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过什么南京大屠杀”，“翻出六十年以前的旧账，弄得乱七八糟，你们真的是日本人吗？”激奋的声音从电话机的受话筒中响起。
1997年10月至12月，我们发出了将在东京、名古屋、大阪、金泽、广岛、熊本等全国六处地方开设“南京大屠杀热线”的预告，在热线开始的两天前全国和地方的许多报纸还登载了有关消息。从热线开始的当天早上起，事务所的电话铃便响个不停。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人们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观点，甚至破口大骂我们“混蛋”的威胁电话也不在少数，其中也有要把参加过“南京战”的父亲的资料寄来的人。
热线第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电话铃就不断。场内的气氛十分紧张，我们把电话机贴在耳边，里面传来了老年男性的声音：“我在昭和12年去了南京。”他开始说起了从上海附近登陆到“南京攻击战”，亲眼目睹南京城内现场的情形：“从东北门进入南京城内，经过像御堂筋(大阪最有名的道路名称。??译者注)那样宽的道路二三百米，到处都是中国兵的尸体……”在听的过程中第二个电话铃响了，工作人员去接听了。电话开始不断地打进来。原士兵和遗族来的电话也有好几个。另外，事务所的传真也送来了参加过“南京战”的原士兵的活生生的证言。
三天的热线，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一百三十个电话。最多的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传闻，直接体验南京大屠杀的证言共有十八个，其他地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有三个，同意再次叙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情形的有十三个。从东京到鹿儿岛，都有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活生生的声音。
决定开设“南京大屠杀热线”，主要原因是日本方面的加害证言、日记、目击的材料很少，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六十周年之际，（日本）全国各地的市民团体协力合作召开了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全国联络会会议，在这次会上，形成了在全国范围收集南京大屠杀体验和目击的资料的决定。1937年时二十岁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经八十岁了，不断地有人离开人世，剩下的时间实在已刻不容缓。我们希望汇集各地的证言，加以检证，以为解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添砖加瓦。
热线以后，在大阪集中了数人，组成了调查班，开始对提供证言的人进行再调查，寻找其他的参加过“南京战”的原士兵以取得证言。调查班的所有成员都有工作，所以调查活动只能安排在星期六的休息时间进行。我们开始访问住在近畿地区的原第16师团33联队、38联队为中心的原士兵的家庭，听取他们的回忆。
连接记忆中的“点”与“点”
我们，与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全国联络会相联系的各地市民团体，近几年参加了在中国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国内组织了“南京证言?研究集会”，开设了“南京大屠杀情报热线”，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图示板展”，“南京大屠杀绘画展”，“南京1937电影展”等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为什么我们必须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痛感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自由主义史观在日本国内抬头，有必要从加害者方面澄清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我们主要采取三种方法寻找参加过“南京战”的原士兵。
