的队伍,除留有一部分在北岸阵地戒备外,全都渡过河,迅速驱逐或消灭了敌军的哨兵,向前攻击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的速度!当我登上一个小木船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西面阵地工事里跑来五二 一团的一个连长(忘其姓名),一面向我举手敬礼,一面大声说:“报告旅长,请准许我们这一连也过河去打日本鬼子。”我说:“那怎么行!北岸阵地的戒备还是要紧的。”他说:“旅长,我们在南京一再请求要来上海抗日,总算达到了目的,来了十多天,却没有机会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现在有了机会,却不让我们去,全连士兵简直难过得不得了,纷纷向我质询责难,弄得我也很难应付他们。”这个连长的这一番话,使我恍然理解了有这许多形形色色的渡河工具和部队这样快就跨过了蕴藻浜的原因。是的,“大家都憋不住气了!”我在船上望着那位满面红光、意气风发、带着恳求的目光而又显得有些失望的表情的青年军官,我感觉到当一个军人真正认识到为何而战的真理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叫做困难危险了!

    我到了南岸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约三十步地方躺着一具敌军的尸体,走近一看,这家伙显然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站在蕴藻浜河堤上,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正面的齐家宅和左前方的一个村庄,已经看不见有我军的部队,只有少数的担架正在向后运送伤兵。我们走到齐家宅去,在那里设立指挥所,叫通讯部队向两个团指挥所架设电话。这时得到两个团长先后送来的战斗要报,得知五二一团已攻占北孙宅,正向西港攻击中;五二二团已攻占陆家桥及附近的另一 个村庄,正向南孙宅及顾家桥宅攻击中。两团都有相当缴获,以迫击炮弹、机枪弹药及各种罐头食品为多。五二二团并缴获迫击炮一门。两团击毙的敌人共有四五十人,我方亦共伤亡了八九十人。这是下午4时左右的战况。

    我部随即继续向前猛攻。五二一团于下午5时攻占了西港,击毙敌大队长一名,毙俘敌军二十余人。五二二团亦同时攻下南孙宅,颇有所获。我旅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外,敌军的指挥部根本没有预想到我军会强渡蕴藻浜来攻击它的侧背。本旅攻势的迅速猛烈,使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感到严重的威胁。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胁。敌军指挥部为应付这一意外的严重局势,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调出约两个大队的兵力来阻遏我旅的进攻,其炮兵的一部亦向我猛烈射击。22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战斗异常激烈,双方进行了肉搏战,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受伤的官兵,被刺刀刺伤者颇多,我亲见一班长的左腿和左臂均被刺入一寸多,可想见战斗的惨烈。由于官兵战斗意志旺盛,英勇杀敌,经过两三 小时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军的几次反扑。我当命各团在已占领之线上构筑阵地,彻夜警戒。

    向庙行镇及以南地区进攻的敌军,在正面遭受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坚决抵抗,同时其左右两侧受到六十 一师出击部队及本旅的猛烈攻击,伤亡枕藉,损失甚大。敌军在三面夹击之下,不能不停止进攻,植田谦吉的中央突破计划,至此完全落空了。第五军的两个师,这一天几乎全部加入了战斗,一日之间,伤亡官兵达一千余人,这一天战斗的激烈,实为自1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所未有。

   

    敌人受到这次挫败,自不甘心,日军统帅部随即派其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来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并加派其第十四师团的全部及第十一师团的大部开来上海增援,至此,日军总数达到十万人以上。敌人知道如仍继续从正面进攻,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且未必得逞,因此白川义则采取在我左侧背浏河附近登陆的计划。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仅有左翼军指挥官所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个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稍为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守备这一线的重要性,因为如敌军以有力的一部在此登陆绕攻我侧背,就会使我军全线瓦解。但当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总兵力不过六七万人,自闸北、江湾、庙行经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几无日不在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相当大的伤亡,纵然控制了一些预备队,为防备敌军的正面攻击,也只能适当地控制于阵地的稍后地方,不能过早地使用于远在二、三十公里外的浏河、杨林口一带,所以该方面的守备兵力十分单保3月1日拂晓,敌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进行全面攻击,同时,敌舰多艘携带大量民船和马达船,施放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六滨口、杨林口、七丫口登陆,并以海军舰队上的大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轰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要塞起沿江轰炸各要口,严密监视我军的行动。敌登陆后,即连续占领浮桥等地,向浏河西端约五公里的茜泾营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抵御,伤亡殆荆本旅主力自2月22日跨过蕴藻浜向南攻击敌军侧背,缓和庙行方面友军所遭受的压力,完成任务以后,于24日奉左翼军指挥官的命令,仍撤回北岸守备原阵地,只留一小部在南岸监视敌军的活动。至29日,又奉张指挥官命令,将本旅所担任的防务交八十七师独立第一团(附教导总队第三营)接替,并命本旅集结于庙行镇左后方之唐乔田湾附近,为左翼军总预备队。是晚,本旅又奉命担任构筑第二线阵地。

