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初，日本侵华日军占领龙陵县镇安镇时，我还是一个未满8岁的孩子。虽然当时我对战争的全貌根本无法知道，但是我确确实实地经历了镇安沦陷区两年多人民群众受苦受难的日子，目睹了日本侵华日军的种种罪行。
一、逃难在深山密林中
　　1942年5月3日，侵华日军占领了滇西国门畹町，5月4日占领了芒市和龙陵，5月5日进抵惠通桥后被远征军阻于潞江西岸。从此，在两年多时间里，镇安成了沦陷区。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奴隶生活。
　　战前的镇安，是一个人口密集，经济繁华、客商往来不断的高原集镇，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是龙陵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山青水秀，气候凉爽，四周山林茂密，春天满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这里民风纯朴，勤劳和睦。1938年滇缅公路修通后，在这条国际援华物资运输异常繁忙的大动脉上，使镇安成为重要的运输中转站，千万辆汽车日夜奔驰在这条交通线上，镇安也就显得份外热闹起来。
　　1942年4月下旬，滇缅公路上的汽车忽然拥挤起来，从缅甸进来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挤在公路上，镇安的人开始慌张起来了。有的人说要打仗了，有的人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缅甸了，有的说在缅甸的中国兵被日本人打败了。许多不祥的消息在街上流传。有钱的人家开始向乡下疏散财物。大多数农民知道的信息不多，也不相信仗会马上打起来，该撒秧的照样撒秧，该做田的照样做田。我家里很穷，我父亲除种几亩田地外，平时赶着两个牲口到芒市驼米来镇安卖。日本人要来的消息传开后，就不敢出门去芒市了，把牲口卖了一个，买得一点米放着，防着在打仗时吃。
　　5月4日，镇安街上人心惶惶，说日本人打到龙陵了，下午母亲把养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说逃难不好带，杀吃算了。当夜幕降临时，远远看到龙山卡火光冲天，镇安街的人慌做一团，有哭的、有叫的、有跑的，许多人不知所措。我的父亲算是有主见的人，他把存放的米抬出来，把必须的被子收起来捆在鞍架上，说鸡肉不熟也不吃了，把还留下的一个牲口牵出来抬上驮子，父亲挑上一担，大姐背上二弟，母亲背上三弟，我牵着牲口，一家6口人连夜外逃，决定先到离街子不远的小寨舅舅家去避一避。当天晚上到小寨逃避风头的人很多，到舅舅家的人有好几户，根本没有住处，只能烧一堆火让大家围着烘一烘。第二天早上听说日本人还没有来，头晚上龙山卡的大火是日本人烧路上的汽车，各家忙着煮早饭吃。父亲说这么多人挤在小寨，这里离街子这么近，肯定不安全，还是要躲远一点，决定先到河西余家寨去躲两天。那里靠近西边山的山林，山高林密，万一日本人来了，钻到山林里去躲也很方便。下午我们又从舅舅家赶上牲口去到余家寨，但是这里也被逃难的人挤满了，只好到山神庙里去住了一夜。
　　5月6日天亮后，镇安坝子仍然是一片平静，没有枪炮声，逃难的人们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我的母亲说“家里的猪已经有一天多没有喂过食了，要回去看一下”。她便早早地回家。当她走到西门口时，遇到南寨的一个青年男子赶着一头牛急匆匆地向西门走来，母亲问他“小伙子，你要赶着牛去哪里？”那青年说，“大妈，你不要进街子了，日本人已经打到我们南寨了，见人就杀。我家父母都跑不脱，死活都不知道”。我的母亲听了这个信息后，马上跑回家里，把猪从厩里放出来，抬上一箩筐包谷和糠，赶着猪就往西门口跑，刚一出西门就听见小东门花桥一带枪响了。她便赶着猪没命地跑。说也奇怪，我家的那头猪也跟着她飞快地跑。我们在西边山神庙里，着急万分。我父亲说：“完了，完了，你妈完了，枪就在街上响，怕是出大事了”。我们哭着、叫着，“妈妈，妈妈，快回来！”过了不多一会，我看见河边大桥有一个人赶着一个猪跑着走来，定睛一看，是我的妈妈，我们一下子才高兴起来，“妈妈跑出来了。”事后才知道，这天早上日本侵略军在追一支中国军队的护路队。这支中国军队只有几十人，日本人从滇缅公路上追杀，中国军队就沿镇安的东山脚撤退，在南寨时打了一阵，到镇安的东门口花桥边又打了一阵，双方都没有什么伤亡，但是尚未逃出家的老百姓则被打死了几个。大东门一个名叫王四老练的农民就被打死在家门口。后来中国军队顺着通往保山的小路撤到东边坡上，因离滇缅公路已远了，日军就没有再追，撤回到滇缅路边去了。
