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特稿】为了不能忘却的屈辱与伤痛—

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存放的劳工骨灰

幸存河南劳工李良杰老人向记者讲述悲惨往事

　
　　核／心／提／示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日上午，天津。来自天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本花冈平和记念会、日本强掳中国人思考会、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中国受害劳工联谊联合会等部门和组织的２０多名代表，以及从海内外赶来的在日幸存劳工和殉难劳工亲属代表３００多人，共同参加凭吊在日遇难劳工纪念大会。

　　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５年，为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日本从中国掳走４．１万余名劳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河南、河北和山东人，不到两年，就有６８３０人死亡。从１９５３年７月到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共有２８６３名在日中国劳工的骨灰分９批回归祖国。

　　今年是劳工骨灰送还祖国５５周年，本报记者赶赴天津专访幸存河南劳工，他们所遭受的巨大灾难，让后人永不忘却那段交织着屈辱与伤痛的历史……

　　悼念亡魂

　　１１月２日的天津，阳光灿烂。当天上午９时４０分，在市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前，参加纪念大会的３００多名代表胸戴白花，垂首默哀，凭吊半个多世纪前屈死东瀛的近７０００名中国劳工。

　　日本侵华战争末期，日军在中国境内大量抓捕劳工，并在北平、天津、青岛、石家庄、济南等地设立了劳工集中营。其间，日本从中国掳走４．１万余名劳工，迫使他们在３５个单位的１３５个场所从事挖掘矿山、开凿山洞、装卸车船、挖河筑路等体力劳动，不到两年，就有６８３０人客死异邦，数以万计的中国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做苦役并惨死在异国他乡的我们的亲人……”纪念大会上，天津市有关部门代表中国受害劳工联谊联合会发表悼词，“站在２３００多名亲人的遗骨面前，我们的心情无法平静，有对亲人的思念，有对日军及日本监工残害我们亲人的憎恨，也有对日本政府、日本加害企业及日本军队的抗议，更有对日本友人、旅日华侨的感激和对尚未回归祖国的冤魂的呼唤……”

　　低沉的哀乐，深切的悼念，在庄严肃穆的大会上回旋。记者看到，台下那些白发苍苍的幸存劳工和遇难劳工亲属代表忍不住热泪横流，许多人哭出了声。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３０周年，又是神户天津友好城市缔结３５周年。５５年前，第一批中国遇难劳工的遗骨装载船从神户港回到天津塘沽码头，这段历史值得纪念……”今年８４岁高龄的日本神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林同春先生，是旅日侨界德高望重的侨领。他说，他专程从日本赶到天津，主要想表达三点意思：一、强掳中国人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之一，中国人决不能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二、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历尽艰辛，寻找分散在各地的在日殉难中国劳工骨灰，并把收集到的骨灰送回中国；三、中国政府已明确指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是中日两国友好道路上重要的必经之路。

　　林先生的表白，激起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日本友好人士、“花冈暴动”律师团律师田中宏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劳工的索赔官司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今后的日子里，由３００多名律师组成的日本律师团仍将会同中国民间力量，不遗余力地促进事情的解决。

　　悲惨往事

　　站在“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展厅，望着墙壁四周张贴的中国劳工遭受日方百般凌辱的数百张照片，年届８０的李良杰老人表情凝重。

　　李良杰老人出生在安阳内黄县，时至今日，被掳日本的那段悲惨境遇他仍历历在目。１９４４年，１６岁的李良杰随家人到河北石家庄逃荒。“那年１０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新乐县东长寿村地里薅白菜，突然冲过来８个日本兵，他们端着枪把我逼上路边的军用卡车。”李良杰回忆，当时日军从庄稼地里抓了２０多个正干活的农民，用绳子将他们绑起来送到新乐县小火车站，当晚拉到北京东交民巷警察局，关在一个大屋子里。

　　“我进去时里面已经关了１００多个老百姓，都是男的，年龄最大的有６０多岁了。第二天，我们坐闷罐火车到天津塘沽集中营，在那里住了６天。”李良杰说，在塘沽，他们每天都被日本兵打，一天只给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吃，偶尔喝点菜汤，“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别人的尿，连牲口都不如”。后来，日军把他和５００多个劳工一起塞进大船，经大连、旅顺、朝鲜，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到了日本。“路上遇上一次海啸，有人受不了投海自杀，我亲眼看见有的人生了病，被日本兵直接扔进海里活活淹死，不到一天就死了十来个人，唉，太惨……”

　　到日本后，李良杰等２９７名被掳中国劳工被分派到福冈县三井煤矿。“我在三井煤矿下属的田川矿业所第三坑，每天下井挖煤。我们这２９７人，不到一年就死了５６个。”李良杰说，他在三井煤矿干了将近一年，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死里逃生，于当年年底通过有关渠道回到祖国。

　　“我们是被捆绑强行押运到日本的，为他们从事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口粮不足半斤，都是些鱼骨粉、苹果渣和野草；冰雪天穿一层破单衣、光着脚被逼在山坡上挖河运土；受伤、患病不给治疗；逃跑的用烧红的大铁块烧身，反抗的要遭受吊打刑讯……”忆及当年在日本的遭遇，李良杰老先生几度哽咽。回国后，李良杰才知道父亲在他失踪三个月后，因无法承受失去唯一儿子的痛苦患病去世，两个妹妹被日军杀害。

　　１９岁那年（１９４７年），李良杰加入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其英勇表现受到嘉奖，先后荣获五个一等功、三个二等功。１９５５年，李良杰回到老家内黄县，任该县石磐屯区民政助理，后调任内黄县电信技术指导员。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李良杰返乡务农。“直到今天，我的身份还是农民。有人说我是立功军人，可以申请国家生活补助，但我不愿意。”他说，自己的经历让他明白了怎样活着才是爱国，“我现在跟大儿子在北京生活，不愁吃喝。我眼下最大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我那些难友们不管是活着还是已经屈死，都会用不屈的民族精神，永远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让后代牢记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花冈事件”

　　“不能就这样甘受屈辱，我们要活下去，把受到的磨难公之于众，要活就只有抗争！”在当天的纪念大会上，曾参加“花冈暴动”的幸存者代表邵义诚（１９４４年，１９岁的邵义诚在青岛被日本兵抓到广岛做劳工），向与会人员讲述了当年震撼日本的那次起义??

