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忻怡，197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业余时间从事创作，发表10余万字作品。2004年出版《“野人”刘连仁》。

第一章

坦率说，去南京是因为李秀英。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踩着清晨第一抹阳光，我来到了南京。在火车上这十几个小时，正好给了我充分的时间来思考。李秀英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健谈吗？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再提起往事她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呢？她能接受我这些沉重的话题吗？能接受我比较尖锐的提问吗？

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让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思绪也像行进中的列车，时缓时急。

下火车了，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南京五月的早晨，是这样的明亮。

南京，你早！

走在南京城里，我放慢脚步，一座座高楼大厦正展示着这个城市的朝气。古城墙上爬满绿色，生机盎然。古重的历史与现代文明，竟是如此相得益彰。

我想起作家叶兆言写过的文章：“南京是一本最好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个城市，就是在回忆中国的历史。”

“走在南京的大街上，仿佛走在历史浓密的树荫下，到处都是故事，到处都是遗迹。历史留给南京的遗产实在太丰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说：中国古老的都市，也并不是只有南京这一座，但是真正像南京城那样历经沧桑，发生过那样强烈的变化，那样值得后人怀旧的城市却不多。想明白也好，想不明白也好，南京人没办法回避怀旧的情绪。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一扇我们回首历史的窗户。

看完这些文字，我在想，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创伤越重，人们对她的历史越难忘，从而更能去思考和平、生命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要以生命为代价，以创伤为背景来感受这个问题呢？南京这座历史古城，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那段日子里，30多万同胞的鲜血承载了日本侵略者的兽性，那些能够存活到现在的幸存者，他们多年来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公元2004年5月4日上午九点多，我，一个现代年轻女性，从山东来到南京，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将要开始一场跨越历史跨越时空的交流。

我循着地址来到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东村81号404室。这是一座普通的楼房，外表看起来有些陈旧。我轻轻敲响门，仿佛看到历史厚重的大门要向我敞开。

门开了，一个中年男子探出身子，他戒备的眼神让我以为走错了地方。我问：“请问这是李秀英家吗？”他听到这句话，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连脸部的线条也松弛了。他说：“是的。”他的声音洪亮，话语利索。让我不由得把他与山东大汉联系在一起。

他把我让进屋。在饭桌前，我见到了自己敬慕已久的女人??从各种资料上了解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她看到我笑了，笑得像刚出生的孩子，毫无戒备，充满欢欣。

桌上摆着用过的餐具，显然他们刚吃过饭。刚才开门的是她的三儿子陆永庆，他搀扶着她来到客厅坐好。她有九个子女，他们出钱专门抽调老三来照顾她。她的前半辈子受了太多的苦，遭了太多的罪。此时的她，精神还是很好的。她的腿不能用力，身子完全倚靠在儿子身上。

岁月不饶人呢！时间将一位曾经大难不死的年轻妈妈催成了处处要人照顾、连走路都要仰仗儿子的老人。她的三儿子也是50多岁的人了。她们母子还能这样依偎在一起多久？李秀英还能像现在这样享受生活多久？没有人知道。

想到以前采访的战争受害者，他们年迈的身体，蹒跚的步履，苍桑的容面，无不令我暗暗心酸。

这是两间普通的居民房，是她租来的，只有38平方米，屋里没有太多摆设，反而显得宽绰了许多。

屋里唯一显眼的是一张大床，床单是素色的碎花棉布，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紧靠大床的是一张单人床，那是儿子陆永庆睡觉的地方，也是为了便于照顾老人才这样安排的。大床正上方是一张郓城县地图。“叶落归根”，李秀英不忘自己的故乡，那个在中国地图上不会出现的小山村，却让她终生魂牵梦绕。

她的床头柜边有两根铁棍，即使我去过她家几次，也一直不明所以。与老人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二女儿陆玲告诉我们，九十年代，她与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问母亲，把这个铁东西摆在这地方干嘛？老人说，什么事情都要做好，防备着。这是准备用来打鬼子的，他们来了我就揍他们。

当陆玲把这些原话一字不漏地转述给我时，我的眼前顿时模糊起来！

我告诉李秀英老人，我是第一次来南京。她问我：“我们说的话你能听懂吗？”我说：“能。”

“我们这边是南京老城，他们住的那边外地人多，这里真正的南京人讲话，你们听不懂。说起来叽呱叽呱的。”她风趣地说着，说得她自己也笑了起来。脸上虽然已经痊愈但仍隐约可见的伤疤，好像也在陪着她一起笑。

她能拥有这样幸福的今天，是她生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是她拥有儿女们的孝顺，是她自己的福气。而纵观众多受害者，她们都能如她一样拥有如此明朗的笑容吗？

我说，现在幸存者的数量越来越少。我给她念了一段文字：1938年3月底，即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城里约有23.5万余人侥幸生存下来。但据1997年的不完全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击者与受害者尚有2630余人，到2004年，剩下不足1000人了。

李秀英听得非常认真。等我念完，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都老了、死了……”她说的很慢，声音很低。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

为了缓和气氛，我转过身，与陆永庆拉起了家常。我询问了他的年龄。从外表看，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李秀英转过头，面向我，目光有些调皮地看着我，问：“你看我今年多大了？”看到老人的情绪有所好转，我立即说：“不是88岁了吗？”这是我看资料时了解到的。她立即纠正说：“是86岁，88是虚岁。”

“哦。”我表示我搞明白了。这时，陆永庆到厨房洗碗去了。我问李秀英，当时您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日本兵呢？

她刚刚还温和的眼神变得仇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恨嘛！你说日本人该恨不该恨，你侵略中国干什么吗？我们只有一水之隔，日本的祖先也是我们中国人，不是秦始皇要长生不老药吗，（派去的人）到了那边采药就没回来。以后就有了日本。”

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用一个神话传说讲明了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是应该和平相处的两家人。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好多人没有明白呢？！

看到今天的她，肤色白皙，虽然有一副北方女人的宽膀，但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怎么会与70年前那个与三个日本兵反抗、身中37刀的刚烈女子联系在一起呢？

我问她，您18岁时，个子有多高？她说：个子蛮高的。就是瘦，不胖。我12岁的时候人家都说我是大人了。我又问：体重多少？她将目光调向远处，想了一会儿，说，那个我就不记得了。她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

李秀英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知会不会引起那些叫嚣‘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肆意歪曲历史的人的羞愧。饱受残害，有着惨痛经历的一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而加害者现在却信口雌黄，篡改历史。

李秀英那时刚刚怀孕7个月，她还没来得及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便永远地失去了那个孩子。

我说：“您当时跟日本人拼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吗？”

她说：“那个时候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孩子？我那时候什么也不管了。”她的情绪有些激动。

回答虽然是意料中的，但我不由地说：“那是您的第一个孩子啊！”

