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案九五年提起起诉，经过五年漫长的诉讼，今年五月初审败诉，而且，是一个“最坏的败诉”（这位女律师语）－－法院连基本事实都没认定，甚至，都没给这些积一生的勇气、付出可能丧失名誉的代价准备走上法庭的慰安妇受害者们一个在庭上说话的机会。

五年中，这位日本女律师多次把几名受害者请去日本。为了交流，为了让她们能理解诉讼的意义，当然，也为了节省开支，每次受害者去了，她不安排她们住宾馆，而是租一套公寓，自己，或者请日本的志愿者们和她们同住，如女儿般照料她们的起居，刻意营造一种家庭的气氛。同时，组织日本各届人士集会，鼓励她们当众讲出自己当年受过的苦难，一方面，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道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让她们一生的痛苦有个渲泄的机会。她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这些受害者眼界不断地开阔，开始理解诉讼的意义。同时，另外一个以前没想到的变化是：因为郁积了一生的耻辱和痛苦终于当众说了出来，这些受害者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人开始变得开朗。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很温暖，我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女人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入微的、充满人性的关怀。

尽管从开始提起诉讼就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胜诉，可败诉判决下达时，她还是心情非常糟糕。“关键不在于败诉，关键在于一个最坏的败诉。”她斤斤计较最坏的三个字，也许，她觉得，作为一个律师，得了一个最坏的败诉，从而给以后此类诉讼提供了一个最坏的判例，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失职。

可是，一国的政治，哪儿是一个律师－－哪怕她是再能干的律师所能改变的？

朱女士告诉我，败诉后，这位女律师一直心情不好。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结果告诉她的委托人？

其实，照我想来，既然提起诉讼时已经知道必定要败诉，面对委托人的问题也一定早有准备。但是，五年的诉讼改变了她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她们不再单纯是委托者和受委托者，五年中的互相理解和体谅，使她们之间建立了某种不是亲情的亲情。当她面对败诉的结果感到没办法向委托人交待的时候，我想，她一定对委托人的失望、愤怒和无可奈何感同身受。

她要亲自来中国，到山西，把败诉的消息当面告诉受害者，向她们表示她的歉意并分担她们的痛苦。

事先通过电话和信件，先把败诉的消息告诉了当地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然后她赶到了山西。

“她们听到这个消息什么反映呢？”我非常担心地问。

“她们非常非常气愤。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原来不被人知道的耻辱都公诸于世了，法庭居然不认定事实。”

我为这些受害者的反映高兴。是的，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没得到她们当初预期的金钱的补偿，她们愤怒，不是为没得到钱，而是法庭不承认事实。

日本政治教育了这些受害者。我相信，她们从此会更努力地参与诉讼，首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事实。

就在这次去山西时，她又和这些受害者签定了上诉委托合同，尽管，她和委托人都知道，再上诉，还是会败诉。

不仅如此，今年，他们又代理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了诉讼。明明知道会失败，还是一如既往。中国儒家文化中有句话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们要让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知道这句话。

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细细地聊着，不知不觉夜已深了。朱女士提醒我，她今天刚来，明天还约了那位教师一早谈话。我该告辞了，但还觉得有许多话想说。

我说：这几年，您真不容易，打这样一个官司，不光有金钱的付出，还有国内政治的压力，另外－－心灵的疲惫。

心灵的疲惫这几个字还没翻完，她和那位年轻律师不约而同地长长地啊了一声。是那种从胸腔里发出的声音，仿佛多少郁闷、多少苦恼、多少辛劳，都在这一声啊中渲泄了出来。

朱女士说：你把她说中了。

我又说：以前已经很不容易，但可能，您还要有另一种准备：经历那么多的付出，最终还是败诉，可能还要面对当事人的责备。

她对这句话却不认同。

“即使最终败诉，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意义，我们让那么多的日本人知道了事实真相。如果全体日本人都知道了事实真相，我们就胜利了。我们要为此努力。”

