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惟一在战场上公然违反人道和国际法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侵华日军反科学、反文明、残酷无比、灭绝人性，不仅大规模地使用鼠疫、霍乱、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等多种细菌武器，造成中国二十多个省市死难百万人以上，战后又在美国的庇护下掩盖了罪行，长期逃避战争责任和法律责任，使得中国受害者世纪冤仇未消、耻辱未雪、血债未偿！
“黑太阳”锁浙赣线
浙江是日军细菌作战规模巨大、受害十分严重的典型区域，浙赣铁路沿线重镇义乌难逃厄运。当年日军将占领浙赣地区作为华中战略的一部分，并作为日军细菌作战的重点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了荣字1644部队，即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队长。在荣字1644部队成立的同时，日军就开始对浙江进行细菌战。这时，国民党军政部门就有了日军将在江、浙、沪实施细菌战的情报报告。
1940年6月间，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细菌作战，731部队组成了远征队?“奈良部队”，直属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由石井四郎指挥，7月底从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平房出发，8月初与南京1644部队派出的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对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根据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9月10日，攻击目标确定有宁波、衢州，金华为候补；18日又增加了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10月7日的日记记述已进行六次攻击，输送细菌26次；温州采用的细菌空投方法是合适的，但须使用降落伞，台州的空投方法不合适；霍乱菌看来不太成功，鼠疫也许是成功的。日军飞机于10月4日，在衢州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和金华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衢州和宁波相继爆发了鼠疫流行。衢州城乡死亡约5000人以上，并传染到50公里以外的义乌县城，又造成数百人的死亡。金华当时未出现鼠疫流行，表明日军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相想，证明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是理想的。这次细菌战实际持续到12月份。1941年2月，石井四郎在向关东军军医部长汇报这次细菌战时，强调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投放鼠疫菌的有效性。
1940年对浙赣的细菌战看来还有另一个基地。据原731部队“千叶班”（工程建筑）人员的回忆，他们在杭州附近的山林中建成有一个基地，有人员200余人。他们化装成中国人，多次乘卡车出发，在河流上游和井水中撒布细菌，并且有三次在中国人的村落上空投掷细菌弹，然后再派人员前往检验效果。这队行动造成了杭州附近的疫病流行。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同时把细菌攻击作为重要的战术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这年4月，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并预定返航时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的机场降落。浙赣战役的目的是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机场，消除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威胁。浙赣战役从5月份展开，荣字1644部队立即配合进行细菌作战。6、7月间，荣字1664部队以金华为中心撒布了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了大规模的疫病流行，伤亡极众。由于中国军队迅速退却，占领该地的日军自身也受到了疫病的侵袭，有万人以上感染了以霍乱为主的疫病，1700多日军军人死亡。金华以外，据1942年度《浙江省卫生处第一科工作报告》，霍乱还迅速蔓延鄞县、海宁、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温州、永嘉、瑞安、平阳、玉环、青田、丽水、龙泉等地，中国平民死伤狼藉。上海也陷入霍乱流行的恐慌之中。
