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

　　中日两国对钓鱼列岛主权存在争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学者认为，钓鱼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该列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日方学者和官员也声称日本对该列岛（日方称为尖阁列岛）的主权具有充足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真理只有一个，究竟谁是谁非？这需要学者进行研究，进而拿出可靠的历史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即便是在日本国内，也有人明文指出，钓鱼列岛是属于中国的。在1972年10月日本现代评论社出版的《“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的解明》一书中，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先生以《钓鱼诸岛的历史与所有权》一文，阐明钓鱼岛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1995年，井上清先生来华参加学术讨论会，笔者曾向他讨教过这一问题。井上先生说：钓鱼岛的确是中国的，1895年被日本窃取。但他也强调，中国方面不但要从历史资料中寻求证据，想从日本手里要回钓鱼岛，还需要寻找国际法方面的依据，这样才更有力量。

　　井上先生已经故去，后来的日本学者不大触及这一问题。最近，日本学者、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先生出版了《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一书（日本侨报社，2004年6月31日出版），对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列岛的争议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书比较客观，值得向中国读者推介。

　　一、中日两国的相关著作与资料

　　村田先生首先罗列了中日两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资料。中国的研究成果首推首都师范大学鞠德源教授的《日本国窃土源流 钓鱼列屿主权辩》上、下册。（首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此书洋洋百余万言，极为详实，鞠教授托人赠送笔者一套。）村田认为，“这是一部详细而且丰富地介绍了目前保存在日本与中国的史料、图版的巨著，可以说是论述这一问题时是必须要阅读的。”他提及的中方资料，还包括《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中、下册和《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下册，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原始资料集”。村田提及的日本资料除井上清先生的著作外，主要有两个：一是浦野起央编的《钓鱼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刀水书房，2001年9月出版），另一个是浦野起央著的《尖阁诸岛?琉球?中国?日本关系史》（三和书籍，2002年12月出版）。浦野在后面这本书的后记中说：这是“他与北京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共同研讨资料和共同研究的结果”，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叙述，不代表特定的意识形态讲话”。然而，村田对浦野的自我标榜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确实，这本书大量地介绍了日本与中国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但是我发现其中的记述未必像作者说的那样客观。特别不可思议的是，作者声称与北京大学的研究者共同研究过，可是居然连一年前就在中国出版的鞠德源的上述著作都全然没有提到过。”

　　二、钓鱼列岛是“无主地”吗？

　　钓鱼列岛主权争议的关键之一，是这些岛屿是不是“无主地”，如果有主，是属于中国，还是属于琉球？日本政府声称钓鱼列岛是无主地，也有日本学者认为钓鱼列岛属于琉球，而琉球后来并入日本 ，故钓鱼列岛属于日本。村田不同意上述说法，他指出：“明代以来各种各样的中国地图和文献都把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注在中国的版图内。特别是明代为防备倭寇和海盗侵入，政府实施海禁，……对沿海的海防相当注意。确保沿海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在应当保卫的沿海岛屿中，也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中国方面的证据，村田列了几种，如明代胡宗宪、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中收录的两幅图，还有施永图编纂的《武备秘书》卷二中收录的《福建海防图》。

　　琉球曾是中国的属国，历代国王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明清两朝共向琉球派过24回册封使。因为往来要经过钓鱼列岛，又涉及航海安全，所以中国的历任册封使如陈侃、夏子阳等人在《使琉球录》中多次记载了经过钓鱼列岛的情形，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琉球的领域是从久米岛（古称古米山或姑米山）开始的，并不包括钓鱼列岛，越过赤尾屿与久米岛之间的海沟，才算进入琉球。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与中国册封使陈侃同行的乘琉球船的琉球人，看到久米岛，认为是到了故乡了，所以都特别高兴。周煌的《琉球国志略》中描绘了一张《琉球国全图》，也明确地将姑米山确认为琉球国的西端，而没有将钓鱼列岛这些不属于琉球的岛屿画进去。

