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前，一场7.9级的大地震袭击了日本东京地区，10余万人遇难。而在东京地区谋生的数百名旅日华工虽躲过了天灾，却没能躲过人祸。一场有预谋的大屠 杀后，温州籍数百名劳工魂断东瀛。91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一直鲜为人知，但劳工们的后代却没有忘却这笔血债。昨天，数百名劳工遗属齐聚在一起，维护自己的 权益，要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
一段“血色”历史被日本掩盖
昨天上午9时许，瓯海娄桥中学熙熙攘攘，200多名温州和青田籍“东瀛惨案”遇难者遗属聚集在一起，悼念在“东瀛惨案”中被屠杀的先祖们。这次惨案中共有7000多朝鲜人和700多名华工遇害，其中90%是温州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了里氏7.9级大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国多地无私驰援，使日本人民深为感动。但是谁也没有 想到，就在大地震发生后次日，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熏陶、排外情绪严重的一群暴徒，对旅日华工们展开了一次血腥的屠杀。此后，日本当局更是想尽办法，企图 掩盖这一段历史真相。在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当时在日本积极维护华工利益的留日学生王希天在调查此事时，遇害失踪。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75年，一个当时目 睹王希天被害的士兵写的一则日记，详细记录了王希天遇害全过程，铁证下，整个屠杀事件才重新引起各方关注。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9月18日，日本当局向各地警察署、报社发布“鉴于大地震发生，引起日本和‘支那’国家外交上的问题，为此当局要求进一步严 格取缔新闻报道，禁止刊登所有死尸的照片，对原稿实施内审”的通牒，采取高压手段控制言论。然而，一个有威望的中国人被杀，使屠杀事件成了一团纸里包不住 的火。
1923年10月，中国派出以曾任国务院总理的王正廷为团长的调查团赴日，作为应对，日本政府召开内阁总理会议，但做出的决定是对大岛町事件屠杀华工和王希天事件进行隐瞒。
据我市著名的侨史研究学者章志诚介绍，由于国内正掀起反日运动，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十分紧张，最终大屠杀一事的调查不了了之。
遗属含泪控诉先祖惨遭屠杀
在昨天的悼念会场，来自瓯海泽雅镇的周江法等人，在控诉那段先祖被害的血泪史时，仍然十分激动，含着眼泪在叙述。虽然他们不是那场大屠杀的亲历者，但那场屠杀完全改变了这些家族的命运。
大屠杀中唯一幸存者——泽雅镇黄子莲曾向人们讲起他死里逃生的一幕：“9月3日上午，日本军警、青年团及浪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铁棒和铁锤，来到 大岛町八丁目中国人住的旅馆里，说‘带上钱，马上回国，现在跟我们来’。我们信以为真，就跟他们去了。走到一处空地上，他们突然说，‘地震了，卧倒!’当 我们全部伏在地上，他们却几乎将我们174人全部击杀。夜里我从昏迷中被痛醒，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躲过一劫。”黄子莲的头部受了两处重伤，一只耳朵被砍 掉，他回到上海后，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讲出了事实真相，当时的北洋政府才重视此事。
昨天，黄子莲的曾孙黄建丰也在现场，他听老人们讲，太爷爷回来后因病没挨过2年就去世了。
在同样的一次屠杀中，周江法的爷爷四兄弟还有舅公以及姑爷爷等6人就没那么幸运，他们死于这场大屠杀，而他们村总共20名旅日华工中的18人在当天遇难，其中有后裔的仅有3人。
周江法说，爷爷周瑞楷死时，父亲周锡昌只有3岁。“奶奶得到丈夫死讯后，一连哭了几个月，接着就病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当时她只有25岁。我父亲4岁就成了孤儿，跟着太奶奶长大。”
随后，遇难者遗属们纷纷上台发言，控诉家族的不幸，并要求成立遗属联谊会，要求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
日本学者背“悼”字来温默哀
