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周洪钧教授在最近举行的“战争引起民间赔偿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呼吁全面追究日本侵华战争的国家责任。
    周洪钧教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通过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追究了日本侵华战争及侵略亚太其它国家的国家责任,尤其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它同审判德国战犯的欧洲军事法庭一起,成为现代国际法上首次追究个人因危害人类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国际形事责任的尝试。
    周洪钧教授说,然而,当时对日本侵略罪行的追究是不够全面的,主要表现在:1、头号战犯裕仁的漏网;2、未能指控和确认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部等机构为集体战犯;3、只涉及日本对亚太各国领土的侵略和人民的屠杀,未能清算其对中国等被害国民的财产的大肆劫掠,对中国等国家国土和民众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对于被害国民及战俘的强制劳工奴役,以及对于被害国妇女的极其普遍的和严重的性侵犯。对于上述活动构成的国际罪行及其引发的国家责任包括国际刑事责任没有进行必要的清算和追究。
    周洪钧教授说,现在,业已具备了全面追究日本侵华战争引起的日本国家责任的条件:一是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正在实现富强、民主、法制现代化目标的国家。二是亚太地区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包括某些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劳工组织的日本民众已经觉醒,并且较为广泛地动员起来,投身于各种追究日本所犯罪行的法律责任的活动。三是日本政府虽然迄今没有表示对其相关国际罪行认罪并承担赔偿义务的态度,但面临着二战后德国政府的不同态度的对照和反差,实际上对其形成一种压力。四是国际法上的传统的国家责任学说在二战后有了新的发展,并形成关于追究国家和个人危害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和初步实践。
    周洪钧教授在谈到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国际责任问题时说,那种认为国家负担国际刑事责任,个人不负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被现代国际法上战争罪犯应受惩罚的规则和越来越多的国际审判实践所否定。这在1998年以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而制定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公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周洪钧教授在谈到全面追究日本侵华战争的国家责任牵涉到许多问题时,强调说明:
   (一) 这种责任,不仅日本国家、政府应当承担,而且当时卷入日本对华侵略的所有个人、法人都应承担。对于当时资助日本侵华的帮凶和工具,实际上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奴役劳工、经营过“慰安妇”之类的日军服务机构上的日本法人和个人应予以查清,并严厉追究其国际刑事责任。
   (二) 追究这种责任,不受任何法定时效的限制。1968年11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391号决议,规定战争罪和反和平罪,不适用法定时效,该决议明确指出,战争罪、反和平罪是国际法上最严重的罪行,因而对其追诉和行刑规定的时效不适用于这些犯罪行为。周洪钧教授举例说,1983年法国将隐藏40年之久的德国战犯巴里(1942年至1944年期间任法国里昂市德国秘密警察头目)逮捕归案;1986年,南斯拉夫将从美国引渡回来的纳粹战犯阿尔图科维奇判处死刑;2001年德国政府赔偿二战时遭德国奴役的劳工100亿马克。
   (三) 对于日本国家责任的追究,不仅涉及到国际刑事责任,而且会产生附带的国际民事赔偿责任。被害国家和民众,有权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谢罪,并且有权要求日本政府、相关的法人和个人作出应有的赔偿。中国政府放弃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但中国政府并未声明同时放弃中国民众的损害赔偿。1919年的《凡尔塞和约》规定侵略国对被害国民的一切损害(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承担赔偿义务。该条约是有关对当时协约国民众的损害赔偿问题的,日本是《凡尔塞和约》的当事国。
    周洪钧教授最后说,中国民众对日民间索赔是完全正当的,按照现代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和国际刑事责任学说,日本政府及有关日本法人、个人必须承担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中国民众巨大损害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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