　　琉球方面的主要资料是《中山世谱》，其中记载的琉球的范围是三府五州三十五郡，另外有三十六岛，并不包括钓鱼列岛。

　　日本方面的历史记载也印证了钓鱼列岛属于中国，而不属于琉球。1768年，林子平在其《三国通览图说》中，把琉球与日本、中国及台湾地区分别着色表示，钓鱼列岛与福建、浙江是同一种颜色。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于正保年间命令各藩绘制地图以便合制全国地图。其中，琉球国地图由三张组成，连一些很小的珊瑚礁都清晰地描画出来了，也并不包括包括钓鱼列岛。可见，钓鱼列岛属于中国，是当时中国、琉球、日本三方的共同认识，这是没有问题的。村田由此得出结论：历史上，钓鱼列岛属于中国，“所谓的‘无主地论’是不成立的。”

　　三、钓鱼列岛是如何被日本“领有”的？

　　关于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的基本见解》是这样说的：“1885年以来，政府通过冲绳县地方当局对尖阁列岛以各种方式进行再三调查，确认那里不仅是无人之岛，而且没有任何清国的管辖痕迹。在对此予以重新确认的基础上，1895年1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岛上建立航标，以正式编入我国领土。”

　　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村田教授并不认可日本政府的说法，他梳理的事实是这样的：

　　1874年，日本出兵中国台湾，因遭到台湾民众激烈抵抗，以索取50万两白银为条件退兵。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断绝了琉球王与清朝的朝贡、册封关系，将琉球王迁到东京居住。1879年干脆废了琉球藩，改为冲绳县。清政府虽不接受，却无力扭转局面。

　　到了1885年，日本出于图谋台湾的目的，开始有了控制钓鱼列岛的想法。当时的内务省给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发了一份命令，要求他“调查冲绳县与清国福州间散在无人之岛”，以便在上面建立国标。西村调查后上报说，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均是“清国给予名称，以其作为前往琉球之航海目标。……如踏查后直接建立国标，恐有问题。”外务卿井上馨也主张谨慎从事。他说：“近来，清国报纸传言我国政府欲占领清国所属台湾地方之岛屿，呼吁政府注意。故在此之际，对此等小岛我拟采取暂时不轻动，避免不必要纷争之措施为宜。”

　　既然如此 ，内务卿山县有朋只好表示：此事“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交涉，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以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山县所说“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实际上指的是当时台湾巡抚刘铭传率部击败法军入侵，迫使法军从台湾撤退的时局。钓鱼列岛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台湾，这个时候染指台湾，自然是“非合宜”的。所以村田认为，如果刘铭传当时不能击退法军，暴露出清国对台湾统治的弱点，那么日本在1885年左右趁机在钓鱼列岛建立国标“是十分可能的”。

　　后来的1890年、1893年，冲绳县知事又两次提出要将钓鱼列岛划归自己管辖，均被明治政府搁置起来。

　　日本政府认为“合宜”的时机终于来了。1894年，日本向中国发动甲午战争，到了日方即将取得胜利的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作出了在钓鱼列岛建立国标的决定。何以1890年、1893年冲绳县的申请都被束之高阁，而到了1895年就被通过了呢？答案就在日本内务省给外务省的协议文中：“如今与当年之情势已经不同。”那时，日本对中国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进攻台湾的准备也做好了，顺手牵羊控制台湾几个小岛岂在话下？ 从上述情况看，日本很清楚钓鱼列岛是属于中国的，虽然对该列岛觊觎已久，却因惧怕引起纠纷未敢轻易动手，到了日方在甲午战争中快要胜利的时候，趁清朝无力回天之机，把钓鱼列岛抢了过来。所以村田指出：日本政府的所谓因该岛无人管辖故而编入日本领土的说法，“很显然是不成立的”。

