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来的第六次保钓运动不久前风起云涌地展开。当年，香港知名人士陈毓祥为宣誓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而舍身跳海，不幸溺亡，那一悲剧尚在眼前。此次，保钓人士受伤而归的消息接踵传来。许多年过去了，钓鱼岛依然是那么平静无声，而中日之间的外交难题似乎越来越多。

　　人们在敬仰保钓勇士的同时，不禁要产生一连串疑问：多年的保钓运动究竟有没有实际成效？除了冒生命危险将中国国旗插上钓鱼岛之外，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一领土争端？对中国国家利益而言，钓鱼岛究竟占多大的战略地位？

　　今天的保钓勇士令人想起百多年前的甲午海战英雄邓世昌。然而，对于中日关系的本质，中国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有无作过深刻的反思？中国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像19世纪的日本那样，来一场“明治维新”式的现代化革命？

　　上述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如何使保钓运动变得更富有实际成效，而非仅仅以热情重复悲剧的发生；二是决策者如何在战略上分轻重缓急，解开中日之间的层层死结；三是知识界如何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日本为鉴，脱胎换骨地完成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中日关系才能找到合理的定位，类似保钓这样的爱国之举才能脱离悲情，走上正常的国家关系之路。

　   保钓不应仅是悲壮

　　就第一个层面来说，一个冷酷但却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多年的保钓运动，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民间保钓是政府外交的补充，但最近30年中日钓鱼岛之争并未取得任何具体进展；如果说奋力将国旗（不管是五星红旗还是青天白日旗）插上钓鱼岛是为了宣誓主权，并反击日本右翼青年将钓鱼岛现状国际化和长期化的企图，那么，在每年一度拼死插旗之余，似乎还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可以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保钓运动无疑是一项极其伟大而正义的事业，尤其是两岸三地人士抛弃不同政见而联手，其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如何使之更有成效，而不仅仅停留在以悲壮为主基调的象征层面上，我们似乎都可以有一些思索。

　　第二个层面，亦即国家利益的战略定位而言，中日关系目前死结缠绕，令人窒息；但从中国本世纪的战略利益出发，改善中日关系，抑或战略性地塑造中日关系，却又是中国决策者的当务之急之一。因此，以国家战略利益来看，中日关系的死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影响中国区域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和日美安全同盟。

　　第二，影响民权和民生利益的问题，如战争赔偿和齐齐哈尔遗留化学武器毒气问题。

　　第三、对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如日本的战争责任和道歉问题。相对于前两者，这一问题虽然重要，但其急迫性可暂时让位于战略和民生问题。

　　第四，领土争端，如钓鱼岛问题。不可否认，钓鱼岛问题在中日美三方框架中渗入了一定的战略含义，但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既然暂时无法解决，那么，只要不影响中国重大的战略利益，便不妨如当年邓小平表示的那样暂时搁置。

        精神世界的洗礼

　　当然，在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里，民间运动既可反映民间心声，又可以起到政府暂时无法起到的作用。但面临中日关系的层层死结，民间保钓人士如何适当增加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可能并非是一个多余的话题。

　　今天，中日关系的根本秩序并未发生变化，钓鱼岛风波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缩影。要真正解决双边关系的秩序问题，需要中国知识界的革命性反思。

　　短短几十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全面完成了精神世界的现代化过程。相比于日本，中国的现代化历经百年而仍步履维艰，主要体现在未经科学、民主和人道精神的全面洗涤。即使文化大革命已结束近三十年，但至今尚未经历全民族的清理和反思。而一个精神世界不成熟的民族，即便技术硬件再发达，也难以与其他强国作持久的抗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洋水师的邓世昌虽为民族英雄，但却是一个悲剧人物；同样，保钓运动若不伴随全民族（至少是知识界）的深刻反思，最后也只会重复历史。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