　　当天早上，镇安四周的人经过枪炮声惊吓，才真正意识到要赶快逃命了。我们在山神庙煮吃过一点早饭后，就约上石怀德、郭思荣等几家相好的邻居决定向西边山的密林中进发，去躲避这场劫难。当我们赶着牲口，赶着猪爬上西山的老红路头时，父亲四下观察地形，他认为靠北面的一窝鸡抱垴，洼深林密，树木高大，容易躲避，经过几家大人商量，就决定到一窝鸡抱垴去躲。我们穿过这密闭的树林，找到一块比较平坦的荒地边，看这里林深地平，又有水沟，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当天就砍树、铲草、用树枝搭起了窝棚，从此，我们在这片深山密林中一住就是五个多月的时间。
　　逃难在深山的日子里，最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和盐巴，在逃难时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粮食不几天就吃完了。战前盐巴很贵，哪家都没有什么储存，在山里没有盐吃，找些山茅野菜也难于下咽。为了到邻近山寨去找吃的，我父亲把唯一的一匹骡子卖了，把母亲从家里舍命赶出来的猪也卖了，换得一点粮食来吃了一段，还要留下一点准备栽秧时吃。进入六月下旬，实在没有吃的了，只有冒着危险，晚上下坝偷偷越过街子到东山自家的洋芋地上去挖洋芋来吃。由于日本人见到姑娘就抓，不敢让姐姐下山，每次下山挖洋芋都是父亲、母亲和我三人行动。当太阳快落山时就下到袁五坟隐藏起来，天黑定以后我们就跑着过坝子，过街子，跑到东边山后就赶快挖洋芋，鸡叫时就挑着洋芋回来越过街子和田坝，走到西山脚安全地带。由于日军占领镇安的初期，全坝的人都跑光了，日军只住扎在滇缅路边的大坝，没有住在镇安街，但是白天则天天下坝子下街子来巡查和抓人，晚上到东山挖洋芋还相对安全。没有盐吃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家里腌的一点豆豉、豆腐和腌菜，也在晚上偷偷地搬回山上去吃，非常节省地放在洋芋上沾上一点盐味。由于街面上的门面都被日本人砸烂了，所有的门面都敞开着。有一天晚上，我们挖洋芋回来过街子时，走进一家卖酱油的铺子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盐，结果一点盐都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一罐发了霉的酱油。我们就把它抬上山去，煮了一下，几家人分着吃了一个多月。在一无粮二无盐的情况下，人是饿得黄皮刮瘦的了。最可怜的是我的三弟张贵龙，当时他才有八九个月，在逃难中，由于没有吃的，母亲的奶水早就没有了，在恶劣的环境下，他经常病、拉肚子，白天晚上都经常哭。由于日军经常到山边来搜查，看见山上冒火烟的地方，有鸡鸣狗叫的地方和孩子哭的地方他们就进山来杀人，所以当初和我们在一块住的难民有十多家，由于我弟弟经常哭，有许多人家都不敢同我们住在一处了，远远地搬离了我们，最后同我们一块住的只有三户人了。有一天有一只白母鸡跑到我们住处山林里来，也不知是那家人在逃难时放脱了的，我们就去捉了来，几家人研究恰好再过两天是三弟的满岁日，就在这一天把这只鸡杀了给三弟做满岁，几家人共同吃了一餐，算是我们过得最愉快的一天。