说到这里，她的眼圈红了。作为一个母亲，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夭折，然而，她是一个传统女性，她从小受到的就是一生只能和丈夫一人接触的教育。贞操比生命更重要。所以，没有比强奸更不能让人容忍的事情了。更何况是日本鬼子！

李秀英要维护的是一个女人的贞节。她什么都顾不得了。

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说：“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67岁了。”言语间充满遗憾和愧疚。

我们交流的三个多小时，她吸了五、六支烟。当她全心全意抽烟、回首往事时，我只能陪着她，默默地与岁月对话。

她的儿子说，母亲一般一天吸一包烟，三年自然灾害时，一天7、8根，一般吸南京最便宜的，到九十年代，家庭生活稍好点了，就吸好一点的。他一个月给母亲批发四条烟，有质量好的也有质量差的。现在，她基本上是点上香烟任其自燃，当成一项消磨时间的营生了。每次都是直到烟烧着手了，她才如梦初醒。到日本参加活动时，她经常自己带着烟。女儿陆玲告诉我们，母亲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公共场所从来不抽烟。

7月份，正逢我的爱人休假，他和我一起两赴南京，当时，正是南京最热的天气。再见李秀英，她的精神已经不如第一次了。我们分别在上午和次日下午、晚上去过她家，她的情绪就像生物钟，天气闷热的时候，情绪就差一点，有时处于低迷状态，说话最多能保持10分钟的清晰思维。上午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在看电视，手上的一支烟刚刚抽完。晚上过去的时候，她刚刚洗过澡，看上去特别精神，居然和我们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好像一点也没觉得累。我们起身告辞时，已是晚上9点多，而李秀英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

陆永庆告诉我，母亲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起床，下午十二点半到三点半睡觉，晚上看电视到十一、二点，开着电视基本上是形同摆设，她的心思并不在那上面。一天保持10几个小时的睡眠，是她多年的习惯了。

虽是南京最热的天气，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李秀英总是穿着长裤子。我不便直接问她，是她的女儿陆玲为我揭开了这个谜。那是因为她腿上有伤，而且伤痕是圆的，软软的，还有的凹进去，形如小坑。自年轻时，她一直穿着长裤，从没有穿过裙子或短裤。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李秀英来说，即使是酷暑，即使是在家中，她也不想将双腿裸露在外。这并不完全是爱美之心。她是觉得自己腿上有伤，为了避免一次次看到那些伤痕，为了避免自己伤心伤神，她决定用长裤来遮掩历史给自己留下的伤疤。

李秀英至今不愿意照镜子，不可否认的是，她是一个美丽端庄大方的女人，是那场灾难使她的生活和人生变了样，使她放弃了女人所应该拥有的爱好。

面对这样一个善良、诚恳、童真的老人，有谁还忍心再去伤害她？

第二章

“我爱人11月份离开南京的时候，我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到十一月底，没有走的外国人就成立了一个难民区，就是国际安全区。我爱人就讲，你跟父亲两个人上安全区等着吧，等平静了我再来接你们。到了安全区，我们住的是五台山小学，外国小孩儿上这学校，我们到那儿避难，在地下室避难，到了19号的早上，我们吃过早饭日本兵就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老人说到这儿，我非常不礼貌地打断了她的话。

“来干什么？！”老人显然很惊诧我这样问，不由得反问我一句。她瞪大了眼，声音提高了，情绪有些激动，烟灰也被老人陡然提高的声音搞得猝不及防，“噗噗”抖落在地上。

她的思绪又被带回历史中去……

“他们是来抓我们女人的，听老人讲过在上海路一间楼房里，只看见女人被他们拖进去就没见再走出来，有时还听见哭声，很凄惨的。那时候我年纪轻，看见日本兵见了女人就拽。我心想不好，我不如死了，死了还清白些。当时我怀孕了，又年轻，才19岁嘛，我就一头撞墙，就昏过去了。他们以为我死了就拽着几个女人走了。等他们走之后，旁边的人又是曲腿又是掐人中才把我弄醒了。”李秀英收回远去的思绪，平静地看着我。

我注视着她，随着她的思绪，一次次将历史的场景铺开，她有着怎样的勇气，以死来结束自己和孩子宝贵的生命，以两条人命的终止来与命运抗争。我收拢自己越扯越远的视线，说：“李奶奶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李秀英掐灭烟蒂，说：“我心里就想，你说死吧，又死不了，上吊又没有地方拴绳子，那时候要死都死不成。但是后来我就想开了，我想反正我是预备死的，我是要死的人，我想日本人也是吃饭的，也是父母生的，他们不能不怕死吧？他们要是再来我就跟他拼。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还赚一个呢！”

“到了傍晚，我们房间已经暗下来了，就听到外头日本兵踩水泥地的声音，进来三个鬼子兵，其中他们两个把小孩儿老人推到一边，拽两个女的就往外头拖，女人就拽着门，拽着窗户哭喊，哭喊也不行，还往外头拖，剩下一个日本兵在里头走来走去，我就看他身上挂着一个刺刀，这个日本兵把里面的人统统轰到外面，轰到外面他就要动我的手了。因为我们那时穿的是旗袍，整天都是穿的好好的也不敢脱，睡觉就把被子一盖就是睡觉了，他过来把被子一揭看我是女的衣服都穿得好好的就要动手，因为床矮他弯下腰刺刀把手就冲着我了，我一拽就拽出来，拽出来时鬼子抓着我的手，我一个翻身就起来了，起来我就靠着墙，背后靠墙可以不要防备，只要对付面前的敌人就行了。我就背靠墙，他一看刺刀在我手上吓坏了，我的另一只手就抓住他的领子，他的个子没有我的高，我就开始咬他，他也不敢松手，就叽哩呱啦地叫，那两个日本兵听到后就放了被抓的两个妇女，拔了刺刀咚咚咚地跑过来，一边一个朝我腿上戳，我就拿这个日本兵做挡箭牌，用尽我全身的力气甩他，鬼子一看我有这么大的劲就朝我脸上戳，你看我眼睛上鼻子上嘴巴上脸上，这都是疤啊，不是皱纹，一刀一刀都是伤。”

“嘴角的两道疤是最深的，还有一个坑。而且里面都是开着的，现在碰重了还疼，脸上就有十八刀，还没把我眼睛给挑出来，腿上也有十八刀，最后一刀戳在我肚子上，（当场）把我给戳昏过去了。”说到这儿，李秀英愣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暗中捏把汗，屋子里静静的，只听见一声声的蝉鸣。同样是母亲，我知道她下面要说的是什么，更清楚下面的话带给她的是什么。

“一刺刀戳在我肚子上，一阵巨痛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个小孩子就死在这个刀口上。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到了当晚快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我流产了……小孩儿死掉了！"

李秀英说完这些，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她不看任何人。我注视了她好久，发现她根本不是在看某一个东西，她的目光深邃幽远，她陷入了自己的思绪，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这些，是李秀英面对任何人，面对任何镜头，都会诉说的她九死一生的殊死搏斗。对她而言，这段经历所带来的痛苦，与她的一生如影相随。