一是以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33联队、38联队）为中心，给现有的中队名册中记载的原士兵写信，并开设“南京大屠杀热线”广泛地呼吁人们参加。
二是查明参加过“南京战”的联队的战记、联队史中记载的人物的所在。去联队所在地的三重县立图书馆、奈良图书馆，寻找有关“南京战”的出版物、战争记事录，选择参加过战争的原士兵。
三是从中队名册、战友会名册中确认新的生存者，听取证言。在访问原士兵时得到了更多的名册，得以确认生存者和介绍战友。
以上三种方法同时并用，我们听取原士兵证言的工作也得以开展。我们寻找参加过“南京战”的原士兵，记录他们的证言，同时请求他们提供当时的日记、照片等资料。选择第16师团的步兵第30旅团（33联队、38联队）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读了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及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日记，两部日记中都有赤裸裸地描绘了屠杀中国人的实态。
老人们和我完全不认识，突然接到“给我说说六十年以前的战争”的电话，接电话的本人或家属，对究竟是谁、怀有怎样目的想听以前的战争体验抱着疑问。我们可以感觉到通过电话机返回来的言语的细微之处都充满着警惕。“告诉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一代，每一个士兵的悲惨经历，以便传达保持和平的重大意义。请将亲眼目睹的事告诉我们。”我请求老人们直率地说。
大多数老人们都好像约定的那样，说：“以前的事都忘了，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或者因为是痛苦的记忆，以不想谈战争的事为由马上就拒绝了。随着访问原士兵们的次数的增加，我们改用突然访问的方法。这个方法难以被拒绝，可以谈了。原士兵们虽然详细地讲述了徐州战和进攻大别山（“南京战”结束后1938年春至当年秋的作战），但让他们说一说“南京战”的亲身经历，还需要心理上的策略。
在听取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参加过“南京战”的原士兵，大多数没有将南京的经历告诉过家人。在讲到刺死、烧死俘虏的情景时，发生过家属突然中断谈话的情况。也有的因为谈到这样的话遭到儿子的责备，而拒绝再度采访。反过来说，单身生活，或与妻子二人生活的老人，因不必挂虑家属，所以斟酌着语言向我们讲述。另外，与战友没有联系，不参加战友会的老人，也能不受牵制地向我们谈。虽然是突然访问，但在谈话中他们对当时的回想，地名、年月记忆犹新，让我们吃惊。记忆力旺盛的年轻时代，尤其是在战争的非常态下的“南京”，可以说深深地铭刻在老人的脑里。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六十多年的今天，对与这事有关的许多士兵来说，所见所闻、自己直接做过的事仍然是禁忌。“日本没有发起过侵略战争”，“ 没有过什么南京大屠杀，即使有过屠杀行为也是战争的一部分”等主张现在在日本国内仍高调地喊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少量屠杀派以及最近的自由主义史观派的主张，与政治家、记者、右翼媒体相勾结，展开着篡改历史事实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的手法也在变化，但他们的主张总是如出一辙。对揭露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屠杀行为的人们，他们攻击为不是日本人，没有爱国心。
战后日本政府在内心中也一贯不承认侵略战争，不承担加害者的责任。在这样的日本社会中，作为皇军的一员在中国参加过“南京战”，蹂躏过中国民众的原士兵们，即使还有良心，也很难叙述事实。在迎来了人生晚年的今天，他们谈“南京真相”的困难状况仍在继续。
在访问步兵33联队第2机关枪中队的古川时，他轻声地问我：“有人说没有南京大屠杀，但实际上有过。当时的残忍行为必须说吗？”“为了探明历史的事实，我们真的想知道真实的情况。不能把看到的东西都讲出来么？我们想把参加过战争的士兵们的实际体验记录下来。”我一步也不让地直视着古川说，“在这里不讲的话，我就不走了。”这天的访问已经是第三次了。在门厅端坐的古川开始讲述。讲到用重机枪对着赤身露体的二百名俘虏残杀的场景，古川以充满痛苦的表情，一语一语尽可能正确地讲了起来。“当时，依着命令处决了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俘虏，架起机关枪射击的。我直接下了手，现在觉得很可怜，做了残酷的事。”僵硬着身子叙述的古川的身影，今天仍铭刻在我的脑子里。
