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容忘却——关于“花冈事件”
部分花冈受难者后代在纪念碑前合影
一、 关于“花冈暴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了维持侵略战争，弥补其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会议、日本次官会议分别于1942年11月27日和1944年2月28日作出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和《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则。据此，日本从中国强掳约4万人到日本，分散在135个作业点（矿山54.8%、土木建筑26.7%、港湾搬运18.5%）强制做苦工，结果有6830人命丧他乡。
其中986人分三批被强掳到鹿岛组花冈出张所。（第一批：1944年7月28日，299人在青岛被押上日本“信浓丸”货船，船中迫害致死投入大海3人，8月5日日本下关登陆，在押送致花冈途中迫害致死2人，实到294人。第二批：1945年4月18日589人从青岛被押上日本“衡阳丸”货船，5月2日日本下关登陆，押送途中迫害致死2人，5月5日到达花冈587人。第三批：1945年5月11日从青岛被押上日本“白京丸”货船，5月30日，日本下关登陆， 6月4日到达花冈98人.）986人按出生地划分，山东省占总人数的57.6%，河北省占24.8%，河南省占11.2%。
花冈中国劳工因不堪忍受日本政府和鹿岛组非人的待遇、残酷的奴役和虐待，一个个难友死于非命。为了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争取生存权利，在1945年6月30日发动了决死性的花冈暴动，震动了日本当局。日本军、警、民出动两万余人对我劳工残酷镇压，先后惨死419人。使近千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暴动被镇压后，7月1日，所有劳工被押至共乐馆广场，在共乐馆的三天三夜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劳工被背对背绑着跪在烈日下，没有任何食物和水，惨遭日本军、警、民的毒打，短短3天，一百余人遇难。（据日本提供的资料显示，7月4日，日本警察派朝鲜人在名叫钵卷山的山坡上挖了两个坑，将共乐馆广场57具尸体，中山寮53具扔在坑里。）与此同时，被押在花冈警察署的暴动领导人耿谆、孙道敦、张金亭、赵书森、刘锡才、褚万斌、李秀深、张赞武、宫耀光、李光荣、刘虞卿、刘玉林等12人也个个惨遭毒打，但都宁死不屈。7月12日花冈警察署对以上12人以战时骚扰杀人罪转送至秋田监狱，同年日本战败后的9月11日，判处耿谆无期徒刑，余人判处10年及以下徒刑。1945年9月15日，美军第八先遣队进驻秋田县，接管中山寮，中国劳工才被解救。11月中旬经美军同意15名劳工代表到秋田监狱看望耿谆等12人。11月底花冈劳工陆续回国。翟树棠、刘智渠、张肇国、李介生、罗士英、李克金、刘泽玉、刘当路（林树森）、贾毅民、周德连、王成林等11人留在日本，1946年4月15日以上11人在东京与耿谆等12名领导暴动者汇合，在国际军事法庭横滨BC级法庭迫害中国劳工的日本战犯庭审中出庭作证。他们多次出庭，揭发控诉日本政府和鹿岛组残害屠杀中国人的种种罪行。该法庭于 1948年3月1日对加害企业----鹿岛组（现在的鹿岛建设）的3名花冈工地监工判处绞刑，另1名监工判处无期徒刑，花冈当地的警察署2名负责人判处拘禁20年（最后都被减刑，并没有执行死刑）。这也震动了日本政府与其他加害企业，是外务省报告书出炉的一个重要原因。
“花冈暴动”是抗战中唯一的发生在日本本土的暴动。他所展示和表现出的中国人民为维护祖国尊严和捍卫民族气节而英勇斗争的伟大气概，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 挖掘和收集中国劳工遗骨并送还祖国活动
送还死难于日本的中国劳工骨灰工作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来做的，而是通过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民间人士进行的。最早发现中国劳工遗骨的是在日朝鲜人金一秀，他也是当年在花冈矿山的劳工。1950年春，他在山坡上发现了散落的中山寮劳工遗骨，随即通知了“旅日华侨民主促进会”，该促进会立即派人到当地进行调查，开展中国劳工遗骨的收集整理工作。1953年2月，“中国人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在东京成立，委员长是大谷莹润。该委员会由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等12个指导团体和东京华侨总会、留日同学总会发起，继而在日本的135处及27个县的有关地区，进行遗骨调查活动。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冈遗址的调查和遗骨收集工作。1953年3月27日，在秋田县发掘出的包括花冈死难劳工遗骨在内的560具中国劳工遗骨，被送往东京上野，并在广德寺到浅草本愿寺举行了遗骨奉还吊唁游行，4月1日，“中国人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主办了大型共同慰灵祭奠中国劳工活动。1953年7月2日，承载着551具遗骨的“黑潮丸”号轮船从神户启程前往天津。7月7日，以廖承志为首，中国和平委员会、全国总工会、人民解放军、遇难劳工遗属代表等各界人士400余人在天津塘沽港迎接送还的遗骨。1954年9月28日，周恩来总理邀请日本的中国劳工遇难者遗骨奉（送）还代表团（团长大谷莹润先生）到北京访问，并致感谢辞。1954年和1957年，以李德全团长、廖承志副团长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两次访问日本，参加了1954年11月2日在东京本愿寺举行的联合追悼大会；1957年12月11日，他们亲赴花冈，向殉难劳工献花悼念。包括花冈殉难劳工在内的遗骨送还中国的工作，自1953年7月起至1964年11月，先后共9次，共计2824具，现安放于天津烈士陵园“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遗骨送还运动，打开了战后中日两国之间冰封的民间交流之路，意义重大。今年是遗骨送还60周年，向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中日友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三、 同加害企业鹿岛公司的诉讼及和解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花冈劳工幸存者之间失去来往，又与日本信息不通，“花冈事件”似乎不再被人提起。而在日本，由于爱国华侨、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不懈努力，于1963年11月建起了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从1985年开始,大馆市(原花冈)每年都在6月30日(花冈暴动日)举办纪念中国殉难者的慰灵活动。
