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所要写的,不是日寇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军事镇压上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而是在经济上人力上实行的抢光、刮光、搜光的三光政策。我曾历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秘书、伪产业部、农业部各司长及伪省长等职,既参与三光政策的制定,又从事三光政策的执行。现将记忆的当时情况写出来,以供参考。

    实行经济统制的准备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妄图大举进攻中国本部,因而先在经济上预作准备。1936年日寇在伪满洲国国务院设立一个全伪满的临时户口调查局进行人口调查,三个月的时间调查结果,计有人口三千六百万,男子一千九百万,女子一千七百万。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又从日本内阁工商省调来矿务局长岸信介为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兼临时满洲资源调查局长(后回日本历任工商省大臣、内阁首相,是个反动透顶的一级战犯),工务局科长椎名某(忘其名)为伪产业部工务司长,并以岛健次郎为参事官,改组伪产业部,充实资源调查局的阵容。此外,日寇又发动全伪满各级官吏,经过一年时间,把东北的地上地下资源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

    结果认为伪满土地面积约有五千万顷,可耕地为四千万顷,已耕地二千五百万顷;森林若干万顷(数字忘记),年产大豆亿百五十万吨,小麦二百万吨,稻子七十万吨,小米一百万吨,高粱八百万吨,玉米五百万吨,杂粮豆类(大豆在外)、棉花、烟叶等作物忘其数字,马四百万头,牛三百万头,羊三千万头,猪四千万头。地下资源:煤炭埋藏量约三十亿吨,铁囿十亿吨。其他矿物应有尽有,数量忘记。只有石油资源还不明白。

    1937年6月下旬,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前夕,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定例每星期六面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汇报伪政府各种情况,同时听取日寇司令官的指示,回来后对我说:“昨天听到南司令官(当时司令官名南次郎)说,为了巩固满洲国的安全,提高人民的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振兴北边,并大量移来日本人民。日满两国同心同德,全力以赴,才能达到我们理想的目的。请阁下回想一 下,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宣传抗日,因此才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不久,北京学生又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举行反日运动,提出停止内乱,一致对外,并喊出打倒日本的口号。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蒋介石已承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三原则,即:(1)中国政府要负责取缔一切排日运动;(2)中国、日本、满洲国经济合作的树立;(3)中日两国共同防共。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实行,却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发表声明共同抗日。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很难说。日本当然已有万全的准备,万无一失,满洲国也应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有所贡献。总理阁下以为如何?我回答说,匪徒(指抗日救国军)已被皇军歼灭殆尽,苏联早已把中东铁路卖给我们,国内国际的共产党已不足为患。我们很应当竭尽一切力量,实现开发产业、振兴北边、开拓移民的三大政策。司令官阁下深谋远虑,为我们创造幸福,我们那有不欢喜感激的呢?但是南司令官又说,这个事体很大,在实现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一些困难,请阁下考虑一下,下次见面再谈吧”。张景惠接着对我说:“司令官说可能有些困难,是指的什么事情,我不大了解,你说说是什么意思?”我说:“总理回答的很得体。据我想司令官既说要动员满洲国一切力量,当然要制定一些法令和制度。听说要实行经济统制,连日以来的次长会议(伪满洲国的政策法令,先由以伪总务长官为首所召集的各部伪次长、局长会议决定后,再提出伪国务院会议通过),就是研究讨论这个问题。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总务长官最近可能向总理有所报告,那时自然就明白了。”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日,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后为日本东条内阁的国务大臣,日本投降后被判死刑)面见张景惠,说:“为了支援日本对于七七事变后的行动,本月13日国务院会议将提出关于经济统制的各项法案,无论各大臣有何意见,这些法令在所必行,请总理关照各大臣,届时不用有不必要的争执。”

    果然,同月13日,伪国务院会议,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提出了所谓“满洲国重要产业统制法案”,内容主要是:(1)凡属燃料与工业原料和原材料和产品都依法统制,分为军需、民需,优先供给军需,次为民需。对于规模宏大、生产力强的各种工业优先配给物资,其次为小规模的工业,必要时对于生产力微小的工业可能不与配给。违犯者按照经济取缔规程处罚之。(2)关于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除去政府收购数量外,所余的产品方能自行处理,违犯者按经济取缔规程处罚。(3)对于政府指定收买的土地,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绝,违犯者依法没收其土地。此外还规定人民对于国家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政府按照国家的需要,每年征集国兵一次、劳役一二次,违犯应征法令者依法处理。凡属“物价停止令”范围内的物品价格,一律以物价停止令颁布时的价格为标准,违犯者依法处理。但在物价停止令颁布前所订制或订购的物品,则以契约上所规定的价格为标准。

