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难民区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大讲堂的讲演

 

1937年11月,法国传教士饶家驹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 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被称为“难民之父”、“中国之友”。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乃至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 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战时保护平民成为各国的共识,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他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我首先介绍一下饶家驹的简历。饶家驹(Robert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国桑特市,早年加入耶稣会。1913年到上海传教。他在徐汇公学学习中文,也担任法文老师,教拉丁文;他还是化学家。 但是很不幸,一次他帮学生做爆竹时,不慎炸断了右臂,所以他是“独臂神父”。

 

饶家驹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颇具男子汉气质。他还非常喜好体育锻炼。同事们回忆,他“非 常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学生们回忆这位老师“平易近人,是一名出色的教师”。在语言方面,法语是他的母语,英文和拉丁语非常流利,并且能够操一口 漂亮的普通话,会说上海话,还有流利的日语。这些给他在难民保护方面与各界的联系沟通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兵荒马乱、动荡不安,这就给悲天悯人的饶家驹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参加了很多慈善救济,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创建南市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的缘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两国先后投入近百万军队,在上海鏖战,这给上海这 个中国最大城市带来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难民。战争对于民众来说是最苦难的事,大家纷纷逃到租界。但问题是,这么多的难民逃到租界以后,租界也难以接 纳,所以租界把所有的路口封死,不让难民再像潮水一样地涌入。于是,难民只能呆在租界的周边,尤其是南市。因为南市原来就是个老城区,它有很多空房,大家 希望通过那里进入法租界,但是法租界的大门已经关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救助南市的难民,就给政府、社会提出了问题。

 

上海的士绅开始参与救济民众。首先他们建立了一些组织,如上海国际救济会,名誉会长颜惠 庆——非常著名的上海的士绅,下面有常务委员饶家驹等外国人和王一亭等中国人。到了10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办事处设在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的国际饭店。它的使命也是救济平民。再到10月4日,难民救济委员会以饶家驹为主席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开始酝酿建立难民区。

 

11月2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接纳难民。俞鸿钧感觉对于中国政府和民众来说,这是件好事,并表示中国军队不进入难民区。饶家驹很有智慧地首先说动中国方面同意,建立了一个难民区。

 

接着饶家驹马上去找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外交官,说明中方已同意在南市建难民区,只允许难民进入。日本总领事与日军的高级将领磋商后也同意了。到了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11月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定区域,挂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旗子。

 

南市难民区的始末

 

南市难民区正式建立是11月9日下午5点钟,它的位置南面以方浜路为界,北面是民国路(今人民路)。当天就在城隍庙、豫园、小世界以及其他的学校和教堂建立收容所,收容了两万人。难民们听说南市建立了难民区,纷纷迁入,所以不久这里面就超过了十万人。

 

南市难民区建立监察委员会进行管理,主席饶家驹。然后将南市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个区设立一个区长,所以里面非常有序。

 

但很不幸的是难民区刚刚建立,就发生了危机。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金山登陆后,直插 松江。中国军队撤离了南市。难民们也非常恐慌。他们一直聚集在法租界的大门外。12日,日军占领了南市。当时日本的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企图占领 租界,但遭到日本外交官的阻拦,说如果占领租界,等于要跟英美宣战。日军因此没有进入租界。松井最终也同意日军不进入难民区。

 

难民收容所设在什么地方呢?五花八门的地方都有——教堂、城隍庙、佛教的庵堂、清真寺、 学校、公所……只要有场所,大家都愿意建立难民收容所,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场所,安排了几十万的难民。有一统计,1938年前后收容的难民约30万,所以我 们说,南市难民区至少庇护了30万中国难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建立难民区以后,难民们每天是要吃饭的,他们没有收入、没有职业,所以饶家驹的使命就是 要赶快募捐。他非常有智慧。这个独臂神父从中国方面募集了很多钱,上海市政府也出钱了,上海的慈善机构、企业也出钱了。同时,他感觉到日本方面也有责任, 所以他还去找日本人,结果日本方面也出资了。到了后来他还扩展到海外去募捐,1938年的5月2日,饶家驹开始海外募捐,首先拜访了日本,一方面是感谢, 一方面希望日本遵守诺言,不要占领难民区。然后他到加拿大,又到了美国,5月26日见到罗斯福总统。罗斯福非常慷慨,给了他一大笔小麦和美元。当时上海的 粮食来源困难,美国方面这些小麦运到上海,直接给这些难民,就使得难民区的维持更有保障。所以南市难民区一直能维持下去,维持了三年,这是很了不起的。法 文版《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支撑了难民区的存在,当然,也包括其他各方面的支持。

 

难民区内的难民生病了,就要有医院,所以难民区内建立了各种难民医院。还有难民们要结 婚、生子,所以还建立产妇医院、灾童医院。而且这些都是义诊,这又需要一大笔开销。我们设身处地地替饶家驹想想,一个法国人在上海难民区挑起了这么重的担 子,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们找到一位王阿婆,86岁,对难民区的记忆非常清晰。她是本地人,家就在方浜路的旁 边。她回忆,那个外国神甫,尽管她没见过,但知道他,她们那个难民区是他建立的,他是个好人。她回忆说,方浜路的南面就有日军的岗哨,拿着大枪站在那里, 中国人过去必须要鞠躬,如果谁不鞠躬,就要遭受殴打。

 