我们无法复原当时的激烈场面，但听她的诉说，仍然可以感受到那次用生命作注的凄美的搏斗带给她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追随李秀英的人生经历，走进她的人生，走进她的生活，走进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李家有女

1919年春，秦淮河的水欢快地流淌，树木吐出新芽。春天，是一个给人希望的季节。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脚步匆匆，脸上带着昼夜兼程的疲惫，却掩饰不住喜庆的气息。到家了，到家了！他的心中强烈地回响着一个声音。

他一把推开位于南京市管家桥的家，一院子的尿布正迎风招展，一股混合着孩子尿味和奶味的气息扑面而来。他贪婪地大口呼吸着。他，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这个家的顶梁柱，李松山。

1919年2月24日，随着女儿的呱呱落地，李松山发现自己的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

他没顾上洗把脸，疼爱地抱过自己的女儿，浑身洋溢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和自豪。他刚进家门，胡子拉碴，扎在女儿娇柔的小脸蛋上，把她惹醒了。女儿不情愿地睁开双眼，瞪大眼睛打量着这个“陌生人”。突然，她抿抿小嘴，朝着父亲笑了笑，便若无其事地又睡了。

李松山抱着她转了几个圈才肯放下。他心想，有了女儿，自己的工作也应该稳定下来，别再让母女俩担心受怕了。更何况世道不好，再继续走南闯北已不合适，不如就在近处找一个活儿，维持生计，安心照护她们娘俩。

李松山凭着自己过硬的功夫，在南京很快找到了工作，他到南京市警署当了一名维护治安的地方警察。

李松山的老家是山东省郓城县李家庄，距梁山泊四十里路。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方圆十几里的村民基本上都习武，一来防身，二来可以挣口饭吃。李松山二十几岁的时候，老家一带闹群匪，贫民百姓无法生活。李松山便辞别父母，只身外出自谋生路。他的第一站是天津，他生性豪爽，结交了不少朋友。

到天津，他在造币厂当了一名工人。在工厂，他好打抱不平，每逢有坏人找工友的碴，他总爱出面帮一把。时间一长，他成了工友们贴心的“大哥”。后来，一个朋友推荐他到镖局，这更让他的一身武艺有了广阔的施展天地。

在南京押镖的时候，他通过朋友，认识了温婉美丽的汤小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久，他们喜结连理。

李秀英是他们的大女儿。在给女儿起名字时，李松山也是煞费脑筋。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也颇有见解。女儿长得秀气俏丽，他更希望女儿出落得英姿飒爽，才不至于在这荒乱世道受人欺负。几经思考和斟酌，他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秀英”。

从李秀英懂事起，她就记得，父亲疼爱孩子，但不溺爱。他总教育她要正直，刚强。李秀英也陆陆续续从父亲的教诲中了解了他的经历。她从父亲身上禀承最多的是责任。父亲每次出门前都要叮嘱她，在家好好帮妈妈做事。

李秀英的妈妈李汤氏，是一个温和贤慧的女人，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里洗洗浆浆，照顾3个幼小的孩子。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她的身子骨越来越瘦弱。

那天，她洗衣服时看到二儿子穿过的一件上衣，手一抖，衣服落在水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她湿漉漉的脸庞。她的孩子，永远地离她而去了呀！儿子得病离开人世时，她搂着他瘦小的身躯，无语无泪。儿是娘的心头肉。她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身体本来就弱的她，经此一劫，此时更是弱不禁风。

“妈妈，我来帮您洗衣服吧！”李秀英蹦蹦跳跳地来到母亲眼前。李汤氏擦干脸上的泪，抬起头，笑着说：“妈妈自己来就行了，你玩会儿去吧。”她尽力呵护着女儿无忧无虑的天性，努力使她远离贫困、苦难和动荡。

李秀英家住清凉山山坡上，家里没有钱供她去学校读书，她只有在家附近的一个私塾里，学习《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李秀英和小伙伴一起拾石子玩。两个无拘无束的小女孩，怀着好奇的心，来观察和认识个这世界的一切，即使是一块小石头也能激发她们玩的兴趣。不知不觉，日落西山，李秀英才意识到时间太晚了。她向家中跑去。

她一进家门，便听到母亲在柔声地唱摇篮曲。堂屋里，母亲脚下踏着父亲自己动手做的摇篮，哼着歌儿，让弟弟妹妹早点入睡。手里一边还忙着搓洗衣服。母亲的歌声和搓洗声有节奏地一唱一和。

李秀英听到母亲的歌声，幸福地笑了，但在刹那间她又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这瞬间的感觉交替使年幼的她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她责怪自己没有早点回来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事，而是一直在外面贪恋玩乐。

李秀英低着头不敢看母亲，只怯怯地唤了声：“妈妈。”

李汤氏停了手中的活，说：“放学了。你先看着弟弟妹妹，我去做饭。”她没有责备女儿。孩子正是天真无邪、活泼好玩的年龄呵。

母亲的宽容、乐观给了她很深的影响。

吃过晚饭，母亲洗衣服去了。李秀英叠好弟弟妹妹的尿布，准备上床睡觉，身边是已经睡熟的弟弟妹妹。她同大弟弟李振声相差三岁，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男孩得病死了。当她单独同弟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年幼的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代理母亲。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李秀英快乐地成长着，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一天妈妈会离自己而去，没有想到少年丧母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孩子的成长视而不见却日新月异。不知不觉，李秀英迎来了13岁生日。2月24日那天，母亲早早地起来为她做了满满一碗长寿面。尽管只是一碗地瓜面条搀杂着几根菜根，但李秀英仍然吃得有滋有味，甚至是狼吞虎咽。母亲在一边看着她，目光里充满了疼爱，她一辈子也忘不了。

李秀英望着母亲臃肿的身体，知道妈妈又要为自己添一个弟弟或妹妹了。她暗暗发誓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妈妈要生小孩了。”李秀英迫切地想知道这个孩子是弟弟还是妹妹。时间不长，她听大人们说是个男孩子。她想进屋去看看妈妈，可被人阻止了。她乖乖地站在屋外等。很快，她从大人担忧的神色中觉察到了某种异常。她不顾其他人的阻挡，飞快地跑进屋里。她看到妈妈好像用尽了平生的力气，虚弱得仅存一息呼吸。她哭了，咬紧嘴唇。妈妈艰难地朝她笑了笑，便虚脱地昏过去。

一个星期后，李汤氏闭上了美丽而善良的双眼。李秀英知道，妈妈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自己。她扑到妈妈身上，“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她没有妈妈了！

李秀英接过家庭的重担，照顾父亲和弟弟妹妹。这个接力棒过早的从母亲的手中传到她的手中，而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命运太无常！

