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上午,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的9名成员再次登上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中国外交部例行地向日方“进行了严正交涉,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民间的抗议声浪也再掀高潮。
    
    作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鞠德源是一位潜心于故纸堆、文静而平和的学者。但每次提及鱼屿争端时,他都抑制不住激动之情。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他多次一字一顿地强调:
    
    “保钓,中国已没有退路!”
    
    卅年夙愿
    
    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之时,鞠德源还是故宫明清档案部(1980年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普通研究人员。他对日方“见油起贪”,违背国际信义,反悔履行《对日和约》中的“放弃”条款,发难挑起“鱼屿”归属争端的行径非常愤慨,于是主动提出进行深入研究,利用明清档案部所藏的丰富史料系统地驳斥日方观点。但由于当时制度、环境与机会的制约,他未能立即开展钓鱼岛研究,只能在平时搜集素材、以待时机,而这一等就是十年。
    
    1982年9月,鞠德源受邀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客座研究员。在美期间,他从心所欲地搜集各种图书资料,尤其是有关中国北疆地图、南海地图、东海地图,以及各种世界地图、亚洲地图,其中包括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地图等。次年九月访问结束后,他原想作一两篇研究论文,但无法自由查检和利用本国所藏的各式边疆地图,只好再次搁置个人学术兴趣。
    
    1989年9月至1991年7月,鞠德源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他在日本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以及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和冲绳县立图书馆等处,大量搜集了包括中琉关系、日琉关系、以及日本国第一次侵台等方面的档案资料与文献资料。在此期间他再赴美国,短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再次收集各种资料。至91年7月回国时,他从日本带回了一个集装箱、体积超过两立方米的各种材料。
    
    “92年的2月份,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法及毗连区法》,我搞钓鱼岛研究有了法律依据和准绳,可以理直气壮地研究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问题了,学术兴趣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鞠德源说。他边整理资料边开始了漫长的写作,至2001年终于完成了《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这部长篇巨著。
    
    历史档案学家吕坚称该书为“维护我国海疆领土主权的扛鼎之作”。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日本国窃土源流》,系统论述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以来窃土、侵略和扩张的历史进程;中篇《钓鱼列屿主权辨》,主要是对以钓鱼岛为核心主岛的中国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领土主权、历史与地理,作全面论证,揭露日本篡改历史与地理的具体事实;下篇《铁案如山证据说》,专门以钓鱼列屿为中心着重阐释中国固有领土主权的各项历史证据,剖析日本军国主义在窃土历程中形成的各种图籍与实证,破解了日方制造的“尖阁列岛”、“南西诸岛”之谜。该书长达110万字,图文并茂,史料丰富,光收录的珍贵图籍资料就达80种126篇,包括中国、琉球、日本及西洋法、英、美等国所绘的各式地图,以及相关的辅助参考图。
    
    书稿的出版过程颇多周折。但在鞠德源看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本书能面世我就很欣慰了,我个人对它还是满意的。我相信它对政府和关心钓鱼岛问题的人士来说是有用的,它基本囊括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所有证据。” 
     
    六大铁证
    
    在以往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的论战中,中方常常是持有正理,但力度不够。日方百般抵赖,拿出仅有的几件‘窃土文书’,‘窃土政令’来胡搅蛮缠,我方就显得力不从心。鞠德源从根本上考察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到战败投降的全过程,特别是怎样一步一步窃取与攫掠中国领土的具体确凿的证据,以对方的大量资料和文献来驳斥,来了个釜底抽薪。
    
    “这就好比审窃贼”,鞠德源说,“必须查清犯罪行为与罪证赃物两个方面,才能迫使窃贼在威严的法律和世人面前,在人证、赃证等实证面前认罪服罪。”他把收集到的如山的证据分为六大类:中国历史证据,法律证据,自然地理证据,中外地图证据,日本证据,琉球证据。
    