    伪大臣们听罢默然,相视无语。移时,伪交通部大臣丁鉴修开腔了,他说:“案内规定主要物资的供给,先大工业后小工业或者干脆不配给,那么像满洲人经营的工商业虽然为数不算少,但都是些小规模的,恐怕将来仅能得到少数的配给或者得不到配给。这样一来,满洲人的工商业岂不都要完了吗?这从日满亲善精神一体来讲,需要考虑一下。”伪财政部大臣韩云阶说:“现在国际形势的确有些紧张,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来讲,都需要准备一下。但是动员满洲国的人力物力究竟需要多少,而满洲国的能力又有多少,需要研究一下。尤其土地和粮食,一旦收买,人心必然恐慌起来。又今后收买价格如仍然以现在的价格为标准,人心将更不安,政府益难把握,同时又给敌人(指爱国的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乘机造谣、离间日满感情的口实。我们爱满洲国,也爱日本。为日满两国的亲密团结起见,我同意丁大臣的话,需要慎重考虑。”伪民生部大臣孙其昌说:“我看现在国内还很安静,国防上有关东军负责,安如泰山,万无一失。只是满洲人口原来稀少,日本人民怕也一时移不来很多,如果现在实行征兵制和劳役制,人力必感缺乏,势必影响工农业的生产。可否暂缓征兵征工,并从中国华北大量输入劳工,对于满洲的开发不是更快更有贡献吗?”

    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听了这些汉奸的意见后冷笑地说:“大臣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所说的道理有些不尽然。大臣们请来看,满洲国成立以来,在日本大力援助指导之下,王道乐士,在实现,引起了世界人们的健羡,同时也惹起了逆我者的恐惧。现在赤色侵略者威胁于北边,中国共产党扰乱于门前,如果能够实行广田外相提出的中国取缔排日、中日共同防共、日满华经济提携三原则的话,不仅日满华可以大大繁荣起来,对于亚洲的安定也将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政府撕毁三原则的协定,又掀起排日运动,实行远交近攻的传统政策,勾结英美抵抗日本,联络苏联压制日本,惹起了芦沟桥事变。事态的发展不可预测,准备万一,乃是当务之急。因此开发产业、振兴北边、开拓移民三大政策,必须实行。至于说实行这些政策满洲人的工商业将受一些影响,这也是难免的。……希望满洲人还须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取得将来的繁荣。这一点大臣们应该承认的吧。”星野直树说罢,狰狞地狂笑一阵。

    伪产业部次长岸信介(伪国务院会议时,与议案有关部门的日寇次长均出席作补充说明)接着说:“军方(指关东军)的要求,将来满洲国每年须供出煤二千九百万吨,钢铁一百五十万吨,粮食一千万吨,收买的土地将为满洲可耕地的四分之一。依据满洲国资源调查的结果看来,这个数字是不难达到的。其他物资的需要数量将来可以随时规定。至于收买物资的价格以停止在现在的物价为标准也是合理的。满洲既须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就不仅要在政治经济上作好准备,还需要充实军事上的力量。满洲的国防虽有日军负担万无一 失,而满洲国也要有个分工的支援。我想满洲征兵可能不用于国际战争,而用于维持国内治安的需要。因为满洲即使征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兵士的知识能力精神各方面,没有足够的教育训练时,是不可能实际参加作战的。因此需要从日本移民进来,既可为开发满洲献出技能,又可为巩固满洲国防贡献力量,这就可以挪出一定数量的关东军用来巩固满洲国的前门。满洲地广人稀,增加几百万日本人口,太不成问题了。至于孙大臣说实行征兵和供出劳役,满洲人力恐将感到缺乏,影响工农业的生产的说法,我看不然。满洲虽有可耕土地四千多万顷,但是现在每年耕种的不过二千万顷,有四百万的劳动力足够敷用。而现在满洲人口为三千六百万,可能有六百万人的劳动力,也就是除去四百万人还有二百万人的劳动力可供使用。如果再把妇女动员起来,又可增加一 二百万的劳动力。过去由中国方面每年虽进来一百五十万乃至二百万人,但是春来冬归的至少为百分之八十,也就是每年归回华北的为一百五十多万人。每人平均带回或汇回的钱款为五十元,合计约有七千五百万元,也就是满洲每年收入减少了七千五百万元。这项巨款如果留在满洲,对于满洲的生产建设或生活改善将起多么大的作用呢!如果满洲人能够多劳动一下,这项巨款不至外流,对于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

    现在满洲与中国已成两国,人口出入须有限制,随便来往是不可能的。大臣们如果真正为满洲国的前途着想,为日满一体亲如一家着想,研究一下目前国内国际的形势,就可以了解这些法案的意义了。”

