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中国人的死，在日本是长久隐瞒，在中国是彻底遗忘

9月，日本东京的平静中有一点哀伤。由于今年是“关东大地震”90周年，这里到处是纪念亡者的活动，其中，以横纲町公园的东京都祭奠堂里的气氛更浓烈一些。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桂川村的周江法夹杂在日本人中间，拎着一编织口袋的冥币，金元宝，银锭子，黄纸，不知道怎么办。他找不到任何纪念物，也没有纪念碑，偌大的东京，没有可以寻找他爷爷踪迹的地方，也没有可以寄托哀伤的场所。
“啊，中国人。”一个叫中村的祭奠堂工作人员看了看周江法手里的袋子，心领神会，于是找出铁桶，带着周江法来到祭奠堂右侧的一口大钟下。
“幽冥钟”三个汉字镌刻在钟上。这口钟来自中国，介绍牌上说，当年日本地震凶报传来，中国佛教徒在杭州西湖的招贤寺和上海麦根路的王佛寺做法会，为日本祈祷。上海富商王一亭出面筹集资金铸了一口大铜钟。1931年，钟楼落成，铜钟从中国运来，在这里第一次敲响。
“你可以烧钱，可以敲钟。”中村解开了绑缚着钟锤的绳子。
纸钱的青烟中，周江法跪了下来。
雄浑的钟声响起，在关东大地震纪念馆的寂静里回响。
1923年9月1日中午11时58分，7.9级地震袭击了东京都、神奈川县等地，这就是人类灾难史上著名的“关东大地震”。

然而，就在大地震颤时， “朝鲜人纵火”的流言飞起。震后第二天，除了纵火，往井里投毒、强奸和制造暴乱等流言遍布东京和横滨。一场由军队、警察和民众自警团共同参与推动的、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大屠杀自此开始。周江法的爷爷四兄弟就死于这场大屠杀——700中国人和7000朝鲜人遇难。
相隔90年，被屠杀中国人的后代第一次来到祖辈亡命的国度。
建于1930年的东京都祭奠堂安葬着5.8万名地震遇难日本人遗骨，这里也是周江法的爷爷的抛骨处。据日本研究者考证，在大岛町被集体杀害的170名中国人的遗骨，就是在这里焚烧的。

遇难华工后人周江法

周江法的爷爷四兄弟，只有36岁的老大周瑞楷留下了一个3岁的男孩，延续了一缕香火。同村的另外14名死难者，也只有两人留下了后代。
如今，这个偶然留下的周家后代，敲响这口幽冥钟，希望钟声能引领祖辈的魂灵回家。

“一下子就没了四条生命”

关东大地震最惨烈的记忆，是东京和横滨的漫天大火。地震发生于家家饮饭的午时，炉火点燃密集的城市木屋并迅速蔓延开来。大地震造成的10万死亡者，其中近90%都死于火灾。“朝鲜人纵火”流言的恐怖性和煽动性就此凸显。

1923年9月2日，日本内阁匆忙颁布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治安，也是从这天起，大屠杀开始。