最可怜的还是最小的弟弟，他出生一个星期就没了妈妈。可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面。没过多久，小弟弟也夭折了。

不到一个月，如此短的时间内，李秀英失去了两位亲人。李秀英的欢声笑语也被她们带走了。她整天沉默寡言，一张小脸写满成年人的惆怅。

父亲每天早出晚归，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和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李秀英身上。她不会烧菜，就跑到隔壁去问别人，这个菜怎么烧，那个菜怎么做。

她需要学习的事情太多了。做衣服、缝鞋子、洗衣服、烧火、做饭、种菜。手上不知烫了多少水泡，那都是做饭时留下的；手上不知被扎过多少次，那都是缝鞋子时针锥留下的。小手整天泡在水里，被水泡得发白，手指也变粗实了，指关节变大了。她的手，完完全全像一个地道的持家过日子的妇女的手了。

这种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已经超出了她的负载。她只有偷偷地哭，偷偷地想妈妈。她不敢让父亲看到，父亲工作很辛苦，每个月挣那点钱，一家人只能很拮据地过日子。为了生活，李秀英学会了精打细算。

李秀英的苦闷无处倾诉。对门二伯伯家开着小卖部，二伯伯和经常聚集在那儿的老顾客都吸烟。去的次数多了，李秀英忍不住问二伯伯为什么吸烟。二伯伯慈爱地看着她说：“这是习惯也是享受，它可以使人忘记烦恼。”他清楚，自她母亲去世后，这个侄女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她心中有着太多的烦恼。

母亲走了，掏空了她的心。很长一段时间，她有愁不知找谁解忧，有苦不知对谁诉说。听了二伯伯的话，此时的李秀英好像找到了一份寄托。每当有心事的时候，李秀英就吸口烟。开始是吸着玩，后来就习上了，并且吸得很凶，有时一天一包。

有一天夜里，李秀英又想起妈妈。空荡荡的夜里，只听她自语道：“妈妈，秀英心里有好多好多话要对您说，您快回来吧。”说完，便抽抽噎噎地哭起来。这一切，刚好被下班回来的李松山看到。他心情复杂地走进屋来，心疼地叫了一声：“秀英。”李秀英扑到父亲怀里大哭起来。

第二天傍晚，李松山带着两个穿着打扮很考究的人来到自己家。他给秀英介绍说他们是自己的朋友，夫妻俩想收养最小的妹妹。李秀英大声地说：不！李松山劝慰她说，这个朋友家境很好，以前就和他说过要收养一个女孩，他没答应。现在，妈妈不在了，你自己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妹妹到了他家肯定比在咱家享福。咱们这么做都是为妹妹好。

父亲语气坚决，李秀英知道，父亲一旦决定的事，不会再改变主意。她哭着点点头。小妹妹还不懂事，被她们抱在怀里，还朝着秀英笑。李秀英摸摸她的小脸蛋，握握她的小手，拽拽她的衣服，抻抻她的裤角，他们要把妹妹带到哪里去？此时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李秀英多想时间过得慢些，再慢些。

这一别，就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日子了。这一别，已是她永远的牵挂。

李秀英目送他们走出很远很远。巷子里空荡荡的，夕阳将她孤单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多年以后，李秀英还经常和女儿陆玲说起这段往事，每次都忍不住老泪纵横。

那个晚上，李秀英吸了整整一包烟。她知道，从此，她要和父亲、弟弟振声三个人相依为命了。

她十几岁的时候，得知距家不远的地方，基督教会开设了一所免费学校??培育小学。她想去读书，便和父亲商量。开明的李松山听了，很支持女儿去。他想，女儿读了书，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

李秀英因为有在私塾读过书的底子，便直接升入三年级。和邻家女孩沈文俊成了同学。沈文俊比李秀英大两岁，在李秀英眼里，她就像亲姐姐一样，教会她很多东西。沈文俊的父母都是职员，她还有一个弟弟，他们一家全都信奉基督教。李秀英和沈文俊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玩耍，跳绳，踢毽子。两个小女孩结下了纯真的友谊。

李秀英在学校里如果碰到什么困难和麻烦，肯定去找沈文俊商量。每到星期天，她就随沈文俊一家一起去做礼拜。那个时候，李秀英可以暂时排遣内心的孤独。

她在赞美诗的唱颂中，仿佛看到了母亲，看到了母亲所讲的童话世界里的真善美。李秀英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

在做礼拜的日子里，李秀英发现有些东西东方和西方是相通的，譬如友爱，譬如慈善。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李秀英一家迁居到峨眉岭，她转到汉西门小学求读。沈文俊毕业后则升入了六合中学。从那以后，她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秀英住进鼓楼医院。

面对新环境，李秀英一切都要重新来，重新去适应。她烟吸得更厉害了，几乎是一天一包，浓浓的心事交融于缭绕的烟雾里，怎么也化解不开。

有时，李秀英看到父亲练武一招一式都虎虎生风，很是羡慕，便向父亲表达了习武的强烈愿望。可李松山的一句话，斩断了女儿的梦想。他说，你的性格太刚烈，不适宜学武。他知道自己女儿的脾气，好打抱不平。作为父亲，他不想让女儿的人生多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冒险。但，他也传授给女儿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之术和防身之道。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流水一样。转眼到了李秀英该考虑婚嫁的年龄了，她有了少女的心事。她个子长得高大，又是持家好手，早就有邻居慕名前来提亲，可她不能轻易答应下来，她还有弟弟。

每到这个时候，她都特别想念妈妈，可母亲已经不能再听她说心里话了。

她只有慢慢地自己咀嚼生活，咀嚼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炮火中的新婚

1911年11月22日，陆浩然出生在天津，他自幼聪慧好学，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后，又在镇江培训了两三个月，之后便顺利进入川沙县政府供职。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陆浩然一位在南京的朋友，和李松山也是朋友，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对他们双方的情况都很了解。他便热心地给双方牵线搭桥。1936年10月，在上海清凉山公园的庙里，李秀英和陆浩然见面认识了。

陆浩然一看到李秀英，就知道这是一位被生活历练出来的女子，举手投足间有一股豪气。和他以往所见到的女子不同，她是一个大气的女子。从那一刻起，他喜爱上了她。

1937年3月上旬，一个充满希冀的季节，一个生命全新的日子。燃烧的红烛照亮了一对新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李秀英和陆浩然结为夫妻，从这一刻起，他们就要相伴一生了。婚礼非常简朴，但这丝毫不影响一对新人的喜庆心情。夫妻就意味着同心同德，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结婚后，李松山仍居住在南京，陆浩然、李秀英夫妇携弟弟李振声搬到了江苏省川沙县的新居。从家到单位，陆浩然只需要五分钟的路程。除星期天外，每天早晨八点左右李秀英会准时送丈夫出门上班。小两口觉得，生活是舒适的。