    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乘机献媚说:“星野长官和岸次长所说的都是披肝沥胆的话,我很同感。从国际关系来说,日满两国亲如骨肉、利害相连自不用说。日本与中国从地理、历史、文化、种族来讲,本应相亲相善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如果实现日本广田外相的三原则,不仅日、满、华可以共存共荣,又可以奠定亚洲安全的基础,为世界和平创造一 个新局面。不料想中国当局右手拉着英美,左手拉着苏联,目的是想置我满洲国于国际共管的境地,令人不寒而栗。再说,满洲是个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地方,资源丰富正待开发。在满洲人科学技术缺乏以前,由日本协助开发这是两利共益的事业,更不用说移来日民对于国防上将有莫大的贡献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吕荣寰的话很合星野直树和岸信介的口胃,他们听了频频点头,现出狰狞的笑脸说:“吕大臣说的对。”

    张景惠最后说:“本案经过多方面的研究,星野长官和岸次长作了详尽的说明,没有什么问题了,就照原案通过吧。”

    于是这一套杀人的法令就于1937年7月25日正式发表了。

    丁鉴修、韩云阶、孙其昌等的发言,既为日本主子所不满,不久,丁被调任“满洲电电(电话电报)会社”总裁,韩被调任“满洲电气会社”理事长,孙被迫退职。而吕荣寰却大得脸,转任伪民政部大臣、伪满驻华大使,并预定为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候补人。

    “特殊会社”层出不穿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三菱、住友等已在伪满投资设立许多“会社”(即企业公司),自经济统制法令公布后,各种会社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二百多家。其中有所谓“特殊会社”,即由伪满政府与日本财阀共同投资担任经济统制任务的会社。除旧有的南满铁路公司、满洲电电等会社外,计有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鞍山钢铁会社、抚顺炭矿会社、本溪湖煤铁会社、阜新炭矿会社、满洲矿业会社、满洲人造石油会社、满洲采金会社、满洲机械制造会社、满洲化学工业会社、满洲开拓公社、满洲农产公社、满洲兴农合作社、满洲纺织会社、满洲毛织会社、满洲油脂会社、满洲农具会社、满洲林业会社、满洲畜产会社、满洲水产会社、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满洲面粉制造会社、满洲烟草会社、满洲皮革制造会社等四十多家。这些会社所得利润,当然按照日满双方投资的额数平均分配,但是如果亏损时,伪满政府对于日方的投资须保证百分之十的利润,使日本垄断资本有盈无亏。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每年可获得纯利二千万元(当时伪满币与日本货币等值),其他大小四十家特殊会社每年平均获利如以五百万元计算,总计当为二亿元;再加上其他二 百多家一般会社(非特殊会社),每年每社以平均获利五十万元计算,总计为一亿元,两者合计为三亿元。这是完全由当时东北三千万人民身上榨取出来的血汗。如果加上那些会社的经营、人事等费用,当也不下三亿元。这六亿元的巨额款项,就是当时东北三千万人每人每年平均付出二十元的牺牲。

    仅此一项,即可见日寇剥削的残酷了。

    抢光了东北人民的物力

    (一)垄断交通运输和重工业,霸占采矿权日俄战争后,帝俄把它在我东北领土内修筑的东清铁路(后改名中东路)从大连到长春的一段让给日本,由日本垄断资本南满铁路会社经营。该会社后又霸占从奉天(沈阳)到安东的铁路。伪满洲国成立后,中东路的北段以及东北原有的各铁路和其他水陆交通运输港湾船舶,统由该会社一家独占。同时日本垄断资本家鲇川义介又和伪满政府共同出资亿千万元,设立满洲重工业会社,把东北煤炭钢铁工业全部归它一家统制经营。伪满政府又与日本三菱财阀共同出资设立满洲矿业会社,所有矿藏由它一手统制。旧东北军阀官僚和民族资本家的一切矿权,全部被没收归为伪满国有。凡欲经营矿业者,均须得到伪产业部的许可和满洲矿业会社的控制。

    于是中国人的矿权既被没收,经营权利也被剥夺,理由是“满洲人的经济力量既很薄弱,技术能力也很缺乏,大好矿藏在满洲人手里不能进行大量的高速度的开采,无以供给国家的需要,影响三大国策的进行。因此,经营工矿重工业的任务,只有日本资本家才能完成开发满蒙的使命。