　　四、中日双方就钓鱼岛主权发生争执的原因

　　日本将钓鱼列岛“编入”自己的领土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在上面建立国标。因为日本控制钓鱼列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这些小岛，更大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图谋台湾。既然不久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轻易达到了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的目的，在钓鱼列岛上建立国标的事情就没人提起了。到了74年后的1969年5月10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石垣市为表示地籍而在钓鱼岛上建立了标柱，次年9月10日冲绳政府又引人注目地发布了对钓鱼列岛的领有宣言。因为这个时候突然发现，钓鱼列岛海域有出产石油的可能性。

　　村田说，“对这一点的反应，中国政府也有些相同。因为台湾的回归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所以开始时对那些无人岛屿没有表示关心。”村田评价说：“日本也好，中国（包括台湾当局）也好，是在了解到这些岛屿的周边海底有可能出产石油的情报后，开始强调自己的领有权。而在这之前，两国间没有围绕领有权发生争论。两国的地图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上述情况。无论是中国（包括台湾当局）的地图把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明确地标在中国的领土内，还是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地理教科书中用尖阁列岛的名称表示这些岛屿，都是1972年领土问题发生以后的事。”

　　在钓鱼岛问题上，村田忠禧总的观点和结论是这样的：“作为历史事实，被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的岛屿本来是属于中国的，并不是属于琉球的岛屿。日本在1895年占有了这些地方，是借甲午战争胜利之际进行的趁火打劫，决不是堂堂正正的领有行为。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捏造的，必须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客观科学的分析态度。但是有的人打着研究的旗号，实际上是有意地隐瞒事实。”

　　五、村田忠禧的担忧与希望

　　村田教授是主张日中友好的人士。他认为，领土争议已经成为激发日中两国狭隘民族主义的口实，影响两国友好关系，并对此表示担忧。为此，他专门统计了钓鱼岛、尖阁列岛这些概念在日本国会审议中出现的次数，也统计了这些概念在日本《朝日新闻》和中国 《人民日报》中出现的次数。统计表明，两国出现这些概念次数最多的都是在1996年、1997年、1998年，他认为“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都是将对方视为对手，强调警戒论和威胁论的时期。这是90年代后半期，日本与中国都仅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风潮强化的结果。”

　　在书的末尾，村田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对尖阁列岛?钓鱼岛等问题不要孤立地看，要放在冲绳问题、台湾问题等整体的演变中来看，要把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分析。在领土问题这样的国家间的见解对立的情况下，需要倾听对方的意见，保持用冷静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不冷静地思考，立即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用伪装的爱国主义煽动情绪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学习，应当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超越他们的智慧，这是需要我们反省的。日本和中国的国家关系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为了达到高级的阶段，需要我们双方不断的努力。”

　　在钓鱼列岛归属争议的问题上，村田忠禧教授是继井上清教授之后又一位主持正义、敢讲真话的日本学者。从这本书的论述和观点来看，村田忠禧教授的立场是相当客观的，他的研究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隐瞒真相。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村田有勇气超越国家利益而站在更高的境界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容易把政府、政党、媒体的见解作为正确的见解而予以接受，但是那些见解并不一定代表真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真实、真理，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政党和媒体也有同样的问题。”村田教授的这番话，让笔者想起了王云五先生的一句名言：“有大公方可以有卓见。”的确，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把自己从某个党派、某个民族或某个本位的立场上超脱出来，就不大可能得出顾全大局、客观公允的结论。笔者对村田教授的好感，不仅仅是他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出了有利于中国的结论，更主要的在于他追求真理的客观态度。

　　由这本书还可以看出，村田先生真心希望日中两国能够保持友好关系。不隐讳钓鱼岛争议的真相，把本来的历史面貌交代给读者，这不仅是村田先生做学问、求真理的态度，也是为中日友好而作出的可贵努力。我们希望，像村田忠禧这样有良知的客观公正的日本人士，能多一些 ，再多一些；而像石原慎太郎那样的极右分子，能少一些，再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