李秀英清晰地记得，川沙县城河流很多，是一个从西边走到东边只需要十几分钟的小镇。街道非常狭小，在家附近有一所天主教堂。这是川沙县当时最高的建筑物。有时候，李秀英把家里收拾妥当了，便会出去走走，采购物品，看看风景，听听流水声，享受生活赐予的安宁和幸福。

如果要大宗购物的话，李秀英一般都是去上海。她生在南京，听不太懂上海当地的方言。每次去购物，总是三五好友相邀一同前往。

大多数时间，李秀英都呆在家里。日子是充实而快乐的。每天送丈夫上班后，剩下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她便看书读报。她最喜欢看《福尔摩斯》等一些侦探小说，其中好多情节让她着迷。遇到不认识的字，她会查字典，问丈夫，请教别人。她甚至能整段整段背诵书中经典的对话。

一天，陆浩然拿回一些报纸和专业书籍，跟她说，让她好好学习一些无线电基础知识，过段时间参加培训后就可以到电信部门上班了。

李秀英听了丈夫的话，开心地笑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她最喜欢像社会上的职业女性那样，每天上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下班后做做家务，看看孩子，空闲时间出去散散步，听听音乐。生活多有情趣啊！

她盼望着那一天早日到来！前程是那样的诱人，李秀英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着。

但，世事难料。

八月初的一天，陆浩然拿回一份报纸，报纸已经被折捏得皱巴巴的，没有了生气，显然是阅读的人很气愤，几经揉搓伸展才变成这个样子的。他心情沉重，脸色苍白。李秀英急忙去倒了杯水，端给他，轻声问发生了什么事？她知道，丈夫是个非常敦厚宽容的人，在单位从来没和领导同事闹过别扭。

陆浩然闷闷地说：“日本鬼子要攻打上海了！”说着，他把报纸往桌子上重重地一拍，杯子里溅出的水花打湿了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大字。报纸痛苦地呻吟着。

李秀英的心一沉。从七七事变，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到如今，李秀英从丈夫那里知道了不少战事。她恨日本侵略者，好好的邻邦不做，居然打到别人家里去了。看到李秀英气愤的样子，陆浩然反过头来安慰她，再等等，看看战局怎么样吧，兴许国民政府军能扭转乾坤。

8月13日，李秀英正在家里看书，突然听到飞机从上空呼啸而过的巨大声响，她跑到院子里，没有几秒钟，她看到了上海北部附近位置遭到轰炸，火光冲天，尘土飞扬，一股股浓烟，裹挟着飘向很远很远。后来李秀英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

战争搞得人心惶惶。大家都在谈论战争，生活的主题已经围绕战争而展开。白天，李秀英看到飞机穿过川沙县上空飞向上海，晚上，她听从教堂阁楼下来的人说，看到了高昌庙遭受轰炸的情景。她还听说轰炸上海的日军飞机是从日军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最可怕的是，飞机轰炸完返回的途中，把剩余的子弹一路走一路撒，随时都会炸到川沙县的房顶上。

随时可以看见的轰炸机，随时可以听见的轰炸声，随处可以见到的弹痕和残迹，都让人感到十分恐惧。

那段非常时期，陆浩然经常加班，家里只剩下李秀英和弟弟两个人，他们常常被随时而至的爆炸声惊醒。十几岁的振声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恐，经常跑到姐姐房间。李秀英壮大胆子，安抚弟弟不要怕。看着他睡下后，她常常面对着漫无边际的黑夜，一夜无眠……

这种日子持续了几天，陆浩然回家告诉李秀英，县政府让他们在发生战争突发事件时就自行逃避。夫妻俩一商量，决定三个人一起到乡下去避难。

他们到达乡下后，才知道那里的情形也非常糟糕。乡村特有的宁静早已被战火席卷一空，人们照样处在水深火热的动荡之中，他们有时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中弹身亡。那儿没有吃的，蚊虫非常多，根本不能正常生活。两三天后，李秀英和丈夫、弟弟又一起回到自己的家。

回家后，李秀英夫妇悲哀地发现，自己的家已经不能再呆了。日本军队连日轰炸上海。家，已被炸毁。

他们决定到南京父亲家避难。陆浩然回到政府坚守岗位，李秀英姐弟二人和丈夫的同事一家，乘小船渡过黄浦江，徒步到上海南站。但那时的上海南站因遭受轰炸已不能使用。他们又乘小船去了上海。到达位于法国租界的上海西站后，已是华灯初上，他们只有借宿在上海市内丈夫同事的亲戚家。

十几岁的李振声特别懂事，他很想替姐姐分担些生活的苦难。于是便自告奋勇和那位同事的弟弟去买火车票。车站发售一次票，5分钟左右就卖光，并且规定一个人只能买两张。他们两个人从夜里排队，眼巴巴地排了好几次，天快亮时才把票买全。

下午5点左右，火车从上海西站出发。因为躲避日本战机的轰炸，火车在苏州停留了很长时间，并且途中只要听到飞机的声音就停车。这样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到南京已经是早上6点左右了。

走下车，李秀英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她抬头看看明亮的天空，再转身看看刚刚走下的列车，那是一列连窗户都没有的运家畜的闷罐车。她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李秀英老人在递交给日本法庭的陈述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详细地回忆了这段避难之旅。他们到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段伤心往事。他们不是旅游，不是观光，而像被撵的兔子一样，东躲西藏，从一个地方，仓皇地逃向另一个地方。

这段辗转的经历，任何修饰都是苍白的。面对这样的经历，只有记录，翔实的记录，才是最好的方式。

这段遭遇，李秀英终生难忘，任何与李秀英有着同样经历和命运的中国人都会对那段历史有刻骨铭心的痛和恐惧。她们在战争面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保全自己的生命。

这段描写是平淡的。在这些平淡的文字背后，像李秀英老人遭遇一样的避难者，都发出了悲哀的呼喊：哪儿是我的家？！

回到南京后，李秀英感到身体非常不舒服，经常软绵绵地没有气力。经大夫诊断，她得知自己已经怀孕了。

怀孕了！李秀英觉得生活的重心一下子转移了，转移到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上。连续几个夜晚，李秀英都在睡梦中笑着醒来，她甚至还和他说过悄悄话。屋外一望无际黑压压的夜，在她看来也是美的。

可惜的是，李秀英无法在第一时间通知丈夫。他特别喜爱孩子，想要个他们俩共同的孩子，如果他知道自己怀孕了，他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呢！可是现在，李秀英连丈夫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1937年11月13日，日军以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上海。在川沙县的陆浩然感到时局危急，想到远在南京的妻子，他内心焦虑不安。交通受阻，通讯中断，战争几乎破坏了人们的一切。11月末，他接到政府的撤退命令后，便出发去了南京。

陆浩然从上海乘船到南通，换乘小船到镇江，再由镇江徒步到达南京。到达南京后，他感觉南京好像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好多人，使南京城一下子拥挤起来，这些人当中，有来南京避难的，也有从南京往外逃的。

