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在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陈列室
2009年12月7日凌晨2点30分，“八百壮士”之一的王文川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逝世，享年92岁。4位八百壮士，王文川、郭兴发、杨养正、周大发，已有3人相继离世，目前只剩下重庆的杨养正还健在。王文川老先生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
采访视频资料
王老先生的女儿王秀英说，老父亲走得很安详，女儿、儿子、孙子、孙女、外孙女，家里能到的人昨天都赶到了医院，大家一起送老人最后一程！！
王秀英说，老父亲在弥留之际，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感谢这段时间以来，所有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有志愿者的捐款，有网友的探望，还有媒体的关注……
现在，王秀英一家正忙着在老人生前居住的东直门北关厅那所老房子里布置灵堂，接受社会各界的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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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川事迹：
王文川，1918年出生，祖籍安徽省寿县，全家以务农为生，家境非常贫困。
1933年,16岁的王文川为减轻家庭负担，便加入国民革命军张治中部第88师262旅524团1营4连，驻守江苏省无锡，进行巡防，当时师长孙元良、旅长彭巩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连长雷雄。
进入国民革命军后，聪明勤奋的王文川从一个学兵开始作起，经过四年德国化军事训练，他被部队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德国“马克沁”重机枪射击手，他所在的第88师也被整训为国军抗战精锐的德国装备师。随着日本侵略者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战争的气息日益浓重。王文川随部队多次以日军作为假想敌在长江三角洲地带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空隙，部队高级官长经常组织大会，在大会师长对所有官兵转达蒋委员长的训喻，要求所有官兵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要被社会上的言论左右思想，所有官兵都要统一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日本人是中国的第一敌人，我们不把它消灭了，它就会消灭我们；为了国家和国民的生存，只有我们消灭它，别无任何幻想可言！当时王文川与部队战友们都非常拥护蒋委员长，没有人在背后议论或诋毁蒋委员长的言行，如果有人作出不妥举动，会被大家交送上级以汉奸罪论处。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之前，王文川随88师由无锡秘密紧急调往上海，加入抗战序列。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后，王文川随部队在上海宝山路、八字桥、闸北等地与侵华日军进行猛烈交火，3个多月的战火连绵，王文川身边的战友伤亡待尽，88师已经进行了5次兵员补充，王文川身边的新面孔是越来越多，战友的巨大阵亡没有使王文川胆怯，而是使他更加痛恨日本人，他是越战越勇，越战越精，俨然成为了一名老兵。就这样国军用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和一滩滩鲜红的热血，把日军拖住在上海到10月下旬。淞沪全线的国军守得最好的，要数王文川所在的88师，他们坚守上海闸北区阵地，一天也未丢失过，日军在他们的广播上污蔑88师是个可恨之师。
1937年10月26日上海战况直下，大场国军防线被日军突破后，坚守闸北上海北火车站街心地堡数周的王文川接到团长谢晋元的紧急命令，要524团剩余人员紧急后撤到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中据守，掩护师主力转进，夜晚时分王文川扛着“马克沁”重机枪散件随团长谢晋元进入了那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楼-四行仓库，成为了著名的八百壮士之一。
在进入四行仓库前，王文川根本不知道团长谢晋元带了多少人进行据守，就连524团营、连、排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进来了，谁也不敢多问。后来大家才知道团长谢晋元为了恐吓日军，对外宣传守军越多越好，给日军放了话国军88师有800多人据守在四行仓库内。
是夜，王文川与战友在四行仓库一层选择好隐蔽射击位置，立即将“马克沁”重机枪组装完毕，进入防守状态，大家在仓库内都不敢大声讲话，只能小声传命令，以免暴露目标。当时德国“马克沁”重机枪扫射时要由3个士兵组成一组进行操纵，即一个射击手、一个送弹手、一个射击副手。如果将后勤人员算上要6个人伺候，即要另加上3个弹箱搬运士兵。在夜色中王文川利用公共租界探照灯的余光观察四行仓库北面日军活动，并不时进行局部扫射杀伤小队日军。