1989年12月22日花冈幸存劳工聚会北京，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以该会的名义致函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提出谢罪、赔偿和建立纪念馆等3项要求，并于1990年7月5日发表了共同声明。但鹿岛公司出尔反尔，协商毫无结果。中国受难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95年6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赔偿诉讼。历时两年，历经7次开庭，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第三天，耿淳等11名中国原告再次向东京高等法院上诉，终于2000年11月29日，经20次法庭调解，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和解成立。由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赔偿中国受害劳工5亿日元，以示谢罪。
“花冈事件”背负着讨回历史公道的和平使命，艰难跋涉了半个多世纪。参与整个“花冈事件”诉讼的志士仁人们为正义披荆斩棘奔走呼叫，最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看到了日本人民能够正视历史和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看到和平势力最终要成为社会主流的基础。
四、 继续追究日本政府责任，敦促其正视历史，以实现中日两国真正的时代友好。
与鹿岛公司实现和解，取得了对日索赔的阶段性胜利，但这并不是结束，我们花冈受难者联谊将继续追究日本政府责任，向日本政府讨还血债、讨回公道。这是因为：
1、强掳劳工问题，是日本政府、军队、企业三位一体的罪行。强掳劳工是在当时东条内阁决议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政府负有最重要有的责任，是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2、我被强掳至花冈作业点的同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986人中419人死在日本，将近一半的死亡率，可见当时的惨状。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带有满身伤残、多病虚弱之体的幸存者们手捧难友、同乡、兄弟、父子的骨灰被移送回国，客死他乡的同胞死不瞑目，侥幸回国的幸存者也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他们的境况也是无比凄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若不追究日本政府，死难者在天之灵不安，作为子孙也将蒙羞。
3、在与鹿岛公司达成和解的共同声明中提到：“中国人在花冈矿山营业所现场所受苦难起因于日本内阁决议而进行的被强掳、被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作为加害方，鹿岛公司和日本政府，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首先与加害企业鹿岛公司进行诉讼，并达成和解。我们从未考虑放弃对日本政府的追究。与加害企业鹿岛公司达成和解，也是基于继续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基础上的。如果不再追究日本政府责任的话，与鹿岛的和解也是不可能达成的。
4、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为讨回历史公道，清算侵略者的罪行，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我们在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帮助下，无数次的到日本内阁交涉。有近百万的劳工和劳工遗属多次签名，向日本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赔偿，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子孙后代，使中日友好世世代代传下去。但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答复。日本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罔顾事实的态度，是对我们受害劳工及遗属的二次加害。
5、我们追究日本政府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更是为了不使历史重演，为了中日世代友好，为了亚洲和世界永久和平。现如今日本国内反华势力愈发猖獗，右翼势力抬头，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没有反省,坚持错误立场。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追究日本政府的决心。
在今后与日本政府的斗争中，困难是巨大的，过程是艰辛的，对此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坚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正义在我们这里！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期盼着更多爱好和平的人们加入到我们当中，更加期盼在以前给予我们帮助的爱国华侨及日本友人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帮助我们 。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花冈受难者联谊会
201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