陆浩然看到这个形势，经过客观的分析后，他感到南京也很危险。他决定带上妻子流亡汉口。

当时的南京三面已被日军包围。唯一逃难的出路只有长江边的下关码头，几十万中国军民拥挤在那里，争相上船。

连续几天，陆浩然都早早地来到码头上寻找上船的机会，但每天总有一批批比他早到的人在那里等待着。迫于形势，他们一家四口全都来到码头岸边，准备一有船来，无论如何都要挤上去。陆浩然双手搀扶着妻子，保护着她，不敢有半点闪失。

密密麻麻的人群拥挤在一起。每来一艘船，大家像疯了一样，争先恐后地往前涌去。即使有的人被挤到了江水里，有的人被踩倒，还照样往前涌。谁肯放弃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求生的希望啊？！

陆浩然看看妻子，秀英满眼的无奈和心酸。陆浩然把心一横，手一挥，坚决地说：“咱不走了，回家！”

李秀英忧心忡忡地说：“不走，那鬼子来了可怎么办？！”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岳父李松山开口了，他对陆浩然说：“你的个子比较高，相貌又比较威武，要是鬼子进城的话，一定要把你当成军人。他们不会饶了你的。你要想方设法离开南京！”他让陆浩然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城里，一定要走！秀英，他会好好照顾的。

陆浩然看看岳父，又看看妻子，他舍不得丢下妻子一个人，不，现在应该是两个人了。他多么想留在城里，留在妻子身边，陪伴着她，一起迎接小生命的到来。

他们一家团圆这才几天呢，又要分离吗？这可恶的战争！这该死的侵略者！陆浩然感到可悲可怜可叹可气！

他再三斟酌，觉得岳父的话非常有道理。暂时的分离，是为了长久的团圆。他答应他们自己先走。

陆浩然拼命的往前挤着，随即被汹涌的人潮包围着向船上走去。上船后，他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想把她美丽端庄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刻进脑海里。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是此时他的情绪很低落。一家人再次团圆之日，不知道会是哪一天？！

陆浩然一直站在甲板上，挥舞着双手，直到再也看不到妻子的身影，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甲板，折回舱中。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李秀英站在岸边，不停地挥着手。船越走越远……成了一个点……不见了踪迹。她还站在那里，眼前只有江水的咆哮声。

“孤帆远影碧空近，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秀英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很快又被风无情的吹干，不留一丝痕迹。

身中37刀

1937年12月6日，南京市区戒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开始行使职权，“划定以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中山路以西为难民区。”难民区也称安全区，当时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总部设在宁海路5号。12月8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劝南京市民到安全区避难。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司令松井石根指示下属部队，对南京进行分区围剿，侵华日军进行了为期六周的惨绝人寰大屠杀。

朴实的南京人发现，自己最温暖的家最安全的家已经不能继续待了。他们纷纷寻找着可以藏身之处。李松山送走女婿后，也着手安排女儿的安全去处。当时安全区有多处，其中金陵女子大学，是收容女性难民的主要场所。一开始，李松山想把女儿安置在那里。

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形是什么样的呢？据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教授介绍，日军在南京，只要有女性的地方他们都会去实施强暴，当时日本兵很多人都知道金女大，包括东史郎日记里面都有具体记载。当时他们都知道金女大是很多年轻妇女、女大学生避难的地方。夜里经常有日本兵翻着篱笆墙过来，将人拖走、强奸，日本兵称之为摸彩。

李松山听别人说，每天都有日军骚扰金陵女大，他便四处打听什么地方最不引人注目，最安全。几天几夜的侦察和打听，李松山找到五台山小学，这儿看守校门的一个工友是自己的老乡。李松山回家带上女儿李秀英，爷俩直奔五台山小学而去。

据李秀英的二女儿陆玲说，这座小学已于1998年拆掉了，在母亲李秀英的记忆里，这儿附近没有别的大建筑物，从学校往南可以看见一个教堂，在学校旁的马路对面，有一座国民党政府军干部用的二层住宅楼，后来听说日本兵把抓到的女性带到那里实施强奸。真是只见活人被拖、抬进去，不见有人活着出来的魔窟。

李秀英她们住进了五台山小学的地下室，当时里面已经住着20多个妇女，大多数都是山东老乡。地下室像一间仓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没有任何照明设备。白天，光线从两扇取亮用的窗户里透过来，还能看见东西。到了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即使蜡烛有大家也不敢拿出来用，怕透出的光亮被随时出现的日本兵发现。

夜很长，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大家想到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有家不能回，都憋着一肚子气。城市的命运已经与大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了。

大家住进地下室后，都将捎去的米、面凑在一起，交给这个工友。他50多岁，非常谨慎和小心，他的妻子也在地下室避难。黎明前，他将烧好的一锅稀饭端下去分给她们吃，晚上天黑以后，他再烧一锅。尽管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大家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觉得有希望。

地下室外面戒备森严，一群杀人恶魔在六朝古都大泄自己的淫威。地下室里面，大家围在一起，肩靠着肩，背靠着背，一起吃饭，一起为城市默默地祈祷。虽然拥挤，虽然默不作声，但一股亲情在每个人心头萦绕，这份亲情温暖支撑着每个人的心。

虽然住进地下室，但李秀英并不是对外面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那名工友经常到地下室和他们讲述外面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今天哪儿又杀了多少人，哪儿又有妇女遭受侮辱。每当听到这些，大家都沉默不语。凝重的神情里，既有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又有对死难同胞的哀悼。

李秀英自躲进地下室，再也没有出去过。她听那位年长的老乡说过很多有关日本兵杀人强奸之事，觉得日本兵很可怕，他们就是魔鬼，是人类的天敌。

每到晚上，李秀英就陷入深深的孤独中。她总在想：丈夫到哪儿去了？什么时间能回到南京？什么时候一家人才能团聚？

这可怕的战争！李秀英深深地叹口气，轻轻地抚摸着腹中的胎儿，低声说：“小宝贝，外面的世界充满硝烟，充满血腥。你现在还太小，感觉不到。妈妈希望你能早一点感知到这些，这样你才能好好成长。不过你不用怕，有妈妈在！”

孩子此时也显得特别安静，他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好像温柔地回应妈妈：“我不怕，妈妈，你也别怕，有我和你作伴呢！”

有了孩子的陪伴，李秀英眼中的黑夜不再漫长。

尽管场所比较隐蔽，李秀英也未能幸免于难。1937年12月19日，李秀英铭记终生的日子。下午，李秀英躺在床上，想好好睡一觉，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上午她刚刚遭受了一场生与死的变故，心还没有完全平定下来，仍心有余悸。

上午9点多，六、七个日本兵一齐涌到地下室，直接冲进女人聚居的房间。在这个处处充满友爱和团结的大家庭里，大家都自觉为年轻人着想。老太太全部坐在前面，小孩子夹在中间，年轻妇女都集中在后面。可这些日本兵专拣年轻的妇女往外拖。