这时，日军参谋总部更决定在浙赣战役中进一步加强攻击性细菌战的份量，再派731部队组成远征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来到浙赣地区，与荣字1664部队部分人员汇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随同第13军参与浙赣战役。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顾虑到细菌战给己方防疫造成的困难，并觉得牺牲山中乡下的百姓，会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的痕迹，曾表示过反对意见。对此，石井四郎强调了这是参谋总部的决定，并与泽田茂等商定，细菌战将在日军撤退之际的8月份展开，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细菌战实施的部分计划：在广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广丰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并在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将霍乱菌投入井水、粘于食物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和丽水撒布伤寒和鼠疫跳蚤。除上述菌种外，据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和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认，他们还为浙赣战役备制了数十公斤的炭疽菌。
这次细菌作战给浙赣沿线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日军于8月20日撤离江西上饶地区，8月28日撤离浙江丽水地区，8月31日撤离浙江衢州地区，上述地区都先后大规模地爆发了霍乱、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痢疾以及疥疮等疫病。根据衢州地区衢县、江山、常山、龙游四县不完全的档案等材料统计，这阶段染病在30万人以上，死亡约10万人。丽水地区就丽水一县的初步调查，疫病蔓延90个村镇，已核实的死亡2252人。浙赣战役结束后，日军继续占领金华地区，荣字1644部队在金华等地派驻了支队和分队。义乌县再次爆发严重的鼠疫流行，其中崇山村一村就死亡400余人。我们从1942年浙赣战役时期日军第13军人员损失表上可见，该军战死1234人，战伤2767人，而战病达11812人，战病是战死的9倍，在细菌战大规模实施的第4时期（8月15日-9月30日），战病则是战死的61倍之多。这清楚说明了细菌战的严重程度，其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的更是不堪设想的。
1943年以后，浙赣地区的细菌战则由荣字1644部队独力承担。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的细菌生产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4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记载，荣字1664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产量可达15公斤。
1944年6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也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除南京本部外，还在其他城市设有12个支部，其还派有分遣队。同时，为加强细菌攻击的力度，在哈尔滨的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输送细菌。根据山下升的供词，在1994年，他三次从哈尔滨乘飞机把鼠疫、伤寒、白喉等细菌送到杭州、上海和南京。
鼠疫冤魂知多少
鼠疫(又名黑死病、瘟疫），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由于“黑死病”传染性强，病死率高，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恐怖的瘟疫，曾给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本病具有自然疫源性，一般先流行于鼠类及其他啮齿动物，常借蚤类为媒介而传染于人，首先呈散发性发病，继而流行成疫。临床以急性毒血症、出血倾向、淋巴和血管系统损害为特征，视传染途径而定，受感染者通常开始出现"流感样"症状，突然出现发烧、寒颤、头痛和躯体疼痛以及呕吐和恶心等,如果不给予治疗，病死率可达百分之六十。通常可分为腺鼠疫、肺鼠疫、败血型鼠疫等类型，其中：腺鼠疫（在被感染的鼠类或跳蚤叮咬后，在伤口附近的淋巴腺会有发炎的现象，可能扩散到全身的淋巴腺。如不治疗，一周左右可能会死亡。）、肺鼠疫（吸入病患的飞沫染病，可能出现血痰，2?3日后会由于呼吸困难而死亡。）、败血型鼠疫（鼠疫杆菌经由血液感染全身，皮肤会出现血斑，最后全身长满黑斑而死亡。这也是鼠疫被称为黑死病的原因。）等类型。