天亮后，日军发现了四行仓库内有国军防守，便组织步兵与野炮协同进行进攻。王文川在四行仓库一层利用隐蔽位置不停地对日军进攻小队进行扫射，王文川身边的刘姓送弹手是河南人，也是个不到20岁的年轻娃子，这时他看到日军步兵密集逼近，王文川双手紧握机把左右摆动猛烈扫射，为使重机枪供弹畅顺避免卡壳，便欠起上身将掸链抬高了一些；可是没有几秒钟后，因为他供弹姿势太高，旋即被日军流弹击中头部，当时阵亡于地。70年后王文川回想此刻，仍痛心不已，身边一个年轻人就这样瞬间失去。
后来，上海童子军女兵杨惠敏夜渡苏州河为四行仓库孤军送来一面青天白日国旗，战士们赶忙将国旗高悬在四行仓库楼顶。天明后，四面的日军全都看到了这面“刺眼”的中国国旗，顿时咬牙切齿，丧心病狂地集中步炮、机枪向四行仓库袭来，王文川与战友们利用四行仓库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也以轻重武器回击敌人。
四行仓库东南面英租界内有一个圆形煤气储存罐，如果被炮火集中必定发生大爆炸，起人员财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英国政府要求国民政府考虑到此问题，命令四行仓库孤军停止防守撤入租界。后国民政府权衡利弊后，命令谢晋元率部通过苏州河撤入租界。当王文川与战友们撤离四行仓库前降下楼顶上的国旗时，他们看到这面国旗经过2天战斗后，已经被日军的子弹打得满是孔洞。
1937年11月，四行仓库孤军被英租界当局监禁在上海胶州路孤军营，进了孤军营后，王文川和战友们的武器被收缴了，这时大家都哭了，因为武器是战士的命根子，战士离开了武器就没命了！大家哀叹：日本人没有把我们打服了，我们是被外国佬给害了。
在4年的监禁期间团长谢晋元组织部下每日早上出早操，上午上军政课.....，谢晋元对待部下如自己的饿孩子一样，他考虑到王文川对日作战英勇，将其提拔陆军少尉排长，后晋升上尉排长，后晋升上尉连长。王文川也在4年中学会了织袜子、唱歌、摄影、打篮球、吹口琴。后来汪伪与日军收买了4名叛徒利用早操时机刺杀了团长谢晋元，那天早操时王文川与其他战友们早早集合在操场上等待团长号令，这时以张宝生等4个人却迟迟来到，团长谢晋元叫过他们准备问明迟到原因时，4个变节的汉奸手持匕首围住团长谢晋元猛刺，王文川与战友们被此景象惊呆了，当团长谢晋元倒地殉国后，大家疯涌而上虽手无村铁，还是将4个汉奸制服于地。团长谢晋元没了，王文川与战友们绝食4天，要求英租界当局严惩4个汉奸。在各方压力下，英租界法院终于判决4个汉奸死刑。
美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开进英租界，将四行仓库孤军分批押往江浙和南方服苦役。王文川随连长雷雄被日军押往安徽芜湖裕西口为日军后方抬煤。在煤场那里王文川遇到一位安徽老乡，这位安徽老乡是合肥人，一家三口（夫妇代一个孩子），对王文川十分照顾。1942年底在这位老乡的掩护下，王文川单独行动，独自逃出，沿街要饭奔向陪都重庆去找组织。不久连长雷雄也相继成功逃脱日军关押。那时日本人恨中国人，中国人也恨日本人，如果日军发现是王文川是被老乡帮助逃脱的，一定会杀死那位老乡全家三口的。王文川独自逃出日军魔爪至今一直没有那位大恩人-安徽老乡的任何音信，他觉得十分愧对恩人，一直没有机会能让他深深报答救命之恩......。
从安徽芜湖到四川重庆遥遥千里，王文川靠双脚坚定地走完了这千里路，在这一路上，他破衣遮体，沿街乞讨，每每他要饭时，向过往百姓讲他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散兵后，各地百姓很优待他，不仅给吃管饱，还管提供睡觉的地方，这样他走了几个月后，1943年春他的双脚踏进了陪都位于重庆大坪的陆军散兵收容总部，并向组织告之自己是四行孤军八百壮士之一，即被组织重新提升为少尉军衔，在重庆警备区任职以资奖励。
1946年王文川被调往北京陆军总医院，任后勤军需官。在陆军总医院任职期间，他结婚成家，并先后育有1子4女。
1949年初国共北京战事和平解决，陆军总医院被中共收编，由此王文川脱离军界，做了一名北京普通老百姓，以做一些小生意谋生。
1954年政府进行“公私合营”后，王文川进入北京轴承厂工作，后因病离职。
上世纪60年代初，王文川在北京安定门办事处的协助下，自己创办一个综合门市部，专门修理各种轴承，不久后他创办的综合门市部被合并到北京东城区电器厂，该厂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北京启动机厂。
上世纪的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文川由于“历史问题”受到一定冲击，每天被迫写所谓“交代材料”，每天被迫去干厂内最脏最累的工作，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终于他的身体被搞垮了。
1972年54岁的王文川患上了脑血栓，以至半身不遂至今，与轮椅和氧气瓶长相伴，靠不多的离休金和子女的帮助度过残生。
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以前，王文川从未向子女说过自己就是当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之一，问其何故，他回答说：他觉得说了也没有用......，因为自己的心早已已经冰凉了.................！
但在今天，许多尘封的历史真相又在慢慢重现，虽然重现得有些缓慢，但是重现的步伐却是遏制不住的坚定！数十载隐姓埋名，使得象王文川这样的许多抗战民族英雄被人遗忘。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已经觉悟到每一个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他们应该永远被中国政府所尊敬和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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