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浦奎吾内阁决定赔偿金前后的“时局”
作者：木野村间一郎 翻译：朱弘
依照《史料集关东大地震时期的中国人虐杀事件》(仁木富美子编辑)，考察在关东大地震时期有关中国人虐杀事件的“日中政府间的应酬”以及“赔偿交涉和慰恤金问题”的来龙去脉。
大震灾后的9月3日，发生了“大岛町事件”。9月7日，张代理公使造访外务省，在与亚细亚局长会谈中提到了中国留学生遇害问题。8日，山本权兵卫外务大臣（总理兼任）致电芳泽谦吉驻华公使，训令：“对于误认在日华人而造成的被害，应向中方通告并表达遗憾之意。” 9月12日，杀害王希天。10月，曾担任国际联盟中方主席的顾维钧提及中国留学生受害和王希天失踪问题。大岛町事件也开始显露真相。11月16日，芳泽谦吉公使致电伊集院彦吉外相，提议“我国政府有必要支付吊唁金并表达正式的遗憾”。 11月21日，顾维钧外交总长要求：“处罚加害责任者，在经济上赔偿受害人。”
同年11月，山本内阁外务省条约局第三课提议：关于“因内乱和暴动导致的不法行为乃至国家责任，应参照国际法准则，并施行实例调查”(参照林伯耀论文)。
11月15日至12月12日，上海《东方通信》水野梅晓和俞牧师等人组成的宗教调查团前来日本，私下调查却无结果，只好踏上归途。
中国政府任命的访日调查团，以著名外交官王正廷为首进行了调查。他们于12月7日抵达日本， 12月31日返回奉天(沈阳)。在芳泽公使发给伊集院外相的报告中，王正廷一行的访日目的应可能是“对中国人杀伤事件的调查”、“关于中俄交涉的协调”、“交通银行借款整理以及在上海华丰纺织的整理问题”。当被问道“你是不是奉吴佩孚（直隶派）密旨前来侦探日本国关于奉直关系的态度？”之时，王断然否定。王正廷执着于调查，断言“王希天毫无疑问是被他杀”，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在讯问佐佐木大尉之后依法处理”。归国后，王假道奉天(沈阳)，与张作霖统一了对俄方略。
中国方面，当中国人虐杀事件和王希天杀害事件传开之后，以23年10月22日的杭州追悼抗议集会为开端，吉林、哈尔滨、北京、济南、长沙、广州等主要城市先后举行了追悼和抗议集会。24年3月4日（5日？)在北京举行的“王希天虐杀和华工死难者追悼集会”上，据说参加人数达到3万，作为会场的公园已容纳不下。1926年，以死难者遗族和留学生为中心，在温州华盖山竖起了王希天义士纪念碑。
而在日本国内，由于发生了1923年12月的“虎之門事件”（社会主义者难波大助狙击摄政宫裕仁亲王事件），山本权兵卫内阁被迫引咎总辞职。在藩阀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角逐中，依照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意向，清浦奎吾内閣于1924年1月诞生。内阁中除了外相和陆军、海军大臣，其余均为贵族院议员（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海军大臣村上格一）。
在第47次议会（1923年12月11日?23日）上，仙波太郎、永井柳太郎议员提出了关于“支那人误杀事件”的质疑，政府答辩为“正在调查之中”。在第48次议会（1923年12月27日?1924年1月31日）上，政府提交了相关的说明资料。
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王兆澄等人的调查，向日本进行了严正抗议，要求日方公布对温州人加害的详细情况并赔偿相关慰恤金。12月28日，外务大臣伊集院致电芳泽公使：“关于慰恤金问题，我方难以表态。”
但是，外务省与芳泽公使之间却存在着意见的对立。芳泽认为“中方关于处罚加害者、救恤被害者遗族、未来安全保障的要求是妥当的”，“我方应见机行事，解决问题”，而清浦奎吾内阁则试图回避“加害者处罚”和“对中国人的未来安全保障”，试图仅靠支付20万日元慰恤金来含糊应对。
1924年5月27日，松井庆四郎外务大臣致芳泽公使第347号电：提出“检举加害者的可能性为零”、“作为抚恤金可支付20万日元”（五大臣决议）。
但清浦内阁在此期间倒台（6月7日），应运而生的是以护宪三派为基盘的加藤高明内阁（6月9日），幣原喜重郎就任外相，此为第二次护宪运动。关于“五大臣决议”，似乎要随着内阁更替而束之高阁，但是当太田驻华代理公使于7月21日致电幣原外务大臣（第619号电）进行询问之后，外务省亚细亚局长于7月22日呈报：“应回训驻华机构：按既定方针尽速解决”。
但是，因为内阁更替之后得不到具体训令，1926年4月23日，芳泽公使向幣原外相致电（机密第469号），内容如下：
“依五大臣决议，期冀于临时议会召集之前尽速解决此问题，但因中方提出强硬要求——要与震灾被害事件同时解决长沙事件问题（1923年6月1日，日本水兵杀害长沙市民事件），并要求将日华间存在的诸项悬案一并协商解决（按1922年第46次帝国议会的说明资料，分别是①珲春事件/1919年、②第一次宜昌事变/1920年、③第二次宜昌事变/1921年、④湖南事件/1920年、⑤头道沟事件/1922年，以及1924年第49次帝国议会说明资料的⑥临城事件/1923年、⑦宣阳丸事件/1923年、⑧排日事件/1923年）。为此，尽管本公使与顾维钧外交总长举行过两次会晤，但终因时局左右而无法为继，延至今日。”两国间交涉无果而终。
那么，1926年的所谓“時局”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国际形势而言，关东大地震发生之时，日本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被认为是亚洲魁首、世界五大国之一，因此有必要就“中国人虐杀事件”做出“符合国际准则的对应”（山本内阁时期条约局第三课的调查报告）。