昨天，在关东地震大屠杀悼念的现场，几名姗姗来迟的日本老者表情显得格外庄重和严肃。由日本学者田中宏先生为代表的6位客人从日本远道而来，他 们每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的全部是和这段历史相关的史料和资料，为了今天的这个默哀仪式，日本友人还特地将去年悼念东京遇难华工90周年用的 ‘悼’字从日本背到了温州。”同行的旅日侨领林伯耀表示，这个“悼”字有一个故事，是一位日本友人艺术家，特地用手工制作，用于纪念在那场屠杀中遇难的中 国华工。
温州著名的侨史研究学者章志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东瀛惨案”的历史，“当时发现有这段历史后，我就查找了当时北洋政府期间国内和国际的报纸，搜集了许多资料，还和仁木富美子女士，多次到泽雅等地，核实遇难者身份，寻找并帮助遇害者的遗属”。
日本政府极力想要隐瞒的历史真相，这些日本民间学者为何会不远万里来搜集证据求证?田中宏先生表示，他是1937年出生，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发生 的那一年。“我从小接触的教科书，从没有提到这段历史，直到我大学毕业，在留学生团体里当志愿者时，发现许多留学生对日本历史的观点和我的不一样，我就试 着去了解一些真相，发现了许多血腥的历史。”他认为，日本只有正视历史，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消除和周边各国的民族矛盾，才能真正促进这个地区长远的和 平和发展。
遗属昨抱团建联谊会讨公道
大屠杀被害者200多名遗属齐聚一堂，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虽然他们许多人彼此间都不认识，但类似的家族背景和先祖遭遇的血泪史让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还原历史真相，维护遗属们的合法权益。
昨天下午，在遗属黄爱盛等人的倡议下，关东大地震被害中国旅日华工联谊会(筹)正式成立，每个村推选出几名遗属作为代表，将定期开会商讨有关向 日本政府索要赔偿和寻找更多遇难者遗属等相关事宜。得到了现场所有遗属的一致响应。联谊会的最主要目标是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向我们道歉并进行赔偿;其次就 是在遇难地建立一个纪念碑和纪念馆，让遗属定期前往悼念;还将会在温州成立一个纪念馆，作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黄爱盛说：“目前，知道这段历史真相的人还不多，希望以这种形式告诉我们这些后人，不忘国耻家恨，为死去的先人讨个公道。”
只有正视历史才有长久和平
对于这段血色历史中日有什么看法上的差异?昨天，记者对话了本次访温的日本学者田中宏。
记者：一个日本人致力于为中国劳工维权的动力是什么?
田中宏：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关照亚洲留学生”公益性组织工作，通过与这些留学生的交流，我受到了不小的触动。一名新加坡留学生说日本侵略 者在新加坡屠杀了很多人。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此后，这位新加坡的留学生拿给我很多他们当地的报纸，我了解到新加坡从1964年起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寻找 战争死难者遗骨活动，1967年更是落成了纪念碑。而这些，在日本的媒体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报道。我开始反思，作为一名日本人，却不知道自己国家真实的历 史，这种距离感和间隔感给我的印象很深。日本在历史认识上有差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成为我今后工作的动力，我要努力纠正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偏 差。
记者：日本人现在怎么看待给亚洲各国留下的历史伤害?
田中宏：日本人向来崇拜强者，特别是二战战败后，疯狂地效仿美国的经济，上世纪60年代时重新崛起，特别是1964年奥运会等大型盛会的成功举 办，让许多日本人以为日本已经走出了二战失败的阴影，导致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上出现了偏差，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只有正视历史才有长久和平。
记者：在日本致力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民间团体多吗?
田中宏：在日本，曾经有4万华人被送到日本的135个地点做劳工，虽然这些遗址都不在了，但许多城市有一些人士会组织民间团体，研究劳工的维权，关注华人劳工的组织目前有20多个，而关注慰安妇以及其他国家的劳工问题的民间组织也有许多。
记者：关东地震大屠杀的后续，今后有什么具体行动?
