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认识与认识的历史――评《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918爱国网

      “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之类的反思性概括造就了中国人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始终不乏洋溢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对历史的反思性把握，不仅仅在于提供自我认同或民族认同，历史中遍布的悲痛和喜悦更是为中国人提供着前进的动力，因为无论怎样的艰难，历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失败。古人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思考历史已经成为中国人思维中最顽固的惯性。

       在《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诸葛蔚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一书中，作者将这一惯性置入另一种语境中加以观照，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极具价值反馈。作者用以学者特有的严谨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学”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处理历史的方式。作者从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中国近代化的模式、传统文化等视角来分析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的变迁过程。如果我们将历史的功能二分为用于集体记忆和用于思考的话，《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的历史书写将这两者用一种非线性的方式结合起来。作者敏感而精心地选择社会舆论为契入点，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舆论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探讨舆论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的形成背景，以具体的事例来分析日本人之中国观的变迁过程。

       “中国学”这一术语足以陈明日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在更大的总体性社会语境之下，“中国学”无疑参与了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理论，如果把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产生发展归于某种经济决定论的话，或许是正确的但也可能造成逻辑上的疏漏而称不上科学的判断，因为决定论的主观性生长依赖于较大范围强势语境。作者对日本“中国学”发展历史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处经济决定论之外的“游离状态”：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奉行的基本国策是“脱亚入欧”，在经济上试图完全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学”虽然受到一定冲击但并没有就此驻足。实际上，正如弗洛姆曾经研究发现的那样，社会经济结构决定观念结构这一对辩证关系之间缺少一个合乎逻辑的过渡带，也就是说二者之间作用与反作用必须通过某种媒介来沟通，这种媒介只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因素。弗洛姆最终将这种因素锁定为“社会性格”。

       社会性格意在解释某个群体（如民族、种族、阶级等）所具有的共同的品格特征，它有效地决定着该群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弗洛姆曾经以社会性格成功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社会能够成功的获得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这一难题。明治维新以一种不同于欧美各国的模式把日本推进到现代化发展轨道。同社会经济结构的迅速而巨大的变化相比，其观念结构的变化相对滞后，漫长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幕府时代养成的社会性格向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民族性格的转化绝非一蹴而就，而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使之更容易倾向于采取折衷调和的方略，因此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这样的历史发展逻辑所推动的中国研究的一个致命伤在于其出发点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验证，验证一些基于明确的功利目标??最重要之一为侵略??的对于中华民族的前设，如果把研究者比作绘画者，他们面前并非空白的而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景物轮廓的画布，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在上面填涂颜色而已。作者提出以二战为日本“中国学”的一个分期标志，不仅因为战争后华夏大地浴火重生，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名称。更重要的是战争标志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持的中国观念全面破产，战前大量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态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都未能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广岛和长崎的两声巨响彻底转变了东亚的战争进程，也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随着战后日本重建的完成，日本社会性格结构最终完成了现代化，在美国式民主、自由观念的渗透、培养下日本的观念结构呈现多元化。体现在战后的中国学研究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研究主体多元化，既有官方研究系统又有民间研究系统，而且各研究系统内又包含不同的研究派别或类别，研究的领域涵盖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

       相比较而言，我们对这个近邻的研究时常被淹没于这样那样的情绪之中。例如强调日本同中国的种族渊源者认为日本人是山东人的后裔，强调文化渊源则把日本文化归之于唐文化的强大影响，而纠结于那一场民族灾难的战争情绪者则把日本视为制造中华民族难以抚平的创伤的罪魁祸首，诸如此类。除了少数大学或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外，恐怕对日本的了解更多的来自这样的常识性和情绪性判断。由是观之，作者这部专著的价值远远超出丰富与充实相关学术研究，其启示性意义将更为深远。

       在社会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坚持把人类不同的连贯的状态作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是最适应社会现象本性的方法。作者通过比较论证，考察了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舆论与学术研究的相互影响，基于这些比较分析我们看出在战后各时期日本国内的相关的政治、学术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并从中揭示了各种变化之间的某些内在规律。著名史家威廉?狄尔泰的一个重要论题是：“我们说明的是自然界，而我们理解的则是精神生活。” 不同的社会的心理结构、精神世界中的大量相似因素??如同情、悲喜、真善美等??为理解提供了可能，扩大到文化之间，同样可能把理解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也印证了作为学者的直觉。作者相信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不同时期的社会舆论又都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因而作者除了居高临下的纵览时观察外，还深入研究对象的机体之中，根据自己的深入的观察而获得的内在经验为读者再现了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征。通过对作者用他的资料分析和严谨思考告诉我们超越战争纠葛、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思考或许更加弥足珍贵。

      作者指出：“为了更好的理解战后如本人的中国认识，也就有必要把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与其对中国的研究放在前面加以探讨。”这不仅是他在书中贯穿的主旨，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反思视角。真实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忆的空间，深入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的空间。这正是《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一书的价值所在吧。(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