1941年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被侵华日军细菌战杀害的义乌人知多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间有关人士以及细菌战幸存者几乎从未停止过调查和申冤。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仅鼠疫一项就已证实死难者达1170多名。死难者名册已编印成厚厚的一本，人们仿佛感受到每个冤魂都在倾诉着极为痛楚惨烈的不幸和对日寇深仇大恨的控诉。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当时负责鼠防的义乌县卫生防疫站刘书臣等同志，经查阅省、地、县解放前的大量档案资料，并调查了受害的33个村，证实有120人死于鼠疫。1966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野营部队拉练到义乌崇山村时，军民共同声讨日寇血洗崇山村暴行，曾派几名干部在崇山村发表格调查，证实崇山村死难人数有382名。1991年，崇山人王达从义乌卫生防疫站离休后，提出对以前不完全、不准确的调查结果予以重新调查。1995年，退休干部王培根介入调查，自此开始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卓有成效的调查工作，并大力支持以王选为总代表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原告团"开展调查，搜集提供证据，对日本政府进行诉讼索赔。
在这次调查过程中，王培根等人设计了两种调查表格各400份，一是鼠疫死亡人员登记表，二是日军烧毁各户房屋登记表，先从1942年秋受害最深重的崇山村开始，向崇山村当时360户左右的户主分发调查登记表。调查登记工作在全村二个行政村现有23个村民小组中，选出8位既知情又有文化且愿尽义务的老干部和幸存者，召集开会，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调查要求，进行分片负责，做到一户不漏。对于死难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以及与见证人、申报人的关系等逐一编辑入册，并在村内公布由大家纠错补漏。其中有几十户死绝，有的因年代久远遗忘死难者姓名及有关情况，有的早年逃难落户他乡，不便调查，王培根等便依靠群众，特别是通过村老年协会召开座谈会，相互回忆印证，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证实崇山村死难396人。随着调查的深入，参与者越来越多，甚至远在美国的崇山人王甲升，金华的崇山人王基洛等人，又补充提供有关情况，至今已证实崇山村死难405人。
这项调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被视为抢救历史，教育后代勿忘国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行动。受其影响，义乌其他受害各地如江湾、新园、井头山、官塘下、下店、徐村、梅林、鲍宅、王明堂、高庚、后山吴村、佛堂张宅、稠关、张村、黎明、下麻车、大水畈、塔下洲、徐村李宅、东河五一、东河八一、东河六一、东河七一、何市头、山边程、东河高塘、五星、横塘、沈村、大三里塘、塘里赵、桥面、桥东、陈村、下傅、楼三塘村、青口、华阳寺、徐界岭村、蒋宅、前店新屋以及义乌城郊各村等47个自然村，相继开展调查活动，其中王培根、王选、王达、金祖池、何子舒、周根洪、王焕斌、王锦悌、何亦民、王基贤、王金魁、王福泽、王基录、王春牛、王仲熙、王基根、陈知法、楼齐龙、杨其妹等人，经过数年的时间，跑遍了受害各地，证实鼠疫死难者为1156个。调查人员大都已年逾古稀，是当年鼠疫受害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就在调查史实和对日诉讼过程当中，一些当年的受害幸存者和当事人，因年老先后离开了人世，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鼠疫受害不仅仅限于直接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攻击的地域（第一次受害地），而且通过传染途径不断扩散，甚至强化疫情，造成二次危害、三次危害。调查显示，义乌鼠疫受害发源地是城区北门街和崇山村二个区域。
