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选】原中国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筹备会会长）
近日，世界各地发生了与二战日本细菌战战争责任问题相关的几件事，如下：
第一件，10月4日，在中国浙江省衢州市细菌战历史纪念馆，浙江省内各地的细菌战受害者代表、调查志愿者和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原告代表聚集在一起，举行了衢州市细菌战遇难同胞纪念。与会者决心继续诉求，并讨论了相关事宜。
第二件，10月7日，在丹麦哥本哈根，第58届世界医师协会大会传来消息：世界医师协会会员、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教授米歇尔•法兰兹布劳医生向大会提交的要求日本医师谴责1932－1945年间日军731部队医生罪行的提案获得8票赞成。此举打破了1996年以来历年投票中提案者自己投自己的1票赞成局面。
第三件，10月10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9日，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首相福田康夫就议员提出的问题答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60多年过去了，还有重大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北朝鲜、北方领土，中日间也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说大战是结束了。”
以发生的这些事情，受害是民间的，在中国；学术是美国的，在世界；政治是国会的，在日本。
记忆的力量??衢州市细菌战遇难同胞纪念
今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上诉方提出的上诉理由不在日本民法规定的上诉范畴内，不符合上诉条件为由，驳回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方不服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上诉。这一决定终止了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诉求司法救济的程序。5月18日，针对这一决定，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在统一意见的基础上，发表公开声明，其中第6条如下：
“近10年来，我们在细菌战受害各地，特别是在我们建立的细菌战历史纪念馆和遇难同胞纪念碑，逐年举行了细菌战遇难纪念仪式，为了对于受难同胞的不可忘却的记忆，也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历史教育。
我们这一工作并不因日本法院诉讼的终止而结束，我们将继续举行细菌战遇难纪念仪式。”
遵照原告团《严正声明》的以上内容，10月4日，浙江省内各地的细菌战受害者代表、调查志愿者和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原告代表举行的衢州市细菌战遇难同胞纪念活动，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十一金华调查组全体、山东大学细菌战调查会 上海资料整理组全体，和浙江工商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
1940年10月4日，日军731部队的飞机在浙江省衢州市（当时的衢县县城）上空撒下了带有鼠疫菌的跳蚤，造成衢州1600年文字记载史上未有的鼠疫爆发流行，扩散各地，蔓延至1948年。
1942年5月?9月，日军发动浙赣作战期间，使用多种细菌攻击沿线地区，其中包括衢州。根据记载和统计，日军两次细菌攻击后，衢州至少有30万人患以上细菌的传染病，其中至少5万人死亡。抗战前衢州人口为112万，战争结束时为100万，当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五。根据参加浙赣作战日军的证言，当时日军注射了多种传染病疫苗，但是在作战的数月期间，染疾人数也激增近20倍, 达10，000人。因病死亡人数和原因至今未公开。
衢州当地的受害者和家属去东京参加开庭时，差不多每次都要去看靖国神社的历史纪念馆??游就馆。有的原告，还跟着英国BBC《731部队》纪录片摄制组去过 731部队队员墓地，很受刺激。回来后，他们下决心建立受害历史纪念馆和受害同胞纪念碑。
在衢州日军731部队当年投下细菌的巷子里，有一座老式的四方形传统民居。这是从前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也是当时县城里最高的房子，房主姓黄，房屋的门窗、楼道和悬梁都装饰着木雕。几年前，房主的一个后代还活着，他总是告诉来访者：当年日军投下的跳蚤还掉进了庭院天井的金鱼池里。
经过5年多的努力，黄家的那幢民居被保护下来，用来做衢州市细菌战历史纪念馆。馆中陈列的历史叙述，是原衢州防疫站站长邱明轩医师撰写、编辑的。邱医生是原告一审出庭专家证人，50年代起，他就收集有关衢州细菌战的历史资料，并著有衢州细菌战专著《罪证》、《菌疾与隐患》。
陈列的另一部分是“诉讼和调查”。主要讲的是原告们的诉讼活动，有很多日本律师、和平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活动内容，到目前为止，衢州原告、受害者代表们除了到日本诉讼以外，还参加过在加拿大、香港举行的相关国际会议。这一部分陈列的内容是衢州原告、受害者们自己做的。
1998年，黄家大屋南门外的小庭院里，当地政府建了一块刻着衢州遭受细菌武器攻击历史的铭记碑。这两年，当地的热心人又仿照义乌崇山村的遇难同胞纪念碑亭，在铭记碑的边上，竖起了两块小碑，把经确认的细菌战受害者姓名，都刻了上去。