　　6月以后，进入雨季，用树枝树叶盖的窝棚漏个不停，根本无法住，把逃难时带出来18件姐姐自己织了准备做嫁妆的大白布拿出来搭成帐棚避雨。本以为晴了晒干还可以用，谁知道这雨下了两个多月，这些大白布全部糟坏了，所以到后来我姐姐出嫁时，一点嫁妆都没有。我们的邻居因窝棚漏雨无法住，到另一座山上的荞地边去挑了别人家的一担荞杆来盖窝棚，谁知被这家人的老头子看见了。双方吵了起来，互不相让，最后打起来了，邻居的头被打出血了，老头子还不得，一直闹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幸好这老头子是我父亲的熟人。我父亲对他说：“老表叔，你心宽一点，如果不因为日本人来杀人放火，我们都有房子都有家，怎么会跑到这深山老林来拿你的这点荞杆呢。大家都是逃难的人，你就担待一点，你看看我们的窝棚漏雨漏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一无所有，拿什么补偿你呢？等灾难过了，如果大家都还活着，我叫他一定要来谢谢你。”说着大家都落下了辛酸的泪水，留老头子喝了一碗开水。他回去了，我们的邻居擦去头上的血，默默地在荞杆前坐着，不住地流泪。
　　记得5月6日我们逃难进山的日子正是立夏的季节，到6月6日已进入芒种季节了。清明撒的秧已经长得一尺长了，按理应该是大栽大种的时候了，但是大家都躲在深山里不敢出来，田还没有放水，没有犁耙。做为农民，田地栽不下去，来年的日子怎么过呢？大家都心急如焚，每天跑到山顶上去远望那光秃秃的坝子。有一天忽然看到北边离街子远一点的山脚出现了一块白花花的水田，过了一天又看见那片田的秧已经栽下去了，出现了一片绿色。不几天坝边绿色的稻田越来越多。一打听才知道是农民们根据日军晚上不下坝来抓人的规律，难民们就连夜下坝来放水做田、栽秧。我家的田在南门外，接近日军住地大坝近一些，始终不敢下坝做田栽秧。后来看到街边的田也越栽越多了，我父亲也约上了几个人大着胆子晚上回来栽秧，把刚满八岁的我带下来负责煮饭。我们在日落下山，天黑后进街子。到家后几个大人不敢走街道出南门，而是撕开几家人的篱笆从菜园里临时走出的一条小道摸黑出来，走到田边临时放上水，把田埂漏洞堵好。因没有牛犁耙水田，就用锄头在田里把土扒平后就栽秧，天亮以前又赶快出城逃回山上。一连三天晚上把我家的两亩多田，大部份都抢栽下去了，但是就在最后的一晚上几乎出了大事。这天晚上父亲说：“今晚上再苦一晚就可以栽完了，我们看如果没有危险就要把它栽完，可能回来晚一点，如果有日本鬼子来你就赶快跑进园子里去躲起来，天亮以前你把饭煮好，我们回来就吃”，我按父亲的安排，在小楼上打了一会瞌睡，因为整个街上、巷道上，长期没有人活动，野草长得很高。我家院子里的草长得半人高，我家园子里栽的包谷和草一齐长，长得比我还高。一个小孩子晚上一人在家里，非常害怕，除了在小楼上躲着以外，我一处都不敢去。半夜以后我开始煮饭，饭煮熟后我息了火，在火塘上烤锣锅边，来不及用水把火泼灭，火柴头冒着的青烟从小楼的窗口上飘了出去。谁也估计不到这天日本人进街子会这么早，天麻麻亮，我就听见哗啦哗啦的皮鞋声音从大水井方向传来。我知道是日本人来了，马上从楼上跑下来钻进了园子的深草丛中，一动不动地躲着。三四个日本人顺着火烟找到我家的楼上，看到有一锅煮熟的饭，但是没有人，他们用刺刀到处乱戳了一阵，什么反应也没有。其中有一个日本兵骂了一句“八格亚路”，一脚把我煮的饭踢翻，撒满一地，又听到一句“开路”，就出去了。我在草丛中听了好大一阵，听听没有响动了，才轻手轻脚地扒开草钻出来，这时恰好父亲和去栽秧的几个人从小路转回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他们后，他们都说“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我们就赶快把泼在地上的饭连灰一起扫起来装进锣锅，迅速逃出街子。回到山上，母亲把饭倒出来在水上重新洗干净后煮出来吃，但是由于我被吓伤了，一口饭也吃不下去。母亲流着泪说：“小国的命算是祖宗保佑了。”
　　逃难进山的三个多月过去了，四山八寨的难民确实过不下去了，都盼望着能早日回家。这段时间，日军在龙陵成立了敌伪政权，要他们派夫、派粮、派牛。敌伪政权的人向日本人要求不要杀老百姓，让老百姓回来生产，否则没有办法完成“皇军”的任务。由于日军在潞江被阻，打不过潞江去，要长期盘踞在潞江以西，他们不改变政策也无法解决后勤供应问题。于是到处张贴布告，叫老百姓回来，保证不再杀人。这个消息传开后，老百姓都不敢相信，也不敢回来。后来有几位老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在外面躲着又冷又饿，反正也是死，我们先出去试一试，看他们杀不杀，杀死也就算了”，于是由东门的王六先生牵头，约了三个老人到街上同日本人谈判，证实日本人确实做出不再杀人的承诺后，才向各地传播这个信息，逃难的人们才逐步试着搬回家来。我们家胆子小，多数人搬回来没有被杀，最后才搬回。经过五个多月的密林生活后，又走入了被奴役的生活。