一是1941年9月首先在义乌北门街暴发。关于最初的传染源，一说是由一个在铁路工作的人从衢州传染过来的（北门街第一个鼠疫死亡者郦冠明）；一说是当时住在北门“世纪饭店”的一个汉奸从楼上将一个玻璃瓶扔到下面的沟渠后引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住在“世纪饭店”附近的两位居民暴病死亡后，鼠疫就迅速蔓延开来。从现有的文史资料来看，义乌县鼠疫相当暴虐，防疫自救也相当艰难。鼠疫如烈火猛虎般一浪一浪恣行在鼠类和人类之间，人们在死亡、恐惧之间挣扎自救。往往是疫病似有缓解，人们正想缓一口气，死亡又再一次反扑过来。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就召集各政府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对疫区进行封锁，对染疫者进行隔离，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对于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来说，义乌县城组织防疫力量已捉襟见肘，而对于广大乡村的疫病，基本上是无暇顾及。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稠城的农历三、六、九日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集会拜佛。 义乌全城都在灭老鼠和跳蚤，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民国中央及省卫生部门和金华四区专署要求义乌每5天汇报一次疫情。县政府命令各乡镇保 甲出现的疫死和病患立即报告，并强制实行“连坐制”。但民间的恐怖情绪无法控制，当地人盛传隔离所的种种惨状，并认为只要隔离便是永远离别，还会被毁尸，烧毁病家房屋，于是对鼠疫疫情，千方百计隐瞒不报。1941年年底及次年初，鼠疫再度暴发，此次来势更加凶猛。波及更多乡村，时间延续半年之久。1941年年末，中国红十字会防疫医疗大队第312队队长刘宗歆在义乌防病期间不幸染疾。此前他率9位专家和医师从重庆赶来，几个月来日日奔走在义乌城乡。1941年12月30日在义乌稠城殉职。王晋汾曾供职于义乌鼠防站，1957年上半年参与了北门鼠疫受害情况的调查，亲手制作的北门鼠疫受害记录图现存档于浙江省档案馆。该图面积约3平方米，虽已发黄但保存完好，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直径约3厘米的圆纸片，每个圆纸片上都记载了每户鼠疫蒙难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和死亡时间等内容，几百个冤魂赫然在目，铁证难抹。家住义乌北门的金祖池和楼齐龙两人为主的北门鼠疫受害调查，证实1941年9月份鼠疫在北门出现。此后由于人员流动，城区鼠疫迅速蔓延开来，波及周围石古金、盐埠头、桥西、桥东、下傅、义驾山、岭头、岭下、苏溪的徐界岭、蒋宅、廿三里的山塘及青口等24个村，死亡400多人。
二是1942年10月至11月从崇山开始。1942年5月21日，日军占领了义乌，9月2日，日军第十三军二十二师团八六联队把本部设在义乌县城。同时，随行浙赣作战、展开细菌战的日军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其十几名队员，当时也正驻扎在义乌。据日军八六联队军医林笃美日记记载，日本军队对于崇山村流行的传染病是鼠疫一事，在流行的当时就已经确认。11月上旬，上述的八六联队队员和荣字一六四四部队队员的调查组，数次到鼠疫流行的崇山村，确认是一种“类似于腺鼠疫的病”。以后，日军近食太秀大尉以及荣字一六四四部队调查组，把刚埋下的鼠疫传染者遗体挖掘出来，用肝脏制作显微镜标本，发现了鼠疫菌。更进一步，11月16日，在义乌调查鼠疫的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调查组，正式断定是鼠疫。
崇山村第一个感染鼠疫病死的是王焕章，此后疫情来势很猛，崇山一个村就每天死亡5-8人，最多一天死过20多人，两个月内死亡405人。由于人员往来，传染周围的新园、井头山、官塘下、下柳、稠关、东河、张村、塔下洲、徐村等23个村，共计死亡700多人。例如：崇山村季春笼染病后，跑回张村娘家邻居医师季昌德处求医，季昌德及时为其处方开药治疗，结果第二天仍不治而亡，紧接着季昌德医师也染病死亡，引起张村全村流行，死亡70余人。崇山村酿酒师傅王樟流在塔下洲村做酒期间，因村中发生鼠疫不敢回家，其第三个儿子王某感染鼠疫后找到塔下洲父亲王樟流处，恐惧、慌乱中的王樟流等人，虽迅速将儿子王某外移，背到塔下洲村外较远的一所庙里，死去后葬于山背，但仍引起传染，使塔下洲村死亡103人。鼠疫还传播至东阳，造成106人死亡。