东京龟户区的大岛町是虐杀最残暴的地方。周江法的爷爷们就住在这里。对于当时的东京来讲，这里是临近东京湾的郊区。从海上来的货物在此卸船，再沿入海的河川运输到陆上各地。作为底层劳动者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聚集在这里，或者装卸货物，或者做纤夫逆流牵舟而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得到刺激，需要劳动力。地震前，以中国温州、处州(今丽水)人为主的劳工已达7000多。“一天三个大洋。”周江法说，他爷爷写信回来让家里的五弟也快去日本。正是因大屠杀的发生，周家第五个儿子的东渡才没有成行。
屠杀过后40多天，龟户大岛町唯一幸存华工黄子莲回到上海，向国人哭诉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
9月3日上午，日本军警、青年团及浪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铁棒和铁锤，来到大岛町八丁目中国人住的旅馆里，说，‘带上钱，马上回国，现在跟我们来。’我们信以为真，就跟他们去了。走到一处空地上，他们突然说，‘地震了，卧倒！’当我们全部伏在地上，他们却几乎将我们174人全部击杀，打杀。我因昏死过去，他们认为死了，把我扔了。夜里我被痛醒，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在莲地旁过了一夜，没吃没喝，奄奄一息”。黄子莲的头部受了两处重伤，一只耳朵被砍掉了，两年后，他便因伤重去世。
周江法四个住在一起的爷爷则全部被杀。
 “我爷爷（他们）只是老老实实的打工者，没想到一下子就没了四条生命。” 周江法说，爷爷周瑞楷死时，父亲周锡昌只有3岁。“奶奶得到丈夫死讯后，一连哭了几个月，接着就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当时她只有25岁。我父亲4岁就成了孤儿，跟着太奶奶长大。”
9月3日白天的惨案在日本外务省记录上被称作“大岛町事件”。唯一的幸存者黄子莲成了这次惨案的见证人。当时在龟户区一带居住着约1280名中国人，他们的死活没人知道。只有在偶然保留下来的1923年12月16日日本众议院议事速记录第五号中，有这样的内容：9月2号或9月3号，大岛町的中国人全部失踪。除自警团外，军队也参与此事，没收了一笔巨款，是中国人回国的旅费。
日本学者仁木富美子的实地调查，在70多年后逼近了事件真相：地震后有10万人在此聚集避难，中国人被从旅馆里拉出击杀，房间被难民占据。
在一份证词里，一位目击者看见大岛町六丁目，“用煤灰填平的四五百坪的空地，东侧是深水坑，在空地上几乎排满了裸体尸首。头从北并排躺着，听说有250具。我来回仔细看，那些尸首的喉咙都被切断，气管、食道和两条颈动脉都露在外面，显得惨白，脖子后面被切开，露出惨白的肉，像石榴那样向外翻着……很多尸首都睁着眼睛，迟钝的脸上丝毫看不见痛苦的痕迹……有人说‘这些家伙不是朝鲜人，是中国人’。最可怜的是一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女子，她的肚子被切开，一个已经六七个月的婴儿流到肠子里，当我发现在那个女子的阴部刺着一支竹枪时，吓得赶紧躲开。”
屠杀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毁尸灭迹。目击者八岛京一说，他遇到了4名巡查，拉着装有汽油和干柴的大板车，说是“昨夜通宵杀人，竟杀死320人。因为要有外国人来龟户管区视察，所以今天必须赶紧把他们烧掉”。
在一份龟户警察署长古森向上级警视厅官房主事的报告里，屠杀的主角是：军、警、自警团，然后“用30桶石油焚烧尸体，焚烧后的骨灰有5寸多厚，分几辆马车运走”。“总之，此次行动都是在警方的指挥下进行的，警察署长乘坐挎斗摩托车，亲临现场监督指挥。屠杀的原因都是听了警官的宣传所致。当时，见到支那（中国）人和朝鲜人就该杀。”
久保野茂次是东京地震后戒严部队6中队的一名士兵，他所在部队担当大岛区的戒严任务。1975年，他公开了当年的日记，透露所在部队执行了屠杀。“在结束‘戒严’的时刻，长官训话‘杀人的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严守秘密！’”
掩盖令实际上是自上而下颁布的。9月18日，日本当局向各地警察署、报社发布“鉴于大地震发生，引起日本和支那国家外交上的问题，为此当局要求进一步严格取缔新闻报道，禁止刊登所有死尸的照片，对原稿实施内审”的通牒，采取高压手段控制言论。
然而，一个“高尚的”中国人被杀，使屠杀事件成了一团纸里包不住的火。

