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争端:被搁置的[搁置]原则-918爱国网

在经历了2003年连续3次抢滩登陆的实战“演习”之后，3月24日凌晨，7名中国大陆的保钓人士终于登上了钓鱼岛??这是继1996年香港、台湾保钓行动之后，中国人第二次登陆钓鱼岛。他们把五星红旗插在礁滩上，面向大海，宣示了“中国的主权”。但是，闻声赶到的日海上保安厅的军舰和从天而降的防暴警察，有效地阻断了保钓者的归路，7人旋即被捕。仿佛已经预感到所面临的命运似的，据日本方面报道，“保钓活动家们几乎没做任何抵抗，束手就擒”。此前数次登岛尝试的失败和此次虽然一朝登岛，然而却终落得“英雄敌手”的结局再次提醒人们：钓鱼群岛还在日本人的手里。

　　7名保钓者的命运牵动了中国的神经。在北京，官方迅速反应，媒体在第一时间跟进，从24日至26日的48小时内，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共提出了9次严正交涉，在表明中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态度的同时，要求日方确保7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东京，被日外务省次官紧急召见的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在听取完日方的抗议之后，正色道：“中国有中国的立场”；与此同时，从24日下午起，一连几天，众多的中国民间保钓团体人士和“爱国者同盟”、“中国918爱国网”等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网站的网友、大学生及海外华人，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历数日本的战争罪行，揭露其觊觎、霸占钓鱼岛的事实，高呼反日口号，践踏并焚烧了多面日本国旗。并且，抗议活动迅速波及驻有日本领事馆的城市，在上海、广州、香港的日本领事馆门前，都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对此，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26日在自民党外交关系联席会议上指出：“在大使馆门前，而且是在武警的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情（焚烧国旗），至少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头一次”，“实属遗憾。”在同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再次向中国政府表达了“毅然的抗议”：“焚烧日本国旗的行为非常令人遗憾，是不能容许的行为。”

　　在中方“立即无条件放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当局于26日下午做出了将7名“非法入境者”“强制送还”的决定。26日夜，7名保钓人士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日本冲绳县那霸市飞抵上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7人在公安人员的安排下，避开了欢迎的人群，从专用通道出港，然后乘坐有关部门的车辆从浙江省回到北京。在当天的CCTV“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中，只对7名保钓人士的归国做了近乎中性的报道，回避了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并且没有播放任何录像资料。如此低调的处理，显然是刻意避免所谓“民族英雄”的舆论造势，客观上，也给日方一个台阶下。据笔者向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有关人士了解，原定于28日从厦门出海的下一次保钓行动，也已经无期限顺延。

　　也许是从一开始就酿成了外交问题，其应对也由“外交口”统一归口的缘故，此次事件，中方的应对自始至终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基调、一种热度，总的来说，比较从容，避免了像去年“8?4”齐齐哈尔化武毒气泄漏事件中，地方政府与外交口口径不一，地方的“失言”再由中央找补的尴尬。而相对于中方，日本政府对事件的反应和应对则明显经历了两个阶段。

　　从军方发现有人登陆，到采取行动、抓人，一直到准备按照“日本法律”移送检察院、走法律程序起诉，为第一阶段。经过最初的反应之后，舆论大哗，然后对中方横加指责，要求严惩“非法入境者”，使事态步步升级。此时的日本，上至首相、外相，下至传媒，言必称“主权”，动辄拿“日本法律”说事，态度强硬，多少给人以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不饶人的印象。《读卖新闻》社论坦言：“如果因一部分活动家的不法行为，使日中关系更加恶化的话，其责任完全在中方。”

　　25日，中国的外交攻势加民间压力，尤其是对其拿本来属于国际争端范畴的问题，却以国内法来处理的做法的强烈不满开始使处于亢奋状态中的日本冷静下来，这时，日方好像才突然想起去年底，对中国政府通缉的在珠海日本人集团嫖娼事件中涉嫌“组织卖淫”的3名日本人，日方当初也是以“国内法”来挡驾，而中方似乎并未深究。如今，如果完全无视国际争端的事实，再拿所谓“国内法”治人以罪的话，于情于理有失“厚道”不说，更会给国际社会以日本“单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口实，更重要的，中国民间日益升级的“反日”抗议行动和中国政府的“希望不要损害中日关系”的警告，好像令日本政府再次意识到对华贸易巨额顺差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于是，小泉放出了“不希望（事件的处理）成为损害日中关系的要因”和“希望中方冷静、冷静再冷静”的柔软信号。同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于25日叫停了右翼团体“青年社·15名成员的对抗性登岛行动。

　　小泉态度的转变使事态峰回路转。到26日中午，已然做好了移交检察院，付诸起诉的决定，但在立案前两小时，原方案被取消，作为“特例”送交“入国管理局”，改做“强制送还”处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之大的方针调整，连当事的法务省官员都表示吃惊，不得不承认，此乃“特例”中的“特例”。