最早登门来访的外国人的是帮助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研究者和和平团体。2002年3月初，到浙江调查日本细菌战受害的美国历史学者、日本细菌战历史专著《死亡工厂》的作者哈里斯教授、随他一起来中国的旧金山医学院教授米歇尔•法兰兹布劳医生和日本细菌战研究者、病理学者、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法曼斯基来访。2006年6月初，原联合国生物武器督察员、德国汉堡大学生物武器控制中心主任、微生物学者杨•阿肯博士也曾到此参观，向受害者们了解了细菌战的具体情况。他对当地受害者们通过自身努力，调查受害历史，记录、保存大量历史资料，并在地方上开展教育，大为赞赏。
今年10月4日的纪念活动就在纪念碑前举行。小小的庭院摆满白色的花圈。大家肃立着表达了心中的悼念，最后三鞠躬。整个过程简简单单。说起来，哀思就是单纯的东西。仪式结束，人们回到正厅开始了座谈和交流。
从义乌来的陈知法还没有说明白自己的名字，就开始掉眼泪。1940年衢州的鼠疫，于次年传到义乌县城，陈知法的父亲和哥哥染疫身亡，他随母亲要饭，没有上过学。所以不太会说话。4月27日，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组织声援团到东京参加最高法院判决西松建设中国劳工诉讼案，在儿子的资助下，陈知法也去了。他儿子还答应，如果父亲去联合国申诉，他出旅费。原告团的日本律师团团长土屋先生喜欢喝酒，陈知法每次去日本，都要带一5立升塑料桶的自家酿米酒，送给土屋先生。
来参加这次活动的，除了江山、衢州的一些老“骨干”以外，还从乡下赶来一些没有当上原告的受害者。他们都想说说，可一说起来，都像陈知法那样。他们的这些故事，恐怕我听的次数最多。可这些真人真事真情，我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
老人马们的发言和以往不同。他们更多地讲述了10年诉讼以来每个人在地方上做的工作。是说给那些大学生们听的，有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义乌崇山村的代表这次换了人，来参加活动的是两个去世原告的儿子，从村子里的男人们压得硬梆梆的口腔里，憋出一句普通话：“诉求不能放弃，这个事情一定要搞下去！”就像是一拳打在桌子上。
丽水代表特别介绍了在当地如何通过村里的老人协会组织社会调查的经验和方法。山东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正在山东、河北、河南交界的农村进行调查，那一带，村子里一般都没有老人协会，调查要困难得多。
这次会议上发放的材料是：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者、细菌战诉讼原告团二审出庭证人管建强副教授为今后的继续诉求出路撰写的“意见书”、《常德晚报》9月9日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常务副会长丁元的文章《关于细菌战诉讼及对日索赔的思考》、《法制日报》9月17日文章《对日民间诉讼路向何方？创伤愈合期待法理认同》、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新著《中日关系二十讲》的第十二讲：评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民间索赔案的判决。
我在家准备了这些材料的打印件，买好了刘江永的书，10月1日去义乌参加义乌中学八十年校庆时，带去交给城里的原告代表张曙，让他送打字店复印后，带到衢州去。张曙大学毕业，是义乌原告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他5次自费去日本参加开庭，都是初中毕业的做小生意的儿子出的钱。
管建强的“意见书”的内容，我们会议上讨论了。我一边念，一边逐字逐句地解释，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要继续诉求。大家还决定学习义乌的做法，回去后，把《常德晚报》、《法制日报》的文章和《中日关系二十讲》第十二讲复印后，送地方政府各部门，保持必要的沟通。
吃完午饭，大家就各自赶路。
我们这些人做事，最难在分散各地。老杨和我说，他打算把纪念馆搞得像样些，就向受害者有个交代了。可是市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起来。
带了老杨给他们准备的盒饭赶路去义乌细菌战历史纪念馆的大学生们发来了他们参加活动的感想：
“让我们把这些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个人，一一记录在我们的一份份调查表中。不管有多少人来关注他们，我们做着的是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为历史留下了我们大学生的见证。”
“我们该怎样做，方能给那些痛苦无告的灵魂以慰藉？最好的补偿，就是把这段记忆透明，让‘它’挣脱痛苦和沉默，走进课堂和博物馆。”
“我们的调查是要让这残酷的历史，在没有被彻底遗忘之前，留下存在的印记。这段历史的错，是世界的悲哀呀。”
学术的品格??法兰兹布劳医生12年提案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教授米歇尔• 法兰兹布劳医生自1996年阅读了美国历史学者哈里斯教授的日本细菌战专著《死亡工厂》后，逐年不断地向世界医师协会大会提交要求日本医师协会谴责日军731部队反人类、反人道野蛮暴行的决议案。
据他本人说，由于世界医生协会的德国、日本代表团的活动，他的提案连续11次遭到否决。今年10月3日?6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58届世界医师协会大会上，他的提案终于获得了8票赞成、25票反对的新进展。10月7日，他一回到美国就来信说：“这是一个进步，比以往每次，多了7票赞成。如果我活到100岁（不大可能），我兴许会看到这个决议案成功通过。”
2002年3月，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协助，邀请并安排哈里斯教授、法兰兹布劳医生和美国的日本细菌战研究者、病理学学者法曼斯基医学博士到中国浙江省进行细菌战受害调查，主要是“烂脚病”的调查。在浙江调查的发现，使他们极度震惊。回美国后，他们在全国巡回演讲，向各个学术、社会团体展示他们的调查记录，并发出呼吁。他们的调查资料，已经进入了包括美国皮肤病研究所在内的美国国家机构的数据库。