    “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包括钓鱼列屿在内,统称‘中华海山’,或称‘中华外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代相承的国土,是由中国人最早发现,最先命名,最先经营、统辖和控御的”,鞠德源介绍,“早在汉代,台湾岛周围之‘国’即已向汉朝廷进献贡物,表示臣服,汉朝称之为‘东??二十国’。三国时钓鱼列屿海域曾为中国官兵航海必经之地。”
    
    到了隋代,钓鱼屿及附近岛屿被命名为“高华屿”,这是该地最原始的命名。宋元明清各代,闽浙沿海居民按照高华屿周围生产鲣鱼、?o鱼,用垂钓之法最易得手,故习用俗名“钓鱼屿”,或名钓鱼台,钓鱼山。自东吴至明朝,途经钓鱼屿的海路一直由中国人控制,从明朝起有卫所设防管辖,钓鱼列屿完全置于中国沿海卫所管辖范围之内。由此可见,中国对钓鱼列屿有最早的发现权、命名权和管辖权,具有无可置疑的法律效力,日方所谓“国际法上的无主地先占”完全没有根据。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郑若曾绘成《万里海防图》,全图自广东至辽东,“延袤八千五百余里”尽呈版图,中华海山诸岛屿“宛然在目”,有效地发挥了指导航海、防御倭寇和保卫中国海疆领土的作用。明代以后,关于钓鱼屿的中国舆图不计其数,并最先被西洋诸国出版的中国地图、亚洲地图、世界地图所采用和承认。英国海图中的Pinnacle Islands,就是明代以来中国地图中的橄榄山,我国最早译为“凸列岛”、“众尖岛”,早于日本“尖阁群岛”、“尖头诸屿”的译名。
    
    纵观日本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历史和交通路线,从日本弥生时代至平安时代,日本国所有来行中国与归航的船舶,皆与中国闽台海域内中华海山台湾岛及钓鱼列屿在内的所有附属各岛屿所在航海通道无缘,日本所谓“尖阁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国领土”不过是一个以慌欺天的神话而已。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于《投降书》中宣布把1895年甲午战后在《马关条约》中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及一切附属岛屿”归还中国。从战后直到1971年的期间内,日本所出版的《九州地方》图所附的《南西诸岛》图,都已完全“放弃”了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东北诸岛。这种放弃政策,在官方一直贯彻到1969年底,民间贯彻到1971年4月间。中国台湾地区和闽浙地区的民众完全以国土主人的身份前往钓鱼列屿从事捕鱼作业和其他生产劳动,从未受到任何外人的干扰。
    
    但1969年联合国一委员会宣布东海大陆架及钓鱼列屿海域海底储藏丰富石油以后,日本随即将岛上原有的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牌,并命令以后的地图均须加绘“尖阁诸岛”。“我把这种行径称之为‘窃土再占’”,鞠德源说,“日本人先在地图上实现再次‘窃占’,并藉此煽惑日本邦人起来保卫‘窃土’,以期达到永久窃踞的目的。然后以大量新近出版的带有窃土的地图,传宗接代,作为‘国土领有证据’和鼓动邦人‘爱国’的实物教材,这就是他们的‘舆图窃土’战略。”
    
    至于日本在1972年《基本见解》中声称的“尖阁诸岛”不包括在战败后放弃的窃土当中,而是“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施政管辖之下”,鞠德源解释说,“日本人的琉球属、宫古八重山《两岛考略》和《琉球诸岛全图》,证明琉球所属的宫古、八重山群岛内,根本不含钓鱼屿、橄榄山、黄尾屿和赤尾屿。琉球人与东海以内的中华海山石链没有任何主土关系,与中国钓鱼岛,橄榄山,黄尾屿,赤尾屿更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 
     
