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在美国人的纪录片《南京》首映时说:“我们从80年代才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处在搜集资料的阶段。这是一个整体的落后，最初的研究完全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当年《屠城血证》就是一个反驳性的作品。90年代吴子牛的电影有所突破，反映了人性的一面，但还是受到时代局限。”

    1937年底，侵入南京的日军将中国军民押到下关江边用机枪射杀，尸体堆满了江边。此照片由日军目黑辎重兵联队兵站第十七中队村濑守保拍摄

    挹江门附近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葬有遗骸5100多具（关海彤摄）

    《南京！南京！》立项的命运多舛使陆川不愿接受采访:“制片人刚骂过我，我对那段历史小小研究了一下，有好多话想说，可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据说与陆川同时筹备的还有另外4部影片:香港导演严浩的《南京圣诞:1937》，香港导演唐季礼的《日记》，江苏文化产业集团和外资合作的《南京浩劫》，华谊兄弟公司计划邀请德国导演开拍的《约翰?拉贝》。据《南京浩劫》的艺术指导罗冠群透露，该片的工作已经暂停。

    从反驳右翼的屠杀谎言到人性的初级探索，国人试图渐渐拨开那段历史的迷雾。为什么中国人的讲述不足以取信？而美籍的张纯如与西方导演的视角就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陆川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南京大屠杀绝对存在，其残忍程度骇人听闻，他所要做的是举出让人信服的例证，以一个冷静的审视者角度，而不是激愤的、悲痛的、喋喋不休的亲历者。这也正是他不敢妄言的原因。

    过去20年的国产影片，《屠城血证》的导演罗冠群、《南京大屠杀》的导演吴子牛、《栖霞寺1937》的编剧传真法师，他们每一人在提起对“南京大屠杀”初始记忆时，都提到了“羞耻”二字。和普通人的经验不同，他们还没从教科书中认识这个历史词条，就因种种因缘际会，扑面撞上血淋淋的事实。

    与我们想象中更不同的是，每部反映那场杀戮的电影，起初都不是以主旋律立项，经历了重重磨难，只是在摄制中或拍摄后，得以盖上“主旋律”的红章上市，却都在相似的尴尬中雷声大过雨点。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活埋中国士兵的情景

    1988:血证

    1946年的那次国际法庭审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没有再提起南京的屠杀，刚度过70岁生日的南京人罗冠群，和其他南京移民一样，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随后有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罗冠群看到了展览，“特别难过，我在南京生活几十年，居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羞愧！”

    他曾经拍过一部与日军侵华有关的影片名为《水鸟行动》，与该片编剧再次合作，一起寻找屠城故事。这次行动是自发的，有关方面告诉他:由于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你要做好片子暂时不能放映的准备。

    展览中给他最大冲击的是其中一组16张照片，由1946年审判战犯时南京市参议院提供，参与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中将谷寿夫本不认罪，靠着这组证据他才不得不低头，得以处决。罗冠群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找到了照片原件??白报纸手工装订的相册，封面是一把刀，插进一颗流血的心。这组照片由一个落款吴旋的人寄给参议院，罗冠群和编剧按照信上的地址寻找吴旋。40年过去了，原址早就拆迁，经过派出所排查，找到吴旋的搬迁住址，结果又拆了。折腾好几次后，终于找到了吴旋。原来1940年时，他参加了一个集训班，偶然得知同学罗瑾手里有一套日军屠城照片。罗瑾本是照相馆学徒，某天日本兵到照相馆冲洗了两卷樱花牌胶卷，他发现其中有触目惊心的镜头，偷偷多印了一套。在集训班学习时，他将它藏在厕所墙洞。吴旋没有通知罗瑾，就把相册转移到一所寺庙的佛座底下。当时还是日据时代，惊恐万分的罗瑾逃到上海，又辗转到福建深山。直到80年代他回南京给母亲扫墓，在大屠杀纪念馆里看到了使自己逃亡40年的证物。

