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从广东出差回来，二十五日在家休息一天，二十六日一早，就坐上了去青岛的火车－－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小野寺先生、高桥融先生、森田太三先生和另外几位律师定于那天到青岛，我赶去和他们会合，继续我的采访。
突然发现他们每次来中国都是周五，问了一下一直在义务给他们做翻译的朱女士，她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们总是这样安排他们来中国的行程：周五早来中国，利用一个整天两个半天在中国工作，周日下午返回日本（这次因为在北京要参加一个会，他们的行程延长了两天）。朱女士介绍说，在周一至周四的时间里，他们在代理别的案子，用那些案子的收入，来维持这些诉讼的庞大支出。
中午下了火车，租了一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流亭机场，正好赶上迎他们下飞机。然后就和小野寺先生继续乘着那辆出租车，驱车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高密刘连仁家－－小野寺先生提出要亲自来给刘连仁扫墓，把初审胜诉的消息告诉泉下的他。事先，朱女士遵小野寺的嘱咐，在青岛给他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许多人是从莫言的《红高粱》中知道高密这个地方的。在莫言的笔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活得肆意汪洋、任性天然。当日寇踏进他们的家乡的时候，这些手持着大刀长矛的农民吹着娶亲的锁呐上了战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漫山遍野的红高粱。但今天我眼里的高密农民温顺而安静，庄稼收了，地里没了营生，人就在村头闲站着，汽车从他们身边驰过，引来几许好奇的目光。
刘连仁一家早就知道小野寺要来的消息了，我们刚进村口，远远地就看到一所红砖小院前站满了人。刘连仁高大的儿子把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介绍给小野寺，用浓重的高密话说：这是俺娘。老太太满头白发，身子还硬朗，小野寺通过翻译对她说：很遗憾没能早些来，没能见刘连仁最后一面。老太太却只是沉默着，听不明白一样看着他。我不由得为她着急，再看小野寺先生，似乎也有几分尴尬。
在屋里沉默地坐了几分钟，有人提议到院里坐，于是又转移到院里。小野寺刚要坐下，老太太冷不丁地抓住他的手，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俺的亲人啊。”一边说着泪水就顺着皱纹纵横的面孔源源而下。小野寺愣住了，随后，仍然抓着老太太的手，弯下腰，稍稍仰起头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地看着老太太哭泣的面孔。在那一刻里，院里的人都不说话，只看着他们一个哭，另一个默默注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老太太饱经风霜的面孔，令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按年龄算，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也应该是这个岁数了）？
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就再没说过什么，而小野寺却没了当初的尴尬，继续在翻译的帮助下向老太太介绍着情况。其间刘连仁的儿子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委托书和一盒印泥，抓起母亲的一个手指在印泥里按了一下，然后按在委托书上。我们大家都被他逗笑了，只有老太太没笑，仍然看着小野寺，而小野寺则在她的注视下低下头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面巾纸，拿起老太太刚刚按过指印的手指，帮她把上面残留的红印泥细细地擦了去。
刘连仁的坟墓离村庄有一里许，听说是县里的特批，墓地比旁边的坟墓要大。没有墓碑，只有一道青砖矮墙，围着一堆黄土。听刘的儿子介绍说，有人捐了一块好几吨的花冈石碑，因为太大，一直还没运过来。心里竟有些微微的遗憾，觉得那块巨碑其实不必。刘连仁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正因为他的普通，他一生的经历和他的斗争才更有普遍的意义。
小野寺把那束白玫瑰献在刘连仁墓前，在墓前双手合十长久地默哀。后来，有人问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他说，他脑子里总晃动着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时刘的样子。那时候他曾经对刘连仁说，总有一天，他会把胜诉的消息带给他，但今天胜诉了，却已是天人永隔音讯难通了。
从刘连仁家出来，我们又在暮色中摸到另一个村，当年，这个村也有一个农民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到日本，后来和刘连仁一起从煤矿上逃出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很快就被当地的日本军警抓了回去，还被打坏了一条腿。如今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我们进院时，仍然在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在收拾院里晾晒的玉米。小野寺详细地向他询问当年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再三，一边问一边在带来的大本子上记。天迅速地黑了下来，他仍然摸黑写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可能是老人的孙女不声不响地跑到屋里，打开了挂在窗口的电灯。
当我们从老人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没吃晚饭，马不停蹄地往青岛赶，因为第二天，我们将在那儿和一些受害者以及受害者遗属见面。
二十七日，在青岛，在一次由中国学者和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及遗属以及日本律师团参加的见面会上，我见到了几位中国战争受害者。对他们的采访，极大地改变了我原来的担心和歧见。