    (二)中国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

    伪满洲国成立以前的东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它垄断资本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无法发展。有的工业不过是些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近代化的轻工业也是寥若晨星。1937年伪满实行所谓经济统制后,煤炭钢铁的来源初受限制继则告绝,中国人的一些小型铁工厂和手工业小铁炉纷纷破产。素称代表中国民族资本的大连顺兴铁工厂、哈尔滨的振兴铁工厂等先后宣告歇业。由于粮棉油类农产物的统制,大连、营口、哈尔滨、长春等地民族资本的油房业(制油工厂)、火磨(制粉工厂)、纺织业,陆续倒闭的二百多家,甚至小油房、小磨坊的碾子和石磨也被没收。最后伪政府下令将中国人资本家旧存的钢材、旧铁、机械、机器和零件以及破产歇业的全套机器设备,统统以极廉的价格强制收购了去。计在沈阳收购了九千多万元,哈尔滨六千多万元,鞍山、长春、营口、大连、齐齐哈尔、吉林等处收购了共计?千多万元,合计为二亿三百多万元。这些物资以当时的市价计算,约值十亿多元,也就是民族资产损失了八亿多元。

    相反的,日本的铁工厂、机械制造厂、制油工厂、制粉工厂、纺织工厂、制皮工厂等等大中小工业,却风起云涌地出现于东北各地。硕果仅存的民族资本企业如大连的政记公司、长春的裕昌源公司、哈尔滨的双合盛火磨等等,也须用日本人作顾问或“好汉股”(只出人不出资)才能苟延残喘暂时存在。

    至于商业方面也是如此。旧东北的民族资本的商业虽然为数不少,绝大部分都是小本经营,即使有些所谓巨商大贾,也远非日寇垄断资本的对手。华商的货物原先绝大部分来源于上海和日本大坂,当时上海货物既不能入口,大坂货物又被日商所垄断,伪满工厂的产品也落不到华商的手里,加上伪官吏(日寇)的日用品有伪满政府设立的“官吏消费组合”(合作社)供给,各“特殊会社”职员有它的消费组合供给,其他一般日本人有“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和日本各大百货店供给,华商的百货店顾客虽多,但货源告绝,只得关门大吉。其他如中国人经营的银行、钱庄等金融企业,也由于伪满中央银行、兴业银行和兴农金库(关于农业的信贷机构)的排挤吞并,几乎绝迹,东北的中国民族资本至此一扫而光了。

    (三)没收土?。

    伪满强收人民的土地,主要由伪产业部开拓总局办理,分为军事用地、工业用地、日本开拓民用地、朝鲜开拓民用地四种。军事用地,主要为东自吉林省牡丹江的绥芬河,西至黑龙江省的满洲里,长达一千多公里与苏联接壤的国境地带,宽约二十公里内划为“无住地区”,即不许人民来往居住的禁地。这地区的面积数字不详,或有估计为五百多万公顷的。在这地区里的居民,土地被没收、房屋被烧毁,毫无代偿地被驱逐出境,流离死亡者不计其数。日寇此举,对内是以坚壁清野的方法,包围肃清抗日联军所恢复的失地,对外则修筑军事碉堡防御苏联。

    工业用地,多半在沈阳、鞍山、辽阳、抚顺、本溪、营口、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附近。这些地方多半是菜地,劳动人民曾经长年累月辛勤地在这里从事生产,但伪政府竟按7月25日颁布的“物价停止令”远低于时价数倍的价格强制收买,农民叫苦连天却无处诉冤。

    朝鲜移民用地,多半在吉林省延吉、浑春等县和图们江沿岸一带。日本移民用地,多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的各县,选择的多是有山有水有田的地方。因为日本人烧饭、取暖多用木炭,饮食则稻米鱼虾。山可育林,燃料无忧;水则既可灌溉稻田,又可养鱼,可以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日寇原计划收地二千万顷,生聚教育,二十年内移来五百万人,构成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变东北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为时不久,日寇即被打垮,抢去的一千万顷土地复归故主,十几万“开拓民”均成阶下之囚了。日寇在收地时,是用“指山买陌”、“跑马占圈”的野蛮方法进行的。例如看好了一个地区,便指定南自河、北至山、东自沟、西至道以内的土地统统没收,命令伪县公署召集这一地区的土地所有者拿着地照到县公署交照给钱。地价规定每顷五、六元甚至有五、六角的。即此区区的地价,农民也经常得不到手。有的有地无照,有的有照无地。因为有的农民,为地主耕种多年,以劳力的代价换得一块土地,但地主借故拖延不给更名换照,便成有地无照。有的农民的小块土地裹在地主大块土地的中心,便成有照无地。同时,日寇指定以河、山、沟、道为收买界线,实际上河外有河,山外有山,沟外有沟,道外有道,划界的走狗勾结日寇往往乘机欺骗农民,扩大侵占范围,包套数十顷或数百顷的土地而不付给任何代价。如果勒索讹诈不遂,农民的土地便被没收分文无得,逼得农民惶恐不安生活无路,依兰县曾发生谢文东聚众抗日的事件。1938年春季,某日正午,长春伪国务院大门前右方大道上,在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下班乘车路过时,道旁突然出现农民十几名拦住汽车说:“我们是密山县的代表,我们的土地被官家收去,生活无路,请总理开恩,还我们的土地,或者另给一块土地,否则我们只有死于总理的车下。……”事出突然,张景惠一时大窘,挥之不去,纠缠多时,来了伪警察十几名将农民捉去,不知结果如何。