    这个故事给了罗冠群震撼与灵感，他以一包浸润鲜血的照片为线索，讲述了5个人在那场屠杀中的命运。他们分别是:迂腐正直的医生展涛、国民党战俘小广东、照相馆老板范长乐、东北流亡学生柳晶晶和她的恋人日本军官笠原。每个主角都死得很壮烈、浪漫，气贯长虹，这也是日后开座谈会时被专家诟病之处。南京当时有广东部队，装备还是夏天的，被征调到12月的南京，苦不堪言，电影中小广东投降后留了把手枪。医生展涛认为，安全区就要没有武器，不然会给日本人以口实，偷偷地把枪收走了。当日本兵强奸医生女朋友时，小广东摸不到枪，无奈中举起一把斧子，被乱枪打死。他死时背景是图书馆的彩色玻璃窗，尸体呈大字形状，光彩绚烂。照相馆老板14岁的女儿（梅婷饰）被强奸，小儿子被打死，他用儿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眼睛，死时身后一片火光，暗示着南京那三个月不灭的大火，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柳晶晶被恋人笠原亲手杀死，她被枪决时在一片荒草中，几朵小花在寒风中颤抖，预示着生命的力量。至于主角展涛，在烈火中撞响了巨钟，理想色彩更浓。

    在电影家协会举办的讨论会上，有专家说，这部电影没有表现中国人的麻木和民族劣根性。罗冠群的辩解是:“犹太人拍了几百部反法西斯电影，可以从不同角度，哪怕是黑色幽默。但我拍的是中国第一部讲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必须正面、全面，不然我自己的感情上通不过。”

    拍摄“南京大屠杀”的导演大多带着情绪而来，即使原本没有情绪，看了大量资料后怒潮滚滚，这种情绪自然会移植进片子。罗冠群拍摄时，东史郎的日记公布，他看到其中有一个细节:东史郎他们往一个裁缝身上泼汽油，塞进麻袋活活烧死，于是赶紧在片中加进了这个细节。在伤兵医院拍戏时，组织了一群老头老太太做群众演员，忽然有两个老太太相对而泣，原来当年其中一位的丈夫被杀死，另一位的兄弟被捅了7刀。这种情绪也感染到了观众，《屠城血证》卖了280个拷贝，首映头一个月南京有140万人次观影。江苏启东县城只有3万人口，观影人次达到了5万人。这部第一次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国产片冲击巨大，有观众看完后喊口号，罗冠群说:“喊口号这种事在看电影时是很少见的。”

    他给自己立下的宗旨是:既要表现日本兵的残暴，又不能让老百姓束手待毙。他说:“这种把握很困难，中国人的尊严、气节总要表现，过去抗战电影里和日本人武装战斗的确不是事实，同时也给日本右翼留下借口，说中国人在安全区里反抗，才会引起屠杀。”另一方面，砍头、强奸场面因为血腥被剪掉，罗冠群不解地问:“同年的武打片黄天霸打到肠子流出来都没有剪，为什么？拍的时候就有人警告我，这片子政治性强，要赔钱的，那时虽然是计划经济，《屠城血证》却是要和中影集团分成的。”拍摄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日军服装是向上影厂借的，演员刘江是八一厂的，演惯了鬼子，提出日军的领子是直领而不是翻领。服装师的依据是好莱坞大片《太阳帝国》中就是翻领，这么严谨的大制作肯定不会出错。后来查过资料，《太阳帝国》的背景是1941年，日军已经换装，1937年确实是直领，为此拍过的镜头全部报废。胶片是进口的，片比被限制在1∶3，这一下子损失就很大。幸好《屠城血证》是当年十大卖座片，得了政府奖，参加了1991年的东京国际和平电影节，遗憾的是没能在日本公映。

    在罗冠群看来，“南京大屠杀”要反复地拍，“我呼吁我们年轻的同行们，希望你们也来关注一下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耻辱”。而南京保卫战也不应被忘却。“在这美丽的紫金山背后，有一座抗日航空烈士墓，里面的大理石上铭刻着3305个抗日航空烈士的名字。其中中国烈士870人，韩国烈士2人，苏联烈士236人，美国烈士2197人！这些牺牲在中国战场的美国航空烈士，在美国国内很长一段时间没被他们政府承认。他们除了洒在中国大地上的鲜血，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完全彻底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中国！我呼吁我的同行们也关注这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