　　１９４４年８月至次年６月，河南襄城县人耿谆和近１０００名中国战俘以及平民成为日军的强掳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受尽了折磨和屈辱。为捍卫民族尊严，身为劳工大队长的耿谆挺身而出，率领７００余名中国劳工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发动了“花冈暴动”。

　　“花冈暴动”遭到了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当场有１１５名劳工惨遭毒打、虐待致死，耿谆等１２名暴动主要成员被捕入狱，耿谆被日本秋田县法院判决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整个事件中，由于日本政府和奴役劳工的企业鹿岛组的残酷迫害，先后共有４１８名劳工惨死，史称“花冈惨案”。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河野正敏等７名日方首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由于身体原因，今年９４岁高龄的耿谆没有参加当天的纪念大会，记者见到了２０多年来始终追随耿谆做文字整理工作的王留柱。

　　王留柱，７０岁，许昌市襄城县政协文史办公室退休干部。到目前为止，王留柱已访问了１０５位幸存的中国劳工，用影像和纸笔记录了一段珍贵的在日中国劳工血泪史。今年６月至７月，受日本“中国人强制连行（意思是强抓中国劳工）思考会”的邀请，王留柱以二战遗留问题研究学者身份，与部分中国被掳日本劳工的遗属赴日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在日期间，王留柱访问了日本多名前任政要和社会名流，并参加了“花冈事件”祭奠活动。

　　“我见到了日本众议院前议长士井多贺子、副议长横路孝弘、长崎市前市长本岛以及许多和平人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中国劳工遗属的要求赔偿书。”王留柱说，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是“花冈事件”６３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大馆市（花冈作业点位于大馆市）市长也参加了祭奠活动。“市长对我说，他的前任每年都纪念‘花冈事件’，他也不例外。”王说，大馆市长亲自主持祭奠仪式，向遇难的中国劳工志哀，数百名打着“日本政府要认罪”条幅的当地市民也自发参加了仪式，他们和中国劳工遗属代表一起敬献花圈和花篮，一起流泪，共同祈愿中日人民世代友好。“场面很感人，我觉得日本民间的反战呼声非常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

　　在长崎，王留柱拜见了于今年７月７日落成的“中国劳工遇难纪念碑”，该市市长本岛等表示，他完成了生前为中国殉难劳工建纪念碑的愿望，已经死而无憾了。

　　“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我们责无旁贷。”王留柱坚信，在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努力下，中国劳工在日本受到的屈辱一定会得以昭雪！

　　魂归祖国

　　“４万多名中国劳工被掳往日本，绝大部分是河南、河北和山东人，他们大都从天津离港乘船到日本。在日劳作期间，遇难的中国劳工占被掳总数的１７．５％，平均每５．５天就有一人死亡，这足以证明日本对中国劳工的迫害何等严重！”中国受害劳工联谊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说，从１９５３年７月到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共有２８６３名在日中国劳工的骨灰，漂洋过海回到祖国，其中有２３１６盒被安放在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

　　散落在异国他乡的部分中国劳工遗骨，在日本战败投降８年后，终于魂归故里，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安息！

　　据了解，上世纪５０年代初，通过科学手段得以确认的中国劳工遗骨，逐渐进入送还中国阶段。经过东京华侨总会等日本众多友好团体、和平团体、工会、宗教团体等组织的积极推动，加快了遗骨送还中国活动。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送还遗骨工作，曾派廖承志到天津港亲自迎接死难同胞遗骨，周恩来总理也邀请日本参与送还遗骨的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并亲自接见。

　　被送回祖国的遗骨，最初安置在天津郊外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内，后于１９７３年迁移到天津市内的水上公园内。２００６年，天津市政府投资重新规划修建了新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纪念在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牺牲的烈士）和“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并于当年８月举行开馆仪式暨慰灵追悼活动。
　　记者看到，在进入纪念馆地下室的入口处，摆放着一尊祭奠中国遇难劳工的灵位，干净阔大的里间竖立着几十排铁皮柜子，２３００多个劳工亡灵，安静地躺在柜子隔间的骨灰盒里。

　　据了解，在新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筹建期间，通过中日交流促进会的努力，香港一些爱国人士和旅日华侨捐献了１５０万元人民币，用于纪念馆的建设和设备投入、展览布置等。

　　在天津，记者见到了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历史总要总结，总要恢复原貌。中国劳工的索赔官司不是要钱，是要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林伯耀告诉记者，他和林同春是“花冈暴动”殉难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运动的发起人及促进人，曾于２００３年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献了和平大钟。“我和林同春先生都８０岁了，此次来天津参加纪念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共同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交往出力，同时也力促日本政府正视事实，面向未来，真正用行动为中日两国的长久和平作出建设性的改变。”他说。

　　当天下午，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送还祖国５５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与会人员次第离开纪念馆。记者注意到，身体清瘦的林同春先生站在矗立于纪念馆大厅的中国劳工雕塑前，久久不肯离开。他低下头，慢慢弯腰，迎着雕像屈膝跪在地板上。那一刻，没有人打扰这个老人，只有透过大门的阳光洒到他的后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