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的孩子 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 新世界出版社，即将出版
近日，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推出了他献给孩子们的新作《两百年的孩子》。记者昨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先生处获悉，由他翻译的《两百年的孩子》即将在中国出版。
作为诺奖获得者，大江被认为是日本文坛“神”一般的巨匠。然而，正是日本文坛这位神一样的人物声称一生都在阅读鲁迅，对鲁迅的崇拜达到了痴狂的地步。由于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对修宪，他发起成立了《九条会》，致力于反右翼和中日友好。
新作《两百年的孩子》即将在中国出版
希望通过该书提醒下一代：日本右翼势力叫嚣修改宪法，参拜靖国神社，十分危险
本专题采写：本报记者吴波
大江的中国情缘
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读者众多，一方面源自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声，一方面源自他浓厚的中国情缘。
许金龙先生告诉记者，大江健三郎曾先后5次来到中国参观访问，也曾受到过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去年9月，他在参观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表示：“我今年71岁了，我已经感到自己人生可能要接近终点，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总结了。在我人生终结之前，我感到对于一些现代史上的历史事实，我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
在大江的人生当中，从2岁那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再到日本进入民主时代，他走上文学道路，度过了这50多年的文学生涯，如果说在他这71年的人生当中，最早给他留下巨大阴影的就是南京事件。
去年9月的中国之行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一直期待的旅行。在陈列馆参观结束，大江健三郎还在贵宾室如愿访问了南京大屠杀的两名幸存者。虽然听不懂他们的发言，但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一直专注地听着。当两名幸存者讲述完毕时，大江健三郎起身给他们鞠了三个躬。这时，他才第一次开腔，而此时距离踏进纪念馆已经超过两个小时。
这次参观回国后，大江从10月份开始发表一些文章，谈他这次南京之行的感受，他在文章中写到：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在当时极端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带着那些记忆活了60多年，非常的了不起。其中一位阿婆姓“夏”，另外一位老先生姓“姜”。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对战争的拷问由始至终一直存在于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和作品中。
大江的鲁迅情缘
在许金龙先生赴日本访问大江期间。大江曾称，他同中国文学的渊源很深，从12岁起就一直读鲁迅的作品。那时的大江生活在日本四国岛上一个森林和山谷环绕的小村子里。
大江母亲的一位闺中好友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１９３５年大江出生时，这位女士在探望产后的朋友时，送了她一本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做礼物。两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害怕受到监视，大江的母亲就把自己喜爱的那本敌对国文学家的作品偷偷藏在一个小箱子里。
战后，日本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相继颁布实施，大江所在的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在物质穷困的年代里，作为孩子进入学校的贺礼，大江从母亲手里得到了那本尘封的《鲁迅选集》。大江清晰地记得，少年的他已经可以读《孔乙己》和《故乡》等篇章并为之着迷。
大江认真地说，“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
大江有机会来到中国，则是13年以后的事。那一年他25岁，是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作家。见到了郭沫若、巴金、茅盾等著名中国作家，让大江欣喜异常。他引用自己日记里的话说：“我一生最喜爱书和树。看到这些人，就犹如在眺望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那一次来中国，让大江最感动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细致关怀。在北京访问期间，他东京的母校发生了一起游行学生被害事件。事发第三天，中方在全聚德宴请日本文学代表团，在门口迎候日本客人的周总理用法语安慰走在最后边的大江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
大江的小孩情缘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末尾的这段话，大江不但抄在了写字纸上，更深深印在心里。
“在将近60年的时间内，鲁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脱胎于鲁迅作品，这是大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的题目。
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大江2000年在北京作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演讲。在随后到中国的数次演讲中。他都谈到了他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他不但对北京的听众讲，也同样提醒东京的听众。
对“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大江并没有太多考虑。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和东京年轻人的“和解”和“友好合作”身上。
“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大江把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对话座谈，看作去年来中国的最重要的行程。
“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以及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大江一直把孩子看作是“未来”和“希望”，他希望通过《两百年的孩子》这本唯一本献给孩子们的幻想小说讲一个道理，日本目前的“向右转”的倾向十分危险，希望以后的年轻人能和他一样，能很快修正自己所走的道路。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妈妈说：
“你还没超越鲁迅，他就像大山”
由于闭关写作，大江先生无法接受本报的专访，其助手表示，大江深感所剩时日不多，正在全力进行小说创作，希望能多留些作品给读者。记者专访了大江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两百年的孩子》中文版翻译者许金龙先生，请他讲述大江以及他与中国、与鲁迅所无法割舍的缘分。
广州日报：您怎么会想到翻译《两百年的孩子》这本书呢？
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先生通过创作《两百年的孩子》这个幻想故事，其实际的意思是想要给日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讲述这样一个道理：日本追随某些大国威胁世界和平，特别是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叫嚣修改宪法，参拜靖国神社，十分危险。就在前不久，日本数十位国会议员在美国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说是不存在慰安妇问题。因此，《两百年的孩子》日本小孩要看，而我们中国的孩子更应该看，所以我翻译了这本书。
广州日报：翻译这本书之前您去日本拜访过大江健三郎先生？你们主要谈了些什么话题？
许金龙：我去日本后到了大江健三郎先生府邸，与他进行了一次6个小时的长谈，之后他请我去一家法国餐厅吃饭，又谈了许多。大江先生谈得最多的是鲁迅先生。大江告诉我，获得诺贝尔奖后，他非常高兴，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妈则说：“你远远还没有超越鲁迅，他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而大江对鲁迅的崇拜则到了痴迷的地步，在日本所有版本的鲁迅作品他都有收集。为了一本《鲁迅手迹精选》他甚至愿意用某大学的荣誉教授来换，依然没有得到。在中国得到《鲁迅手迹精选》后，他拒绝托运回日本，称“要一直抱着回去，如果飞机掉下去，我也愿意和《鲁迅手迹精选》一同化为灰烬。”
广州日报：您觉得大江健三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最近有何新作？
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先生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对中国始终具有真挚而深切的感情，这很令人尊重。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所发的勋章。与他交往，你可以感受到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就像北京胡同路一个邻家老爷子。
我目前正在翻译他的新作《大江健三郎，叙述作家自我》，很快就能完成，这是他的一本自传体的书，主要汇集了日本著名记者对他的专访。
《两百年的孩子》：
大江唯一一部幻想小说
这部小说，是大江健三郎先生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唯一一部幻想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智力障碍的哥哥与健康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人组借助时间旅行器，目睹了日本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进程的各种场面，故事也随之而铺展开来。
故事讲述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未来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精神纯化运动”这个国家宗教，利用被修改的宪法销毁国家宗教之外的所有教会、寺院和神社，以取消人们原先的宗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神道教，试图从精神上对国民进行高度控制。作为具体措施，则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必须随身携带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ID卡。同样可怕的是，政府动员了全国90％的青少年参加了这场运动，并使这些青少年头戴贝雷帽、身穿迷彩服，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这其实是在预言：日本的右翼路线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