第二天，在中日两国法律界和学术界共同举办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我又一次遇到了她，这一次，让我认识了她身上的另一面。

第二天，在芦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缩纪念馆，我参加了由中日双方法律界学术界共同参加的“战争遗留问题中日学者研讨会”，会议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日本与会人员介绍各个诉讼案的进展情况，中国方面发表和战争遗留问题有关的学术论文。

第一天，整整一天会场的气氛都很沉闷。所有的发言都事先发了文字材料，再听发言者照本宣科，便觉得几分倦怠。正在想在这儿坐一天值不值的时候，一位日本律师在自由讨论时的发言，一下子使整个会场激动起来。

这位日本律师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京都律师团团长。后来朱女士告诉我，他是个老日共，其实对战争的态度经常比中国人还激进。但是，那一天，坐在那儿听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发言的时候，某些字句触动了他作为日本人的某根神经。

这位中国学者的发言中有如下一些文字：当年那些侵华日军士兵，尽管他们在家时可能是善良的工人、农民，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手上沾上了中国人民的血，他们就变成了杀人的恶魔（大概这意思）。

这位律师说：当年侵华日本士兵有二百多万，如果这样看他们，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呢？要知道他们也是受害的，他们是受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骗。他还举自己为例：我也是受着军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如果不是长大后自己学习，也许我到今天还是个军国主义者。所以，真正犯罪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大多数士兵是受了骗，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中国方面五十几岁的学者发言。他态度温和地同意了这位律师的话。

他的话还没完，刚才那位发言的年轻学者就说开了，语气非常激烈：

我同意要建立统一阵线，但说到战争责任，却不能用因为统一阵线而不提。当然从某个角度，那些士兵也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和中国人民的受害不同。他们还同时是加害者。受害，并不能掩饰他们加害的事实。再则，我们不能让个人承担历史的责任。难道日本侵略的责任，东条英机一个人就能承担的了吗？那个时候，你们日本全国民众一致支持对外扩张，难道这些用一个受害就可以避过不提吗？对于那场战争，日本人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他刚说完，另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又把话筒接过去，他的语气比较缓和，但观点同样尖锐。他明确提出日本全体国民应该反思自己的战争责任，并且大声地说：现在看，这种反思，比追究某个小集团和某个个人更重要。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反思，与其从宽，不如从严！

我坐在那儿，勉强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心里充满着骄傲。这些年轻的学人，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真是出色。唯一的遗憾，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提醒别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应该对本民族反思吗？

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议题是那位日本女律师报告慰安妇案的情况。主持会议的小野寺先生宣布讨论结束，那位京都律师团长却示意他还有话要说。不知道是不是担心会冲突起来，小野寺不给他发言的机会，便准备把时间交给那位女律师，这时候，这位京都律师一下子把话筒抢了过去。

全场人，特别是中国人都一下子抬起头来，准备迎接一场挑战。

但是，他的发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刚才诸位的发言，特别是年轻人的发言都是很上品的发言。受害者是不同，有受害和加害之分。这些年轻人都是很优秀的，而年纪大的则比较圆滑。”

说完这句话，他便象闯了祸的老顽童，脸上浮着得意的笑容，几乎是一蹦一跳地去了洗手间，而我，也在这一瞬间喜欢上了他。

接下来便是这位女律师发言。

她一打开话筒便把讲稿丢开了，语气激动、有力，和昨天晚上温婉的语调判若两人。我想，她做为一个职业律师出现时一定就是这样子。

刚才那位律师是她的前辈，在日本，辈份的观念是很强的，而她开始便把矛头对准了他。

“我现在讲的和某某先生无关，我只讲我对刚才大家争论问题的观点。当年二百多万侵华日军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杀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强奸过中国女性。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当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恶魔。我们日本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每天会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在纳粹时期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日本人也要这样问问自己！”

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位日本女性赢得了我彻底的、完全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