    千载安危
    
    当笔者问到,钓鱼岛究竟对我国有多大的意义,若丢了有何后果时,鞠德源明显激动起来,“它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危,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千秋大计”。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附属于台湾全岛之岛屿, 是近海和远海渔业资源的交会处,岛上有珍贵的药材,海产也非常丰富。钓鱼列屿海域为新三纪沉积盆地,富藏石油,据1982年估计当在737·1574亿桶。日本政府就是因为“见油起贪”,才起“窃土再占”之心的。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日益显露,如果能理所当然地取得钓鱼岛海域丰富的石油资源,对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按照199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钓鱼列屿海域拥有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经济专属区”,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南沙群岛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如果日本窃土成功,日本人就获得一个大陆架,他们会进而要求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那样中国就远远说不上是一个海洋大国了。”
    
    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列屿位于台湾和冲绳之间,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是外海进入中国的跳板, 也是防止中国大陆海军向太平洋纵深地区进出的屏障。如果日本完全控制了该海域,中国海军就无异于被扼住了咽喉。“几十年来,日本极力发展海洋武器,中国差不多要落后20年,这是当代中国人最大的耻辱。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也令人头痛。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一旦稍有闪失,将迎来第二次甲午之耻。”
    
    钓鱼岛争端肇始数十年来,已成为全球华人目光之所系,多年来海外华人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中国能坚决果断地捍卫主权,将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和自豪感,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国格,从而激发广大国人和爱国同胞的报国热情。但如果中国让日本窃土成为事实,中国人因近年经济快速增长而激起的民族豪情将丧失殆尽,中国将因国土损失、经济受损、安全得不到保障、斗志削弱而走下坡路。
    
    对台湾而言,钓鱼岛争端的解决顺应了台湾同胞保卫领土的要求,将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向心力,从而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坚实的基础。反之则会加速台湾的分离倾向,使和平统一台湾困难重重甚至几无可能。台独势力受日本钳制的程度严重,对钓鱼岛主权并不热心争取,大陆若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钓鱼岛争端,将是对台独分子在岛内影响的毁灭性打击。
    
    “我个人觉得,怎么评价钓鱼岛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所有华人都有必要重新认识钓鱼岛。现在的情况是,要么几乎没有认识,要么认识不深刻,这影响到对待此问题的态度,而态度又直接影响我们的处理方式。”(www.yypl.net)
    
    两种态度
    
    “中日双方对待钓鱼岛的态度及处理方式的迥异已经造成了不利的局面”,鞠德源眼里闪过一丝忧虑,“我方以大局为重,顾及中日友好和长远关系,日方却处心积虑,步步进逼。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已被他们占尽先手。”
    
    自七十年代因“见油起贪”而打定主意“窃土再占”、实行“舆图窃土战略”以来,日本抱定了“无主地先占”和“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两条国际法时效原则来渐渐确立自己对岛屿的主权。日本政要在各种场合鼓吹“尖阁列岛自古以来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人通过声明、见解、社论、行政立法、学术论著、编绘地图等种种方式声称主权,并多次在钓鱼列屿各岛或树立灯塔、神社与太阳旗,或建机场、修跑道,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多次在附近海域驱赶中国渔船、阻挠华人保钓运动。
    
    在官方与民间的步调上,日本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协调一致。他们为谋得岛权所采取的种种步骤执著、缜密、连贯、有力,而且民间与政府配合无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某些学者在窃土过程中充当了先遣队和急先锋的作用。在历史上,某些“东洋史学者”的所谓“研究课题”,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历史与理论上的依据,其学术研究“成果”或是为窃土做舆论的先导,或者做“历史”的进一步“补证”。1927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鼓动吞并东北四省,其理论依据就是来自矢野仁一的《满蒙藏非支那本来的领土》一文。日本国士馆大学奥原敏雄氏的“新窃土论”,则为日本政府窃取钓鱼岛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反观中国,在保钓上却一直是民间热、政府冷的状况。在“中日友好”和“以大局为重”的旗号下,中方每每采取外交途径、例行公事表达的“强烈抗议”,在日本滴水不漏的寸进方式面前,多少显得有气无力,甚至于对日本已毫无影响。“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成了仅仅由中方单方遵守的政策。说得严重一点,也许正是长期以来光打雷不下雨的“空炮”政策,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并使其加快了行动步伐,实效占领也从领土扩及领海。
    