二、在日军的铁蹄下
　　难民回家以后，日军统治龙陵人民的伪政权也就逐步建立起来了，体制仍然沿袭战前的建制，在龙陵成立了伪县政府，由龙陵人赵鹏程任伪县长，各区乡仍然按原来的区划设立区公所、乡公所。镇安战前是第五区，日军占领后仍称第五区，每个区乡设正副区（乡）长2～3人，文书1人，办事员2～3人。在区乡以下仍袭用原来的保甲制，设保长和甲长。当时中国远征军全部撤退到潞江以东与日军对峙。日军的前线据点是松山，镇安离松山只有约20公里，是日军的重要中转站，前面支援松山，后方依托龙陵，死死地严守从芒市至龙陵、至松山的滇缅公路一线。日军把镇安做为重要战略据点来经营。日军占领龙陵后，中国军队派了两支游击队到龙陵腾冲和现在的德宏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第一支游击队是由龙陵象达人朱家锡领导的“龙潞游击队”，他们主要在滇缅公路以南的地带和潞西一带活动；另一支是由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的预备第二师组成的游击队，他们主要是在腾冲的广大地区和龙陵的龙江乡、德宏的梁河、盈江一带活动。龙陵沦陷后，日军的兵力并不很多，无力占领全部乡镇，除在重点据点驻军外，一般乡镇只是派小部队不定期地进行清乡，平时在各乡镇成立“政警队”维持地方治安，并完成派夫派粮的任务。这样实际上形成了日军的直接控制区和间接控制区两类不同的地区。由于镇安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日军支援松山的枪炮弹药、粮食、肉类、蔬菜都在这里储存和供应，所以在大坝和闫家寨建了几座大的仓库，守备森严。日军驻扎的人数多时有三四百人，少时也有一两百人。日军对镇安的管理很严，对老百姓的控制很紧，对抗日活动非常敏感，对任何可疑人员抓到后都进行残酷的审讯和杀害。镇安的老百姓不准外出他乡，每个大人都要发“良民证”，只准在田地上劳动，最多只准到周围的山上砍柴。他们恢复了镇安街子的集市活动，但是每逢街期都要派“政警队”的人在四城门盘查，有时日军也亲自来盘查。日军发行的货币叫做“皇军票”，在集市上交易时只准用军票，不准用其它货币。由于老百姓都不愿用这种军票，故私下交易时还是使用铜钱、铜板和半开等中国货币。当时的人民最困难的是吃盐问题，内地来的井盐，因被双方战争的封锁，早被隔断了，只能吃日本人从缅甸运来的海盐（老百姓称为沙盐），但是他们怕老百姓把盐送给游击队，所以限制购买，每次只准买够五天吃的盐。老百姓手中的军票主要用来向日本人买盐。由于日军和地方官员都用“军票”向老百姓买东西，老百姓收了又用不出去，直到战争结束，老百姓家中多数都有不少这种无用的“军票”。
　　沦陷区的人民，由于活动不自由，吃的穿的都非常困难。在两年多的被奴役生活中，我家除了在两亩田和两亩多地上种点粮食外，不得外出做生意，没有牲口养了，没有肥料，庄稼长得很不好。母亲在家养几只鸡和一个猪，卖了鸡蛋买盐吃，卖了猪买粮食吃，一年到头见不到油腥味。我姨娘家住在山区，有几棵核桃树，秋收后送来给我家一小袋核桃，我们就好好地保存起来，隔一段时间剥几个用盐巴冲细放在小罐上，煮青菜时放一小点当油吃。收了粮食后要先向日本人交军粮，剩下一点，同山区人换些苦荞包谷吃，这样可以多吃一段时间。夏天青黄不接时，就到山地上去挖败洋芋和找上一些山茅野菜来拌合着吃。饱一顿饿一顿，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两年多没有买过一尺布，没有缝过一件衣服。破破烂烂的衣服上百眼千窗，补丁头上加补丁，衣服上虱子多了捉不完，就脱下来在火堆上边烤边抖，只听见火堆上炸得的嗒嗒地响。