    3月1日上午,我率各团营长正在侦察地形,经始工事线的时候,突然旅部的一个参谋快步跑来报告,说张军长叫我立即到刘家行军司令部去,并要部队整装待命。我于上午10时左右到了军司令部,张军长告知浏河方面的情况,并当面交给我一道笔记命令,要旨于下:一、敌有一部由七丫口(在杨林口西北约三千公尺)登陆,似有扰我侧背之企图。

    我四十七师的一个团,正由黄渡向太仓方面前进中。

    二、本军为使敌在立足未稳之前,在浏河以西地区,将其歼灭之。

    三、着宋旅长希濂率所部两团由现在地经刘家行、罗店向浏河前进;惟因汽车不敷,只可以一部乘车,其余徒步用疏散队形向浏河前进。

    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之一营,应固守浏河,以一部在茜泾营严密警戒,俟宋旅长到达后,即归该旅长指挥。

    命令的其他部分从略。

    我接奉这个任务后,理解到形势紧迫,必需尽可能使部队迅速到达浏河,尤其要有一部分尽快抢占茜泾营,拒止或迟滞敌军前进,否则敌军必然先我占领浏河,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部队官兵听说本旅负有紧急的战斗任务,大家都异常兴奋,认为又可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仗了。

    队伍很快就到公路集结完毕了。我把情况和本旅任务对刘、沈两团长交代后,即命五二一团的第一营由顾家宅汽车站用汽车运输,只有十一辆车,很勉强地装载一个营。

    大约是上午11时左右,我仅带参谋、卫士各一人随同五 二一团第一营营长唐德乘车出发,面嘱刘、沈两团长率部用强行军向浏河前进,并适当地用疏散队形行进,万一受敌机扫射和轰炸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我和先头营快要到达浏河(大约相距约两公里的地方)的时候,被在天空盘旋的敌机四架发现了,我立命停车,指示队伍迅即向公路两边疏散隐蔽。果然一刹那间,敌机便俯冲下来,疯狂地在汽车周围投掷轻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而且竟然在离地面只有一百多公尺的低空肆无忌惮地飞来飞去。原来隐伏在地面上的官兵,看到敌机如此猖狂,十分愤怒,有些士兵便不顾暴露目标的危险,站起来以一个人托着轻机枪的两个脚架,另一个人便对着敌机瞄准射击。一个连这样做了,其他的连跟着仿效起来,一时便构成了对空射击的火网。我看见一架敌机冒着烟,一扭一拐地向东方飞去,很可能这架敌机是被打伤了,其余敌机也都不敢再低飞了。敌机的扰乱,耽误了我们的行动约二十分钟。待其走后,检查汽车,有八辆被炸毁不能行驶了,只有三辆还勉强可用。我乃命这三辆车开回去接运后续部队,我们步行去浏河,很快就到了,这时大约是十二点半钟左右。

    浏河街市店门紧闭,阒无一人,只见有三四个手缠“义勇军”臂章的青年,神色有些紧张。探询之下,始知他们就是属于冯庸义勇军的,共有一百余人,奉蒋总指挥命令在浏河一带担任对江面敌舰的监视,冯庸本人到上海去了,现这方面发生了战争,他们不知怎样行动才好。我当告诉他们,我军大部队即可陆续到来,此间可能发生一场激战,要他们立即离开浏河转到后方去。这些青年大半是东北籍,激于爱国热情,不畏艰苦来参加战地工作,是值得表扬的。

    我到浏河后,立即搜集情况,得知敌军自今晨以来,已有数千人在七丫口、杨林口一带登陆,尚有大批敌军正在继续登陆,判断当在万人以上。首批登陆之敌,在占领浮桥镇(浮桥镇位于七丫口附近,在茜泾营以西约七、八公里)后,已向东急进。我认为茜泾营为浏河屏障,位置扼要,必须先行占领,才能掩护后续部队展开,乃立命唐营长率该营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哪知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而敌已先我到达,于是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杀声震天,战斗愈演愈烈。