王希天是一名留学日本的青年，1914年以吉林省官费留学身份来到日本，1916年在东京美以美会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王希天看到在日劳工不懂日语常被克扣欺负，便以自己的名义向东京地方法院注册登记“中华民国侨日劳工同胞共济会”并担任会长，以各种方式救济劳工。
地震时，王希天住在神以田基督教青年会宿舍二楼，幸免于难。地震后交通断绝，秩序混乱，很难得到消息，是逃出大岛町的黄子莲带来了劳工被杀的消息。9月9日早晨8时，王希天决定骑自行车前往查看，此时“外国人外出危险的警告”已经发出，大规模杀人虽已得到遏制，但血腥事件还在发生。
“其时头戴棕色草帽，身穿短袖衬衫，蓝条白色短裤，紫色皮靴，腰系W黑字之白皮裤带，手带银表，骑大冢1338号之脚踏车，为慰问华工震灾情形到大岛町共济会事务所去。”
王希天此去，再也没有回来。
“龟户大岛町是一个极其混乱的地方，”日本学者田原洋说。陆军实施戒严令，军警在街头暴走，看到不对的人就用刺刀刺。除了杀害中国劳工的“大岛町事件”、杀害朝鲜人的“龟户事件”外，这里还发生了杀害日本无政府社会改革思想家大杉荣和妻子、侄子的“甘粕事件”，“王希天在这种情况下去大岛，无异于飞蛾扑火。”
王希天失踪后第二天，共济会总干事王兆澄便四处找他，有人摇着头惊恐地说：“你们的头目早已死了，死得可怜呀！”
1923年10月，因受到日本军警“严密关注”王兆澄不得不用假名混上难民船，与满船惊魂未定的伤残劳工一起回国。王兆澄收集到了一份420人的死亡名单，后来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交给驻北京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书信中死亡名单增至639人。
王希天并不在这个名单上，他的死成为一个谜，直到1975年。

一个士兵的日记

90年的岁月，已经将当年的血腥抹得干干净净。9月10日，东京天气晴好阳光暴烈，王希天60多岁的孙女王旗来到大岛区中川河逆井桥下，一边流着泪大声呼喊爷爷，一边将鲜花和供品抛入河中。
这里就是王希天被杀并抛尸的地方。
1990年代，王希天被害详情被带到中国，“我的父亲不敢打开看，我爷爷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得有多惨，70年过去了，我们始终不知道。”王旗说。
“我听其人（高桥春三氏）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同胞在骚乱，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的铁桥处，等候在那里的垣内中尉走了出来，向六中队的长官们问道：‘你们哪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将面部、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这样，斩杀王君的事在长官们中间，成了秘密。”
这些字一个一个蹦到王旗眼中，每一个字都带着尖锐的刺，让她感到窒息。
这是东京地震戒严部队6中队士兵久保野写于1923年10月18日的日记。
秘密被严守了半个多世纪，许多见证者、当事者都将秘密带到了坟墓里。只有少数人在生命最后几年才打破缄默，撕开了沉默的一角。久保野拿出日记时，并不希望公开他的名字，经人再三劝说，终于站在了前台，媒体一下聚焦于这个说出真相的老兵。在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的争抢中，《每日新闻》抢先在当天的晚报上刊登报道《一个士兵的日记为查明王希天事件真相提供了线索》。
1923年10月的那个晚上，担当完“支那朝鲜人收容所”执勤任务的久保野剪下了一份登载着王希天失踪内容的报纸，贴在日记上。并在旁边写道：“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收容所）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王希天的。”
现在想来，当年的久保野看到这条消息，心中一定有很多波澜，但因为要奉行“严守秘密”的命令，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简短的记叙，让冤死于他乡的王希天留在了历史中。