调查证实鼠疫感染受害者症状为头痛、高烧、脸红、口渴、腋下和腿根淋巴腺肿大、直到口吐白沫或吐血死亡。侵华日军根据细菌战人体实验需要，打着免费治疗的幌子，不择手段地把鼠疫感染者诱骗到离义乌崇山村一公里的佛门圣地“林山寺”关押隔离，并进行活体解剖。村民们得知真相后，拒绝到“林山寺”接受所谓的免费治疗，日军又出动兵力残暴地抓人关在“林山寺”继续进行人体活体解剖实验。崇山村18岁的少女吴小奶在众多患者面前被日军捆在椅子上，用被子蒙上脸，用刀割破肚皮，活活挖出心肺做实验，惨叫声震动“林山寺”。有的死难者被割去手臂、大腿、子宫等，做成侵华日军检验细菌战实验效果的标本。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山株”（松山即崇山）用于研制威力更大的细菌武器。日本学者水谷尚子女士的《日本1644部队活动揭秘》一书记载，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的“日本大夫”，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侵华日军在达到一些人体实验的目的后，为了毁灭罪证、防止鼠疫蔓延危及日军自身的安全，于1942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拂晓前，派100多名日军包围崇山村，焚毁村庄，420间古文物建筑和民房化为废墟。
霍乱妖魔奏亡曲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目前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也是我国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它可引起流行、爆发和大流行。霍乱是经口感染的肠道传染病，常经水、食物、生活接触和苍蝇等而传播。经水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广泛的流行或爆发多与水体被污染有关。临床特征为剧烈腹泻、呕吐、大量米泔样排泄物、水电解质紊乱和周围循环衰竭，严重休克者可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由于霍乱流行迅速，且在流行期间发病率及死亡率均高，危害极大。如抢救不及时或不得当，可于发病后数小时至十多个小时内死亡。
关于义乌霍乱受害的典型报告，有侵华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提供的贾伯塘村霍乱惨案佐证。2004年12月4日细菌战诉讼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二审三次开庭之际，王培根向笔者转来义乌贾伯塘村曾经遭受日寇细菌战霍乱之祸的消息。因为此前关于日本细菌战义乌鼠疫、炭疽受害的情况在媒体屡有报道，但义乌霍乱受害的史实却并未被露，也未能展开调查，所以贾伯塘村霍乱受害的初步调查，揭开了悲惨历史的冰山一角，日本细菌战罪恶将永远钉立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贾伯塘村原本以贾姓居民为主，晚清时夏沿杨家迁入，两姓子孙后代同村修好、通婚结亲，既亲又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勤劳、纯朴、善良的村民们相依为命、同甘苦共患难。1940年10月中旬（农历8月初），贾伯塘村"买壮丁"（注：当年国民党当局为充实兵源向地方压任务抽壮丁入伍，村民们害怕当兵，即出钱、出粮谷"买壮丁"充抵任务，也有的地方买不到壮丁的，被抓壮丁）入伍国民党金衢部队的贾樟和，染病逃离部队，沿途上吐下泻，回家第二天即暴病而亡，时年41岁。亲邻们为其下葬，却从此大难临头，一场"瘟疫"蔓延开来，疫情凶猛，短短9天，死去8人，并有多人染病。
据贾樟和年近八十岁的侄儿贾樟贤回忆，当年伯父从衢州逃离部队，一路上吐下泻，回到家里时常见拉出葡萄串似的排泄物，身体高热难熬，甚至跳到水塘里寻死未成，折腾到第二天就痛苦地死去了。父亲贾良清也曾感染发病卧床，不久却好了过来，年少时的那种恐惧至今记忆犹新。贾仕良说，此后隔壁亲邻金四妹、杨世贤、贾香菊、杨士旺、杨大奶、陈银妹、贾良田等7人几天内先后死亡，前后不到9天。
贾樟和的侄儿、贾伯塘医疗站医生贾春弟说，这种病的症状类似霍乱、也像似伤寒或痢疾等，一些人染病后很快就会死去，一些人则会产生抗体、免疫力强而幸免罹难。这种情形在当年比较普遍，往往被当作是"瘟病"流行，却想不到是日寇秘密细菌战之祸。
"罪过啊，罪过"！贾伯塘90岁高龄的贾秀芝婆婆（金华市领导杨守春之母）经常在下辈人面前提起村里那场刻骨铭心的悲剧，"我是与死神见过面的，背负过它！"贾秀芝老人回忆说。贾樟和一家人多，家里只有一间平屋和三间茅屋，贾樟和从部队逃回来的当天，家里没有床铺，家人把9岁侄女贾香菊的床铺腾出让给他睡，贾秀菊就来到邻居杨家木屋二楼，和贾秀芝婶婶同床而眠。贾秀芝嫁给邻居杨世林作妻子，贾、杨两家同村修好，互为亲戚，时常互帮共济，犹如一家。然而，日军细菌战恶魔竟然无辜地、活生生地摧残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接触过染病的伯父贾樟和的贾香菊，当年如花似玉的小女孩，做梦也没想到死神已经降临到身上。与秀芝婶同床在一起睡的当晚，贾香菊半夜里感到口渴、肚痛，不停地起来喝水、拉肚子，秀芝婶服侍了一夜至天亮，只见吐泻了半马桶后，贾香菊已身体软弱无力。第二天早晨秀芝婶背着送她回家时，贾香菊的头晃动着耷拉在秀芝婶的肩背上，手无力地下垂，似乎快不行了，果然下午3点钟时就离开了人世，死神就这样在秀芝婶的肩背上扼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与此同时杨家厄运连连，几天内，贾秀芝68岁的婆婆金四妹、45岁的三伯杨世贤、43岁的大姑杨大奶、7岁的侄儿杨士旺及48岁的堂兄贾良田、36岁的堂嫂陈银妹相继染病死亡。其他叔伯妯娌和亲戚也多人染病，后幸存下来。在贾伯塘村祠堂前，贾良南老人心有余悸地说，当年自己才十三四岁，也曾染病吐泻，幸好年轻体质强健，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至今留有后遗症，长期以来屡屡发泻病，一直靠服用水杨梅等中药治疗，仍无法根治。贾仕作说他父亲贾良槐当年凭借每天能喝烧酒斤余的体格，斗胆为同村死难亲人出丧时做厨师，未曾染病，但村里人和做小生意的人，大多或逃离或太阳未下山就收摊关门不出。贾仕良说，伯父贾良田和伯母陈银妹相住同一间房屋同一天死亡，安放在同一个孝堂后，人们惊恐地避而远之，不敢发丧。