在访问入住于奈良县特别养老院的38联队的原士兵时，他的记忆已模糊，处于不能讲述的状态。他妻子也住在同一层的别的房间，我们去探望，看到一位瘦小的老婆婆躺在床上。我们向她打听丈夫战时的情况时，她流着泪说：“听说过在南京、徐州，丈夫杀过支那人、抓过女人等残酷的事，做了大量坏事。”“听说日本战败时，像我这样的女人们也同样受到美国人的凌辱，甚至为此而寻死。能活下来的人也实在辛苦。”
在南京，原士兵所犯下的残虐的行为和目睹的事实，如实地表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与涌入南京的日本军官兵的数字相比，记录的事例仅仅只是一部分，但从中已可以窥见南京大屠杀的具体的状况。
这次听取参加过“南京战”的原士兵们的“调查”，有的老人没能完全听取结束证言，还有的口述资料没有整理完，现在仍在继续。到现在为止已收集到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市民进行的集体屠杀，性暴力，大量掠夺的证据，共有十多册日记和一封信以及许多照片。
（日本）原士兵们叙述了南京经历的片断。他们只是被战争驱使的一只棋子，从南京大屠杀全局来看，一个人一个人也许只是很小的一点。但是，他们所作的证言、日记，不管是哪一个，都能成为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的证据。当时蔑视、蹂躏中国人的日本兵的残忍行为由此浮现了出来。我相信把封闭着的记忆的“点”和“点”联接起来，能从加害者的角度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复原出来。
说出来的“南京战”的实况
访问参加过“南京战”、以后又继续留在南京的原士兵们，取得证言，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三年。
1937年7月7日，由日本军挑起，以大规模的夜间演习为契机，爆发了卢沟桥事件，当时被称作“支那事变”。 在日本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地动员部队，召集现役兵、预备兵，以及后备兵。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赶紧听取他们的证言，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超过八十岁的老爷爷了。
攻进南京的部队有九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约20万人。大多数部队在南京沦陷时扫荡了南京城内和郊外，集中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市民，包括妇女儿童在内，进行集体屠杀。其中第16师团在南京沦陷之后，也继续进行了扫荡。遇见男性便带走杀害。至下次作战离开南京为止，以警戒为名长时间驻留城内外的是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三重县）和步兵第38联队（奈良县）。
2000年11月初，我们去了一直因为太远而敬而远之的三重县南部调查。到三重县与和歌山县交界处，花了不少时间。从早上7点30分驱车从大阪出发，在国道25号线、伊势高速车道、42号线上奔驶。到目的地花了整整四个半小时。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和歌山县的新宫。我们想，也许通过吉野的山中下行更好吧，于是快速地穿过山路。
临近山顶，前方突然开阔了起来，眼下是一片蔚蓝的海洋，到处翻起白浪。啊，真漂亮，让人感动。如果不是调查而是旅游，那就可以一直眺望这美景，但此刻却涌起了凄苦的心情。
车子开进了带着乡土味的渔村。驶入狭窄弯曲的小道，向路过的人询问要找的老人的家：“对不起，这个人的家在哪儿？”回答说隔着马路是不同的村庄，所以不知道。只能重看地图，再次驱车。寻找要访问的家庭已经有百家以上的经历，到底是习惯了，不久就找到了。三人下了车：“是这一家吧？”“以前做过生意的，是那家吧。”窃窃私语了一会儿，最后确认门牌，就是那家。
“主人在家吗？”叫了几声，没有回答。大多数老人耳朵不好使，大声说也听不见。“你好！”总算听见了，从起居室露出了老人的脸。说了访问的目的，他痛快地让我们进了屋。“现在没有人要听战争的事。儿子也不想听。”他仿佛等着我们的来访似的，就说了起来。“今天真走运。”我们高兴极了。