    中国民间的保钓运动则一直被隐忍地克制下来。主管方一方面公开表示赞赏国民的爱国热忱,一方面却又不让他们公开表达。海外华人的保钓活动相对来说有声有色,但惜乎十几亿人口的祖国毫无呼应,显得孤立无助。台湾方面,虽然有李登辉之流认贼作父,声称“钓鱼岛乃日本固有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但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的,马英九等高层政要也是坚定的保钓者。遗憾的是两岸各打各的旗号,从来不能协调一致,故收效甚微。“事实上,日本国每次窃土都是利用中国的内斗和政权纷争”,鞠德源突然抬高了声调,“海峡两岸长期较劲,无暇顾及钓鱼岛,也是日本得寸进尺的重要原因”。
    
    综观中日双方各自官方和民间的态度,不难理解中方为何日益被动。但虽然如此,中国也并非完全无牌可出。首先要做的是端正态度:争端可以搁置,但主权绝不容搁置。害怕因小失大的患得患失心理只会使中国失去越来越多的主动权,那点贷款也不足以成为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作为的依据。中方应做好长期较量的准备,从外交、政治、经济 、军事各个方面向日本施压,造成日本实质的损害。惟其如此,才能使日方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重新取信于民,允许国内民众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长期以来,对此类活动严格限制是因为担心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导致风头转向,危及社会稳定,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对民众的理性有充分的信心。“令人欣慰的是,6月下旬内地和香港人士发起的抗议日本于年初租借钓鱼岛的运动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和媒体的支持,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鞠德源表示,民间学术研究对廓清民众的认识、提升钓鱼岛的被重视程度有重要作用,政府应设立常设性的专门研究机构,推动两岸三地及海外学者携手研究,共商对策。对海外爱国同胞发起的保钓运动,应表示公开的支持。对于台湾,在保钓上可以巧妙地互相呼应,“大陆完全可以许诺,和平统一后,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都归台湾管辖”。 
     
    五点反思
    
    由钓鱼岛问题提到整个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走向,鞠德源陷入了沉思。中日关系延宕逾千年,既有友好局面,也曾发生多次战争,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犬牙交错,今后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平静。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是对中国智力、实力和耐力的大考验。从当前形势来看,需要回答好五个问题。
    
    1.时间真的站在中国一边?
    
    对于以往的不作为政策,一些人的解释是,中国当前的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埋头发展经济。只要综合国力上去了,钓鱼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时间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但真实情形是否如他们所愿?
    
    中国近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升很快,日本则陷于停滞。但应该看到,中国与日本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日本在未来若干年内仍将维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在军力方面,日本近年的军费节节上升,增长率为全球第一;日本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目前军费水平也仅占GDP很小的比例,大有增加的余地。中国最近裁军50万,将转移的军费用于提高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势必取得显著效果,但离日本还差距甚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在钓鱼岛的地位将因多年苦心经营而更加稳固,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
    
    2.钓鱼岛争端与统一台湾孰先孰后?
    
    还有一种说法是,台湾和平统一才是第一位的问题,钓鱼岛争端应排在台湾之后。台湾回归以后,收回钓鱼岛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台湾问题毕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不睦,台独势力在岛内就受到主流民意及泛蓝等阵营的制约。但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面对的是最贪婪、最残暴,曾给中国及世界造成巨大创痛的日本军国主义。中国若坚决捍卫主权,可以得到台人之心,有助于台湾的和平统一。反之,态度软弱将尽失台人之心,台湾的分离倾向必定更为严重。 中国若是连钓鱼台都保不住,更遑论台湾。事实上,台湾人所期待的也是中国大陆出面保钓。  
     
    3.日本军国主义真是一小撮?
    