当年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四万之巨，实际人数还要多。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回到了家乡，但过去的的创伤远远没有痊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生活在由此造成的贫困、伤病和政治的歧视中，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和过另一种生活的机会，终生挣扎在贫穷和愚昧里。岁月流逝，许多人已经辞别人世，活着的，也已经是风烛残年，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频率一批批在人世间消失。在会上，就有参加过劳工情况调查的学者说，头一年统计的数字，第二年再落实时就消失了一大半。早有日本律师介绍说，日本政府和当年的加害企业，考虑到自然规律，所以对受害者赔偿问题也多怀了几分侥幸心理，希望再坚持几年，人死光了，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也正因如此，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希望能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情况开展抢救性的调查取证。但因为资金、因为人力，更因为有许多复杂的考虑，有关方面至今仍不见动静，任凭那些脆弱的生命负冤死去。
当握住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子安那粗糙的大手时，我的心里一动。面前的老人，慈眉善目，眉眼或神情里，不知哪儿总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父亲。甚至，他们早年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同长在山东胶东地区，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投身到反抗侵略的战斗。但命运在那以后开始分叉：我的父亲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而王子安老人则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俘，随后被强送到日本做了劳工。如果相似的遭遇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今天我会在哪里？
王子安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文革时流行的人造革提包，把手全坏了，包着黑布，用粗大的针脚密密麻麻缝着。说话的时候，声音不急不徐，微微笑着，带几分窘迫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但那温厚的讲述中，总有些东西让人动容。其中一处，是谈到在日本做劳工时受到的苦时，他突然把话题一转，和善的目光看定了坐在他对面的几个日本人，说：战争，给日本也带来多少苦啊。那时候你们国家实行配给制，哪有什么吃的？在我干活的那个地方，你们的老百姓吃什么呀？土豆和南瓜煮煮就是饭。我正在记录，听到这几句话时，突然有点绷不住：这就是中国人啊，这就是中国人仁爱宽厚的胸怀。那个时候，他自己吃的什么？可他还记得日本人受的苦。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顺和气的老人，数年间，却一直自费到处联络着当年生死与共的受害者，准备和日本政府打一场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结束的战争。他仍然用那种平静的声音说：我和他们几个商量，这官司可能打不赢，我们还打不打？商量的结果是：打得赢也打，打不赢也打。语气仍然平和，字字掷地有声。一语即出，全场气氛为之一震。
来自河北的农妇王小扶是另外一种风格。她不是劳工，她是劳工的女儿，但她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当年，日本兵到她家掠她父亲时候，她才五岁。五岁的孩子看到有人要绑了父亲走，哭喊着扑过去，一个日本士兵端起刺刀对着她就捅过去，在她肚子上留下一个伤疤。也许童年时的这段经历，造就了王小扶刚烈不屈的个性。十年前，一听说有人和日本政府打索赔官司，王小扶就激动起来。当劳工的父亲没等到这一天已经死了，可留在她肚子上的那个伤疤似乎从来没有痊愈。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起诉，她只知道，那笔债，一定要让日本政府给个说法。从那时候起，整整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中国有那么多懂得诉讼的人，没人指点过她，中国有那么多有权势的人，没人帮助过她。甚至，因为她四处串连，当地还限制过她的活动自由。但有着这种精神的人是没有人能限制得了的。十年间，这位农村妇女在乡间的小路上奔走呼号，用她的激情、她的勇气、她的至死咽不下这口气的硬骨头。这次到青岛，她带来了年轻的女儿。她说如果她死了，就让女儿代替她继续努力。那戴着眼镜的女儿，可能是顾虑到在座的有日本人，因此当王小扶说话的时候，她一次次去扯母亲的衣袖，提醒她要注意分寸。最后一次，女儿用的力气大了些，王小扶竟一把把她的手打开了，用很大的声音说：“别管我！不取得胜利，我死不罢休！”
十年中，她前后找过的人有三千多个，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三千这个数字把日本律师吓住了，他们用怀疑的口气再三问：“三千？”“三千！”王小扶一次次用肯定的口吻答。日本律师看着她窃窃私语，小野寺先生仍然用怀疑的口吻问：“你找到的劳工，记下名字了吗？”王小扶朗声答道：“我自己印了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他们本人，另一份找了他们的村上盖上印，全在我这儿保存着。”说着就把厚厚一叠表拿出来。日本律师这一回信了，同时发出了惊叹，在他们注视这位农妇的目光里，我看到由衷的敬意。