李秀英看到这个阵势，心想：把妇女往车上拖肯定不是好事，与其被他们污辱了，还不如以死来保全自己的清白。她向孩子说了声“对不起”，便毅然向墙上撞去。日本兵离开后，昏倒在地的李秀英被周围的难民救起，重新安置到地下室的一张行军床上。

谁料想，下午又来了三个日本兵。看到日本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旁边一位大娘焦急地对李秀英说：“快起来，快起来。”李秀英还没来得及起身，两个日本兵已经一人一个，强行往外拖两名妇女。另外一个日本兵看到李秀英，便向她走过来，旁边的人对他说：“这个人有病。”但那个日本兵根本不理睬，将屋里的人全部哄走了，掀起她盖的被子，用力去拽她的旗袍。

以李秀英刚烈的性格，她岂会做沉默的羔羊！于是，一场人类最惨烈地搏斗开始了。李秀英最迅速的反应是占领一面墙角，这样她不致于腹背受敌。这是她的自卫意识。

这其中搏斗的过程，笔者不必再细述。倾听，也是对受害者李秀英老人的伤害??我们并不希望她过多的记起这段经历，不愿意让她的心再痛。

李秀英老人在世时，时常有人听到她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听到她对往事的追忆，但2004年12月4日以后，我们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亲耳聆听李秀英老人讲述的机会。老人这一走，让饱满的南京大屠杀史实缺失了最有说服力的一角。

李秀英用这种直接的、朴素的抗争方式，向日本宣布中国妇女不畏强暴的精神！中国人不惧强权的意志！

1937年，日本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有其目的。他们是想通过征服中国首都的国民，来达到征服整个中华民族的目的。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宣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扬言，"山川草木都是敌人"。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队的町田说，部队早就下达过命令"无论男女，凡是活着的，一律杀掉，即使一只猫也不要放过！"

这个师团的中队长天野乡三更是公开号召士兵："抢劫、强奸、放火、杀人，什么都可以干！"

松井石根在亲自起草的《攻占南京城要领》中已经明确规定，无论中国守军投降与否，都要进城扫荡。

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开始了……

这些险恶的政治用心，李秀英也许不知道。但，李秀英们的行为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李秀英老人虽然已经去世，可她留下的这种精神将永远鼓励后人：尊重自己，维护人权！

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刀毫不留情地戳向李秀英。在被戳倒的那一刻，李秀英只有一个意识：我保住了一个女人的清白。

李秀英要保护的是一个女人的贞节，为此，她不惜拼上命。

最致命的是那第37刀，那戳在肚子上的这一刀呀！这一戳，李秀英松开奋力拼争的双手，訇然倒地，不醒人事……

三个日本兵以为李秀英已死。他们面面相觑，没有想到一位妇女，一位怀孕的妇女会顽强地飞蛾扑火般地反抗，会这样不顾一切地与他们搏斗。但只一会儿，他们脸上就露出胜利者的狂妄，拍拍屁股走人了。

日军走后，李松山急忙赶到地下室，看到女儿躺在地上。他急步向前帮她翻过身来，这一翻，他看到的不再是那个俊俏可爱的女儿，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了：整个脸都变了形，眼睛皮肤全都翻上去，嘴豁成了几瓣，脸部被刺刀刺得开了花。血肉模糊，难以辨认。

李松山跌倒在地，失神地看着女儿。一想到这是两条人命，这个刚强的山东汉子，悲伤之情难以言表。

他找来几个老乡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土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将女儿抬出去准备安葬。当他们抬出门的时候，一阵冷风扑面而来，担架上的李秀英非常柔弱地“哼”了一声。李松山惊喜万分，嘴里不停地说着：“秀英还活着，秀英还活着……”，赶紧将她送到鼓楼医院进行抢救。

 推开医院大门，一个年轻护士和他差点撞在一起。

“李伯伯，你们抬的是哪一个？”听到有人和他说话，李松山抬起头，一看，正是女儿的小学同学沈文俊。他隐忍多时的泪水，在这个年轻姑娘面前落了下来。他哽咽地说：“是秀英啊。”

“哎哟，秀英怎么了？”沈文俊惊讶地问。

“被日本兵戳的！”李松山恨恨地说。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竟然逼得他们有家不能回，妻离子散，他怎能不恨！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竟然将魔掌伸向了怀孕7个月的女儿，他怎能不恨！

沈文俊急忙和李松山一起把李秀英送往外科病房。给李秀英主治的是威尔逊医生。李秀英的二女儿陆玲说，当年这位医生只有24岁，很年轻。他从美容的角度，把脸部的伤口都处理了，处理得比较仔细。腿上的伤没有缝，他只消消毒，让伤口自然愈合。脸上18刀，两条腿上18刀，肚子上一刀，算起来一共37刀。致命的是肚子上那一刀。

处理完伤口，医生告诉李松山，李秀英肚子上这一刀是致命伤，如果这里不发炎，不溃烂，李秀英就有希望得救。如果一旦发炎，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李松山听了医生的话，老泪纵横。女儿顽强的生命力给了他一个希望，医生权威中肯的话却给了他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他顾不得周围的医生和护士，跑到院子里，双手合十，向着苍天祈祷：保佑女儿秀英平安无事！

如果女儿有事，他怎么向自己已故的妻子交待，怎么向自己交待，怎么向自己的女婿交待呀！

处理完伤口后，李秀英被转到妇产科的小病房。她躺在床上，艰难地睁开双眼，肿胀的脸让她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

她隐隐约约地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还有好多陌生人。她恍如隔世，脑子里飞驰电掣般闪过一组组镜头。她骤然想起自己与三个日本鬼子搏斗，想起自己已是身怀六甲……

“孩子！我的孩子……”她神色骤变，双手急促地向腹部摸去。

可是事实告诉她，孩子没有了。

“七活八不活”，如果孩子这时出生就可以养活。但现在，孩子不在了。李秀英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真想随孩子而去呀……

泪水朦胧中，李秀英想起很多人、很多事。她想起妈妈，想起夭折的小弟弟，想起被别人抱养的妹妹，想着自己的命运。

李秀英也许并不知道，她自己的命运早已与时代的命运溶为一体了。那个时期的中国，难道会因她一个弱女子的反抗而有大的改变吗？难道那些侵略者会因为她的反抗而放弃入侵吗？答案很明显：都是不可能的！但，她的反抗到底表现了她不畏强权的民族精神，表现了她为维护自己的人权所做出的努力。这种本色，放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度都不会逊色和过时！

她的反抗，让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和胆颤，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让外国朋友心生敬佩。