    为了配合“中日友好”的高调,“日本军国主义只是一小撮”成了我们的习惯用语。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1948年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决后,骨灰被日本民众盗出,堆成了“殉国七士墓”,后来其牌位又被请进了靖国神社,年年享受高层政要的参拜。日本人通过修改教科书,鼓吹修改和平宪法,争取海外派兵,散布中国威胁论,大肆炒作沈阳闯馆事件,驳回慰安妇诉讼和细菌战诉讼、对侵华日军遗留毒气伤人事件冷处理等行径一再试探中国容忍的底线。这个武士道精神深入骨髓的民族,从来就不乏产生最野蛮、最兽性的军队的群众基础。东史郎这样反省战争的人士不过是异数。
    
    在东南亚各国纠缠至今的历史问题上,战后日本的历届国会,时至今日,从未通过一项决议,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进行认真的反省和谢罪,更不肯公开宣誓不再发动战争,也从未以国家名义向亚洲各受害国人们进行战争赔偿和正式道歉。相反,如石原慎太郎、江藤隆美等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对他国的侵略历史的事例屡次上演。
    
    友好绝不是单方面的友好。中国越是低调处理,越是在意对华贷款,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越猖狂。作为一个隐形军事大国,日本在经济日益衰落的情况下必将寻找出路,中国尤须提高警惕。“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军国主义未受到彻底清算以前,中国不能赞同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则这样没有责任感、身负反人类罪的国家一有机会将再次扼杀国际正义。” 鞠德源强调说。
    
    4.谁最需要新思维?
    
    近几年来,国内“民间抗日情绪上升”,赵薇因穿军旗装而被泼粪,姜文参观靖国神社遭咒骂,有中国人以“长谷川弘一”为名在BBS上发布辱华帖,另有人冒充日本人参与广播节目导致主持人离职,如此等等,都引起了某些“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他们呼吁对日应有新思维。
    
    过激的情绪宣泄当然要不得,抵制日货也有待商榷。但应该看到,首先是日方有种种挑衅行为,中国民间才会有强烈的反日情绪。虽然有个别人士挑动仇恨,但普遍的愤怒情绪是被日本所引发和激化,主要责任也在他们那边。如果需要新思维,应该首先是日本政府需要有对华实质性友好的新思维。“我个人觉得,民间抗日情绪并不值得那么警惕;最应该警惕的是,自日本侵华以来涌动的自贱中国人的暗流,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完全消除。在战时这些人是汉奸,但在当代则具有不同的形态。”
    
    5.什么是真正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中国威胁论”这一说法开始甚嚣尘上。为了安抚处于“中国威胁”之下的邻邦,我们开始刻意体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具体到钓鱼岛争端上,无原则的让步不等于“负责任”,主权也绝不是“负责任”的交易品。
    
    在亚洲诸国中,“日本威胁论”是活生生的事实,“中国威胁论”则是别有用心的宣传。日本二战中在亚洲的残暴罪行令受害国记忆犹新,如今,军国主义的幽灵又开始四处游荡。对亚洲国家而言,日本从来就不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再说,日本与俄国有北方四岛之争,同朝鲜有独岛之争,同中国有钓鱼岛之争,亚洲地区将没有一个国家乐于看到日本并吞钓鱼岛,觊觎台湾,这也无疑加大了中国的施展空间。
    
    如果中国真的是“负责任的大国”,就应该果断地斩断日本军国主义窃土的黑手,遏制其侵略野心,阻止其滑向战争的边缘。这既有利于中日及世界和平,也等于挽救了日本人民。
    
    “对日本而言,没有人会要求你象德国人那样下跪,但这并不等于这一页历史你就已经轻松翻过。历史可以被创造,不能被改写。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日本如果能正视过去,正确对待日本侵华的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并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恪守正义准则,为后代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创造历史;相反,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妄图改写历史,它必将自食苦果。”(www.yypl.net)
    
    
    附1:钓鱼岛简介:
    