    (四)抢粮。

    伪满施行经济统制最残酷的措施,要算是对于农产物的抢夺,特别是抢粮。从1937年施行所谓“粮谷统制法”后,首先由伪满政府与日本财阀共同出资二千万元,创立“满洲兴农合作社”,在伪政府兴农部指导之下收购农产物。同时又以三千万元资金创设“满洲农产公社”,在伪兴农部指挥下负担农产物的运输、保管、调拨、配给任务。但这两个经济机构都需要敌伪军政势力的支持,才能遂行其抢粮的任务。

    抢粮工作的事前布置每年的抢粮举动规模很大,几乎“全国”上下一齐动员如临大敌,所有各项措施周到缜密,务期把农民一年辛勤生产的粮食颗粒不留地一网打荆每年8月中旬,伪政府在长春伪国务院大礼堂内召开伪省长会议一 次。出席的除伪省长、伪国务总理、伪大臣次长外,伪参议府参议和有关各部局的司局长级人员均列席。会上,首先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及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武部六藏(1940年以后)分别训话,要求伪省长竭力抢夺物资,搜刮钱财,抓人拉夫,尤其强调抢粮任务必须完成。然后由各伪省长报告各省概况,间或有说到灾情严重、民生凋敝,向主子乞怜,要求减些收购数量的。但是伪总务长官便威逼利诱,恫吓挟持,使伪省长们不敢再开口。会议三天,伪省长抱了一大堆文件作为收获而闭会。

    在会议期间,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把伪省长一一分别召到他的办公室面授机宜。他除“慰勉”之外,并祝这些汉奸们官运亨通前途远大,然后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凸凸的纸袋子递给伪省长,说:“这些小意思请阁下喝酒吧。”伪省长既得到他主子的嘉奖,又得到五千元的赏赐,喜得心花怒放,不知道说什么感恩的话才好。

    会议期间,日寇关东军司令官设宴招待这些伪省长,伪满皇帝溥仪也在宫内“赐餐”。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抢粮。

    日寇为了抢粮,还有一套具体的布置,就是在伪国务院内组织一个“收购粮食督催委员会”。伪总务长官为委员长,各部伪次长为委员,伪大臣等为顾问。各省设有收购粮食督催部,伪次长为部长,伪厅长等为理事。各县设有收购粮食督催班,伪正副县长为班长、副班长,伪科长、警正等为督催员。

    各省长开会回省后,召开伪县长会议,传达伪中央的各种指示,责成各县长遵照办理。会后,伪次长把伪县长也一 个一个地召到办公室里,也是“慰勉”一番之后交给一个纸包。伪县长退出一看,伪币一千元。伪省长也设宴招待各县县长,各县县长满意回县,妥善安排,只待命令一到便向农民开火。

    农民流尽一年血汗换来家破人亡1938年后伪满政府开始向农民征粮,起初还不太严重。1940年则大举进攻,一年比一年残酷,由每年收购五百万吨增长到1943年的一千万吨。1940年后,每到9月,各县的科长等带着伪警察职员多人分别到各村屯查看情况,通知农民要快割、快收、快打(脱谷)、快送(交到兴农合作社各县交易场)。接着,各县伪县长、副县长带着一帮喽口罗下乡查看;不久,伪省长、次长也带着一群喽口罗下乡督促。到了11月末,伪中央催促各省提前完成任务。同时伪大臣、次长、参议府参议、协和会部长等分别到省到县到村了。伪省长们精神有些紧张,伪县长村屯长更是慌了手脚。伪县长来到村屯,挥起马棒(双城县伪县长王奉璋终日提棒下乡,稍不如意便挥起马棒打人。村屯长很多被打的,人们送他个别号,叫王大马棒。)乱打农民,伪警察等飞起拳脚连打带踢,农民叫苦不迭,倾其所有交送粮食。12月初,伪吉林省公署飞电向伪中央“报捷”提前完成了抢粮二百万吨的任务。伪总务长官立即传令奖金一万元并记大功一次。这消息很快地传到其他各省,大家精神更紧张了,尤其伪滨江省受到冲动很大,因为该省素称伪满“粮仓时。因此在伪省长、次长的催促下,在伪县长、副县长的马棒下,在伪警察等的拳脚下,12月中旬伪滨江省也向伪中央报捷,提前完成抢粮一百七十万吨的任务,受奖一万元,记大功一次。于是其他各省县的抢粮班组更加凶恶起来,伪警察特务一齐动员,像恶狼疯狗一般到村屯沿家逐户翻箱倒柜不论食粮种籽颗粒不留地抢夺一空。农民稍与争执,除受到打骂之外,或则罚跪在冰天雪地之上,或被抓将起来关押在监狱之中不给饮食,甚至纵火烧掉房屋。例如黑龙江省林甸县太平屯农民孙老头,草垛下藏有二斗粮食被伪警察发现,伪副县长山管某痛殴孙老头后喊声“烧”,伪警察立刻放起火来,草垛茅屋登时化为灰烬,还将孙老头关押起来。抢粮工作就在这种催逼打骂、捉捕关押、放火烧杀的残酷压迫下,于12月下旬完成了九百万吨的任务。但是日寇贪得无餍还不满足,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说:“今年满洲地方风调雨顺普遍丰收,估计粮食收获可能在二千万吨以上。现在政府仅收了九百万吨,农民手里还有一千一百多万吨,再收一些也不困难。因为农民全年粮食有七百五十万吨足够食用,可以用‘献粮报恩’的名义号召农民再献出一百万吨。”伪中央便以“献粮报恩”的名义传令下去。伪省县就以“献粮、献粮”“报恩、报恩”的口号催逼农民,抢光了农民的食粮种子,才完成了一百万吨的数量。

