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918爱国网

       未来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代目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为此，我们需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而这两条都与日本有关。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它不仅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恩怨，又与中国有许多利益的对立和竞争的关系。所以，未来中国如何与日本相处，首先需要给日本恰当地定位，并进而对中日关系在我国未来发展进程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出确切的估计。对中国来说，未来一二十年能不能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一切。其他的一切矛盾和对立都要服从这一大道理。有鉴于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寻找和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促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奋勇前进吹响了嘹亮的进军号。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强调未来一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了在2020年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日关系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在新世纪的头二十年促进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呢？本文试图从分析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交叉、重叠和对立出发，探讨发展中日关系的若干新思路。

一、中日关系在新世纪面临重大的战略选择

       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喜人的进展。在过去30年里，两国领导人和广大人民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为两国关系新的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两国间高层互访日益频繁，政治对话和磋商机制基本形成。《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3个历史性文件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其次，中日两国经贸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第三、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以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开展，促使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无论是在经贸领域，还是学术文化领域都酝酿着新的突破。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是经济“热”，政治“冷”；民间“火”，官方“温”；捷报频传，而又风波迭起，呈现出非对称性的复杂的局面。原有的一些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瓶颈”尚未克服，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瓶颈”。其深层次的原因是：
       第一、冷战时期促使中日两国彼此靠拢、携手应付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而新的战略基础尚在架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延续40多年的冷战是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解体为标志划上句号的。对中日两国来说，冷战结束首先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威胁趋于消失，中日两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两国携手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也不复存在。其次，制约两国关系的因素趋向多元化。军事安全因素逐渐淡化，其他因素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利益的对立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却明显上升，从多侧面地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二、中日两国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给两国都带来了如何调整心态的问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日本的经济状况良好，在看待其亚洲邻国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时难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但是，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驶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成为全世界仅有的几个年均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的国家。反观日本，在整个90年代，经济持续低迷，全面滑坡。10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3％，有好几个年头还是负增长。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国民中普遍有一种“挫折感”或“闭塞感”。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的GDP可望在2005年超过法国，2050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一个国力迅速上升，咄咄逼人的中国，朝野上下普遍对中国的崛起有一种不安感和警戒感。很多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不会对日本来一个“秋后算帐”，甚至将日本贬为中国的附庸。于是，“中国威胁论”便在日本应运而生，经久不衰。
      第三、中日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三国，主要是美国的影响。中日关系始终受到双方与第三国主要是美国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实现的。一般而言，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中日关系改善的空间就比较大，而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日关系也不会太顺畅，而且日本统治阶层中的少数人还会“踩”上中国一“脚”。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之所以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根本原因是它总是走不出“对美追随外交”的阴影。冷战的结束本来可以使日本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大大增加，一定程度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可是，一方面由于苏联这一对手的崩溃，美国成了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影响着世界，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上一世纪90年代里经济状况每下愈况，既没有向美国“叫板”的胆量，也没有与美国相抗衡的实力。总体上说，日本在冷战结束后在战略上依附和追随美国的态势有所发展。随着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正式启动和《周边事态法》、《反恐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未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渐趋突出。日美联手干预台海局势的危险性有上升的趋势。中日彼此间对对方的意图和未来走向持警戒态度，安全保障领域日益成为两国间摩擦的新“热点”。
       第四、中日两国政坛都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在肩负领导责任的政治家存在着某种“断层”现象。在老一辈的日本政治家中，有许多人对过去的战争怀有负咎感和赎罪感，他们和同样经历过战争的中国领导人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即使出现问题也容易沟通。可是，随着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逐渐谢世，在肩负21世纪领导责任的新一代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层”。目前，掌控日本权力中枢的新生代政治家普遍持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他们在修改宪法、自卫队派兵出国和审定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均表现出强烈的“鹰”派立场。而由于日本政界重组过程中革新势力日渐式微，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保守势力的制衡作用，再加上日本国民在经济持续衰退中期盼强势领导人问世，“鹰”派政治家在日本政坛占上风的趋势预计将延续一段时期，他们势必会寻找在日本的外交政策刻下自己的烙印，导致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常规。
       目前，中日经贸交往出现了新的高涨。2002年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019亿美元。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连续7年时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贸易伙伴，而2002年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呈持续增长势头。根据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80％出现盈利。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后不到两年内3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陷入了低谷。从2002年4月以后，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基本中断。这一状况引起了两国有识之士的普遍担忧。