这是战后美国学术界首次到中国进行日军细菌战的调查。我们曾设法联系国内的专门医学研究机构，想安排一定的交流，但是没有成功。一个国家级专门研究机构的部门人员在电话里的回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有权力，对你们搞的这些调查研究，不感兴趣。”
今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的决定驳回了细菌战诉讼中国受害者方的上诉，但是，事实上也维持了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如下结果：
1、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过细菌武器，造成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中国平民莫大的伤害；
2、日本政府对日本军队的以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有国家责任。
日本法院认定日本细菌战，使这段历史第一次进入日本的正史。令人遗憾的是，三级法院的判定都怯步于对于细菌战受害者个人权利的确定。因此，事实上，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的国家责任没有得到追究。
细菌战是违反迄今为止所有文化、宗教、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和人道的极恶之罪。日本的细菌战责任问题，应该属于福田首相发言中提到的二战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之一。
而且，不得不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于其他战争遗留问题，比如“慰安妇”、“强掳劳工”、“遗留化学武器”，都有公开的表态，并进行过一定的调查或处理。惟独对于“细菌战问题”，既无任何正式公开表态，也没有公开关键资料，更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调查。细菌战问题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不能不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得越来越棘手的国家责任和战争遗留问题。
对于日本国家的细菌战责任问题，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是细菌战受害者。日本法院终止了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的程序，但对于细菌战历史事实和日本国家责任的认定，为最终解决日本的细菌战责任问题，打下了基础。也表明日本司法代表的国家权利和意志，在细菌战问题上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立场。日本政府需要及时地、主动地寻求解决细菌战战争遗留问题，与受害者达成和解的可能途径。
诉讼期间，原告团和中、日各界声援团，多次到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日本政府对于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造成的受害进行调查，公开相关资料。我们认为，这应该是解决细菌战问题的实际可行的开端。
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各个国家和人民，联合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政治力量，正在不断走向国际联盟，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最近，他们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件事是，启动了美国议会通过谴责日本“慰安妇”问题的决议，同样内容的提案，目前正在加拿大国会动议。
以上各国市民和平组织的联合，于：
9月14日?17日，在韩国首尔召开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世界历史NGO大会；
10月4日?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日本性奴隶制度世界大会；
10月31?11月11日，将在美国各地举行反对靖国神社大型活动。
由于缺乏对于人类普世价值的信念，导致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短见的日本自民党的一些政治家，以为通过其他领域的“交流”作为“交换”，便可以平息战争受害者们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追究。事实证明，他们只是让日本失去了更多从正视历史出发，与战争受害者对话，达成和解的时间和机会。福田首相最近的发言，表明日本的高层已经意识到，今天的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面临的严峻的局面。日本必须倾听它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的声音。
世界各地正在走向联合的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的声音是：和解只能是人民之间的和解。
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结束后，还没有在国内取得合法的社团资格，以走向国际社会，加入以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诉求人权和尊严的行列。
我们不愿意失去我们最后的时间和机会，记忆的力量在推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