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义士王希天日本罹难94周年祭
时间流河与历史见证始终在一个交叉点上，这一页的翻开好沉重。
1923年9月12日，日本东京都伊豆大岛町发生一桩惨案，吉林义士王希天在史上罕见的“关东大地震”后惨遭日本人杀害，抛尸东京龟户町中川河谷逆井桥下。
这是94年前“东瀛惨案”其中悲惨的一幕。
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7.9级的“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当时超过10万人死伤。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煽动排外情绪，制造借口对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朝鲜人肆意屠杀，700多名在日中国人、留学生及6000多名朝鲜人被害。这些无辜的人虽幸免于震灾，但却惨遭杀害，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一血腥历史被长期掩盖。
日本当局曾在1924年出台赔偿方案，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未落实。
2013年以来，在日本友好人士协助下，多名中国受害者遗属连续５年赴日参加相关悼念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历史，讨回说法，早日给受害者及遗属一个应有的交代。
在这一问题上，给我的感觉：时间不是问题，也绝对没有“时过境迁”之说。
“关东大地震”中被屠杀中国遇难者遗属代表，受以田中宏教授、清井礼司律师、川见一仁事务局长、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为首的“关东大地震受害中国人追悼实行委员会”的邀请，前往东京参加悼念活动。
2017年9月初，我同林伯耀先生从新神户乘新干线到东京一个叫做“两国”的地方，准备面见温州来的遗属并参与采访。
林先生从2013年开始寻访中国受害者遗属，多次往返中日之间，已经找到了200多名，他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塑料长筒，里面就是这些遗属写给日本政府，要求正视历史，处理遗留问题的签名条幅，也是沉重的嘱托。他说：“我父亲经历了这段历史，从我知道开始，心里就一直挂念着这个问题，越来越了解情况的悲惨。我作为一个在日本出生长大的华侨，一定要发出这个声音，掩盖历史事实是绝对不行的。”
也就在此时，我才知道有位吉林老乡的受害经过和他的身世，这个人就是王希天。他在整个事件中，完全出于义举，却惨遭不幸。
那天晚上出站，天上飘来的细雨打湿了心绪。
后来,得知温州来的受害遗属们被困海关，林先生马上与之交涉，最终放人时已近夜半。
第二天，拉开窗帘,见下了一晚的细雨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极目远眺，发现世界第一高塔——天空树就在视野之中，且眼前的右侧就是江户东京博物馆。
刹那间，我被上苍无意的安排震撼了。
仿佛一下子站在了天空树上，可以俯瞰东京全貌，可以用心收纳日本的建筑精华及风土世故。但是，“关东大地震”中“东瀛惨案”的回溯，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成像浮出水面。让我再也无法平静，再也无心搜寻情致浪漫的东西。
那一天，东京时间11点58分，瞬间夺去了十几万人的生命及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瘟疫流行的同时，日本政府借机屠杀革命党人和侨居日本的中国人、朝鲜人。其手段惨绝人寰，中国劳工和留学生无辜遭至杀戮，血流成河。
在江东区公民馆，“关东大地震受害中国人追悼实行委员会”副秘书长木野村一郎为大家介绍了当年中国劳工和留学生遇害经过和地点，他用笔在示意板上画出清晰的地图。作为一个良知的日本人，木野村在调查的基础上，把当年的场面熟记于心。然后带领一行人，前往大岛町青田麻族华工受害遗址、江东区东大岛文化中心，原173名华工遇害遗址、王希天被杀的千枼旧街道现场，指认给温州遗属。
淅沥小雨时而默默滴落，天也跟着哭了。
在大岛町商店街上，一行人来到六丁目26号。木野村讲述了青田麻族18名华工的受害经过，他们本来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穷困潦倒之际又遭逢迫害。我将这个已经改建的地址拍下来，铭记于心。商店街并没有想象的繁华，华工在大地震中的遇害，许是给它带来了伤痛，秩序井然中，它的表情不温不火。
现在的大岛町三丁目15-11是王希天的“共济会”遗址，也是翻建的住宅，上面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这个人大概一点不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年代久远，事件深埋进大岛町历史深处。是时候了，应该让这里的民众及所有的日本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1914年，日本在一战出兵后急需补充劳力。