王希天事件真相查明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远藤三郞。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陆军中将。关东大地震时，他被紧急调往戒严部队，担任司令部参谋。远藤三郞战后从日军的“优秀分子”，变成著名的“反战将军”，担任 “日中友好老军人协会”会长。这个角色，让他成为了建交之前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润滑剂”，自1955年起就开始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远藤三郞站在周恩来身边，另一边是刚刚“解放”出来的廖承志，廖出生在日本，由日本乳母带大，70年代平反之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中日邦交会谈。这张新闻照片透露出远藤三郞在中国的重要政治角色。
据说，周恩来多次向远藤询问他青年时期留学日本的朋友王希天，希望帮助查明死因。面对周恩来的追问，远藤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周恩来去世之后，1980年代，当记者、自由撰稿人田原洋有一天拜访时，88岁的远藤突然说出一句惊人的话：“关东大地震的混乱中，部下曾经杀了中国的一个大人物，这件事后来被隐瞒了下来，杀人犯现在还活着。”
杀人者垣内中尉就此暴露。
田原洋立即去拜访住在和歌山的垣内八洲夫。当时83岁的垣内听到有人叫门，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尿布，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伴得了脑软化症，自己每日起居照顾。问及当年事，他有些顾虑，田原洋搬出长官远藤三郞，他的戒备之心便冰释，承认是自己从背后给了王希天一刀。
垣内并没有因为杀人受到追责。当问及是谁指使，处刑的理由是什么时，垣内的说法又开始含糊起来：“不知道，那天佐佐木中队要杀一个人，我走去看看而已……不，是为这事去的……我想佐佐木兵吉中队长是接受了上级的命令吧……”
当中方追查甚紧，日方将佐佐木大尉推出时，帮他做伪证备忘录的，正是远藤三郞。
田原洋将发现写成《关东大地震与王希天事件》一书，于1982年出版。进入80年代，以揭开王希天被杀秘密为契机，关东大地震中国华工大屠杀有了爆发式的发现。日本湘南国际女子短期大学教授今井清一得到了美占领期议会图书馆和国务院制作的《日本外务省文书缩微片》，秘密就此揭开。
战争结束时，日本将重要的文书全部销毁。一份《大岛町事件及支那人杀伤事件》档案幸存下来，当时外务省亚细亚局第一课(中国课)外交官守岛五郞将这些秘密文件收集放入一档，在标签上标注了一个“私”字。正因为这个字，档案逃脱被销毁之列。
这些公文，都标有绝密字样，有的还加盖各大臣的多个花押。文件不像是连续的、完整的档案合集，而是选择性收档的，在这些文件中，杀戮与阴谋鲜活地展现出来。
日本外务省1923年9月21日的综合报告称：“王希天作为在京(东京)华人中颇负盛名的煽动家，曾极力主张排日，因此，他早成为被监视的人物，可以想象，他大概已被弄死在什么地方了。”  
1923年10月，中国派出以曾任国务院总理王正廷为团长的调查团赴日，作为应对，日本政府召开内阁总理山本、内务后藤新平、外务伊集院彦吉、司法平昭骐一郞、陆军田中义一五大臣会议，决定对大岛町事件屠杀华工和王希天事件进行隐瞒。
“由于各方面的关系，必须掩盖全部事实真相。”随后警保局长召开警备会议，确定了实施方式。
这次会议气氛极为沉重。警视总监汤浅说，“这是本官从未经历过的重大问题，对于掩盖或揭露此事件与否，都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此，本人确信无疑。”
《读卖新闻》记者小村俊太郞的调查报道在铅版制作完成后被强制刮除，第二天读者看到的是一份开着“天窗”留有刮痕的报纸，但还是能从依稀的痕迹里读出王希天等字样，这成为《读卖新闻》史上最著名的“开天窗”丑闻，刚解除的戒严期间新闻封锁再次启动。