许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都互相转告，各自记载或给别人写书信，表达自己的敬意。在《威乐逊日记》中，当年曾亲手抢救李秀英的医师写道：“前天在岗上，一个怀孕6个半月的19岁的姑娘反抗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的面部被砍了18刀，有几处在腿上，腹部有一深深的刀口，今晨在医院里我未听到胎音，她可能会流产（次日晨得知，她于昨晚做了人工流产）。”

在《拉贝日记》中，拉贝这样写道：12月19日下午，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国学校（五台山）试图强奸一名怀有6个半月身孕的19岁的中国女子，当女子反抗时，日本士兵手执匕首或是刺刀向她袭击。该女子腹部和脸部有19处刀伤，腿上也有数处刀伤。下身有一个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经听不见。该女子目前被安置在大学医院。

李秀英醒过来后，第一面见到的不是自己的丈夫、亲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好友沈文俊。她们都没有想到，分别这么多年，两个人竟然会在这种地方见面，更没想到李秀英会受到这样残忍的重创。

沈文俊佩服地说：“秀英，你胆子真大，你还能跟他搏斗。换了我，早被吓呆了，吓瘫了。你真勇敢。”

李秀英坚定地说：“我不屈服他们！”

住院十几天后，李秀英接待了一名叫马吉的美国人。他告诉李秀英，自己是听同胞讲起她的经历，对她非常敬佩，特意过来看看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奇女子。马吉问候完后，拿起一个在李秀英看来像手枪的东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拍照。如今这些照片已经被收藏，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记载着中国那段非常的历史，和李秀英那段非常的经历。

无论是美国人马吉、威尔逊、麦卡伦、贝茨，还是德国人拉贝，他们均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李秀英的受害经过。这些都成为最有力的证据，最鲜活的事实，最完整的历史。

让我们感谢这些忠实的历史记录者，让这段历史不再残缺，让企图篡改历史的人心有余悸，让风烛残年的老人们备感欣慰。

孙宅巍访谈

南京大屠杀的背景，笔者认真仔细地查找过相关资料，但惟恐不能严谨地表达，便请教了这方面的权威孙宅巍教授。通过华侨方志远先生，我才得以与孙教授取得联系。我与孙教授通过几次电话，但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10月4日。

下午2点，我和爱人一起来到御河苑孙宅巍家。敲开门，我问：“您是孙教授吗？”他笑着说：“我是孙宅巍。”落座后，我解释了自己的疑惑，您比网上的照片清瘦多了。他说：“是，我那时150斤，现在105斤，身体不好，有糖尿病，还做了一次手术。”

他高高的个子，麦色的皮肤，一双睿智的眼睛仿佛可以洞穿他所涉猎的领域。他说：“我专门有一篇文章讲南京大屠杀的背景，这个背景要看怎么看，它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当然最主要的是军事和社会的背景，就是那场南京保卫战。”说到这儿，他略一停顿，解释说：“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我们南京组织了一场南京保卫战，是国民党唐生智上将指挥的。这场战争的偏颇呢各有说法，但我个人认为，唐生智的抗击是有功的，但指挥失误，有过，总的来讲，是抗日的爱国将领，应该这样来评价。中国军队大概有15万在南京，分作两个层次，一个外围的，一个以南京的城墙作为外心，两个层次来保卫南京城，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大概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战斗后，南京失陷了。失陷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杀、烧、淫、掠。我觉得南京保卫战，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最主要的背景。就是我们曾经在南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而这个抵抗，又是不成功的，失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另外要了解南京大屠杀的背景是，日本侵略军是一支军国主义的军队，他特别的凶残，残忍。他进行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只在南京一个地方的屠杀，也可以说，我给他们这样归纳，日本侵略军打到哪里就杀到哪里。”孙教授加重了语气，他显得特别的气愤。

“可以这么说，他的屠杀与侵略是同步的。所以呢，日本侵略军从上海到南京，也就是一路打过来，一路杀过来的。如果这个侵略军，这支部队，换一个部队的话，也许屠杀的程度和规模就会不一样的。我们近现代史上，战争也是在不断地发生，英国也是帝国主义，美国也是帝国主义，他们发动过侵略战争，但是一下子屠杀30多万人，像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也还是不多见的。”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比较深的探讨。大家的说法有多种多样。我把它归结起来，日本军队到一个地方进行屠杀，这是由日本军队的军国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军队进行抵抗来决定的。”孙教授的声音激昂起来。尽管他是一个沉稳的学者，但说起这些仍然无法冷静。

“因为如果你不抵抗，他不会杀这么多。你抵抗，那很显然，抵抗就遭到报复，那么就是说你遇到一个强盗，来抢你的东西的时候，来杀你的时候，你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放在每一个民族，被侵略的民族面前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我想，大多数的民族他都会选择抵抗，因为民族有民族的自尊，做人有做人的自尊，他不可以不抵抗，抵抗是正义的。但是因为抵抗导致了侵略军的报复，他的侵略和报复都是非正义的。看起来，他也有道理，他说，你要反对侵略，你要抵抗，我就要报复，我这个有道理，这个道理呢是个强词夺理的东西，因为是你的侵略在先，我的反抗在后，是不是，是你侵略到我们国土上来，因此呢，他们是非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孙教授轻轻呷了一口水。

“刚才我讲的这两个要素，一个是日本军队是军国主义的军队，一个是中国的军队，中国的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是发生屠杀暴行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我之所以会称为基本的原因，就是说，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就是在北京、在天津、在上海，查下来，也是有这两个原因，如果这两个原因有一个不存在，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就不会发生。比如说他的军队不这么野蛮，不这么凶残，他也不会大规模屠杀，比如说你不抵抗，他的军队打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民都跪在地下，都爬在地下，跪地称臣，也不至于进行这么大规模屠杀。因为任何一场侵略战争，他都是以经济的掠夺为最终的目的，他把你人杀完了，那不是目的。他就是一匹马，一头牛，他也要把你留住，要来吃死你，为他服劳役，何况是个人呢。所以，他不会杀，如果你不抵抗的话。那么这是全国到处发生日本暴行的一个基本原因。”他长长吁了一口气，清瘦的脸上露出一股坚毅的表情。

我抛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全国到处都会发生暴行，为什么在南京发生的暴行残烈呢？他接着说，“这是由南京的特殊原因决定的，我以为呢，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日本侵略军，他希望在首都这个地方给你一个下马威，从此，他想震慑住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抵抗，叫你看看，你要再抵抗的话，就是南京这个下场，大量的人被杀，房屋被烧，妇女被奸淫。我觉得，这是导致南京发生大规模屠杀的一个政治原因，也是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南京大屠杀不是发生长春呢，为什么不是发生是天津呢，这就是因为南京它的经济地位、军事地位，它不一样，它是首都，它是中国的一个指挥中心，他就希望摧毁了你这个中心以后，把你的这个抵抗的意志彻底摧毁，这是侵略者的目的。”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高了起来。“当然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一直伸展在沙发上的右手，在空中有力地挥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