从日军参谋本部参谋井本熊男的作战日记记载内容来看，贾樟和所染霍乱与1940年9月10日日军以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攻击衢州时有关，贾樟和是在衢州驻军时或在逃离部队的路上染上霍乱的。虽然记载说霍乱攻击效果不理想，但衢州约5万多细菌战死难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死于霍乱，金华地区与义乌相邻的浦江七里村也曾在一个月内霍乱死难72人。义乌查明有名有姓的霍乱死难者尚未作调查统计，因而义乌死于细菌战的实际人数至今不详。霍乱死难最多的地方当属鲁西。山东学者崔维志、唐秀娥夫妇2004年再版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一书，揭露1943年秋侵华日军鲁西“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鲁西及周边地区人民47万余，是世界上死亡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犯罪案件。当年贾伯塘村死难者的症状与鲁西死难者的症状如出一辙，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规模大小区别。
亲身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而幸免于难的贾秀芝老人，60多年过去了，哪曾忘怀！对于惨死身边的贾香菊小姑娘和那些亲人，总是无穷无尽地痛悼和怀念！与死神照面的那些夜晚，那是怎样生死拼搏的夜，那是怎样黑暗的夜，那是怎样凄楚的夜……。现老人依然耳聪目明，依旧向村里一代代儿孙们深情地诉说那不堪回首却难以忘怀的往事，教导人们牢记国恨家仇，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炭疽血证今犹存
炭疽菌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致病细菌。该菌在氧气充足、温度适宜（25℃?30℃）的环境中易形成芽孢，其孢囊可以保护细菌本身不受光、热和化学物质的影响，生成芽孢的炭疽菌在温度适宜、干燥的土壤中还可存活40余年。在自然状况下，该菌存在于土壤中，能引起草食动物发病，死亡率高。人们在接触被炭疽感染的家畜时，也有可能感染炭疽病。一般情况下，炭疽菌会经人体的创口，使人得皮肤炭疽，皮肤性炭疽会导致死亡，死亡率为20%；如果饮食被感染的家畜，则有可能得肠炭疽，肠道炭疽感染的死亡率为25%?60%。如果吸入炭疽菌，其孢子会在生物体内迅速增生，通过淋巴结扩散至血液循环，这种吸入性炭疽通常是致命的，但这种感染的概率非常低。炭疽菌用于军事目的，可以感染敌方的骡马等家畜，破坏敌方的骑兵、后勤运输和生产；可以造成人体的皮肤感染，极大地瓦解敌方的战斗力和士气；尤其是炭疽菌芽孢体积微小，如果能在空气中散布，数公斤就可造成数十万人员的伤亡，威力巨大；而且炭疽孢子的抗热性，为制造炭疽炮弹和炸弹提供了条件。
近些年来，人们对日军攻击性细菌战的调查研究，大体集中在鼠疫这一菌种上，对炭疽的调查研究涉及很少，以至于有人认为美国“9?11”恐怖事件后出现的炭疽攻击，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炭疽菌用于战争，这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日军细菌战部队十分重视对炭疽菌的研究，将炭疽菌列为主要细菌战剂，攻击规模很大，受害民众至少数以万计，其状况惨不忍睹，幸存者也一辈子“烂脚“而苦不堪言。走进义乌江湾曲江王氏宗祠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令人触目惊心的炭疽受害幸存者悲惨现状实录的图文展板，控诉着细菌战罪恶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义乌炭疽受害的调查尚未展开，死难者及幸存的人数还没有调查统计出来。相形之下，对日军炭疽攻击揭露得更少一些，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日军细菌战高度诡秘的性质，使得档案文献上的记述很少，现有历史资料匮乏，尤其是近来使用较多的原日军参谋本部联络细菌战的作战课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中没有记述；二是炭疽不像鼠疫、霍乱那样的烈性传染病，它在人与人之间基本不传染，所以在战时和战后，人们在防疫工作中重视的程度也较低；三是人们对炭疽的认识较少，尤其是几十年后对炭疽进行判断的技术上有一定困难。自1999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对日军细菌战调查研究的深入，浙江金华、义乌、丽水等地已涉及并日益重视对日军炭疽攻击的调查，在整个浙赣铁路沿线地区也发现了大量事实，证明了侵华日军炭疽攻击危害的严重性。