    敌后续部队不断赶到加入战斗,而我方到下午3时后,五二 一团刘安祺团长才率第二营到达浏河。这时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低空飞行,掷弹如雨,敌舰的重炮亦连续轰击,浏河的房舍多被炸毁,部队亦颇有伤亡。至4时许,茜泾营的敌军向我左翼迂回绕攻。原在右翼方面的教导总队第一营伤亡甚大。在茜泾营附近苦战的五二一团第一营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战死者甚多,伤者亦无法运下来。

    而该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视死如归,营长唐德左臂受了伤,不仅继续指挥作战,且亲自投掷手榴弹与敌肉搏。这种英勇杀敌的精神,在我国抗日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到了5点多钟,天色已昏,我五二一团第三营才赶到,我当命已到达的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并命唐营仍暂在原地抵抗,俟浏河防务布置就绪后,即逐步后撤,归还建制。我五二二团全部是徒步行军,加以沿途受敌机扰乱,到晚10时尚未到达浏河。

   

    3月1日这一天,除浏河方面的战况已如上述外,而在江湾、庙行一带的正面阵地,亦均被优势之敌压迫,敌飞机大炮不断猛炸,我阵地工事,多被摧毁,敌步兵向我军反复冲锋,我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延到午后,正面阵地有数处被敌突破,各师旅控制之预备队皆已使用,而从后方调来增援的部队,据闻因路程遥远和运输困难,决非几天内所能赶到。淞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蒋光鼐盱衡全局,为与敌作长期抵抗起见,决定当晚转移阵地,命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镇之线,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是晚10点30分左右,我接到张指挥官派专人送来的笔记命令,命本旅及军校教导总队经由浏河、陆渡桥向太仓集结,应警戒西竹桥、横沥桥、太仓城、西湖川塘之线,右翼须与二五九旅(孙旅)联系。奉命后我即派人通知尚在途中的五二二团立即向太仓转进,我亦率五二一团及教导总队于当夜开往太仓,均于3月2日上午集结完毕,并以一部留置于陆渡桥一带,对浏河之敌严密戒备。下午奉张指挥官命令,本旅及教导总队担任右自陈家宅(西竹桥西南一千五百米达河岸)联系孙旅左翼,经太仓城、铁港滨河左至西湖川塘之线,构筑阵地。并指示各部队应尽可能地依河川为外壕,先于各要点构成据点式工事,然后依时间逐次增强之。奉命后,本旅不顾一切疲劳,又立即积极从事阵地的构筑。

    3月3日上午,浏河方面之敌数千人附轻炮十余门,向守备娄塘镇一带阵地(在本旅太仓阵地的右翼约八、九公里处)的我二五九旅五一七团猛攻。该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敌截成数段,两翼被敌包围,该团官兵奋勇抵抗,死战不退,因而伤亡甚大,营长朱耀华壮烈殉国,下级干部及士兵战死者甚多。张指挥官得报后,即命在嘉定的八十八师及在太仓的本旅派兵前往支援,正行动间,突又奉急令中止。旋接张指挥官3月3日晚7时的笔记命令,大意谓奉蒋总指挥3月3日午后2时的电报指示,略谓:“敌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我归路,各军应留一部散据各要点,即第五军分占钱门塘、太仓之线,十九路军由吴淞江北岸亘安亭望仙桥之线,节节 抵抗,拒止敌之西进,即于本晚开始,第五军主力撤至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之线,第十九路军主力撤至周巷沿青阳港西岸至陆家桥之线,构筑强固工事固守之。本军遵令以主力于本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的撤退。八十七师宋旅应以有力的一部固守太仓,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其主力应俟孙元良旅通过太仓后经直塘镇向白茆新市占领阵地,对敌警戒,该旅固守太仓之一部,如敌不来犯,不得放弃,如受敌压迫,不能固守时,准予相机撤退,归还建制。”

    (命令中关于各友军的任务位置等,本文均从略)。

    本旅根据这个命令,派了一个加强营守备太仓,主力转到白茆、新市之线占领阵地,随后在太仓的加强营也奉命归还建制。以后敌军未再进犯,只有敌机经常向我作侦察活动。

    到5月5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上海休战协定。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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