二、实事求是地估计日本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它不仅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恩怨，又与中国有许多利益的对立和竞争的关系。所以，未来中国如何与日本相处，首先需要给日本恰当地定位，并进而对中日关系在我国未来发展进程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出确切的估计。在这里，必须排除感情的因素，对日本的现状和未来走向作实事求是的估计。
      关于日本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笔者有以下判断：
       1、日本目前虽面临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但从中长期的视野看，它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从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持续低迷，全面滑坡的严峻局面，国内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但是，这只是日本经济转型过程中暂时的混乱和困难，没有必要估计得过于严重。日本经济状况虽然欠佳，但它拥有的海外纯资产、外汇储备和个人金融资产仍然位居世界第一；日本还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和一流的劳动力；而且，日本素以调整能力强而著称，目前正全力以赴地着手结构性改革，估计在10年内可完成产业结构和政府宏观管理机制的转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和贬低日本，更不能认为日本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或者说已经被“淘汰”出局。
       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虽然还不如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但是，从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越来越多地在地区“热点”冲突中发挥作用。日本在推动签署全面禁止对人地雷条约以及防止地球温暖化的《京都议定书》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也是除美国之外，向联合国提供经费最多的国家，是当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在未来10年内，随着联合国改革的全面启动，日本进入常任理事国行列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日本希望尽早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它的经济实力相符合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可能实现的。总之，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和日本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下走向政治大国都是不以人们客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2．日本政坛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上升，但尚不至于走上复活军国主义道路。
    冷战结束以后，在日本政治家尤其是掌控权力中枢的实力人物中新保守主义风靡一时。在诸如修改宪法、自卫队派兵出国和审定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鹰”派立场。这反映了日本政界重组过程中革新势力日渐式微，对保守势力的制衡作用有所减弱，也反映了在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后日本国民对强势领导人的期盼。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期。但是，日本社会思潮日趋多元化，不可能只是新保守主义“一枝独秀”。如果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导致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趋向恶化的话，日本政坛势必会集聚起较强的反弹，导致政界出现新的分化和改组。
       毋庸置疑，日本国内至今仍有一小撮死抱着军国主义迷梦的右翼势力。而随着日本经济衰退的深化，民众在悲观失望之余很容易受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不排除石原慎太郎之类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掌控日本最高权力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日本也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这首先是因为日本国民经过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强烈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现有的宪法框架难以从根本上加以动摇；其次，日本经济早已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日本财界的利益在于维持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而不是试图打破这种框架；第三，国际环境也不容许日本凭借其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建立某种霸权或者势力范围；第四，日本缺乏战略纵深，经不起导弹、核武器的袭击。未来日本的军事力量还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能将它与军国主义时代的穷兵黩武相提并论，更不能将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所追求的虚幻的目标视为日本未来的发展道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不会构成对我国的威胁。
      3、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但这不等于日美两国间不存在矛盾、对立和摩擦。随着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增长重新走上轨道，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将会日趋明显。
        毫无疑问，日美两国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很深；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日本越来越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正在加快“英国化”的进程，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日趋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日美间固有的矛盾趋于消失。恰恰相反，美国依然把日本视为其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多方防范和控制，并力图控制日本的自卫队和防卫产业。而日本也未必甘于做美国的附庸，双方围绕控制与反控制始终明争暗斗。日本拒绝美国提供“情报保护伞”，自行研制和发射侦察卫星就是一例。小泉纯一郎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也是日本试图推行独立外交的一次尝试。离间日美同盟关系固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把日美两国视为铁板一块也不符合事实。我应努力在日美间寻找缝隙，利用矛盾，拉开其距离，而不是把日本往美国一边推。

三、中日关系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

       未来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上，进一步开创新局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代目标。这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不仅要确保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而且要力争不被卷入任何大规模局部战争中去。为此，我们需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而这两条都与日本有关。对中国来说，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日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中日睦邻友好可以稳定我国的周边环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邻国，只有与对方和睦相处，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日这两个处于战略上升期的大国间很容易滋生竞争意识。但必须将它控制在两国关系不致破裂的范围内。这是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如果中日两国间爆发战争，必定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无论如何要避免出现这种事态。中日两国“和则两受其利，斗则两蒙其害”。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只有中日两国坚持睦邻友好，共同为推进地区合作，缓和“热点”冲突作出贡献，本地区才有希望保持长期和平与稳定。从2002年10月以来，围绕朝鲜退出NPT条约，重新启动核设施，致使一度出现祥和气氛的朝鲜半岛再度风紧云急，牵动全球。朝鲜核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朝美两个当事者直接磋商，但中日两国作为与朝鲜半岛毗邻的两个亚洲大国，也需要加强磋商，为促使这一危机的和平解决作出贡献。
       2、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中国近在咫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中国需要来自日本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同样，日本也有赖于中国的市场和来自中国的廉价优质产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威胁论”，主张从积极的角度，以双赢的思想看待中国的发展，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内推进中日经济合作。
      3、冷战以后，中美日三国间已经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尽管这3个大国间不存在明确的敌对关系，也不存在两方联合对付另一方，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所损的“零和”关系。但是，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另外两对关系。目前，美国当权者在潜意识里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世界最大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千方百计地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在中美关系曲折起伏，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亚太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对中日两国有着积极的意义。两国对于循序渐进地推进亚洲“自由贸易区”构想，对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酝酿中的亚洲“自由贸易区”是开放的而不是排他的，但是，对这一地区的各国来说是基于比较优势原则，开展互利合作的最有利对方框架。中国和东盟已决定在2010年前建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已与新加坡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与韩国磋商。但是，从现状来看，亚洲“自由贸易区”离不开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而中日两国单独都不可能建成一个涵盖面较广、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中日两国只有通力合作，亚洲的经济整合才有实现的希望。
      5、中日两国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问题上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不希望看到一个单极世界，认为多极化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却是必然的趋势。日本目前还不至于公开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但是，它对美国废弃其在“京都协议书”中的承诺，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以及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对伊拉克动武是有所保留的。日本渴望成为政治大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多极化趋势的一种表现。
       毋庸置疑，中日两国的幅员、人口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各各不同，两国间除了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外，彼此间的国家利益也存在着相互抵触、矛盾的一面。例如，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和对立，而围绕钓鱼岛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的主张也总是尖锐对立，互不相让。即使是最有可能实现“双赢”的经贸领域，两国也会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出现分歧和对立。中国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大量、集中地进入日本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日本有关农户的生计。而日本采取比国际标准更加严厉的检测指标限制中国产品，也会损害中国生产者的利益，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任何一个国家在评估其对外关系时利益因素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但是，利益有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总是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非核心利益要服从核心利益。对中国来说，未来一二十年能不能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一切。其他的一切矛盾和对立都要服从这一大道理。有鉴于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寻找和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促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四、新世纪发展中日关系要有新思路