　　沦陷区的人民最怕的是被日本人派去当苦力，在大坝的日军经常要敌伪政权的人派“苦力”去帮他们挖地道、盖仓库、运弹药。我的父亲和邻居郭思荣被派去帮日本人在大坝杀牛供应给松山的日军，两个人一天要杀十多头牛，这些牛多数都是经山区派来的、抢来的，有一部份是从芒市用车子拉上来的。每天天刚亮就从家里出发，一直杀到日落时才能回家，吃的饭要从家里带去，牛皮牛头牛脚和下水日本人不要，要苦力挑回来交给区公所，由区公所变卖，给苦力一点伙食钱。后来区公所的人嫌麻烦，叫当苦力的自己出卖，卖后把钱交给他们，我父亲他们也就照办了。镇安区公所是同游击队的人有紧密联系的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暗地里不断地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为游击队服务。他们向我父亲他们说：“你们设法偷一点日本人的牛肉，准备送给那边的人吃。”我父亲他们每次杀牛，在日本人不在时，就割下一点包在牛皮上，回来晒成干巴，送给区公所，转交给游击队，有几次是游击队的人在夜深后到我家来拿。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事，但是有一天下午，在父亲他们从大坝回到南寨时老百姓要买牛下水，就歇下担子卖给下水。不巧就在这时突然走来两个骑着大马的日本人，看见人多就走来看，翻开牛皮看见里面有牛肉，就说“你们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偷皇军的牛肉”。姓郭的同伴见势头不对就跑进寨子逃跑了。日本人就抓住我的父亲不放，问是不是逃跑的人偷的。我父亲说：“是、是、是，我去抓他。”日本人说：“你去把他抓回来。”我父亲说：“好。”就伪装去抓伙计，到日本人看不见时也就跑了。他们两人碰到一块时，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先向区公所报告，再躲起来。他们在山上躲了一阵，天黑以后跑到区公所报告，区公所的人说“你们先躲起来，我们去对付他们”。第二天，日军来向区公所要人，区上的人说他们很害怕，不知躲到那里去了，等我们慢慢地找。日军又叫他们再派别的苦力，区公所的人说“好好，等我们慢慢地派”。一连三天过去，不见派人上大坝去杀牛，日军着急了，又来区上催人，说杀牛是一天都不能停，要送到松山前线去。区上的人说“别的人不会杀牛，那两个人又找不到，怎么办？”日军说“那两个人心大大的不好，要杀掉”，区上的人说“他们是大大的良民，因生活困难，偷了皇军小小的一点牛肉，只是犯了小小的错误，按我们中国人的办法，由我们给他们一点处罚就行了。”日军同意了，叫他们明天一定要送人上大坝来杀牛。第二天由区上的人负责送着我父亲他们两人上大坝，临走时两家的家属像生离死别一样，哭个不停。区上的人说，“你们不要怕，由我们直接送上去，日本人又等着杀牛，估计不会杀害他们两人”。这一天区上的人一直守在杀牛处，日本人果然没有追究，到日落时，见父亲他们安全回来了，两家人的心才落了下来。过了不久，日本人决定把活牛送到松山去杀，我父亲他们当苦力的日子才算告一段落。
　　日军占领镇安后，图谋把镇安建成长期占据的所谓“皇道乐土”，曾经强迫人民为他们种茶，给各村寨的群众每家都发放一些茶果，要求按时种下去。镇安街子的群众分在东西两山栽种，东山的象陡坡、王家大坪子和西边的鹅头山等地是栽茶的重点。但是由于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根本无心为他们种茶，所以上山以后只随便把草皮挖开，把茶果丢进去，简单地盖一下土，虽然几支山都种满了，但是大多数都出不来，少量的出苗后也被干死了。后来因中国军队开始反攻，日本人也就不了了之。日本人为了进行奴化教育，还在东门杨家宗堂办了一所小学，把战前读过书的儿童通知来读书，通知后不来的就派人去抓来读。把战前曾教过私塾的老先生找来了几个教中文，派来几个懂日文的翻译官教日语日文。对去读书的儿童还不时发几个水果糖给他们吃，以收买人心。虽然我没有读过书，没有被派去读日本人的学校，但是有好几个被派去读的学生是我的好朋友，他们放学后就来找我玩，日本人还教他们唱了一首日语歌，歌词是“夕乐夕尼阿戛古，夕乐马鲁梭觅跌，阿五子五夕啊，恩窝恩诺阿达洼”。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那些小朋友也说不知道。大概办了不到一年，因战事紧张就停办了。