最近，王小扶终于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中国律师，并且和她联络到一起的受害劳工集体向河北高院提起了起诉。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在国内提起的第一起状告日本加害企业的诉讼。诉状去年递了上去，河北高院收下了，到现在还没消息。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和日本律师谈到了这几位受害者。我说：以前，我有种担心，总怕这些受害者因为一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机会受教育和见识更多的东西，会表现得不够好。可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令我自豪。日本律师频频点头，并且告诉我说，在他们这几年的工作中，这样的受害者他们还见过许多。“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愚公移山。”他们这样说。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象王子安和王小扶一样表现出应有的骨气，贫困和愚昧，原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也就有了我后来这次永难忘记的、充满了耻辱的采访，采访的地点在北京，采访的对象是我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代理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女律师。
她代理的慰安妇案今年五月已经败诉，她又代理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她这次来北京，一是约见来自山西的一位小学教师，请他陪同几位受害者赴东京出庭做证，二是在一次中日两国共同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汇报慰安妇案的进展情况。她在北京一共呆一天半，热心的翻译朱女士硬在她紧张的行程中安排了一个晚上接受我的采访。
我到北京时她的飞机还没落地，朱女士建议我不妨等到这位女律师共进晚餐。可在此前青岛的两天里，我一直和日本律师们一起吃饭，而且全部是他们付费，这种情况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因此，一到北京，我就坚决拒绝了共同进餐的邀请。
晚饭在旁边的小餐馆里吃了一盘水饺。刚吃完饭，朱女士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到了。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于是约定等她们吃过饭后在宾馆她的房间见。
我在房间里等朱女士的电话，一边等一边思考着一会儿将要进行的采访。对这次采访，我早就渴望已久，原因是早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向我描画过这位女律师的形象。
她是一位法官的女儿，当她大学毕业参加律考时，日本女人当律师还是很稀罕的事。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一共有三名女性，考官对她说：女人应该回家操持家务生孩子，把律师的位子腾出来让给男人做。她没作声，回过头却把这位考官的这番话向报纸捅了出来，结果引起日本女性上街抗议，闹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告诉我这件事的朱女士说，她在日本的旧报纸上找到这件事时，不由得大为吃惊，因为看她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竟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青岛，一次饭桌上，我好奇地问那几位日本律师：在日本，如果一个女人比丈夫收入多的话，家里是谁干家务？我的问题引得他们哈哈大笑。小野寺就告诉了我她的故事。小野寺说，因为她能干，因而收入很多，而她同为律师的丈夫，却喜欢打高尔夫、喝酒、下棋，玩的时候比工作的时候更多，因此收入远远不如她。但家里的家务，几乎全由她一人承包，有时候出差多了，还会引来一起生活的婆婆的训斥。不过，小野寺先生话题一转说，即使在日本，象她一样的女性也越来越少了，她的丈夫也公开承认，他幸运，讨到了一个好太太。
此外，我接触过的中国律师和学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向我谈过她，一再对我说：你认识一下她吧，她是值得你认识的。
现在真有机会认识她了，但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想来想去，决定放弃准备采访题纲的办法，让这个晚上，变成两个女人之间随意的漫谈。
九点过，我接到朱女士的电话，来到她的房间。朱女士开的门，她身后，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白晰、穿着一件棉毛衫、大约五十几岁的女人正忙着收拾行装。一看我进去，立刻转过身来，一边鞠着九十度的躬，一边用温柔的声音问候着。我知道，这就是她了，她和我想象的一样。
我刚刚坐下，心直口快的朱女士就用汉语告诉了我她们共进晚餐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位小学教师是这位女律师请到北京来的，因为她的当事人都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对这事了解比较多而且又有些文化的，就是这位教师了，因此，许多事情，需要他协助进行。朱女士告诉我，今天见了面，刚一坐下，小学教师就对这位女律师说：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我的行李也被人偷走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是把身份证押在宾馆出来的。于是她说：好吧，明天我把钱给你。然后进入正题，她向他介绍即将开始的二审情况，请他再度陪同她的当事人赴日本做证，当然和以前一样，所有费用由她来出。小学教师听了，第一个反映是：那你还得多给我点儿钱。她们老了，出门得买药带着。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笑微微地坐在那儿，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开始。我看着她，想开口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
和我说话的时候，她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很随意的样子。那姿态，象极了山东胶东地区的农家妇女，感觉真是亲切。但看她现在的样子，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是个律师。