1932年，日军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背荫河开始设立细菌战研究基地，同时也就开始了对炭疽菌的研究。1934年日军曾在黑河线辰清站掩埋百余匹因石井四郎试验炭疽菌而死亡的马匹。2000年哈尔滨发现的《日军细菌战手稿》，记载了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日军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的炭疽菌实验，据专家鉴定，已筛选出强毒的炭疽菌菌簇。在731部队，第一部（基础研究）中有肥之藤（信三）班和大田（澄）班以及碇（常重）班研究炭疽菌，第四部（细菌生产）有野口（圭一）班和植村（肇）班生产炭疽，1941年每月可以达到500?700公斤炭疽菌。另外，以动植物为主的细菌战部队??长春100部队，主要研究炭疽、鼻疽等，同时也研究对人的细菌战，并进行人体实验。
据731部队曾参加细菌生产的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证人）的证词，在1940年7月初到9月下旬、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731部队编制临时细菌生产队，约120名人员，在川岛清等命令下，制造了270公斤伤寒、副伤寒、鼠疫、炭疽菌，9月由柄泽十三夫率领到华中杀人；1941年1至2月和5月间又追加生产了18公斤鼠疫和炭疽干燥细菌，以供细菌战之用；1942年4月生产鼠疫、炭疽菌24公斤，6至7月间又生产炭疽菌140公斤，供浙赣战役之用。据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材料，731部队生产细菌的第四部部长川岛清和分部分柄泽十三夫的供词：1942年，731部队派出约100人的远征队到浙赣地区，生产部派8人，制备了约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供该远征队之用。田村良雄说，他们把培养的炭疽菌送到三谷（恒夫）班，由三谷班制成干燥菌。所谓干燥菌，就是用“干冰”（雪状炭酸）凝冻使之干燥，从空中撒落，能污染空气，使人得吸入性炭疽病；落在地面、河流，则可以使人得皮肤性炭疽或肠炭疽。据川岛清的供词，1942年浙赣细菌战时，鼠疫跳蚤从飞机投撒，霍乱、伤寒、炭疽通过蓄水池、井、河流和其他媒介传播。
这里提到的1940年和1942年两次细菌战，都在浙赣地区，当时日军将这一地区作为日军细菌作战的重点区域。为进行和加强对此区域的细菌战，日军成立了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即南京荣字1644部队。1940年10月至12月间，731部队派出了80人的远征队，与南京1644部队派出的40名队员汇合，在杭州笕桥机场集结，对浙赣沿线城市进行了细菌攻击。1942年5月，为配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731部队再次派出远征队，与荣字1644部队联合组成156人的队伍，自8月份开始，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散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1944年六七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龙衢、丽温战役，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同时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输送细菌。
上述日军细菌战犯的供述，明确地说明了日军731部队对炭疽菌的研究、生产情况以及直接为1940年和1942年这两次浙赣细菌战提供炭疽菌的事实。而且，在1940年的浙赣细菌战中，731远征队的负责人除石井四郎外，具体指挥者大田澄曾主持过炭疽菌的研究，1941年7月至1943年2月还直接担任了荣字1644部队队长，是实施浙赣地区细菌战的核心人物。此外，参加了1940年和1942年两次浙赣细菌战的骨干人物碇常重，也主持过炭疽菌的研究工作。731部队远征队和荣字1644部队在浙赣的细菌攻击行动是检验炭疽实战效果的好机会。