　　在日军占领镇安的两年多日子里，使人民日夜担惊受怕的就是日军到处杀人的残酷行动。日军刚占领镇安时，派出了以千野为首的一个大队进驻大坝和闫家寨，在这里设立据点。他们先以三天时间用重机枪和迫击炮扫射和轰击附近的村寨，把大河边和小光坡等几个村寨夷为平地。他们在上山抓到了逃难的李二等两人马上就被打死了。日军每次派人到乡下去清乡时都有人被打死。有时在街上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关到大坝，过不了几天就被杀死了。有一次日军在街子天抓到一个从乡下来赶街的青年农民，就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游击队，拴到大坝寨子脚，被日军活活用石头砸死。我父亲他们在大坝当苦力杀牛时，经常看到日本兵押着一批批没有见过的中国人到山脚去枪毙。一阵枪声过后又见日本兵提着几支扁型的饭盒回来，据说里面装着被枪杀者的人心，他们拿回来炒了吃。日军在镇安杀人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初夏，日军占据大坝后不久，将在田里栽秧的余积福、余积贵、何金平、王炳云、张三等19人抓起来，说他们有通远征军之嫌，捆绑到大坝闫家田，全部用机枪扫射杀害。11月14日又说闫家寨年过四十的妇女段召坤偷了日军的一支篮子，将其活埋未死，又用竹杆穿其阴户惨死。第二次是1943年的春节过后，镇安街子的尹盛昌、常绍孔等13人到向阳寨亲戚家去吃饭，无故被驻大坝的日军便衣队抓去，进行严刑拷打，灌辣子水，用酷刑要他们承认是游击队，最后把尹盛昌定为游击队长，其余12人定为游击队员，全部被杀害，并在镇安街张贴布告，警示人民不得与游击队联系。最为悲惨的第三次大屠杀是杀害镇安区公所的全部抗日爱国志士。
　　镇安区公所的人员，从一开始就是由抗日爱国人士组成的两面政权。从日本人张贴布告表示不再杀人，这些爱国人士就请王六先生等三位老人出面去同日本人谈判。难民逐渐回家后，就同这些爱国人士商量，决定由张德周、赵金开等人买了两头黄牛、三头肥猪、舂得些糯米粑粑，赶制了一面太阳旗到大坝去找千野“投降”，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千野很高兴，并答应让居民回家生产，可以赶街子，但要成立效忠于皇军的区公所，镇安街要改名“清安街”，居民要发“良民证”等等条件。几天以后就由这部分爱国人士组成了区公所。由张德周任区长，赵金开、刘麻久任副区长，余在海任秘书，张小贵、王在朋为办事员，这些爱国人士在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在暗地下组成了游击队的情报组，不断向游击队传递情报。在他们当政时期尽量用合法身份保护人民，并多次解救被日军抓捕的游击队员。有一次日军抓到8名从施甸潜伏到镇安的游击队员，区上的人就去向日本人证明他们不是施甸人，而是腊勐人（因两地的口音相同），使8名游击队员获救。龙陵人民最痛恨的汉奸杨跛跛，他是为日军当侦探，残害了许多抗日人士的大坏蛋。有一次他到镇安去侦察，被张德周、余在海等人配合游击队将此人秘密处决了。为抗日斗争除了一大祸害。1943年6月初，余在海等人截获了一个消息，日军将有一部份弹药运往松山，时间大约在端午节前后。余在海将这一情报送达游击队，游击队便派了20多名队员在离镇安五公里的雷家寨设伏，果然看到日军的一辆军车拉着一车弹药走来，上面坐着七个全副武装的日军，进了伏击圈后，游击队立即将十几枚手榴弹向日军投去，不到十分钟，日军全部炸死，军车和弹药全部炸毁。这件事对日军的震动很大。炸车后的第四天余在海写信向游击队报告情况，不幸有一个情报人员张五九在投敌分子张岁春的策动下叛变了，将余在海的报告信送交给了伪县长赵鹏程。赵鹏程以通知张德周、余在海、赵金开、张小贵四人到龙陵开会的名义，在龙陵将他们四人逮捕了。1943年农历7月21日把他们四人秘密杀害，割下了他们的首级。7月21日早晨责令镇安的政警队将四家的家属通知来区公所诈称与四人见面。