朱女士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是女性，因为担任着慰安妇诉讼律师团的团长，因为天性认真，她做这份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做得很累。只是，她不是个喜欢诉说的人，不知道我能不能从她那儿问出什么。感谢她的提醒，于是，我把当晚的交谈主题，定在她和受害者的关系上。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做为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律师，代理中国受害慰安妇与本国政府打官司，我相信，当您开始工作的时候，您和您的当事人之间一定有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我想，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您和您的当事人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过程。那么，经过五六年的诉讼，您觉得您和她们沟通了吗？互相了解了吗？如果沟通了了解了，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还没有，您觉得原因何在？
我的问题令她沉思了许久，后来，当她回答我的时候，朱女士还没翻译她的话就先自己评价了一句：“她回答得还真的挺坦率。”
她是这样回答的：“我做为一个日本律师，之所以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一，是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我应该做；二，我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长期的发展－－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很难得到她们（指中国曾经做过慰安妇的战争受害者）的理解。比如，我们觉得这场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钱，而当事人，对于钱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她是从九五年开始接触到中国慰安妇事件的。九六年代理几名受害者正式提起了诉讼，诉讼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她找到的受害者在山西，而她当时，还没到山西去过，调查取证的工作是委托中国律师协助进行的。她说，那时候，她只觉得这事应该和值得去做，但只有九八年去过山西以后，她才真正理解了自己这番奋斗的意义。
几年间她一直要求到山西，但有关方面和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都不同意她去。理由有许多，但她觉得自己的理由是任何理由都无法反驳的：我是律师，我应该到案发地和我的当事人家里看看。
九八年，她不顾一切阻挠，几乎是强硬地闯去了山西。
这次山西之行使她了解了她以前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也使她彻底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之所在。
她脸上含着微笑对我说：现在想来，当时真可笑。因为决心要去山西见当事人，因此从日本出发时，就想该买点儿什么礼物带着。想到当事人都是女性，她选择了最具女性色彩的礼物：当时日本新出的带各种香味的香皂。她还没说完我就明白了：“那地方根本没水。”“对。”她苦笑着回答我：“没水，连吃的水都没有，我却带去了香皂，你想想有多可笑。”
一路的艰辛自不必说：她们从太原下火车，租了一辆汽车开往目的地。山路上几乎没办法行车，许多时候要步行。半路车还坏了，因此坐车的时间不如推车的时间多。但她坚持前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看到那地方的时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她神情凝重地答：“当时的感觉，真恨不得把法官揪了来，让他亲眼看看这地方，看看生活在这地方的人。”
她说，来到那儿，她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日本侵略军罪行是多么的深重。“你想想，人生活在那儿，连吃的都没有，如果家里有一个女儿，就是人生唯一的欢乐了。可这唯一的女儿，还被日本士兵掠了去，遭受轮奸。一个人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
她的几位当事人，当年遭受的痛苦都不堪回首：如花儿般含苞待放的姑娘，最大的不满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被日本侵略者掠去后，几天的功夫，就在惨无人道的蹂躏中下体溃烂、全身浮肿。她们都是后来被家里人拿钱托人赎出来的，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自己行走，要么被家里用萝筐抬回，要么象床旧棉被搭在驴背上驮回。也许可以把这段时间当成一场恶梦，但这种恶梦永远不会醒来。她说：她的当事人就此被毁掉了。她们一生被过去的梦厣纠缠，却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而且，从此后，她们觉得自己活着都成了一种罪过，一生怀着有罪和自觉肮脏的心理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甚至连她们自己的儿女都不知道她们的痛苦，只是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疯。
她说，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先人做下的如此肮脏和丑恶的事情，她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谢罪。
当天，因为车坏了，她们住在当事人家的窑洞里。她比划了一下，告诉我窑洞里的炕比宾馆的床稍大，那天，一张炕上睡了五个人，而炕的一侧，还躺了一个瘫痪病人。说到这儿时，她脸上掠过孩子讨了便宜一般得意的神情：“不许我去，可我不光去了，还在那儿住下了。”
面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的时候，同情和怜悯肯定不是最好的反映，但却是一种基于正常人性的最本能的反映，那个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她表现出来了。
她说：“面对看到的那种情况，明明知道拿钱不是好办法，但是，我们只有把能拿的钱拿出来。”
我想，她的错误就是这么犯下的。
简言之，自从她第一次把手伸进自己口袋后，她就不得不一次次把手再度伸进去，哪怕她已经衣袋空空。
这些情况，大部分是我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她是个说话很委婉的人，涉及的又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尽管我问，她却出言谨慎，不肯明白地告诉我。她只是说：她们对钱有很大的期待。