他叫川中洁一，83岁。日中战争的前一年即1936年，作为自愿兵加入了步兵33联队。迟早要被征召入伍的，还不如自己加入，为国贡献，对当时的青年来说是很自然的。他被分配到了第三机关枪中队。
“支那事变”（全面侵华战争）一开始，1937年8月，日本下达第五次动员令后，他从大阪港出发，在中国大沽港上陆。第16师团步兵33联队一直在华北各地村庄扫荡，不断战斗。因为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日本军在上海停滞不前，所以11月中旬第16师团也参加了上海攻击战。以下是川中的叙述。
“从天津上船时，以为是回内地（指日本。??译者注）了吧。当时的目的地当然是秘密，谁都不知道。船在扬子江溯江而上，才知道。因为河水逐渐变红，有人说是扬子江。从白茆口在敌前登陆，因为敌人退往南京，所以向常熟、无锡进发。我在紫金山负了伤，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在宽敞的道路上看到有很多中国败兵很快通过。后来听说在下关处决了俘虏。我12月末出院，食物是靠当地‘征发’，‘征发’女人的时候二三人结伙去。因为去民居时常受败兵袭击，所以必须有人放风。感到情况无碍时，才去‘征发’女人。”我们听取了他在南京滞留时的生活情况，又听了后来的战斗经历，才结束了谈话。
接着，我们前往约在六公里之外的渔村，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边道路行驶。天气晴朗，景色特别美丽。民居围着小港呈钵状形地覆盖在斜坡上。前一天我打了电话，对方由于耳背，我说的话他似乎都没有听见。他叫三木本一平，87岁。可以听见在家中大声说着话。幸好，总算在家。因为电话中大部分都没听清，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大声地叫了一声：“你好！三木本老伯。”三木本除了耳背以外身体都很健康，老人家边说话边出现在了门口。当年他由第五次动员令而从预备役被征召到33联队的2大队。这个人的证言也很可怕。
他说：“在句容，部队长说，强盗、强奸、放火、杀人，什么都可以干。有姑娘时部队长的情绪就好。军官们自己抱着女孩，部下强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实际情况我说不出口。南京的女孩很漂亮，‘征发’女孩时男人们谁都想去。士兵因为年轻，都很急，六个人想强奸一个女孩。把女孩拉出屋，父母跟出来磕头求救。女孩害怕得瑟瑟发抖，三人摁着女孩就干了，最后女孩口吐泡沫。男人谁都干了。召集的士兵多数都有妻子，忍不住与女人睡觉的强烈欲望。”三木本毫无顾忌地说起强奸的话。难道是男的就都可以强奸么？对被害者的恐惧与屈辱之完全没有感觉，从战前一直到现在这个老人似乎都是这样感觉的，但今天，记录证言是首要目的，怀着这样的复杂心情，我们继续询问。
通过听取对原士兵们的证言，从记录的许多事例中，可以了解到在南京城内驻扎时间最长的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38联队，在南京城周围驻扎时间最长的第20联队、第9联队以及第9师团步兵第36联队等的活动和生活，强奸、掠夺、集体屠杀等残虐事件同时也得以明了。今天，我们拼命地寻找记录，争取取得更多的事例，努力地对这些事例进行检证和分析。
通过当天的调查，我们得到了有关在南京参与强奸的（日本）原士兵的两件记录，心中充满了紧张与充实感。这时候虽然感到疲劳，但畅快的满足感与疲劳感混在一起，我们要做的只能是一往无前。
为了取得证言，穿街走巷，我们一行一家一家地访问原士兵。工作的余暇，拿着照相机、录像机在关西一带的市镇村落走访。既有得到可以证明历史事实的决定性的证言的“好日子”，也有要访问的老人不在家，或已经死亡，接连扑空的“无情的日子”。
加害的一方，原日本兵都已经高龄。留下的时间已经很少。我想再有一二年，调查也就不得不终止了。
忌讳与“武勇传”之间
今年，已跨入了2002年。从开始追寻参加过“南京战”的原士兵以来，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为了得到有关攻击南京的原日本兵的任何消息，1997年我们开设了南京大屠杀情报热线。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以来已经六十周年。在中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受害者，仍然在向子孙们讲述日本军带给他们的悲惨的体验，听着这些的年轻一代，决不会忘记父母、祖父母那一辈经历过的残酷的对待。为了留下受害者的记录，我们每年去南京三次，访问受到日本军侵害的老人的家庭。他们应我们的要求的回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那样记忆犹新。对于被侵略的中国民众来说，这是使他们要想遗忘都无法遗忘的经历，是民族的耻辱。