除张德周的家属被一个好心的翻译官救出逃走外，其余三家人的家属共八人带到区公所后，就被押到镇安小学政警队的监牢里关了起来。他们是余在海的母亲、妻子和一个儿子，张小贵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赵金开的弟媳和一个女儿。下午三点左右，余在海等四人的首级由日本宪兵队押送到镇安，沿街示众后，又将首级挂在镇安小学门口的墙壁上，并当众宣读了伪县长赵鹏程签发的布告。布告上说“查得镇安劣绅，参加便衣多年，拦路打击皇军，死亡良民七人。现今拿缉谕示，依法判处死刑。违反东亚共荣，全家焚剿杀身。”傍晚，日军在北边大桥边的小桥洼子挖了一个深坑将四人的首级丢进坑内，又将八名家属枪杀后一起埋入坑内。这场血腥的屠杀，使镇安的人民痛心疾首，对日本人更加切齿的痛恨，无数人的泪水在家暗暗地流淌。在这四人的首级挂在小学门口的照壁上时，大多数人都不忍心去看，我也不敢去看。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好像被深深地扎了一刀，鲜血在不断地向外流。
三、大反攻前后
　　1943年至1944年初，由投敌分子张岁春组成的区公所，完全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游击队的活动非常困难，驻镇安的日军受到的骚扰相对减少，群众赶街的人增加了许多，街上卖东西的也多了一些。我父亲在为日本人杀牛当苦力时，留下了一套屠宰刀具，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便试图买肥猪来杀了卖，经过卖了几个街天，这项生意还可以做，于是就当起了屠户。但真是祸不单行，在一次杀猪时，被猪踏了一脚，因无药医，伤口发炎后肿得很粗，一连几个月不得走路。在1944年的3月间，日军派飞机来轰炸保山，有一天，有两架日机在下午4点多钟飞到镇安后就无目的地甩了三个炸弹，一个甩在三岔河，一个甩在南寨，一个甩在街子。甩在街子的这一个就恰恰甩在我家的房子上，我家楼子的墙被炸倒，柱子被炸断，弹片飞到了院子里。我父亲因脚疼坐在院子边的客堂门口，幸亏没有伤着人。这天我上山砍柴去了，当我们挑着柴下通西山脚时，看到许多人从街子跑出来，有几个认识我的说“你家的房子被飞机炸塌了”。我问“给伤着人”，他们说不知道，我就挑着柴拼命地跑回家。跑到家后看到大小人都未受伤，只是母亲煮着的一锅菜全部是飞撒来的灰土，母亲哭着说“小国，我家又遭大难了，如果我们被炸死了，你怎么办呀！”边说、边哭、边去洗锅。
　　1944年4月，战争的空气又紧张起来了，驻镇安的日军调动很频繁。车路上运兵的车子来来往往，人们都说中国军队要反攻了，要在镇安打仗了。镇安街子的人因为吃过日军占领时麻痹大意的亏，都说如果打起仗来日本鬼子肯定会先拿老百姓开刀，于是纷纷做二次逃难的准备工作。我父亲约了几家人准备先去一窝鸡抱垴盖窝棚。我和父亲两次挑了四担稻草，用了两天时间盖好了窝棚，一旦战争打响就跑。
　　1944年5月10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反攻之战打响了。5月12日大部队打过潞江，松山战役的枪炮声非常激烈，大炮声在镇安也听得着，镇安街子的老百姓又挑上吃的盖的开始疏散，我们也很快跑进山林，住进了我们事先盖好的窝棚里，每天爬上山顶上听松山战场上的大炮声。
　　1944年6月3日，远征军新28师的部队占领了龙陵的大石头、连厂、沙子坡一带，6月4日深入到绕廊、蚌渺和镇安的淘金河一带，6月5日进到黄草坝，切断了龙陵与镇安的公路线，开始向龙陵县城进击；一部份进到镇安的黑水河，计划切断镇安日军与松山的联系。并于当日由远征军的71军87师开始攻击日军驻镇安大坝的据点。