义乌及金华、衢州、丽水、温州、杭州等地区炭疽受害主要是皮肤炭疽受害，其表现是全身的皮肤溃烂，尤其以腿部的症状最为严重，所以俗称“烂脚病”。战时日机空投细菌，有直接喷撒干燥菌的，有以谷物、跳蚤为媒介物的，有附着在鱼鳞状琼脂片中的以及附着于棉质纤维物中的。许多“烂脚病”患者正是在田间、道路和河流中感染的。所以，无数平民百姓的罹难和大量“烂脚病”受害幸存者的存在，与日军散播炭疽菌有直接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义乌靠近金华一带是烂脚患者比较多的地方，金华汤溪等地的“烂脚村”引起过国际关注，2002年美国细菌学家和医学专家曾亲自前往调查，证实上述地区的“烂脚病”系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攻击所致。义西南的义亭、佛堂、杭畴、吴店、上溪、黄山一带相同病症的炭疽受害虽未展开调查，但早已有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朱奎山1923年4月19日出生于义乌县赤街区毛店乡山盘村，从11岁起便拜师学木匠，到16岁时出师，基本上在赤街区和佛堂镇一带做木工活，1943年20岁那年初，在佛堂一带为农户做木工时得了“烂脚病”。这种烂脚病初时是双小腿发痒生疮，继而溃烂流毒水，随着毒水流经扩散，时常加剧。得此病60多年了，朱奎山到处求医，殊难治愈，长期承受着痛楚的折磨，因此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并受到社会歧视。
回忆起痛苦的往事，干瘦的朱奎山老人情绪激忿不已。由于年事已高，他的听力已很微弱，但含混重复的话里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楚。他说：双腿的病发作时即使冬天也难穿裤子，有时穿上裤子，烂脚磨破后的毒血水浸湿整个裤管，每10分钟就会印出一个脚印，臭气难闻。有时裤子和床铺上浸透毒血水，长夜痛彻难眠，受污染的衣被也难以洗清。烂脚在热天时尤为严重，邻里不敢接近，看见的人连饭都吃不下，就避而远之。在生产队时，一般男正劳力为10个底分，女正劳力为6.5个底分，而朱奎山只能拿6个底分，因而家庭生活很穷，经常靠妻子的干活收入养家糊口，活下来很不容易。
义乌城西山边程村80多岁高龄尚存世的程某，就因60年前的烂脚病而后锯掉一腿，东河雅留村已故的何遵海老人，疑是外出捕蛇时在某疫区受感染，烂脚至死未治愈，这类个例可谓不胜枚举。
日军把炭疽作为战略性武器来发展，它没有满足于对中国民众造成广泛的皮肤炭疽危害，而要进一步研制成以吸入性炭疽为主、能杀害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武器，为以后更大规模灭绝人性的杀戮创造条件。1941年后，731部队以很大精力进行该项工作，据说到1945年已接近这一目标。战后，美国以免除日军细菌战犯为交易，获得了日军细菌战的技术资料。把炭疽攻击作为细菌战研究的核心项目，在当时似乎已成共识。1942年英国在一个叫格林那德的苏格兰小岛上试验过炭疽炸弹，1987年才消除污染。美国在1942年后，也进行了细菌战的研究，并在1944年试制过炭疽炸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就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前苏联1982年动工兴建的位于哈萨克斯太普诺哥斯克的炭疽菌厂，是全球最大的炭疽菌制造厂。此外，还有其他国家具有炭疽细菌武器的报道。炭疽菌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细菌战剂，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尤其是用基因工程强化炭疽菌研究，其危害也更为严重。细菌（生物）武器一旦被恐怖组织所掌握，就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头号恐怖威胁。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认为，中国大多数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当年都是被奴役、被凌辱、又穷困又没文化的老百姓，他们不具备记录历史的能力。现他们年事已高，正在陆续逝去，日渐凋零，因此抢救历史、全面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工作显得极为紧迫。为了让国人世代铭记血海深仇的历史，为了使大量被害证据不致湮没，也为了使世上现存的受害者不至于如已逝者那样抱恨终生、死不瞑目，于事实上和道义上都应刻不容缓地推进这项工作。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了对义乌细菌战死难者数据的调查统计工作，但随着有关人员的不懈努力，必将使有遗漏部分得以逐步调查完整、准确。
我们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细菌武器非人道以及对人类带来的巨大威胁，从这样的角度来清算细菌战罪恶历史，以珍视正义、人道、和平的价值，使人类社会得到和平、和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