把南京大屠杀作为已经过去的事从记忆中抹去，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有意回避面对自己亲手导致的侵略战争，这就是加害者日本方面的做法。
这些加害方的原日本兵的多数，对南京有着特别的神经过敏的倾向。这几年，“否定、缩小南京大屠杀”的势力，与试图把日本军事化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其势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些年来通过编写教科书，对教育界、媒体的影响力增强。在战友会、军人抚恤金方面的报纸上，不断有否定“过去的战争给予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诸国残酷的侵害”的文章。在经历过战争的老人中，谈论侵略战争和加害事实被视为忌讳。老人们把嘴封起来，不再说以往“杀死几个敌人”、“中国什么都有，都可以拿”等杀人、掠夺的自得的话，今天谈战争的事实已经不再可能。尽管如此，老人们对我们为了解战争的情况而来访，仍表示高兴。日本的家庭与邻近地区的社会，因为人们的生活忙，交流已变少，对老人来说令他们舒坦的地方也少了，倾听他们谈话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
被访者讲，他们加入了现役军队，第一次是在 “满洲”（中国东北）进行艰苦的新兵教育，在严寒中演习。“支那事变”开始后在“北支”进行扫荡战，和新兵的刺杀训练。“新兵被命令刺杀，就拿起刺刀去刺。但，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去死的。”说起当时的事，记忆就鲜明地浮现出来。原士兵们表情丰富地说起了栩栩如生的事。
他们那年从中国大连南下，在上海附近加入了“南京战”，类似“与北支（华北）不同，中支（华中）是抗日最激烈的地方，别留下男人”等的命令不断地下达。杀死中国人在日本部队中是官兵们的共识，逃得慢的农民被屠杀，房子被焚烧。因此，涌入南京的日军后继部队，由于先遣部队的糟蹋，一宿也睡不成，一餐也吃不好。当然食粮等大行李（参照第二章军队用语解说）跟不上快速前进的步兵，步兵部队便以“当地征发”为名，抢夺粮食。在寻找粮食的同时，“征发”姑娘，对女人施暴，部队还专设“放火班”，到处放火。
如上所述，也有向我们提供“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的赤裸裸的证言的老人。但是一说到南京的话题时，刚才还侃侃而谈当年的勇武和辛苦的情况的人，也只肯谈“征发”食物和捕杀家畜的事情，而被问到“‘征发’时有没有找姑娘”时，则会说“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听说有去抓的部队吧？”突然间可能的亲身经历变成了“传闻”。再更深一步提问时，大多数老人都陷入了沉默，而以“嗯，忘记了”这一类的老一套话来搪塞我们。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多老人在问到南京的场面时都突然地遗忘了。
忘记南京的事情的，不只是军队里级别比较高的人。可以这么说，65年前参加“南京战”，而现在健在的人最小也85岁了，1937年时的下士官、校尉官年龄就更大了，生存率是极其低的。现在仍活着的，都是现役和预备役的征召兵，也就是说在“南京战”时是一等兵、上等兵。近90岁的以伍长、军曹担任分队长的健在者已经很稀少了。
“南京健忘综合症”
这是步兵第33联队第3大队的一个中队的小队长的事情。“南京战”时他刚从军官学校出来，是第一次亲身经历实战的年轻人。我们从中队的战友会的名册中看到了此人，于是访问了他位于大阪的家。他1911年出生，“南京战”时为少尉小队长，“南京战”后的1938年为中队长。
他说：“下了紫金山，通过太平门（的前面）是第6中队。我们出了下关。俘虏被关在下关的仓库群里，中国兵的尸体什么的完全没有看到。俘虏没有被处理。”