战争年代，国不堪重负，致使百姓陷入饥寒交迫之境。尤其浙江温州、青田、瓯海、瑞安一带部分山区，山高岭峻，耕地区极少，山农即便食番薯也难得一饱，过着寒冬以蓑衣御寒，靠火笼取暖的日子。听说日本需要劳工的消息且容易落脚谋生，加之温州等地与日本相距较近，海路往返甚便，旅费不多。于是，山农相继东渡，足迹遍及日本各大城市，其中以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为多，几年内达六、七千人。
来到陌生的国度，没想到的是，除了辛勤劳作，还要受资本家的盘剥。更甚的是日本人的歧视与排斥以及日本警察的辱骂殴打，使华工生活苦不堪言。
名古屋第八高中留日学生王兆澄，也是王希天的好友，目睹名古屋华工苦况，设法在1922年4月办了一个华工宿舍性质的“共济号”，两个人先后在箱根组织留日学生集会及大原海岸夏令会上提议关注华工，设法解决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问题。
此时，日本政府无理排华，敌视国外进步力量，发布了《驱逐华工令》。
在极为紧迫的情势下，王兆澄和王希天决定成立“以增进会员利益，互相扶助为目的，救难解困为宗旨”的华工团体，定名为“共济会”，王希天任会长。“共济会”设立医疗部和药局，关照华工的身体健康；设立教育部，创办华工夜校，提升华工的文化素质；设立慰问部，解决华工疾苦。向华工宣讲道德知识，规范华工行为，树立华工良好形象。同时，帮助华工抵制日方资本家及工头的压迫，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为华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王希天处处为华工做主，在华工的心目中，他就是领袖，连日本警察都怕他，也因此而忌恨他。
但他依旧不改初衷，号召留日学生、旅日侨胞和日本友好人士为华工慷慨解囊，筹措经费，使“共济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一时间名古屋、大阪、京都、横滨等地都设立了“共济会”，会员发展近五千人。
1914年11月，新婚不久的王希天来到日本。
两年后，王希天在东京美以美会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他是因为不忍看到在日华工受歧视常被克扣被欺负才成立的“中华民国侨日劳工同胞共济会”，且在东京注册登记。地震时，他正在基督教神田会，幸免遇难。但却没能逃脱日本当局的蓄意谋害。
现在的江东区东大岛文化中心，就是当年屠杀华工的现场。
受害者遗属黄建丰，他的祖爷爷黄子连，就曾是“东瀛惨案”的幸存者之一。“关东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黄子连来到东京的一个旅馆，与173名中国劳工一起避难。
中午时分，数百名日本警察、军人和群众手持枪械来到这里，告诉他们去更安全的地方。威逼华工将身上的财物都交出来，并将他们带到了一片空旷的荒地上。说是地震了，趴下。随后，日本人拿出了斧头、刀子大开杀戒。只有黄子连一个人身受重伤，被砍昏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被压在了同伴的尸体下面。就这样，黄子连成为了当时这174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翻译朱弘对温州的遗属说：这就是你们的祖父和曾祖父被日本人杀害的现场。
这次温州瓯海区泽雅镇桂林村来的遗属周江法，他的祖父及兄弟六人就是在这里被害死的，他的那个村子在这次惨案中被害18人。当我让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被害祖辈们的名字时，心在流血。
可以想见，荒草凄凄，华工的血染红了一层层厚土，黑漆漆的，日本人不得不把黑土悄悄拉走，但却无法掩盖当年的事实真相。如今的文化中心设在这里，他们或许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或许知道了不说。
真的有些反讽意味，建立在血腥之上的文化该会是个什么样子。
赶上周六休息，文化中心院内没人。温州遗属把日本陶艺家关谷兴仁制作的陶瓷“悼”字和挽联摆放在大门口，默哀后，献上鲜花，告知先祖：这一历史血案一定要见天日。日本政府一定要认罪，要赔偿，要把真实历史写进教科书。
地震后，交通断绝，秩序混乱。正是大岛町的黄子莲带来173名华工被杀的消息，背负使命感的王希天为营救华工、调查华工被害案情，骑上自行车前往查看，也像华工一样，此一去再没回来。这年，王希天27岁。
中国民众群起，多次抗议日本政府惨杀王希天，政府派员赴日调查这一重大事件。照会驻京日使要求惩办凶手，偿恤家属。
对此，日本政府十分惶恐。内阁总理大臣山本权兵卫、内相后藤新平、外相伊集院亲王、法相平治骐一郎、陆相田中义，在地震后的11月7日，举行五相会议，决定严格保守秘密，刻意掩盖王希天被害事件真相。
此后，王希天一直被列入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的父亲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焦急万分，先后三次写信给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禀请官府帮助寻找儿子的下落，可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子。
周恩来总理一直以来关注王希天失踪事件，安排人进行调查，寻找遗属。1962年7月，在南湖宾馆接见了王希天的儿子王振圻及家人。