大地震本是中日关系缓和的机会，但转瞬即逝

“这在日本近代国民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篇耻辱的记载。不仅如此，直到日本投降后，日本政府也不允许人们查明这些事件的真相。日本国民没有对此进行过反省，这与日军在15年的战争期间，在亚洲各地实施的残暴行为逐渐升级并非无关。”日本湘南国际女子短期大学教授今井清一说出了大屠杀与日本侵华战争之间的深切关联。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发生屠杀中国人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在大屠杀之前，发生了两件对中日关系影响巨大的事件，其一是1918年反对中日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爆发的留日学生归国运动，另一件事就是发生于次年的“五四”运动。

十月革命后的远东，俄国势力衰退让日本有了乘虚“占领满洲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的野心。对于中日秘约，大正六年的日本外交文书中分析道：“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誉，参与编练中国之军队……”
此次秘密协定一经透露，中国国内哗然。上海37个商会团体联合至书政府，认为较四年前的21条，更为严酷，商民誓不从。在日本留学的3000名中国学生反应最为激烈。“倭奴之野心，亡国之惨祸，诸君，其速归国，速救祖国！”留学生奋起反对秘约，先是罢课，示威，继而发展到大规模的归国，一时间“神田街上，留学生人头拥挤，互问归程”。
王希天与周恩来等人都是留日学生救国团中的一员。作为归国先发队负责人之一，王希天回到北京即刻成立北京分部，遍访报馆、工商各界，并在北大集会决定向政府请愿。这是一年之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的预演，王希天的言行使他成为日本眼中的“排日巨魁”。
中日两国的磨擦到关东大地震前夕达到了高潮。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一夜之间侵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全部特权和利益，进而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21条条约。至北洋段祺瑞政府，日本更是利用“菊花分根栽培的方式”，用借款和投资在中国建立经济支根，以占取中国的更多特权和利益。
1922年底，旅顺大连租期即满，中国欲收回却遭日本拒绝。当年3月24日，由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等21个团体组成的“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通电全国，称“收不回旅大，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此倡议一出即席卷全国，“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 。
到6月1日，日本武陵丸号货船在长沙与中方冲突，日军舰士兵持枪上岸，开枪打死两人，重伤9名中国公民，中日冲突达到高潮。
“当时中国人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复旅顺、大连的运动日益高涨，抵制日货的情绪日趋激烈，为此招致了日本当局的反抗和激怒，”今井清一说，“《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在自身处于动荡的旋涡中的今天，掀起排日运动，是一种自掘坟墓的不明之举。”
流入日本的中国劳工数量增多，日本工人觉得自己的工资水平下降，工作被夺走，怨恨在民间积累。今井清一认为，日本当局乘大地震混乱有意挑拨民众情绪，使本来就存在的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宿怨瞬间爆发。
不过，大地震曾给原本紧张的中日关系一个缓和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转瞬即逝。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中国政界头面人物纷纷出面。段祺瑞成立 “救灾同志会”，倪嗣冲、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筹捐10万日元，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各省大员吴佩孚、曹锟也出面捐款。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并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唐寅、刘墉、吴昌硕等名家精品。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成为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就算倡导“经济绝交”的上海总商会在大灾面前，也提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紧急“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9月3日便驶往日本，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求援物资。
9月5日，《民国日报》社论更是发出了和平的呼吁：“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
大屠杀在这个当口发生，中国人的鲜血，像泼向沸腾的油锅的冰水，激起的民怨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大屠杀带来的“外交麻烦”心里也没底，日本内阁条约局于当年11月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在考察国际法和11件实例后，得出结论：日本难辞其责。
但日本很容易就混了过去。中国调查团王正廷一行尚未抵日，日本就制定了方针：“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日本学者几十年后从旧档案里发现，1924年日本内阁已经做出了向中国受害者赔偿的决定。这是一份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发给驻中国公使芳泽的电报，电报中说，日本内阁已经裁决，因为不能答应中国提出的检举及处罚负责人要求，决定用支付赔偿费20万日元的办法来平息愤怒。这份极密电文后附有560名死亡、失踪、受伤者名单，其中王希天生命损失赔偿1万、财产损失赔偿8千，其他人赔偿300日元。
可能连日本人都没有想到：在中国，此后不久就没有人出面为几百条生命讨公道了。中国国内混乱的局势下，如此惨烈的一场大屠杀被草草翻了过去，提前遗忘了。
轻易地迈过在国际法上很难交待过去的重大责任，日本更加轻蔑对手了。学者今井清一提示，负责处理中国人被屠杀的五大臣，“全都是大人物，他们在以后的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陆军大臣田中，不久当上了首相，由于他导演了炸死张作霖事件等一系列出兵政策，使得中日关系恶化起来。法相平沼，戒严司令部参谋长阿部，在第一届近卫内阁之后，都相继当上了首相，推进了战争制定工作。”
大屠杀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暴行了。 