　　镇安的大坝，是日军松山战场的主要后方，是龙陵日军与松山日军的主要中转站和弹药储备库。反攻开始后，日军加强了对大坝的防守，由113联队的第四中队260多人防守。他们占领镇安的两年时间里在大坝和闫家寨修筑了很多坚固的地堡。在地堡内储存着很多的弹药和粮食，准备死守到底。6月6日早晨拂晓，87师之260团进入大坝东南的芭蕉林附近，6时整以第三营开始攻击驻闫家寨之敌，敌人依靠村边坚固的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经过中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于下午17时攻克了驻闫家寨的日军，18时开始向大坝村进击，驻大坝的日军乘天黑和夜雾，两次向我军反扑均被击退。7日拂晓，260团以优势兵力向敌军的外围进击，整日激战，日军退进核心堡垒死守，双方形成对峙状态。为尽快摧毁敌人的碉堡，71军将山炮连调来参战，6月8日凌晨5时30分，炮兵向敌阵地猛烈轰击，至早上8时，拿下了敌军的外围据点，日军尸横遍地，但核心碉堡之敌仍在拼命反击，至9日下午15时，攻克了日军的据点， 至下午16时，全部消灭了驻大坝的日军。至此，经过五昼夜的激烈战斗，驻镇安大坝的260多名日军被全歼，缴获了日军弹药和军需仓库10多座，汽车7辆，骡马数十匹，彻底切断了龙陵与松山之间的联系，为全面进行松山战役和龙陵战役创造了条件。
　　大坝战役结束后，71军的部队大部分在镇安集结。原为日本人服务的区公所人员逃跑了，由抗日爱国人士接管了区公所，开始组织民众做支前工作，在镇安成立军民合作站，负责民夫动员，运输粮草、弹药、修理公路，在大坝修飞机场等任务。7月以后，军民合作站改组为运输队和修路队两个大队。运输队组织了1500多匹骡马负责运送支前物资；修路队负责抢修从镇安到芒市的公路。镇安人民为支援远征军尽快打胜松山之战和龙陵之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其所有支援前线。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镇安光复后，镇安人民为远征军征集的粮食和马料达18万多斤，支前的肥猪达1200多头，菜牛500多头，动员的骡马运输达2万多匹次，出动的民工达10万多个工日，在支前中合作站的人员和民工牺牲的达50多人。在反击侵略者的作战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远征军攻打大坝的那段时间，我们躲在山林中的人，天天爬到山顶上听枪炮声，镇安街子再次空无一人，大坝收复后，才慢慢地搬回家来。到6月21日已经进入夏至节了，镇安人的俗话说“夏至忙忙，点火栽秧”，由于躲避战争，镇安的秧大部份还没有栽下去。在镇安战事一结束以后，躲在山里的人就很快回来抢栽抢种，十多天后镇安坝子就一片油绿，出现了勃勃生机。栽完秧，远征军决定要在大坝修一个飞机场，把战争物资从保山运来，支援龙陵战役和芒市战役。我的母亲被派去大坝修飞机场。到9月7日松山战役结束了，经过3个月零3天的激烈战斗，全歼松山的日军3,000多人，镇安成了攻打龙陵战役和光复芒市、遮放、畹町的大后方，远征军的留守部队开始协助地方开始一些战争的善后工作。9月份在镇安开办了一所民众小学，为战后的失学儿童提供学习的机会。这时我已经满十岁了，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门，我想报名读书，父母商量说：“我家三代没有读书人，受了人家的多少欺负，现在光复了，就让他去读吧”，就这样，我成了我家的第一代读书人，跨进了民众小学的门。但是，战后条件很困难，学校开设在张家宗堂，没有桌凳，每人发给一块1尺5见方的木板，放在膝盖头写字，每人从家里抬一个小凳子去坐；开始找不到教师，就由部队上派几个有文化的军人来教书。课本是由部队用油印机印在棉纸上的小薄本子，字迹很不清楚。开课的第一天，就上薄本子上的第一课，课文的全文是：“第一课，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课文虽短，只有19个字，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一遍一遍地读，一遍一遍地背，一遍一遍地写。在我们受尽当奴隶的苦日子达两年多之后，来读这短短的课文，心中是多么地欣慰，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的就是这段课文，永远记住“我是中国人”。
　　
　　
　　　　　　　　　　　　　（作者系德宏州政协退休干部）