直到20世纪70年代，王希天的死讯才得已证实。
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
另外，时为野战炮兵第三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在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详尽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的活动。1983年11月田原洋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1986年4月官武刚《将军的遗言》披露，日本最高当局“彻底隐蔽”王希天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根据田原洋的采访及相关证据确认，1923年9月9日，王希天在去京郊大岛町途中被日本当局逮捕，12日凌晨手持步枪的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用刀砍杀王希天，碎尸后扔进龟户町中川河谷的逆井桥下。
事实证明，这是日本宪兵、警察和军队秘谋，而以政府为后台酿成的一桩严重的反华血案。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同时，王希天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特别是“共济会”的成立，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这样一个华工的领袖人物，居然被列入失踪者名单，最终还是被日本的正义者将其真相揭开。政府在被动中，依旧没能认识当年的犯罪事实，包括对700多名华工的屠杀，至今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那天，在中川河畔逆井桥旁，一行人向王希天敬献鲜花，致以默哀。
翻译朱弘说：“当年王希天去调查华工去向时，已经卸掉‘共济会’会长职务。”那么，他完全可以一个人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自己保护起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偏偏要去调查华工遇害真相，为此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虽然仅仅27岁，生命的厚度与价值浓缩在一起，让他永远活在了人们心中。温州人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英雄，日本反战人士惦记着王希天的冤魂没有得到安息，特在温州华盖山为他矗立起一座纪念碑，每年都有中日两国友好人士前来瞻仰。他的死，让后人牵肠挂肚。
既精通日语，又善于交际的王希天，足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除了和王兆澄联合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等团体，还得到日本各界的帮助与支持。如伯爵陆奥广吉、文学家冲野岩三郎、救世军人佐山室军平、青木中校等。特别是日本宗教界的著名领袖贺川丰彦牧师，是王希天最欣赏的人物。
对于贺川的事迹，我还是在东京都葛饰区堀切教会牧师真锅孝幸那里知道的。
温州遗属代表团团长黄爱盛也是位牧师，日本方面专门为他安排这次教会之行。因为，被誉为“爱与社会正义的使徒”贺川，是位著名的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兼社会行动家，对王希天影响之大，以至于忘记自己的生命存在，一心为着华工利益日夜奔走，也和贺川一样，是一位“爱与社会正义的使徒”。
贺川以其青年时代在神户贫民区的生活经历和宗教实践为素材撰写的小说《超越死线》，在日本广为流传。后来，贺川逐渐从救济贫民转向参加工会活动，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贺川长期生活在贫民区，“给饥饿的人以食物，给衣不蔽体的人以衣服”，为贫民传道。他曾努力阻止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曾在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痛苦地抉择。他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而被捕，曾为日本侵华而面对中国人流泪道歉。
他对王希天说：“我为日本贫民传道，如到日本贫民完全没有的时候，我就到中国去为贫民传道。贺川丰彦对贫苦平民的博爱精神，在王希天心中产生了共鸣。他随时携带《超越死线》，这本书及贺川人性的光辉对王希天产生了深刻影响，应该说贺川思想是王希天献身旅日华工运动的精神源泉，那是信仰的力量。
真锅孝幸牧师的介绍，让我走近这些让人仰视的人。
《8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东京慰灵堂的中日人士集思会上放映的这个记录片里，我看到王希天的儿子王振圻和孙女王旗在1993年，到逆井桥挖走了一些土，替代王希天的骨灰，把英魂领回家。那场面，让我落泪了。吉林家乡人隆重为王希天迎灵，并为尸骨未存的华工领袖辟出一块墓地，郑重地立起纪念碑，他是民族英豪，是家乡人的骄傲。