田中宏：今年9月3日，我们还将邀请十几位遗属，到日本参加追悼会，并向当地政府提议建一个遇难者的纪念碑，进行悼念。
背景介绍
田中宏，1937年生于日本;1960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196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一家“关照亚洲留学生”民间公益团体工作10 年;2000年任东京龙谷大学教授，主研日本战后遗留问题。有媒体称他是最权威的研究战后遗留问题及外籍人士在日本人权问题的专家之一，间接迫使日本政府 于2000年放松入籍限制并取消了长达几十年的外籍人士加入日本籍按手印的不平等要求。
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方面，田中宏于1987年参与创办“中国人强制劳工思考会”并任会长至今;2001年，他当选“花岗和平友好基金会”委员长，参与了花岗诉讼的全过程并促成其和解，花岗惨案的真实经过被写进日本教科书;在刚刚和解的西松案中，也有田中宏的身影。
【中国驰援关东地震，华工反遭屠杀】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关东大地震”，14万余人在地震中死伤。9月3日，北洋政府作出了赈济日灾的决议，次日指 派驻日本代办代表政府即日前往日本外务省慰问。从9月5日开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救济日灾团体，广泛开展筹款献物活动。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 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运去土产数目可观，价值达514610元。
●1923年9月2日晚9点，日本暴徒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对客栈内174位华工乱砍乱杀，当场打死173人。该 次惨案是当时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在日本外务省记录上被称作“大岛町事件”。接着，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 田籍旅日华工进行屠杀，750多名华工被害，其中90%被害者为温处(温州和丽水)华工，总数700人，史称“东瀛惨案”。
●1923年9月9日12时，当时的长春籍留日学生、华工领袖王希天在知道屠杀事件后，立即赶往当地调查中国人的受害状况，参与救援活动。
●1923年9月12日凌晨3时许，日军中队长大尉佐佐木、中尉垣内八洲夫二人，奉戒严司令部长官之命，把王希天残杀于龟户町逆井榜旁，时年27岁。
【日本政府掩盖真相，血案不了了之】
●1923年10月8日，被释放回国的华工们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至此，日本人残害华工的事件公之于众，舆论一片哗然。
●1923年10月21日，以上海为中心，南北呼应，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议残杀旅日华工的怒潮。
●1923年10月23日，温处旅日灾侨陈协丰、林志范等1698人联名发表《温处灾侨驳日外务省文》，揭露了日本暴徒滔天罪行。接着，我国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380人联名致电外交部顾维钧，强烈要求与日本政府交涉。
●1923年10月，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怒潮的压力下，新任中国驻日代办施履本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中国政府随即派专使王正廷等，赴日调查。
●1923年11月底，日本政府把罪证毁灭，不提供真实材料，推诿责任，掩盖事实，既不涉及军警，又不表示对被惨杀的华工家属赔偿抚恤，王正廷等人无从入手，系列罪行与血案不了了之。
●1924年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对此次事件进行判决：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指定给王希天家属。
●1924年7月22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发给驻在中国的芳泽公使的协议文件中，亦有赔偿事宜的相关指示，但始终未有具体执行。随着多次战争爆发，此次“东瀛事件”逐渐被淡忘。
●1926年1月，温州工学界人士在市区华盖山大观亭侧募建了“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
【遇难者后人寻真相，悼先人讨公道】
●1981年，日本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大尉，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详尽地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轰动一时。
●1986年，温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成《温处华工东瀛沉冤》，关东地震屠杀首次得以详细披露。不久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日籍教师，同时兼任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的仁木富美子读到该份史料，致信温州政协文史委请求协助调查。
●1990年7月和12月，仁木富美子来温，和温州史学工作者一起，寻访老华工，得到并确认了80多个生存者和遗族的信息，回日本后，又找到保 存在日本外务省的原始资料，查清了当局策划掩盖真相的始末，先后撰写出版了《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和《震灾下的中国虐杀》两本专著。
●1993年9月3日，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日方捐资重建的王希天烈士墓暨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在市区华盖山揭碑，同年由日本友人捐款1000万日元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资助浙江蒙难华工后裔。
●2003年8月，日本律师联合会做出了关于在关东大地震时众多朝鲜人、中国人被屠杀一事详细的调查报告书。同时向当时的小泉首相提交了《为关东大地震人权救济的劝告书》，但至今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答复。
●2004年9月，“东瀛惨案”中被杀害的黄柱生、黄柱龙的孙子，瑞安市芳庄乡周篛村老人黄协兴、黄兴益、黄协标表示要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并要求赔偿。
●2013年8月9日，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在初中教科书中删除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军警虐待并屠杀朝鲜人，还杀害中国人”的内容。“屠杀”一词也改为“杀害”。
●2013年9月8日下午1时，“关东大地震被屠杀中国遇难者追悼会”在东京举行，中国代表团一行16人参加了悼念活动，被屠杀华工后人和旅日华工领袖王希天孙女王旗在会上致追悼词，100多名在日华侨华人及日本友好人士向遇难华工和王希天灵位默哀并献花。
●2014年5月24日上午，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伯耀先生和田中宏、川见一仁、木野村间一郎、町田忠昭等日本朋友和“关东大地震”被害中国旅日华工遗属一起去华盖山祭拜“吉林义士王希天纪念碑”和“温处蒙难华工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