    东北地方过去每年粮食出口最高记录不过四百万吨,以年产粮食二千万吨来说,还余一千六百万吨留在境内。但自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华北劳动人民不得入境,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而粮食出口日益增多,且日寇入满有增无己,一百万关东军的军需粮秣绝大部分取给于东北,加上所谓日本开拓民、朝鲜开拓民数十万的食用,多半是农民的负担。过去出口的四百万吨粮食,绝大部分是地主剥削来的东西,伪满抢夺的一千万吨粮食绝大部分乃是贫农佃户的东西。因此不仅农民全年所需的食用粮七百五十万吨根本没有着落,更谈不到种籽饲料还需要四百多万吨了。农民一年的血汗收获既被强迫征收,只得以数倍的高价从地主富农奸商手里买点粮食暂时糊口。伪满政府收购价格,粗细粮食每吨平均为一百元,而粮食的生产费每吨需要一百二十元,每吨粮食农民要亏本二十元。农民送粮到交易所时往往不能顺利交上,因为检查粮食的走狗勾结日寇欺压农民强索贿赂,稍不称心,明明是一等粮便鉴定为二等或三等,明明是一百斤便称成八十斤或九十斤。农民如不服,稍与争辩即遭到打骂,还被推出场外不予检查,过了时间停止交易。农民远从五十里或百里之外前来送粮,交易不成回家不得,只好连人带车马粮食找个客店住上一宿,人吃马喂花费不少;第二天再将粮食送到交易场,如果还不贿赂,仍会遭到昨天同样的待遇。逼得农民无耐,只好忍气吞声作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偷偷地递上十几元或几十元的贿赂,响亮地叫上几声“太君”(日寇)、大爷(走狗),粮食才能得到检查过称,过了交易场这一关。农民拿着付款条子到付款处取款,又被强扣百分之十的义务储蓄,如稍迟疑,付款员便恶狠狠地把条子抛在地下,说:“这是国家法律,你不服,到衙门去问,我这里不管”。农民无法只得又叫上几声大爷……“该怎的就怎的吧”。好容易领款出来,仔细一算,除了来往花费和义务储蓄以外,所余已无几了。回 到家里看看,全家的食粮没有,老小的衣服没有,牲畜的饲料没有,种地的种籽没有,更难心的是偿还地主富农奸商们的高利贷的本利,一概都没有。不用说来年的生产无法进行,目前的生活可怎过呢?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忍受重利盘剥再借高利贷,暂度穷困的生活。饥寒交迫袭来,倒下去的日多一日。

    1941年后日寇对于农业副产物的高粱秸、谷草的抢夺也不放松,限定每顷高粱地须缴出高粱秸一千斤,谷子草须全部缴出。每户还须交出鸡蛋一百个和一百三十斤以上的肥猪一口。无草、无蛋、无猪可交的,就按时价交钱。农民无法,只得再借高利贷,债台又高一层,死路又近一步了。

    敌寇抢去的一千多万吨粮食,由于运输力不足,保管仓库缺乏,露天堆在交易场里,高积如山。经过风吹雨淋霜打雪压,这些粮食一堆堆地生芽发酵,霉烂腐坏,农民见之痛心如捣,日寇对之熟视无睹。交易场内外和附近道上,各种粮食撒落满地,经过人踏车轧陷入泥中,日寇见之丝毫没有痛惜的意思,但是农民老幼乘机扫捡,却遭到打骂驱逐。真是毕生血汗付流水,永世冤仇似海深。帝国主义的确是人民的死敌。