在东京横網町公园，我同一行人参观了东京都“复兴纪念馆”。那里面可以看到“关东大地震”的发生、赈灾以及惨案等记载。善良的中国人，在地震中源源不断地给日本捐款捐物，并派人到东京慰问，而对大肆屠杀中国华工的大逆行径却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甚至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真相，令人心寒。
岂止如此，还有愤怒。
“东瀛惨案”不能就这么翻过去，日本政府应当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现状，对刽子手进行庄严的末日审判，还历史一个公道，让华工和华工领袖王希天地下有知，这一天不远了……
活动结束后，我急忙去附近的江户东京博物馆，在参观《德川将军的家》时，发现了“关东大地震”的内容，细细看去，在地震简介上除了自然灾害，寥寥数语记载了朝鲜人的被害，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华工被害的字样。
时隔近一个世纪，当初日本政府在刻意隐瞒事实真相，现在还不顾历史事实地只表天灾，不报人祸。说到底，是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因此，国人必须讨回尊严，讨回正义，讨回公道。
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东京遭至重创，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震后的大火更惨，活生生烧死4万人。时隔22年，1945年美国的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抛下来之前，已经在东京及其他重点城市上空布控了漫天的燃烧弹，在东京，美国的地毯式轰炸，把死伤的人摞起来有4米高。
真不知，这些惨痛的天灾人祸背后是什么在作怪。日本政府是不是也该反思。
中日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曾说：“广岛既是被害者又是加害者。没有广岛对中国的加害行为，也就没有广岛的原子弹之灾”。换句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日本既是被害者又是加害者。没有日本对中国的加害行为，也就没有日本的燃烧弹和原子弹之灾”。
带着沉重走出博物馆，我去了当年大地震时受灾较重的日本桥和浅草区。
打听路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坐JR电铁过去。我摆出走步的姿势，他们毫不犹豫地给我指引方向。走过隅田川的两国桥，在日本桥马喰町问屋街上，一水水的现代建筑，没有一丝地震当年的痕迹。在另一条街路上，可以看到东神田町会立的牌子，介绍地震时，江户时代的连绵大火烧毁了这里的房屋，然后介绍其复兴情况。
我坐在当街的花池石沿上，看过往行人和时间悄悄抹去的所有，但怎么想，那些惨痛的记忆都不会消失，也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消失。浅草的浅草桥和柳桥，都曾在地震中被毁，它们的重生都有记载，就在桥头上。我在当年烧得几乎一丝不留的浅草一区到处环顾，为什么，死了的那多的人却被一笔勾销，甚至连一笔都没有。北洋政府的无能，导致国人的悲哀。
站在浅草桥上，让过路的英国人给自己拍了张照片，算是留作纪念。
这地方，我来过。是来讨说法、讨公理的……
是不是当年的王希天也来过这儿，他的身影在人群中，他的华工领袖故事，几天来一直在我心里翻腾。
返回时，我坐在藏前桥头寂寞的石墩上，消化一盒泡芙和少半个白兰瓜。5个多小时的东京街头漫步，没一个人认识我，但我不感觉陌生。这里有同胞及老乡的精神支撑，我一步一步地丈量着走近他们，走近那段岁月，体会他们的苦乐哀愁。
2017年9月12日，《关东大震灾》作者田原洋参加了“关东大地震受害中国人追悼实行委员会”在东京举行的“王希天先烈纪念座谈会”，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王希天的孙女王旗也带着一行人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过来，参加悼念祖父罹难94周年，并去名古屋第八高中，看看祖父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到神户看看原中国实业家吴锦堂“移情阁”的孙文纪念馆。中午，在神户中华总商会大厦和日本友人一起品尝当年华工吃过的米饭团。这饭团，我吃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回望岁月风尘，不忘历史印记。
王希天用心亲近华工与贫民，置生命于不顾的奉献精神，捍卫人权的舍己与牺牲精神，凝结在历史深处，他在用人性的光辉继续照耀着后人的前行。
呜咽的中川河谷，滔滔不绝地诉说经年往事。血染过的，怎么能不记得那一时间纬度上的悲惨境状，沉重了将近一个世纪。
尘封的一页已被揭开，“东瀛惨案”昭告天下。道义上，讨还一个说法，追问一个公理的时日相信为期不远。我，在等待。国人，在等待……
2017.9.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