　　这出日本版的“捉放曹”，从开场（抓人）至尾声（遣返）总共只持续了60个小时。与近年来中日之间发生的其它事件相比，可谓速战速决，但其影响却远未结束。就钓鱼岛问题而言，该事件虽非开端，但就其发生的时机和本身的戏剧性场面，及其引发两国乃至世界舆论关注的程度而言，恐怕将成为华人保钓运动史上的分水岭??从此，钓鱼岛问题将在人们的视线中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刺目，更加难以“搁置”。

　　事实上，围绕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中日间的争端非自今日始，要说“危机”，这也不是头一遭。早在1978年，围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钓鱼岛问题就是除了针对当时苏联的“反霸”条款之外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据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园田直是抱定破釜沉舟的“必死”信念到北京来谈判的，来京之前，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甚至连身后事宜都对夫人园田天光光一一做了交待。“死结”是被当时主持“和约”谈判的中方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解开的，小平的一席话??“……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摆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打破了僵局，这便是后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原则的由来。

　　客观地说，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搁置”原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理应给与相应的评价。即使在今天，日本政要在一些公开的、国际性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约束。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中日两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角色的转换，两国对该原则的态度和应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与中国长期以来囿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国内的特殊情况，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南中国海“鞭长莫及”的无奈状况相比，日本则凭借其本能的海洋意识和强大的海防实力，更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强有力的“先天条件”，不断地在钓鱼岛问题上做小动作。而且，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是，日本已不屑于再玩什么抢滩登岛，建个把灯塔、神社之类的设施以“宣示主权”的象征性游戏，而日益倾向于搞旨在论证主权的法律环境建设和“主权领有”前提下的对第三国（美国）的转租等实质性操作。去年元旦爆出的向声称是“岛主”的某位国民长期“租赁”钓鱼岛及其附近的南、北小岛，并曾拟将其中的某个岛屿转租给美军作靶场的猛料就是一个例子。而美国因素的介入也正在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今年2月，美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访日时，日本放出了美国将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提供协防的口风；而此次中国保钓人士登岛事件发生的当天，美国务院副发言人艾瑞里在呼吁当事的日、中两国“冷静、克制”的同时，语义暧昧地说，“虽然不介入主权领有问题是美国一贯的立场”，“但是，美日安保条约规定适用于（除日本本土之外的）日本‘施政下’的领域，也适用于钓鱼岛。”随着日本在战后伊拉克出钱又出兵，一再“立功”的“卓异”表现，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更深介入以助美国一臂之力，美日同盟关系可望进一步加深，不排除美国有一天在钓鱼岛问题上歃血为盟，为日本两肋插刀的可能。

　　如果说70年代中期发生在台湾、香港等海外华人社会的民间保钓运动，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还有民众的民主化意识抬头，通过“保钓”与体制争夺权利话语空间等要素的话，进入21世纪后发生在大陆中国的民间保钓运动则更多的是民众，特别是青年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的思考和选择，同时，也是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刺激中国，尤其是在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日益政治右倾化、军事大国化的反弹。

　　此次事件中，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纵观两国外交官员互掷的各种抗议、声明、谴责，基本上是在用同一套话语，说各自的事，双方都说自己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国际法上，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连社论都是一样的调子。然而谁也说服不了谁，基本上是两条自说自话、全无交叉可能的平行线。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惟一被“搁置”了的，就是所谓的“搁置”原则本身。就日本而言，虽然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话语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温差，但谴责中国，“捍卫尖阁诸岛”（日语，钓鱼群岛）却是众口一辞的主流话语，且批评政府软弱外交的“对华强硬论”大有抬头之势。通过对此次“大意失荆州”的反省，对钓鱼岛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并且知“错”必改、绝少重犯的日本人已然加强了对周边海域的警戒，可以想象，今后的钓鱼群岛将变成针插不进的铁幕。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对日本倾国而为的“工作”，中国的民间保钓运动，在其背后确有鲜为人知的艰辛、凶险、悲壮的秘辛。

　　与陆上疆界相比，今日中国的海疆基本上尚未划定，从北到南，鲜有无争议的海域。而对于将要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一种源自传统陆地国家、大河文明的桎梏和近代以来备受“船坚炮利”的列强打压的海权意识的稀缺注定将成为崛起时的累赘。远的不说，什么时候，在南海打鱼的中国渔民不再受菲律宾、越南这等国家的欺侮？什么时候，我们的海洋调查船在公海的正常科考活动不再被“一衣带水”的日本视为“可疑活动”而动辄得咎，抗议，甚至要与对华贷款挂钩，好像我们天生就是旱鸭子，根本不配下水似的。

　　（注：原文刊于《凤凰周刊》144期，发表时，题目改为《钓鱼岛考验这一代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