尽管有铁丝网,还是有日本人进来。日军的哨兵会进入难民区,驱逐难民,甚至有坦克开进 去,还有一些中国女孩被拉出去强暴,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安全。比如说12月16日,一名中国的狙击手躲在南市难民区里面,打伤了日军的哨兵,日军就冲进去 了。这时饶家驹神父赶快跟日军的一个中佐谈判,承诺将严格管理。最后日军还是让步了,同意由难民委员会继续管理难民区。

 

饶家驹每天坐着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到新开河,然后出法租界的铁门,进入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的时候,再回到法租界的寓所,或在洋泾浜的天主堂休息。他日日工作,天天到难民区去,事必躬亲,巡视考察。只要他出现在安全区,难民们就心定。

 

这样一个难民区,有30万难民,也必然有共产党人活动。比如赵朴初当时就是难民慈善救助 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周边有很多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在难民区,一方面救济难民,同时动员一些单身的男子参加新四军。确实,新四军一部分的来源就是上 海的难民,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慢慢地把这些难民运送出去,名义上是疏散回乡,请饶家驹开证明,弄通行证,实际上这些人就跟着共产党到了苏北,加入了新四军。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回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这样南市难民区就没有了主心骨,因此到6月30日,南市难民区已经停止活动。

 

饶家驹与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

 

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出现,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难民保护活动提供了范例。其后在南京、汉口、广州、吴江、福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安全区。

 

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也有关联。拉贝等正是看到了饶家驹在“八·一三”以后在上海救助难民 的义举,才萌动了建立一个国际安全区的念头,并且拜托饶家驹神父与日本方面联系,饶家驹成为拉贝等跟日本联系的纽带。当然最后日军拒绝设立南京国际安全 区,所以这跟上海的模式又不一样,但是饶家驹还是引发、推动了南京安全区的建立。

 

饶家驹也推动建立了汉口难民区。1938年9月,他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进行了讨论,接着 他跑到重庆去找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请中国政府提供救济基金;然后他又去找了英国、美国、法国的代表,建立汉口难民区,并亲自担任汉口难民区委员会临时 主席,接管这个地方的行政。最后日军同意,不予轰炸,他又保护了在武汉的难民。

 

饶家驹回到欧洲后,又推动了欧洲的难民救助。所以他在上海建立的这个模式,在他的祖国法 国,在德国、意大利进行了推广。譬如他回到法国以后,将上海的经验运用到了巴黎郊区,挽救了一大批难民。那时欧战已经爆发。到了二战结束时,受国际红十字 会的派遣,饶家驹亲自到柏林,从事慈善救济,并推动法德和解。1946年9月13日,他因白血病在柏林去世,他的墓地现在还在德国柏林。

 

饶家驹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饶家驹从最初战时保护平民升华到人类一旦发生战争、能不能通过国际公约来达成大家共同保护平民;饶家驹区、饶家驹的案例——“上海模式”,对国际上建立保护平民的条约产生重大影响。

 

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包括1927年《日内瓦公约》中,还没有保护战时平民安 全的条款;但是到了1929年,有个法国医生保罗就提出战争时应该为平民、受伤的士兵建立安全区。接着瑞士人乔治看到欧洲的报纸介绍饶家驹在上海的义举, 很受启发,因此他提出应该去推动、讨论;然后到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饶家驹区”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最成功的范例而被引 入;到了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又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再过了一年,也就是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订了《日内 瓦第四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一共有159条正文和三个附件。饶家驹的贡献是:在战争时期,如何保护平民,他在中国的实践、在上海的实践,写入了公 约。

 

《日内瓦第四公约》有很多条款,譬如平民应该受到人道的保护,禁止破坏不设防的城市和乡 村,禁止杀戮、胁迫、虐待和驱逐和平的居民。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荣誉、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应 该受到人道的待遇,战争的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准则,这就是上海经验、上海模式。公约还指出,要追究责任,如果违反,应该送交法庭等等。

 

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评注当中,对“上海模式”做了具体的说明和解释,也就是说,《日 内瓦第四公约》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有饶家驹安全区,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一种经验的积累,使得国际上可以出台这个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日内瓦第四 公约》的附件议定书是不断变化的,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2年7月13日声明予以承认,1956年12月28日递交批准书,1957年 6月28日正式生效,所以中国是《日内瓦第四公约》的签约国。《日内瓦第四公约》现在成为国际法、国际条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找到一张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第一收容所照片,非常壮观,里面有991人,这是我们现在 找到的上海难民区里面人数最多的一张合影。合影中成年男子有343人,妇女儿童更多。饶家驹这样一个义举,推动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建立,推动了人类文 明的进步,这是了不起的壮举,所以我们应该把饶家驹的理念以及他在中国的业绩发扬光大。

 

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派、宗 教和党派,他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他被称为是“难民之父”、“中国之友”。他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和责任心创立了战时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 ——饶家驹区,成为一个典范。这个模式又推广到了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推动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而且,饶家驹非常热爱中国。他回法国前曾深情地说:我在中国时间很久了,以中国为第二故 乡,我爱中国的热忱不亚于中国人热爱中国,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然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遗憾的是他一去再没有复返)。在上海的最后 时刻,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

 

这样一位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是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饶家驹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这一位国际友人。值中法友好年之际,我们呼吁,在原南市难民区应该建立难民区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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