       1、要用“与时俱进”的观点来看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如何评价过去那场战争，中日双方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今天日本政界主流势力和广大国民对战争的认识显然不同于战后初期，乃至于60、70年代，应该承认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有一定的进步。以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为开端，日本的政治家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有所转变。1995年8月15日，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至今仍然为历任首相所承袭。日本固然存在着右翼势力以及与它们一鼻孔出气的政治家否认侵略历史的逆流，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力量仍然是主流。2001年4月被文部省认定“合格”的、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之会”炮制出笼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最终采纳比率仅为0.039％。这说明在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下，反动的历史教科书终究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的分歧不能回避，但也不能把中日关系仅仅归结为历史认识问题。两国间共同的利益还是大于分歧。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方针也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理解。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 。毋庸置疑，“以史为鉴”首先是过去那场战争，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8年、15年甚至50年，要全面讲，战前的、战后的，包括从遣隋使、遣唐使到辛亥革命、到现在的2000多年的历史都要讲。在中日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上，那场不幸的战争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而且，战争在两国人民心理上造成的创伤终究是可以治愈的。德法两国这一对世仇尚且可以实现历史的和解，中日两国没有理由要把战争造成的隔阂、对立和分歧带到22世纪、23世纪。
      2、树立“共同发展，争取双赢”的观念。中日两国在一个变化着的、逐步向多极化格局演变的世界中，应该抛弃那种“一山容不得二虎”的“零和”思维，做到相互容忍和宽容，自己求发展，也让对方得到发展。在亚洲，中日两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彼此取代不了对方，也不可能排斥对方。长期以来，亚洲经济呈现出一种“雁行结构”，就是由日本领头，“亚洲四小”紧随其后，然后是东盟、中国各自排在稍后的位置，井然有序地向前追赶。随着日本经济衰退的长期化以及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唯一的“领头羊”的地位已不复存在。但日本的GDP依然要占到亚洲的一半以上，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认为日本已经在经济竞争的舞台上被“淘汰出局”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无法取代日本的地位单独主导亚洲经济，最多是和日本一起带动亚洲经济的发展，发挥“双引擎”的作用。换句话说，日本要抛弃那种认为除了自己以外，亚洲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成见，中国则要接受日本仍然是亚洲经济不可缺少的主导国家的现实。未来一二十年，中日两国在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对话中，可以进一步加强相互合作，争取双赢和多赢。我们可以共同倡议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构、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会议、东亚反恐合作中心、东北亚国际论坛等机构，探讨建立东亚环境监测网络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等等，不断拓展中日合作的空间。
       3、要以更自信、更宽容的态度看待周边邻国。目前，中华民族正在迎来千载难逢的振兴和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在继续取得一系列令世界惊讶和羡慕的成就。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那个国势衰落，受尽欺凌的“东亚病夫”了。中华民族已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了自己应该有的位置。我们应该摆脱“百年悲情”和“受害者意识”，要有泱泱大国的胸怀和气度对待周边邻国，包括以前曾经欺凌过中国，瞧不起中国，但现在正为种种困难所折腾的日本。要做到斗智不斗气，得理也让人。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按照这一精神，我们对中日两国间出现的一些分歧和对立，包括日本国内不时出现的反华逆流，应处惊不变，从容应对，不要被“浮云遮望眼”，更不要被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