1919年1月至6月，在法国凡尔赛宫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谈会议上，作为凡尔赛条约的一部分，制订了“国际联盟归约”——由此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了国际联盟。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成为常任理事国（美国不参加，苏联至1934年为止未加入）。在此基础上，外相内田康哉在1922年的第45次議会上发表了“为实现正义与和平，要致力于国际协调”的演说。在随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1921～22年）上，“民族自决和海军军缩”得到确认，日本在“华盛顿体制”约束下不得不与美国、英国就在华权益进行一定的妥协，只好缔结了《山东归还条约》。所谓的“国际协调”和“国際准则”，就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
毋庸讳言，这个“国际协调”不过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地支配欲望下的暂时而脆弱的权宜之计，日本并未丢弃它扩大在华权益的野心。日本在中国的军阀混战中，施行对各路军阀或支持或牵制的方略。加藤内閣于1925年实行的所谓“宇垣裁军”，不过是为了加强军队近代化和军备的充实，而陆相宇垣一茂则借此强化了帝国在乡郷军人会、青年训练所、学生军事训练等政策。到了1927年的田中义一内阁时期，日本便开始出兵山东，由“幣原协调外交”明确转向对中强硬侵略主义的“积极外交”。
而在中国国内，当军阀混战日益激烈，1926年，蒋介石开始了北伐。
1916年6月袁世凱死亡之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了以段祺瑞为核心的安徽派（皖系），以及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隶派（直系）。段祺瑞主张向德国宣战，而直隶派则持反对意见，担心由此招致日本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孙中山掀起了护法运动。随之，寺内内阁与段祺瑞加深了勾结（英米则支持直隶派），从1917年1月开始向北京段祺瑞政权（冯国璋总统）提供了大量借款（西原借款）和武器，由此迫使中方与日本缔结秘密军事协定。据说，借款的大部分被消化为安徽派的政治资金。俄罗斯10月革命胜利之后，寺内内阁以“防范共产主义势力在东亚的渗透”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驻军满洲北部。针对这一秘密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首先开始了强烈反抗，这场斗争奠定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基础。
1919年末，冯国璋死亡，直隶派掌握在曹锟和吴佩孚的手中。1920年7月，爆发了直隶派和安徽派的战争（直皖战争），直隶派获胜并由此支配北京政权，段祺瑞下野。20年11月，孙中山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北伐），但失败了。1922年4月，直隶派与满洲的张作霖（奉天派）之间展开了奉直战争，奉天派败走，获胜一方的直隶派将黎元洪捧上毫无实权的总统宝座，但黎元洪在6月就倒台了。经过贿赂选举而上台的总统曹锟，在当年的10月制订了《中华民国宪法》。到了24年9月，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第二次奉直战争再次爆发。
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是由曹锟主导的直隶派政权，但在24年10月，因同属直隶派的冯玉璋发动了“北京政变”而崩溃。11月，由冯玉璋、张作霖、段祺瑞三方合作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段祺瑞执政），日本对此表示支持。但到了25年1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联手攻击冯玉璋，导致冯的下野。1926年4月，段祺瑞引退。
就在军阀之间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同时，1924年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中国劳工运动气势高涨，发生了“5?30運動”，这是起因于日本资方杀伤华工而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
26年6月，国民党决心出师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的对象是直隶军阀?吴佩孚、奉天军阀?张作霖、东南军阀?孙传芳。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而国共对立随后也开始激化。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清浦内閣在第二次护宪运动中倒台，取而代之的是护宪三派组成的加藤内阁。1925年，在“普选法”通过的同时也成立了“治安维持法”，大正民主主义被统合在国益主义之下，共产主义运动和劳农运动遭到了镇压。
1927年4月粉墨登场的田中义一内阁，在宣扬维护満蒙权益的同时，当国民革命軍于5月占领华北?徐州的时候，借口“保护在济南的日侨”而进行了第一次山東出兵（5月28日～9月8日）。第二年的4月19日，又实施了第二次山東出兵，由此引发“济南事件”。5月8日，日本第三次出兵。6月4日，日军炸死了张作霖。
从此，日本开始了赤裸裸的中国侵略和军事支配。
从山本内阁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浦内阁、加藤内阁的“关于中国人误杀事件（屠杀事件）的赔偿问题”，虽然貌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协调”中有所进展，但伴随着震災后的经济衰退和世界恐慌、中国国内局势的混乱，以及围绕着在华权益的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之下——日本采取了对华强硬的“积极外交”，最终失去了继续交涉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