迟到的赔偿

东京郊区荒川河边的草滩上，被虐杀朝鲜人的后代聚在一起，每一位到会者手持一朵花，将它插到花坛上。
这里曾经是朝鲜人被集中虐杀的地方， 1989年开始，在日本的朝鲜人开始寻找被杀者的遗骨，但遗骨都被日本警方转移而不知去向，于是他们便在河边种植凤仙花。
凤仙花开，他们的追思集会也于2010年开始进行。他们把这叫凤仙花会。每位到会者会收到一包凤仙花的种子。种子装在透明的小塑料袋里，圆滚滚的颗颗饱满。朝鲜人认为凤仙花是一种生命力极强，在任何地方都能发芽开花的植物。他们希望这种带着记忆的种子在更多的土地上开花。
越过荒川河的草滩是高速路的大桥，桥边密集的居民区楼房空隙间，有一座小小的纪念碑，有人在敲鼓，鼓声低沉，不断有人献花跪拜。这是朝鲜人为纪念大屠杀死难者所建立的纪念碑。
当朝鲜人此前向日本政府请求建立纪念碑时，被告知这里是一级河川，属国有土地，不能私用。朝鲜人便动用社会关系，集资买下了一个酒屋的土地，建立这座纪念碑。这样的纪念碑在东京关东大地震纪念馆里也有一块。
凤仙花集会上，很多朝鲜人穿着民族服装，表演着民族舞蹈，自由展现着他们的民族性。但集会主持方一再向大家提要求，拜托大家一定不要照相，就算是手机拍照也不行。因为朝鲜人居住地经常会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特别是学校。现场有很多小孩子，主持方担心照片流出会对他们不好。
朝鲜人在日有60万，是一个不算小的群体，他们是“日韩合并”之后日本的“二流”国民。朝鲜人当年被屠杀，是按日本国内法处理的——不留下证言和证据，如今过了诉讼期也没有了诉讼主体。
2011年，横滨市立中学的“历史副读本”将原先的“在关东大地震中，出现过自警团杀害朝鲜人的事件”改订为“军队、警察、自警团等对朝鲜人进行了迫害和屠杀”，遭到右倾势力的强烈反击。次年，在横滨市议会上出现了“造成历史问题的误解”的纠责，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将当时的指导课长作为“导致了历史问题的误解”的责任者而予以诫告处分，并对当时的指导主事予以文书训诫处罚。
 “但是中国人不同。日本政府有义务在其领域内保证外国人的身体财产安全，所以日本国家有赔偿责任。”林伯耀说。
他是第二代在日华侨，也是今年到中国寻找受害者遗属并带他们到日本祭祖的发起人和赞助者之一，和他一起张罗这件事的更多是日本人：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花冈和平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田中宏、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内海爱子、日本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事务局长口川见一仁、东史郞支援会事务局长山内小夜子等一系列民间组织和人士。
大屠杀90周年纪念会上，来了200多名普通日本人，他们大多是看到纪念会的广告而来，这些谦恭、多礼、安静的日本人抵达会场，先交上2000日元的赞助费，这是日本民间活动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这些钱就是民间组织的活动经费。
佛教和基督教的法师、神父为亡者唱祷。白色的鲜花由每一个到场的人供奉在祭台上，花堆成了一座小山。鲜有的、迟到的抚慰给残酷的杀戮装饰上一层哀伤气氛。
在日本是长久的隐瞒，在中国是彻底遗忘，真正关心这件事的只有少数学者和研究者。而这少之又少的人，算起来日本人还比中国人多。会后，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花冈和平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田中宏向记者反问：“如今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如此之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到会？”
林伯耀说，现在的日本和90年前很像，经济衰退、政治右倾、大地震带来的核灾难难以应对，作为生活在日本的华侨他很为目前的局势担心，现在重提90年前的大屠杀，并不是故意想挖出对日本人的仇恨，而是需要重新、全面地总结20世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弄清楚历史真相，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林伯耀希望能在日本建立一块中国罹难者纪念碑，并将事实真相写入日本教科书以教育后人。他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谢罪的同时进行赔偿的主张，并将此作为自己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实际上是一个迟到的赔偿。林伯耀说，当时的名单不完整，至今的调查结果是700多人在屠杀中死亡。
700个名字，每一个后面都是一个残破的家庭。82岁的日本陶艺家关谷兴仁用陶质铭牌将这个名单固化。铭牌是黏土经过高温烧制的，在“悼”字之下，是死亡者的名字。每一块铭牌都是关谷兴仁用手工捏成，每一块都不相同，他们按照姓氏排列成行，就像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列队于人们面前。
周江法在上面找到了自己爷爷的名字，爷爷四兄弟排列在一起，他们在异乡日本一起出工，一起收工，也一起死去，现在他们又站在一起，像是控诉，更像是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