    北纬25度至北纬26度,东经121度30分至东经126度四线之间,所包括的从台湾北滨的鸡笼山起至中琉海沟(俗称黑水沟)以西的赤尾屿为止的所有海山岛屿,构成一道海上石链,统称中华海山,中华外山,正规地理学说法为“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包括鸡笼山,花瓶屿,梅花屿,彭嘉山,钓鱼屿,橄榄山,黄尾屿,赤尾屿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相承的国土,是由中国人最早发现,最先命名,最先经营、统辖、控御,最早载入国家正史和官方图籍,并且是最先被西洋诸国出版的中国地图、亚洲地图、世界地图所采用和承认的。
    
    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的核心主岛,距基隆120海里。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东西分别距中国大陆和冲绳各约200海里,附近水深100·150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2000多米深的海沟。其海域为新三纪沉积盆地,富藏石油,据1982年估计当在737·1574亿桶。
     
    附2:钓鱼岛大事记:(自日本占领之日起)
    
    1895年6月2日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包括钓鱼列屿在内的)所有附属各岛屿”并“澎湖列岛”给日本。
    
    1941年
    台湾与琉球均为日本所占领期间,“台北州”与琉球的冲绳县为“尖阁群岛”发生主权之争,1944年由东京法院判决,冲绳县败诉,“尖阁群岛”属“台北州”。
    
    1945年
    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的台湾、澎湖列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回归中国。
    
    1951年9月8日
    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写明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与要求,但却错误地把日本所窃取的钓鱼岛等岛屿归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里。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该和约。
    
    1958年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大陆礁层公约,指出在领海以外之海底区域、海床及底土,其上海水深度不超过两百公尺,或逾此限度,而有可开发的天然资源者,其权利即为附近国家所有。
    
    1969年5月
    联合国ECAFE在曼谷发表调查结果,称“台湾东北二十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岛列屿附近为石油大油田所在。” 日本随即将岛上原有的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70年4月10-12日
    全美留学生及华人在华盛顿举行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岛示威大游行,约有二千五百人以上参加,是在美华人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1970年5月
    琉球石桓市政府在钓鱼岛建造永久性的行政管辖标志。
    
    1970年9月10日
    琉球政府发表《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礁层资源开发主权之主张》,宣示琉球政府对钓鱼岛列岛的领有权,且声明1972年琉球“归还”日本,尖阁列岛自然在内。
    
    1972年3月8日
    日本外务省公开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公然曲解《马关条约》第二条,咬定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内不包括“尖阁诸岛”。
    
    1972年6月17日
    美国和日本正式移交琉球的行政主权,由日本政府接收。钓鱼岛列屿正式随琉球交给日本。
    
    1972年
    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
    
    1978年
    中日谈判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副总理访日,表示钓鱼岛问题可以留待子孙后代解决。
    
    1996年9月26日
    “全球保钓华人联盟”首领陈毓祥带领香港抗议者乘坐的“保钓号”到达钓鱼岛,陈毓祥率领五位突击队员跃身入海游向钓鱼台,陈溺水身亡。
    
    1996年10·15日
    日本外相重新声称日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并否认曾和中国达成任何搁置钓岛主权问题的协定。
    
    1997年5月6日
    日本右翼国家议员西村真悟等登上钓鱼岛,并声称:“这次在尖阁群岛的登陆,标志着大日本帝国的崛起和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
    
    2003年1月1日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了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
    
    2003年6月23日
    ·15名中国内地和香港人士组成的“保钓团”,乘渔船抵达钓鱼岛西部海域宣示主权,抗议日本政府“租用”钓鱼岛、实施国家管辖的非法行为。
    
    2003年7月1日
    由国家海洋局、民政部、总参谋部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关于无居民海岛管理的国家制度《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香港保钓人士计划向全球华人筹款租借钓鱼岛,以向国家租借的形式,表明中国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
    
    2003年8月25日
    东京的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的9个成员25日上午再次登上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对该右翼团体1978年在岛上建造的灯塔进行维修,并于25日下午离开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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