倒是一直坐在一旁陪着我们的一位日本年轻律师忍耐不住，接过了我的问题：“我们觉得，打这个官司，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当年日本人犯下的罪行，重要的是把事实披露出来，即使不能胜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她们只想要钱。她们总给我们提这方面的要求，从钱到各种礼物。”他还举自己的例子：“我在日本是个普通的律师，自从参加这个律师团以来，已经自己支出了二百万日元，可他们还是不断地要。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地请当事人到日本去，我们很希望中国有企业能提供一点资金支持，但至今没人响应。”
我很尴尬，脸上发热。我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受害者本人会比他们的亲属好一些？
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事实上，张口最多的，是他们的亲属、女儿、儿子、亲戚朋友、村里干部或者当地的小头头。
我又问：在受害者中间，有没有表现得比较好的？
他俩互相看了看，这位日本女律师说：其中有一位＊＊＊，我们觉得很好。
我倍受鼓舞，赶快问：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哪些地方让你们觉得好？
没想到，我的问题把他俩一起难住了，面面相觑地看着，许久没回答。
朱女士说：看样子也差不多，不然也不会让他们这么为难。
后来，那位年轻的男律师回答我说：我们觉得，她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我们的想法。
我不再问了，不敢问了。我沉默一阵，轻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同胞感到遗憾。但是，也请你们谅解他们吧。你们刚才说的想法，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而一生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是很难把这种追求放在生存需要之前的。
他俩赶快鞠躬，对自己刚才的话表示道歉，并说：今天是因为你问，所以说的消极的方面比较多。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中国遇到了不少不顾自身利益而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奋斗的人，比如－－他们示意正在为他们翻译的朱女士－－我们和她已经成了好朋友。另外，经过这些年的诉讼，这些当事人也在不断地进步。
我很难责怪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当事人。事实上，能把自己当年的屈辱公诸于众，能到日本社会上去披露这些事实，已经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想想诉讼过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将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苛求她们饿着肚子去表现气节？她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母亲。做为一个母亲，她们没能给她们的子女带来金钱、尊严和起码的温饱，如今，当年加害者的同胞找上门来，说要帮她们讨还公道，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信任吗？如果是想利用她们怎么办？官司打不赢，他们当然是拍拍屁股走了，而她们除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些丢人的事还能剩下什么？
从来没人为她们的长远利益考虑过，那么，她们抓住眼前利益又有什么错？
我看二战时的资料，当德国战败时，高傲的日尔曼女人有时竟为了能有一个温暖的夜晚而随便和占领军士兵上床。人到了那种窘迫的境地时，生命都顾不上，廉耻能坚持多久呢？
真正可恶的是另外一些脑满肠肥却欲豁难平的人。
朱女士告诉我，当年这些受害者受这位女律师邀请第一次要走出国门到日本出庭做证的时候，为她们办理出国手续的某官员竟然对她们说：要不是我帮忙，你们没办法出国。我们签个合同吧：我帮你们办出国手续，等你们胜诉了，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我。
朱女士说：连这种钱，他都要挣！而我，只能无语。
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承认慰安妇的事实，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是一种连禽兽都不如，世上所有的人都不齿的行为。后来，实在抵赖不过，又狡辩说那是当时的色情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再后来，由政府发布的征召慰安妇的文件被发现了，再也无法抵赖了，于是从日本民间征集了一部分慈善金，说用这部分钱来慰问当年的慰安妇。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当即义正辞严发表声明拒绝，韩国企业则站出来，宣布他们出资资助本国的慰安妇受害者。
我问：当时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表态了吗？
朱女士说：嗨，根本没中国慰安妇的事儿，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把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放在眼里！
我得承认，听到这句话，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对日本政府的气愤已经被另外一种担心盖过了：如果当时这笔慰问金里真的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相信，这些受害者，即使她们再需要这笔钱，但在周围人的劝说下也会放弃－－她们已经被毁掉的个性使她们即使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但是中国会有人象韩国企业一样出面说：不要他们的脏钱，我们来帮助你们！中国企业家们，有人会这样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