“很多人都说用步枪、机关枪扫射了在扬子江附近逃跑的败兵。你的中队怎样？”对我的这一提问，他这样说：“进了下关，没人用枪射击。南京屠杀是不可想像的。”他只是说：“有避难区（难民区），有留在南京的人。这其中有中国兵。”话题集中在预备干部时代学费的筹措和考试的辛苦，以及33联队在莱特岛（Leyte，菲律宾）全军覆灭的事。当话题转回南京时，又回答“记不清了”。然而，在这个小队长之下接受命令的町田义成（第三章部第一节）却具体地作证说：“进入带有红十字标志的避难区，所有的男人后，把他们撵至河沟边用机关枪扫射”，“在下关，对逃往扬子江的中国人用机关枪不停地射击。”
一位1916年出生的步兵第38联队第1大队的原士兵，“南京战”时从现役兵参加战争，在中队指挥班。1940年为了在军队出人头地自愿当了宪兵（军事警察）。这个人也不但不说南京的事，反而全面地否定南京大屠杀。
“我们从和平门入城，逮捕了四五个败兵，监视了起来。士兵和城里的人都往城外逃跑，城内什么人也没有。我们没有去过下关，也没有看见支那人的尸体。第二天回到了叫高什么的地方（指高楼门。??译者注）驻扎。没有什么南京大屠杀。”
而同一中队的冈崎茂（第三章部第一节）却说：“我们占领了和平门后，从门外举着军旗的支那兵1千人左右排成四列入城。我们抓住了这些支那兵，把俘虏装上卡车，送到下关，四列一排，开枪杀死了”，“在南京砍了五个人的头。”同一中队的人，竟然会有这样完全相反的证言。但如果读了第三章里刊载的具体证言，就可以知道谁是谁非，谁说的是真实的“南京战”的情况。
记忆如此清晰的老人们，仅仅把南京的部分遗忘了，让人难以想像，觉得不可思议的可笑。但是，对于想弄清历史事实的我们来说，对于闭口不谈最重要事实的那些原士兵的态度，却想笑也笑不出来。我们朋友中间称这种现象为“南京健忘综合症”。
对参加“南京战”的原士兵的调查是从1997年末开始的，已经四年多了。我们成立了南京调查小组、听取调查班，带着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军队的资料，走访老人的家庭。
我们在三重县全域驱车走访住在这里的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所属的原士兵。他们在南京陷落以后在城内外扫荡、担任城内警卫、与南京大屠杀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又在三重县全县和福井县追寻从光华门入城在城内扫荡杀害俘虏的第9师团第36联队的原士兵，又在奈良县寻找同样与杀害中国人关系密切的第38联队，在岐阜县寻找警备武定门的第3师团步兵第68联队。后来又对散布在近畿各县的第16师团、第9师团的辎重兵、野炮兵、工兵、骑兵等联队的原士兵进行了调查。就这样走了相当广阔的地区，究竟走了多少路自己现在也不知道。
得到的珍贵的证言，全部记录在录像带、照片、磁带上。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我们把这些资料收集在一起。四年间走访的原士兵人数总计超过了250人，留下了150人的有关南京的证言记录。我们在中国南京，也同走访日本原士兵一样，走访了中国被害人，制成了一百四十人的档案。
从四年的调查看，可以得出“确实有过南京大屠杀”的结论。
本书收载了102人的证言，几乎都是当时的实录。因为他们提供了日记和当时的书信，所以这些事实都是有据可查的。另外，同一中队、小队同伴的证言内容一致，可以判断为客观的事实。而且，我们得到了提供核心证言的人同意公开的“协力同意书”的署名。虽然得到了他们以真名登载的允诺，但考虑到如果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的话，会受到卑劣的恫吓，为了保护真心诚意提供证言的原士兵们的安全，我们只能遗憾地决定使用假名。
我们平常工作日上班，几乎每周的星期六或星期天都去近畿周围记录证言。有时还没有完全整理好资料，又出门开始了下一次的调查，所以在本职工作与调查以外什么事都无法着手。
即使好不容易找到要去访问的人家，原士兵们却已一个个地相继去世了。我们想，哪怕多记录一个人的证言也好，于是根据资料做成名册，拼命地一个接着一个访问，完全是与时间在竞争，这四年每天很忙碌但也可以说很充实。听取的证言，都是可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决定性的证据，也有与被害者的证言内容相吻合的证言。今后的课题正等待着我们。现在似乎刚越过一座被自己拥抱着的困难大山似的，伸展一下自己的身背，又朦胧地看到了迎面的一座大山。我们预感到前面似乎有什么惊人的东西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于是心跳加快了，甚至听到了咚咚的响声。
来源: 松冈环编辑《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文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