    刮光了人民的财力

    (一)苛税恶?。

    伪满政府的岁入,从1933年的六亿元增长到1944年的二十一亿五千元,贩卖鸦片的利益占岁入的第一位。据伪满禁烟总局1944年的统计,当时领有吸烟证的为二百万人。这当然是不可靠的缩小了的数字。即使以二百万人计算,每人每日平均吸烟六角(每一小包鸦片烟三角,每人每日至少需要二小包),一年总计就是四亿三千多万元。在伪满的税收中,烟酒税占岁入的第二位,农业税占第三位,牲畜税占第四位,营业税占第五位,关税占第六位,户口税占第七位。以上各税的数字已忘记不详,但是可以断定绝大部分是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来的;只有关税一项,表面看来似乎大部分由日商负担,实际是降低关税、奖励日本商品的输入获得暴利。而商品的消费和使用绝大部分还是中国人民,也就是日寇所获的暴利还是担负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在这些税捐之外,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例如农村的村会费,城市的区会费、兴农会费、协和义勇奉公队费、爱路团费、邻组费、国防献金、飞机献金等等,都是按土地和户口抽税,每顷地按十元计算,总计又刮去二亿多元。

    按户滩派之数还不在内,刮得人民焉得不光。

    (二)强制储蓿。

    1943年,伪满政府经济部提出的储蓄目标为六十亿元,指定农村负担十亿元,其余部分由城市工商业负担。城市工商业边存边取,这是工商业金融运用周转的规律,原无何等困难,而农村却大有问题。由于当时农民全年收入不过十亿多元,还不足生产粮食费用的百分之八十,岂能还有余款可存,但在伪政府强制储蓄之下,只好另借高利贷,才能交出储款渡过难关。高利贷年利加倍,而伪满银行储款年利只有六分,即存款十元可得六角的微利,却须付出十元高利贷的暴利,也就是又增加了九元四角的债务。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全年收入十亿元,而生产成本损失了二亿元(每吨粮食损失二十元),再加上高利贷利息一亿元及苛税恶捐二亿元,合计为五亿元。也就是全年收入十亿元,支出十五亿元,损失了五亿元。农民日益贫困,濒于死亡边沿。

    (三)金银器皿及妇女首饰被搜罗一空。

    “九一八”事变时,日寇已把东北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省永恒官银号、黑龙江省广信公司和军阀官僚们的金银财宝,统统抢夺一空,送回日本;把东北旧政权发行的奉票、永恒官帖、广信公司官帖等统统作废,代之以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但是这项纸币并没有金银现货的准备,仅可以兑换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而朝鲜银行纸币也没有现货作为保证,仅以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兑换的对象。换句话说,保证伪满币值的现货,却存在日本银行那里。因此,日本通货贬值,伪满纸币立即随之贬值。1933年伪满中央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为六亿元,至1938年后逐渐增至五十亿元。

    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军需孔亟,物资缺乏,通货膨胀,币值贬低,外汇告绝,库存空虚。伪满开始搜刮黄金白金白银,强行收买金店的金银存货,禁止制作金银器皿首饰,命令金店代收金银,号召人民献纳金银,私藏者有罪,告密者受奖。并于交通要路设有关卡,车船暗置特务,搜翻行人旅客的行囊腰包,甚至检查肛门阴户,打骂污辱,发现金银首饰一律抢去。即使多年来父传子、母传女的纪念遗品,夫妇间的信物,也毫无例外地抢个干干净净。

    搜光了人民的人力

    我国东北,地广物博,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劳力缺乏。

    九一八前,每年由华北方面进去一二百万人,紧张的劳动力得以缓和下来。伪满成立后,初则限制中国人进入东北;继则由特务头子甘粕正彦组织一个统制劳动力的大同公司,在山海关设立分卡,进入东北的劳动人民须缴一元现洋的手续费;最后则干脆禁止入境。但是由于日寇进行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劳动力日感缺乏,所谓日本开拓民又不能够大量移来,日寇就以残酷手段搜刮人力,采用的方法有下列几项:(一)实行“国兵制”日寇驻伪满的关东军原为一百万人,无论在镇压东北人民和对苏联的“防御”来说还能敷用,但自1937年大举侵华后,关东军调进关内日益增多,伪满国境防务空虚,虽有伪警察十万人还恐不足维持地方治安。因此于1938年施行“国兵法”,凡满二十岁到二十三岁的青年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每年春季征集二十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但是日寇又怕这些青年思想有问题,也没有战斗经验,因而不用于侵华战争的前线,留在伪满境内,一方面充当工兵,给日寇修筑军事堡垒,一方面维持地方治安,减轻关东军和伪警察的负担。

    (二)勤劳奉公队

    早在1935年,日寇即在协和会内设置训练部,担任各学校青年团的训练,并在各省市设置青年训练所,担任工商业方面的青年职工的训练。1939年后,伪满政府制定“勤劳奉公法”,由年满二十岁到二十三岁的青年未能选入伪国兵者(伪满时呼之为“国兵漏”)之中抽调五十万到一百万人(初期五十万,最后目的达到一百万),编成“勤劳奉公队”,分为大队、中队、小队,各级队长即以经过协和会训练过的人员充任。勤劳奉公队队员在勤劳奉公局统一领导指挥之下,被派往各地从事挖掘沟渠、开垦水田、修筑道路、建筑楼房的劳动,劳动强度高于伪国兵,物质生活极其恶劣。因此适龄兵役的青年,在征兵检查时,宁愿被选为伪国兵;落选者为避免编入勤劳奉公队,纷纷逃避他乡。这些逃走的青年被追捕后,罚款外还押送矿山从事劳动,因而惨死的不计其数。

    (三)劳动统制法

    由三千万的农村人口中抽出一百万的伪国兵和勤劳奉公队服兵役和从事劳动,日寇认为还不敷需要,又于1939年施行劳动统制法。规定凡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男子,都有服役的义务,每年抽出一百万乃至一百五十万的劳工,以经过协和会训练过的协和义勇奉公队员为基本干部。这些劳工在伪勤劳奉公部(勤劳奉公局改组为部)统一调度下,派往矿山、工厂、森林(采伐木材)和日寇军事工地股役。他们在日寇铁棍木棒的打骂下,在物质生活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强度极高、时间极长的牛马般的劳动,惨死的不计其数。

    (四)捉拿鸦片瘾者、浮浪者和所谓思想不良者尽管施行征兵法、勤劳奉公法和劳动统制法,而劳动力仍感缺乏。日寇又在鸦片戒除法、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的暴令下,捉拿鸦片瘾者、浮浪者和所谓思想不良者,经过惨无人道的折磨后,迫使从事劳动。实际情况是:(1)由于日寇的鸦片毒害政策,造成了二百多万的鸦片瘾者和十数万的吗啡中毒者;又复以戒除鸦片为名设立一个禁烟总局,并在各地设立很多的“康生院”,捉些鸦片吗啡中毒者监押起来,给以名叫“东光剂”的戒烟药强迫戒烟。这种药吃下去后便失去知觉,变成疯狂一般,经常死亡;幸而不死者,一星期后渐思饮食,给以粗劣的食物,二星期后健康未复便强制送到矿山劳动,惨死的十之五六。(2)所谓浮浪者,绝大部分是土地被收掉、粮食被抢光、无力偿还高利贷、倾家荡产的贫雇农民。他们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道路,辗转流离沦为乞丐。还有破产倒闭的工厂、商店的职员和工人,失掉职业游散街头。又日寇在抚顺、哈尔滨、北安、孙吴、黑河等地设立赌局,诱引人们投机赌博,输尽当光,流为乞丐。日寇把这三类人叫作浮浪者,指为治安维持法的嫌疑犯,抓将起来押在各地的“辅导院”;经过严刑拷问,不问有无犯罪事实,便押送到矿山从事牛马般的劳动。(3)所谓思想不良者,更是敌伪胡乱抓人的借口。凡是平日说话不大检点,或是有些棱角,被警察、宪兵、特务遇到或听到,便认为思想不良有反满抗日的嫌疑,抓将起来押于辅导院。这些人被抓以后,经过非刑折磨,给以一定时间的反省,叫作“思想矫正”;幸而不死的,送到矿山或军事工地强制劳动。

    结束语

    日寇在伪满实行经济统制的抢光、刮光、搜光的三光政策,实际上就是想把东北人民统统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也就是要饿死、冻死、困死、累死、折磨死东北人民。据伪满滨江省1944年的人口统计,从1933年该省农村人口死亡率百分之三增长到1943年的百分之六,也就是说死亡率提高了一倍。显然,这是由于饥寒交迫贫困而死。勤劳奉公队队员的死亡率每年为百分之八,劳工队队员的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二,显然这是苦役折磨的结果。1932年伪满人口号称三千五百万人,按一般的人口增长率来说,每年人口的出生率高于死亡率的百分之二,那么伪满每年应增加六十五万人,卿四年间应增加九百万,而为四千四百多万人。但是据1943年全伪满的人口统计,仍然停止在三千五百万的数字上。从而可以证明。日寇侵占东北后,至少杀害了九百多万人。此仇此恨,永世难忘。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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